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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的保險險種相比,其特點優勢不突出,不能充分反映出科技創新過程中的風險保障。相應在保險公司的業務中,科技保險中的財產險比重較大。以人保財產保險武漢分公司為例,其財產險占到公司科技保險業務的75%[3],而真正涉及科技創新過程的保險業務量較少,有待進一步拓展。市場需求有限。高新技術企業投保的意愿不強,據有關調查顯示,高新技術企業參保的比率不足3%。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宣傳力度不夠,針對性不強,導致企業對科技保險了解不夠;二是部分企業認為科技保險與傳統的財產險區別不大,投保的意義不強。這也源于科技保險險種缺乏創新。三是科技保險保費過高,許多中小科技型企業尚處于創業階段,資金匱乏,缺少閑余資金投保。配套措施有待完善。科技保險在國內外都屬于新事物,發展時間短,沒有較為成熟的經驗可取。開展初期,保險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險種設計、費率厘定、損耗斷定以及理賠方面,經營成本較大,但往往收效甚微,業務拓展與期望存在一定差距,以致保險公司開展科技保險業務的積極性不強。政府的補貼及稅收優惠能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截至2011年,開展科技保險的地方政府均出臺了鼓勵發展科技保險的政策,但缺乏補貼細則,可操作性不強[4],同時由于補貼資金來自財政資金,部分地區存在惜補現象。
科技保險供需雙冷的經濟學分析
科技保險存在嚴重的供需不足問題,限制其支持高科技研究作用的發揮。要找出導致科技保險供需不足的原因,就要分析科技保險主體包括保險公司和科技企業參與科技保險的動機、條件與現實約束。下面分別從保險公司和科技企業的角度,利用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理論分析導致供需不足的根本原因,為相關決策建議提供依據。科技保險供給乏力商業保險公司的經營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公司會根據各險種的收益以及后續開發相關險種的投入決定其供給量。將保險公司的險種分為兩類,一類是科技保險,一類是非科技保險。科技保險的供給量和價格分別為Q1、P1,非科技保險的供給量和價格分別為Q2、P2,保險公司的收益函數為R=P1*Q1+P2*Q2,成本函數C=C(Q1,Q2),設保險公司總成本一定,為C=C0;保險公司的利潤f=R-C在總成本和產品價格一定的條件下,保險公司將依據利潤最大化原則有效分配資源。下面求保險公司利潤最大化的條件。設目標函數(式略)等式(3)即是保險公司利潤最大化的條件,其含義為科技保險與非科技保險產品的價格之比等于二者的邊際成本之比,即保險公司每種產品的邊際收益相等。就科技保險而言,作為一種特殊的險種,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是一種新產品,承保的風險大,收益低;由于保險經營要遵循大數法則,在其業務量有限的情況下,保險公司的風險和成本就會增加,使得保險公司的邊際收益下降。因而,從保險公司角度,由于邊際收益遞減原理,保險公司在初始階段不太情愿提供科技保險業務,保險公司會把有限的大部分資源用于發展其他相對成熟的險種,提高保險的邊際收益。目前科技保險處于初始階段,各方面準備工作有待完善,保險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開展工作,如設計新險種,宣傳拓展業務,開展理賠等,保險公司開展科技保險的動力不足。科技保險需求有限對于高新技術企業來說,高費率是制約科技保險需求的重要因素。高新技術企業處于創業階段,資金缺乏,雖然有保險需求但限于資金問題,往往選擇不投保。特別是對于和傳統保險區別不大的科技保險險種,投保的意愿更不強。下面從高新技術企業效用角度來分析。設企業效益函數為y(x)=y(x1,x2)x1代表科技保險數量,x2代表其他與經營有關的消費量。企業目前的資金總量為f,消費品的價格分別為p1,p2,該企業的預算約束為x1*p1+x2*p2=f。企業的決策是在既定的資金量下確定科技保險的數量以最大化目標函數h,(函數略)等式(6)是企業效用最大化的條件,每種支出的邊際效用與單位費用的比值相等,即企業在每一方面的支出的最后一元錢的邊際效用相等。對高科技企業而言,有限的資金主要用于技術研究、市場開發方面,較少用于科技保險支出。對企業而言,在資金、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技術研究和市場開發費用支出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更大,即,保險在更大的程度上成為一種不必要的支出,如果科技保險與傳統保險相比優勢不明顯,企業的需求更少,從而導致科技保險有效需求不足。
科技保險的外部性
科技保險具有生產和消費的雙重外部性特征。當企業購買科技保險時,費用由企業獨自承擔,而技術研究成功帶來的收益全社會都能享有,邊際私人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成本,而邊際私人收益小于社會邊際收益。同樣,當保險公司提供科技保險時,保障了企業研發的正常進行,科研成功會導致新產品價格的下降和更優質的服務,給社會帶來收益,但保險公司承擔了較大的經營成本和科研失敗的風險,在現階段保險公司獲得的收益小于社會收益。表示企業購買科技保險的外部效應。假設企業技術研究成功會導致產品W的成本下降。在沒有購買科技保險時,w的供給曲線是S1,需求曲線是D1,此時的消費者剩余是P1AP0,生產者剩余是P1AO。在企業購買了科技保險之后,降低科技保險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了企業科技研發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技術研發的成功,導致產品W供給增加,使供給曲線向右下方移動至S2,相應產品W的價格出現下降,均衡價格下降至P2,消費者剩余為P0BP2,凈增加P1P2BA;生產者剩余為P2BO;社會的總福利增加了,從P0AO增為P0BO,凈增加量為ABO。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企業購買科技保險所產生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而購買成本由企業獨自承擔,說明科技保險的消費具有正的外部性,導致企業投保的意愿不強。外部效應會導致資源配置失調。圖2表示了科技保險外部性引起有效需求變化的過程。企業購買科技保險的邊際私人收益為MPR,邊際社會收益為MSR,外部經濟效應使得MPR<MSR,邊際私人成本為MPC,邊際社會成本MSC等于邊際私人成本加上邊際外部成本,由于邊際外部成本為零,所以MSC=MPC。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的點就是最佳科技保險需求量。就社會而言,從企業角度而言,最佳的科技保險需求量是Q1。顯然,Q1<Q2,這就導致了科技保險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在Q2需求量下,社會實現了帕累托最優,但卻使企業承擔的保險成本增加,因而是企業不愿意承擔的。只有在給企業一定補償的條件下,企業才有可能增大保險需求到Q2,實現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同理可以從保險公司角度得到科技保險供給不足問題的原因同樣在于其外部經濟效應[5]。
關鍵詞:中國大學;科技園區;發展追溯
一、國內外大學科技園發展情況
(一)發達國家大學科技園的特色與經驗
1.美國著名的大學科技園
吳小玉的研究(2006)指出,大學科技園是在國際高技術競爭、各國相繼出臺大型高科技計劃、創新計劃及地區發展計劃的背景下,加強大學與工業聯系的一種空間形式。美國是這一形式的創始者和主要推動者。在美國科技園成功的激勵下,世界各國紛紛建立科技園區。20世紀70年代末期,科技園區開始在全世界迅速發展,20世紀80年代末期達到頂峰。據統計,到1990年,美、英、日、德、法等九個最發達國家已建立了220個科技園,其中有189個是在大學直接參與下發展起來的,占86%。
美國是大學科技園的誕生地。1951年在副校長弗雷德里克·特曼的推動下,在斯坦福大學校園內創辦了斯坦福研究園(StanfordResearchPark),研究園由于順應高科技產業化發展規律,最終外延和演化為今天舉世矚目的“硅谷”。斯坦福大學創辦園區起始動因,是以土地租金補貼學校經費,但客觀上達到了如下效果:(1)孕育了相當數量的高科技企業,如惠普公司、思科公司、硅谷圖文和生陽公司等。(2)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管理人才和企業家,推動了硅谷高科技產業的創新。(3)開創了產學研三位一體的新模式,將高校的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企業產品與直接生產力。(4)探索出適應當代科技發展的新途徑,開創了大學科學園建設的先河。
莊寧、楊小鵬研究(2005)的案例分析論述,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認為,大學不應只是進行學習和科研的“象牙塔”,更應該是學以致用的研發中心。因此,特曼積極投身于把研發成果向產業擴散、加強大學與工業界的合作當中。他認為,(1)斯坦福大學必須強大起來,在研發實力方面顯著提高,成為一所真正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全國研究型大學,發揮地區科技中心的輻射作用。因此,斯坦福積極吸引富有潛力的工程學教職工,同時擴大研究生培養規模,以使斯坦福的工學院躋身全美的最佳行列。(2)大學與當地公司必須進行實質性合作,建立起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相互依賴關系。斯坦福大學向當地公司開放大學課堂,鼓勵電子公司的工程師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研究生課程學習,同時也鼓勵教工和學生到企業界實踐,了解市場需求。(3)也是最重要的創舉,特曼協助并大力推進了斯坦福研究園的創立與發展。
斯坦福研究園創建后,1959年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政府的積極推動下,創建了以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為“地域頂點”的北卡羅來納三角研究園。
2.英國著名的大學科學園
自1997—2006年間,牛津大學發出專利許可約160項,以大學的專利成果為基礎,成立了五十多家高科技公司。僅2005年就有4家新公司進入科技園,其資金支持大多在100萬英鎊~1000萬英鎊之間。近幾年,盡管在全球經濟不十分景氣的情況下,牛津科技園仍保持著沒有一個公司失敗的記錄,遠高于全英科技園平均不足50%的成功率。
到2006年底,牛津大學周邊區域已形成了三個不同層次的高科技產業園區,分別是:大型的“MiltonPark”,中型的“MagdalenSciencePark”和小型的“BegbrokeSciencePark”(即牛津科技園)。這些園區和附近大學科技產業緊密結合、相互補充,形成了生機勃勃的產業帶。其中,牛津科技園作為新的經濟簇群,已經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同時,牛津科技園的建立不但為牛津大學提供了教學和科研的實踐基地,還把部分收益返回投資到學校的各項建設上,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牛津大學產學研結合,形成了互動多贏,綜合發展的新格局。
牛津科技園的定位和管理運作模式有四個特點:(1)促進大學專利成果轉化為生產力;(2)具有規范、高效的風險投資運作模式;(3)強化孵化器功能,提供寬松的環境和政策支持,以及優質化的配套服務;(4)創立“高校創業基金”,首創“工業和商業研究員”職位。
牛津科技園有不少成功之處,有三點比較關鍵:一是國家支持力度大;二是具有通曉高科技產業化的領軍人才;三是依托大學資源和人才優勢。
3.德國的大學科技園
德國經濟總能力位居世界第四位,其經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重視高新技術應用,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而大學科技園在其中就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德國大學科技園的迅速發展,主要起因于美國和英國的挑戰。與美英兩國相比,德國雖然起步較晚,1983年才建立第一個科學園區——西柏林革新與創新中心,但后期發展速度很快,是西歐科學工業園發展最快的國家。到2007年,全德國共有三百多個科技園區和孵化器,其中參加德國科技園和孵化器聯合會ADT的有181家。根據ADT對其成員的統計材料,現在園內企業共有7500多家,工作人員總計56萬多人,入園企業平均規模是75人,入園企業孵化成功率超過90%(李洪偉,2006)。其中,1984年創建的慕尼黑高科技工業園區是德國最為重要的鼓勵高科技創業發展的科技園區。
世界名校慕尼黑大學、慕尼黑工業大學、慕尼黑理工大學等都為慕尼黑高科技工業園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人才。這些學校的教學研究機構與科技工業園企業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幫助企業進行研發,又推動了科研成果的轉化。
德國大學科技園有五方面的特點:(1)政府直接參與大學科技園建設。德國政府為促進科技園區的迅速發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為高科技創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政府高度重視高科技產業開發,特別是在機械、電子和家用電器以及電子產業化方面,德國政府不斷加強機構建設,提高科技園區的管理水平。(2)以孵化創新企業和提高就業率為目的。科技園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孵化企業。據統計,德國入園企業孵化平均成功率超過90%;而一些尖端、有市場前景的研究成果則最受入園企業的關注,成功率更高些。(3)依托一流大學。張婕的研究(2001)認為,世界上的著名大學科技園都依托于著名大學,擁有一流科技園也成為一流大學的重要標志。德國300多所高等院校大多參與了各類科技園、孵化器或成果推廣中心的工作并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很多教師和科研人員同時也是高科技公司的骨干力量。(4)科技園服務體系完善。德國大學科技園為高新技術企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為企業和科研機構牽線搭橋,推動了企業創新,也為企業創新解除了后顧之憂。如海德堡科技園作為地區性孵化平臺,為企業提供辦公房屋、會議室、財務、管理、營銷、網絡、實驗設備、法律甚至幼兒園等方面的服務。(5)風險投資增長迅猛,風險基金退出多元化。德國政府采取了優惠的投融資政策、優惠的資本市場政策、優惠的稅收政策及吸引外來風險投資的優惠政策,由此,德國的風險投資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二)新興工業國家、地區和發展中國家大學科技園的實踐和借鑒
1.印度的班加羅爾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雖然現在和中國、巴西和俄羅斯一同被稱為世界“金磚四國”;但它的信息產業基礎設施薄弱,人均GDP低于中國,綜合國力也不強。
由于抓住了啟動時機,高度重視科技園的建設和發展;致使軟件產業發展突飛猛進,自1993年以來,軟件業年均增長速度為50%左右,是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軟件生產和出口國。
如今的班加羅爾科技園被稱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1991—1992年該園軟件出口僅為150萬美元,2000—2001年出口猛增至16.3億美元,十年內飆升了108倍;占印度全國軟件出口總額62億美元的26.3%。
班加羅爾科技園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周圍有印度理工大學、班加羅爾大學、農業科學大學、航空學院等12所綜合大學和70家技術學院的輸血滋養,每年培養出1.8萬名電腦工程師,使班加羅爾的軟件業發展有了技術和人才的依托與支撐。另外,政府的全力支持,更使科技園如虎添翼,企業趨之若騖。
班加羅爾科技園是典型的“大學科技園”,發展特點主要有五方面:(1)合理的園區選址。首先,這里是印度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集中地。有7所以理工科特別是計算機專業為主的班加羅爾大學、印度管理學院、拉吉夫·甘地醫科大學等,有292所高等專科學校和高等職業學校,有28所印度國家和邦一級的科研機構。較高的教育水平和大量的人才聚集使班加羅爾具備發展以信息產業為核心、以出口為導向的高科技城市條件。(2)完善的內部規范體系。在班加羅爾科技園內部,除了各項硬性的和強制性的規范制度外,誠信守約是各個軟件企業間相互合作、共同開發軟件項目所共同遵守的最起碼的游戲規則,“追求卓越”的職業精神也成為一個基本的工作原則。(3)政府的大力扶持政策。印度政府開始重視對科技園的投入和扶持,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1986年印度政府頒布《計算機軟件出口、發展和培訓政策》,廣泛鼓勵各種形式的合作與軟件職業培訓,直接促進了印度軟件產業的合資、合作與各種聯盟,尤其是在知識密集的班加羅爾,更是不惜大力投入高新技術人才和資金。(4)產學研合作緊密。印度的高校都設有董事會,董事會里有很多大公司的成員反映企業要求,教師隊伍中也有不少來自第一線的專家,教學內容與企業的需求和實踐聯系十分密切。與此同時,班加羅爾地區的大學也積極鼓勵和支持高校師生到該科技園中從事創新、創業活動。(5)注重交流與合作。首先,這體現在班加羅爾科技園與“IT金三角”中其他兩個科技園的合作,這對印度軟件業的發展起到了滾雪球的效應,不僅帶動了周邊經濟園區和其他科技園的發展,也對整個印度經濟的發展起到拉動作用。其次,是與全球知名企業或軟件強國合作。
2.愛爾蘭國家軟件園
據中國軟件行業協會(2006)資料顯示,愛爾蘭國土面積僅8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僅370萬,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愛爾蘭還是一個農牧業占相當比重的國家,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屬于“歐洲第三世界”。近二十多年來,愛爾蘭高度重視發展教育和科技,尤其在軟件設計與開發等領域形成了突出優勢。自1996年以來,軟件產業中的“黑馬”——愛爾蘭接連創造世界IT業的“神話”。根據2000年3月經合組織(OECD)公布的數據,1998年,愛爾蘭的軟件出口額即超過了美國和印度,居世界第一位。
愛爾蘭國家科技園始建于1984年,它使教育及科研機構和企業建立起密切聯系的紐帶,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提供必要的中介、孵化服務。目前,該園已有九十多家科研開發和生產的高技術企業。愛爾蘭國家科技園一直把軟件產業作為重要的經濟支柱看待。通過對專業應用人才的培訓、為欲設立企業的軟件人才提供支持、協助軟件公司進行技術研發工作、愛爾蘭駐海外機構積極為軟件公司開拓國外市場,四個方面體現出對軟件一貫支持的政策。
愛爾蘭軟件產業的最大特點是軟件本地化。其國家科技園基礎設施非常發達,電訊四通八達,加上愛爾蘭以英語為母語及愛爾蘭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受過良好教育的軟件專門人才,這就吸引了大量公司來愛爾蘭尋求發展,同時促成了愛爾蘭軟件本地化的發展。概括地講就是,國家科技園吸引跨國公司入駐愛爾蘭,利用本地人才進行本地化,促成愛爾蘭本土公司的建立和發展。
3.臺灣地區的新竹科學工業園
裴碩秋博士綜合中國學者王緝慈、鐘堅、吳林海、彭紀生等的研究,得出新竹科工園是在政府支持下發展起來的科技園區成功案例。
新竹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方面:(1)政府的支持。政府為園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管理機構設置、發展規劃制定和融資體系建立等方面都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2)知識資源的動力。新竹科技園區附近有臺灣地區的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和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等高校院所,這些校所科研力量雄厚,其研究領域與園區產業方向有很強的聯系,為園區的創新提供知識源泉。(3)制度保障。新竹科技園區內支持創新活動的制度不僅包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支持措施,還包括企業內部的一些激勵制度,如員工持股制度等,同時也包括有關知識轉移和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4)良好的社會資本。新竹科技園區有良好的創業精神,有很好的創新觀念和風氣,同時濃厚的業會文化也促進創新單元之間的溝通交流。(5)與硅谷地區的緊密聯系。新竹科技園區的很多員工來自硅谷,他們不僅帶來了硅谷的技術和信息,還帶來了硅谷地區創新創業的精神,這是新竹地區發展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關于中國典型的大學科技園情況
1.中國第一個大學科技園——東大科學園
1989年由東北大學創建的東大科學園,是中國最早大學科技園園區建設的實踐。當時東北大學校領導頂住校內外認為是“不務正業”的輿論壓力,抓住沈陽市興建高新開發區的有利時機,創造性地設立了東大科學園建設委員會和辦公室,認真制定了園區三年發展規劃。將計算機軟件等科研成果作為東大科學園的四個起步項目,在校園東部劃出80畝地進行孵化。二十多年過去了,經園區發展起來的高科技企業100多家。這些企業的龍頭——東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世界金融危機影響和遭遇四川汶川大地震其成都軟件園嚴重受損的情況下,2010年3月2009年度報告,報告顯示公司業績穩步增長,全年實現營業收入41.66億元,增長12.3%,凈利潤6.41億元,增長30.5%。現在東軟集團市值已達200億元人民幣,員工總數超過1.7萬人。
2.中國其他大學科技園
在東北大學進行了最早的創建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爭相興辦大學科技園,其中許多園區是大學和各地的高新技術開發區聯手設立的。比如武漢東湖高新區劃出建設用地及投入相應資金,與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農業大學共建東湖大學科技園。至今中國建有82個國家級大學科技園,并且還沒有將全國省市創辦的地方大學科技園統計在內;這些園區的作用意義逐漸被社會認同并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
3.大學科技園的變異與創新——虛擬大學的科技園
采用關鍵詞詞頻分析法,對1996-2011年中國知網學術文獻總庫中有關學科服務的論文進行關鍵詞統計分析,并從關鍵詞詞頻及詞頻年度變化的角度揭示學科服務的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從前50位高頻關鍵詞及其頻次可以看到:高等學校及高校圖書館是國內學科服務的主要陣地;對國家科學圖書館開展學科服務的實例介紹和研究也較多;10余年來學科服務工作的研究與實踐主要集中在學科服務的制度建設與反思、學科服務與信息服務和知識服務關系、服務模式、服務平臺、質量評價、隊伍建設等方面。
>>【關鍵詞】
學科服務 關鍵詞 計量分析 學科館員
學科服務是以學科用戶的信息需求和問題為驅動的,學科館員憑借其專業背景和圖書情報學知識及信息處理技能,依托本館文獻資源和技術支撐,為學科用戶提供深層次、個性化的文獻信息服務[1]。自1998年清華大學圖書館在國內率先建立學科館員制度以來,學科服務在我國已經開展了10余年,經歷了起步、反思、快速發展幾個階段。本文擬采用關鍵詞詞頻分析法,探討國內學科服務的研究熱點,揭示我國學科服務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數據與方法
檢索中國知網學術文獻總庫1996年―2011年有關學科館員或學科服務方面的文獻,檢索策略為“KY=‘學科館員' OR KY=‘學科服務' OR KY=‘學科化服務' OR TI=‘學科館員' OR TI=‘學科服務' OR TI=‘學科化服務’”,去除重復記錄、會議信息及一稿多投記錄后共檢出文獻2 954篇。套錄題錄信息,并利用VB編程提取題錄信息中的關鍵詞。合并同義、近義的關鍵詞后,再對經過處理的關鍵詞進行統計分析。
詞頻分析法是利用能夠揭示或表達文獻核心內容的關鍵詞或主題詞在某一研究領域文獻中出現的頻次高低,來確定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和發展動向的文獻計量方法[2]。某一關鍵詞在某一領域出現的頻次以及變化可反映該詞所表征的研究主題被關注的程度和發展趨勢。
統計結果
對規范化后的關鍵詞進行詞頻統計,關鍵詞平均詞頻為7.59次。本文列舉前50個頻次較高的關鍵詞(見表1)。表1中的關鍵詞主要有限定性關鍵詞、主題性關鍵詞兩類。限定性關鍵詞主要限定研究的范圍,以時間、地區等限制性名詞為多見,如高等學校、高職院校、圖書館、高校圖書館、高職院校圖書館、醫院圖書館、國家科學圖書館等。從這些關鍵詞及其頻次可以看到:高等學校及高校圖書館是國內學科服務的主要陣地;對國家科學圖書館開展學科服務的實例介紹和研究也較多。主題性關鍵詞主要反映文章的主題內容,除學科館員、學科服務、學科館員制度外,有信息服務、素質、考核評價、服務模式、知識服務、核心競爭力等。
3.1學科服務與信息服務、知識服務
信息服務、知識服務在有關學科服務、學科館員的文獻中屬于高頻關鍵詞,其中信息服務(含學科化信息服務)的詞頻是223次(信息服務213次,學科化信息服務10次)。2005年以后,該詞的詞頻基本保持穩定。知識服務(含學科化知識服務)的詞頻是77次(知識服務70次,學科化知識服務7次),其詞頻自2004年以后逐年遞增。表明信息服務、知識服務與學科服務關系密切。隨著國內學科服務工作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的關注力正在從學科信息化服務向學科知識化服務轉變,學科知識化服務將成為下一個研究熱點。部分文章探討了學科服務與信息服務、知識服務的關系。劉立騫等認為:信息服務注重信息資源的獲取和傳遞, 滿足于具體信息、數據或文獻的提供。它更多地體現了一種檢索和傳遞服務;知識服務則是面向內容、面向解決方案、面向知識增值的服務[3]。知識服務和信息服務有著明顯的區別,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特定用戶的需求,它們始終相互交織并存在于學科服務的全過程。不過目前圖書館學科知識服務的能力明顯較弱,張紅霞對高校圖書館知識服務現狀做了調查,結果表明:基于館際互借與文獻傳遞、新書通報和文獻檢索等傳統的信息服務仍然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專題情報檢索等服務相對比較薄弱,提供知識含量相對較高的、針對學科專業課題方面的深層次的知識服務的能力還比較欠缺[4]。
3.2學科館員素質要求、資格認證(行業準入)與隊伍建設
著名圖書館學家阮岡納贊認為: “一個圖書館成敗的關鍵還在于圖書館工作者。”學科館員是學科服務能否深入開展以及服務水平高低的關鍵性因素,因而學科館員的素質要求、資格認證與學科團隊建設也是眾多學者研究的熱點。如王運顯提出包括基本素質、知識素質、技能素質等3個一級指標、17個二級指標的學科館員素質指標體系,比較全面地概述了學科館員應具備的素質[5]。
學科服務對學科館員素質要求很高,國內的學科館員很難達到要求,直接影響到學科服務的效果。學科服務起源于西方發達國家并在歐美等國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于是便有學者對國內外學科館員素質進行了對比研究。符瑞銳研究表明: 歐美等國實行了圖書館專業人員資格認證制度,從制度的角度確保了圖書館專業人員的素質。如美國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都要求專業館員必須具有ALA承認的學院或系頒發的信息學碩士學位[6]。而國內圖書館學科館員的素質則參差不齊,既具有學科背景又有圖書情報專業背景的學科館員數量相對較少。因此,學者們呼吁在我國盡早建立圖書館專業人員資格認證制度,全面提高專業人員的素質。
學科服務工作在我國已經開展了10余年,對于如何建立一支人員構成、知識結構、能力結構、學歷和職稱結構、年齡結構合理的學科館員隊伍等問題的研究已迫在眉睫。袁紅衛、潘芳蓮等分析了我國學科館員隊伍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制定學科館員隊伍建設戰略規劃;通過管理創新,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優化人員結構;建立學科館員的選聘和競爭機制;建立學科館員的教育、培訓制度;建立健全學科館員的考評和激勵機制等[7-8]。
3.3學科服務質量評價
學科服務質量評價是通過制定科學、合理的評估指標體系,選擇適當的方法和程序,對學科服務過程和結果進行價值判斷。依據被評價主體的不同,可分為學科服務質量整體水平評價、學科團隊服務質量評價、學科館員服務質量評價。有關學科服務質量評估的關鍵詞在2007年以后出現的頻次較高,說明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大致從理論研究、評估指標體系制定、評估方法3個方面展開。
理論研究主要涉及學科服務質量評價的必要性、目的、意義、作用、評估指標體系制定的原則等。多數學者認為在制定評估體系時應堅持科學合理、全面系統、客觀性、定性定量相結合、易操作性等原則。蔣家紅則認為評價體系的構建應遵循循序漸進原則、因館制宜原則、個性化原則[9]。
學者們依據學科服務的內容、特點,借鑒和利用360度反饋評價法、平衡記分卡法、Libqual+TM、梯度評價法、層次分析法、模糊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熵權+層次分析法等方法,建立了多個評價指標體系。武三林認為可以從“德、能、勤、績、研”5個方面對學科館員進行考核評價[10]。徐愷英將平衡記分卡法應用于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的績效評估,把學科館員的業績評估分為學習與成長、內部流程、用戶(讀者)滿意度、信息利用4 個部分[11]。
大多數學者基本上從人員素質(綜合知識、能力、主動性)、工作業績、服務效果、服務環境等方面入手建立考評體系。這些考評體系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但也有不足,主要表現在:①指標比較繁雜,不易操作,沒有結合學科館員的特點及工作實際。如大多數評價指標體系都偏重于學科館員工作量的測評,忽視了對學科服務所產生的信息產品的質量評估;學科服務工作的內容具有不確定性,它賦予了學科館員更多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然而大多數評價指標體系忽略了學科館員的服務創新。②忽視了評價主體對評價結果的影響。目前學科服務質量評價的主體一般是館領導和學科用戶。學科館員服務的學科用戶不同,評價的結果自然會受到影響。③目前的評價體系過分強調了服務質量的評價,忽視了評價結果的反饋。
3.4學科服務模式
服務模式在2005-2007年為低頻關鍵詞,詞頻為1-3,2008后該詞出現的頻率較高,詞頻為11-27。這一變化說明學科服務的模式已成為近年來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學科服務在我國已經開展了10余年,此時對各館學科服務的實踐進行總結歸納,形成學科服務模式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眾多學者認為,學科服務模式主要有學科分館模式、學科館員-圖情教授模式、學科館員直接服務模式等。歐美國家很多大學組建了學科圖書館,支持特色資源建設和學科個性需求。我國部分高校將院系資料室建設成為面向教師用戶的學科分館,主要職責是用戶需求聯絡、參與文獻建設服務全過程、提供個性化服務等。學科館員―圖情教授模式是國內大多數圖書館采用的服務模式,盡管它有便于院系聯系、易于打開局面等諸多優點,但其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表現為對圖情教授的依賴較大。學科館員直接服務是一種雙向的主動服務模式,它減少了圖情教授中介這一環節,直接為院系教師提供服務。國外高校圖書館均采用此種服務模式,但在國內由于院系配合不夠、人員素質不高、人手有限等因素的影響,工作開展難度很大,服務效果不明顯。因而有學者認為學科館員―圖情教授模式是現階段我國學科館員制度不成熟條件下的有效服務方式,具有很強的實用性[12]。隨著學科用戶信息需求的日益多樣化,單憑某一個學科館員已經很難滿足學科用戶的需求,因而有學者提出了團隊式工作模式,即組建由多種類型人員組成的工作團隊, 分別負責學科聯絡、知識組織、情報研究、個性化服務等任務,在協同工作的基礎上提供系統化、深層次的學科服務[13]。
3.5學科館員的定位與工作職責
學科館員稱謂很多,比如聯絡館員、學科參考館員、學科目錄學家、學科專家館員等。不同的稱謂意味著學科館員在學科服務中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擔的職責是不同的。在學科館員角色定位上的模糊認識,勢必會影響學科服務工作的有效開展,因而學科館員角色定位及其相應的工作職責也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目前大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學科館員的角色定位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即學科信息聯絡員、學科服務館員(學科參考咨詢館員)和學科信息專家。也有研究者把基于圖書館與用戶的聯絡人、用戶信息素質培訓者、參考咨詢館員角色的學科館員稱為“第一代學科館員”,把以融入一線、嵌入過程為主要特征的學科館員稱為“第二代學科館員”。與學科信息聯絡員這一角色對應的工作職責主要是學科資源建設、院系聯絡、用戶宣傳和培訓等。與學科服務館員角色對應的工作職責除學科信息聯絡員工作職責內容外,還包括對學科資源的評估、提供參考咨詢、制作學科導航、參與教學科研等。學科信息專家的工作職責主要是學科文獻信息研究、學科發展研究、跟蹤學科發展的前沿動向和研究任務,編輯學科動態與研究指南等。胡琳等學者對比分析了國內外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的角色及工作職責,認為國內學科館員工作職責定位存在失誤,并提出學科館藏資源建設是學科館員首要的工作職責[14]。李更良則認為學科館員應更加關注學科用戶研究、學科信息研究、學科發展研究、參與教學科研工作等,而不應當承擔本應由參考館員、采訪人員以及書刊流通人員承擔的工作[15]。漆俐紅等則認為:省屬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的角色定位應為“聯絡、導航、教育”[16]。總之,各館可根據自身的館藏特點、人員素質等因素明確學科館員的角色定位和工作職責。
3.6學科服務平臺
與學科服務平臺相關的關鍵詞有Web 2.0、博客、RSS、維基、微博、學科導航等。學科服務平臺是學科館員向學科用戶推送學科信息、介紹學科資源、解決個性化問題、交流溝通的虛擬服務平臺。有的大學圖書館自行開發了學科服務平臺,如上海大學圖書館利用各類開源軟件開發了基于Web 2.0的學科服務知識平臺,建立即時通訊、學科博客、學科維基、新聞聚合和學術機構庫等子系統;沈陽師范大學圖書館于2007 年立項建設圖書館學科服務內部管理系統,該系統主要用于學科用戶檔案的收集和保存、學科服務相關信息的管理、學科館員交流、學科服務工作統計等。有的大學圖書館直接引進國外成熟軟件Libguides作為學科服務平臺,如上海交通大學等。也有圖書館利用Web 2.0的某一技術開展學科服務。如華中科技大學利用博客作為學科服務平臺、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開發了基于RSS的科技信息聚合系統等。盡管這些平臺大部分都是利用Web2.0技術開發的,但服務效果不明顯,學科用戶訪問量不大、讀者參與的熱情不高。李慧美等認為,圖書館應借鑒豆瓣網成功形成由用戶為主體的社會網絡關系和用戶資源所構成的知識網絡的經驗,改進學科信息服務平臺[17]。盡管學科導航已運行多年,但真正實施得比較好的大學圖書館卻屈指可數。有些圖書館僅把它作為揭示免費資源的工具、已購數據庫的補充。因而有學者提出學科導航應以學科為單位, 以本館所購買或租賃的各類資源為主, 以因特網上的相關學術資源為輔, 進行收集、評價、分類、組織和整理, 建立分類目錄式資源組織體系,為教學科研提供全面詳細的學科資源指引[18]。部分文章也對利用博客、RSS、維基開展學科服務提出了建議。如利用Blog+RSS技術,建立新聞、導讀及培訓博客、學科信息導航博客、信息咨詢服務博客、專業及學術博客,還可在博文欄目設置中增設學科教師或研究生博客推薦欄,主動鏈接學科教師和學科研究生博客;利用wiki技術建立學科館員交流平臺;通過整合博客資源形成學科知識庫、百科工具書等。
3.7學科服務、學科館員制度與圖書館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學科服務領域的高頻關鍵詞之一,詞頻是17次,說明學科服務與核心競爭力有一定聯系。圖書館核心競爭力是指高校圖書館在社會中的獨特競爭優勢, 是維持高校圖書館存在和保障圖書館發展的獨特的、外界不易掌控的能力,主要體現在文獻信息資源優勢和創新服務能力兩個方面。學科服務是近年來圖書館界開展的創新之一,是針對學科用戶開展個性化、知識化服務的有效方法和途徑。學科館員制度的建立以及學科服務工作的開展將對圖書館產生深遠的影響,因而不少學者把學科服務工作提升到圖書館核心競爭力的戰略高度。
1)生物學、化學、物理學占據上海自然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的主導地位。
上海自然科學領域中生物學、化學、物理學分別名列前三位,占據上海自然科學領域學科發展的主導地位。排在后面的依次為信息與系統科學、地學、數學、天文學和力學。除生物學、化學、物理學三個學科科技發展的主成分得分為正外,其他五個學科科技發展的主成分得分均小于零,表明上海自然科學領域的多數學科的科技發展低于整體水平(見表1)。
表1 上海自然科學領域學科發展的綜合評價
投入
產出
綜合
排序
生物學
1.7461
0.98206
1.79619
1
化學
0.87113
1.18576
0.83031
2
物理學
0.81642
1.32005
0.76775
3
信息與系統科學 -0.41952 -0.77932 -0.37558 4
地學
-0.54201 -0.6447
-0.52783 5
數學
-0.71232 -0.20092 -0.7645
6
天文學
-0.88765 -1.14172 -0.84543 7
力學
-0.87214 -0.7212
-0.8809
8
2)上海自然科學領域的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在全國具有明顯優勢,但與北京差距明顯。
在自然科學學科中,上海除地學外,其他學科國際科技論文數均進入前三名,其中數學、力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六個學科在大陸排名第二(僅次于北京),信息與系統科學國際科技論文數排在北京、湖南之后,名列第三(見表2)。雖然上海自然科學領域各學科國際科技論文數均位居前列,但與北京相比,差距明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天文學外,上海其他學科國際科技論文數均不足北京的1/2。在國內科技論文方面,上海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力學、物理學、化學、信息與系統科學、天文學和生物學有明顯優勢,數學與地學國內科技論文未能進入前三名(見表2)。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數學外,上海其他學科國內科技論文均不足北京的1/2。
表2 2001年自然科學領域各學科國際國內前三名地區
國際論文
國內論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數學
北京 上海 江蘇
北京 江蘇 湖北
力學
北京 上海 陜西
北京 上海 陜西
信息與系統科學 北京 湖南 上海
北京 湖北 上海
物理學
北京 上海 江蘇
北京 上海 安徽
化學
北京 上海 江蘇
北京 上海 江蘇
天文學
北京 上海 江蘇
北京 江蘇 上海
地學
北京 湖北 江蘇
北京 江蘇 湖北
生物學
北京 上海 湖北
北京 廣東 上海
資料來源:2001年度中國科技論文統計與分析(年度研究報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2,23-24。
3)知識流動不足、系統失靈是制約上海自然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的瓶頸。
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的效率,就其實質而言,是新的知識在一個系統中創造、流動和利用的效率。它取決于諸創新要素的創新動力、能力和互相之間相互作用的效率。而決定創新要素的創新動力、能力和互相作用則取決于經濟科技制度的安排,政策體系的設計,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和創新文化的氛圍。建設知識創新體系,提升學科建設與科技發展能力的關鍵是通過制度、政策和環境的作用,提高創新各要素的創新動力、能力和達到創新目標的要素間的互動。從本質上看,創新體系是由存在于企業、政府和學術界的關于科技發展方面的相互關系與交流所構成的。在這個系統中,相互之間的互動作用直接影響著創新的成效和整個經濟體系。創新體系的核心內容是科學技術知識的循環流轉。表3所示上海自然科學領域R&D項目按項目合作單位分組情況,2/3左右的項目為獨立完成,表明知識流動不足、系統失靈成為制約上海自然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的瓶頸,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速知識流轉、戰勝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中的系統失靈是上海自然科學領域知識創新體系建設面臨的長期任務。
表3 上海自然科學領域R&D項目按項目合作單位分組情況
項目數 項目參加人員全時當量 科學家和工程師 項目經費支出
與境外機構合作
114
343
275
5122
與國內高校合作
127
305
221
7258
與國內獨立研究院所合作
107
243
177
2526
與境內注冊外商獨資企業合作 38
127
118
2360
與境內注冊其他企業合作
915
2103
1895
25427
獨立完成
2545
4408
2707
32311
其他
26
124
102
1384
資料來源:上海市全社會R&D資源清查工作小組。上海市R&D清查數據匯編,2001,72。
2 上海工程與技術領域科技發展的學科結構與績效評價
1)學科在國內的比較優勢。
在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20個學科的國際科技論文排名中,北京包攬了20個學科的第一名,上海只有材料科學、冶金與金屬學、機械與儀表、動力與電氣、電子通訊與自動控制、計算技術、化工、土木建筑、交通運輸9個學科排名第二(僅次于北京),上海能源科學技術和環境工程兩個學科國際論文排名第三(見表4)。
表4 2001年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各學科國際國內前三名地區
國際論文
國內論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工程與技術基礎學科 北京 河北 山西
北京 陜西 江蘇
測繪科學技術
北京 四川 陜西
北京 湖北 江蘇
材料科學
北京 上海 遼寧
北京 上海 陜西
礦山工程技術
北京 江蘇 湖南
北京 湖南 江蘇
冶金、金屬學
北京 上海 遼寧
北京 遼寧 上海
機械、儀表
北京 上海 陜西
北京 江蘇 陜西
動力與電氣
北京 上海 江蘇
北京 湖北 陜西
能源科學技術
北京 湖北 上海
北京 山東 黑龍江
核科學技術
北京 安徽 四川
北京 四川 甘肅
電子、通信與自動控制 北京 上海 陜西
北京 陜西 上海
計算技術
北京 上海 江蘇
北京 江蘇 上海
化工
北京 上海 湖北
北京 江蘇 上海
輕工、紡織
上海 北京 四川
北京 廣東 上海
食品
北京 江蘇 廣東
廣東 浙江 江蘇
土木建筑
北京 上海 江蘇
北京 上海 江蘇
水利
北京 湖北 江蘇
湖北 北京 江蘇
交通運輸
北京 上海 江蘇
北京 上海 湖南
航空航天
北京 陜西 黑龍江
北京 陜西 江蘇
環境
北京 江蘇 上海
北京 江蘇 上海
安全科學技術
北京 湖南 安徽
北京 湖南 江蘇
資料來源:2001年度中國科技論文統計與分析(年度研究報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2,23-24。
在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20個學科國內科技論文排名中,北京有18個學科排名第一,只有食品和水利分別由廣東和湖北名列第一,而上海只有9個學科進入前3名,其中材料科學、土木建筑、交通運輸3個學科名列第二,冶金與金屬學、電子通信與自動控制、計算技術、化工、輕工與紡織、環境工程名列第三(見表3)。
2)上海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上海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中占據科技發展主導地位的8個學科依次是電子通信與自動控制、機械與儀表、航空航天、材料科學、化工、計算技術、動力與電氣、交通運輸。上海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科技發展最為薄弱的5個學科是測繪科學與技術、水利、礦山工程技術、安全科學技術和食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3的學科科技發展的主成分得分小于零,表明上海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60%的學科科技發展低于平均水平(見表5)。
表5 上海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學科發展的綜合評價
投入
產出
綜合
排序
電子、通信與自動控制
2.93105
2.48946
2.96681 1
機械、儀表
1.38674
0.06872
1.29458 2
航空航天
1.16586
-0.81414 0.98384 3
材料科學
0.57576
1.29195
0.67626 4
化工
0.61197
0.94682
0.66216 5
計算技術
0.35117
1.86971
0.51358 6
動力與電氣
0.49477
0.42028
0.50252 7
交通運輸
0.45473
-0.19787 0.40005 8
土木建筑
-0.32659 0.6906
-0.23377 9
工程與技術基礎學科
-0.26822 -0.66067 -0.31811 10
冶金、金屬學
-0.46472 0.25968
-0.40773 11
輕工、紡織
-0.46716 -0.475
-0.47954 12
環境
-0.69617 -0.31043 -0.67619 13
核科學技術
-0.72349 -0.79265 -0.75082 14
能源科學技術
-0.79072 -0.50098 -0.78198 15
食品
-0.76882 -0.90066 -0.80184 16
安全科學技術
-0.81005 -0.84276 -0.83462 17
礦山工程技術
-0.8642
-0.85314 -0.88633 18
水利
-0.89218 -0.8347
-0.91028 19
測繪科學技術
-0.89975 -0.85423 -0.91858 20
3)上海工程技術領域科技論文產出與北京差距懸殊。
在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國際科技論文方面,上海排在前3名的11個學科中,除材料科學與土木建筑兩個學科外,冶金與金屬學、機械與儀表、動力與電氣、電子通信與自動控制、計算技術、化工、交通運輸、能源科學技術和環境工程9個學科的國際科技論文數均不足北京的1/2。
在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國內科技論文方面,上海進入前3名的9個學科,除材料科學、輕工與紡織兩個學科外,土木建筑、交通運輸、冶金與金屬學、電子通信與自動控制、計算技術、化工、環境工程等7個學科國內科技論文均不足北京的1/2。
4)加強產學研合作、戰勝系統失靈是上海工程技術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面臨的基本任務。
表6所示上海工程技術領域R&D項目按項目合作單位分組情況,70%左右的項目為獨立完成,表明知識流動不足、系統失靈成為制約上海工程技術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的瓶頸,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產學研合作、戰勝系統失靈是上海工程技術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面臨的基本任務。
表6 上海市工程與技術科學領域R&D項目按項目合作單位分組情況
項目參加人
項目數 員全時當量 科學家和工程師 項目經費支出
與境外機構合作
201
3341
2169
74523
與國內高校合作
437
1762
1415
21865
與國內獨立研究院所合作
644
3021
1745
24587
與境內注冊外商獨資企業合作 94
854
608
19073
與境內注冊其他企業合作
1431
4551
3454
52744
獨立完成
6934
22836
15879
219665
其他
293
1592
1198
10703
資料來源:上海市全社會R&D資源清查工作小組。上海市R&D清查數據匯編,2001,75。
3 上海農業科學領域科技發展的學科結構與績效評價
1)農學和水產學占據上海農業科學領域中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的主導地位。
上海農業科學領域中占據科技發展主導地位的學科是農學和水產學,林學、畜牧與獸醫科學相對薄弱(見表7)。
表7 上海農業科學領域學科發展的綜合評價
投入
產出
綜合
排名
農學
1.21943
1.45978
1.26327
1
水產學
0.28854
-0.26992
0.2164
2
畜牧、獸醫科學 -0.3714
-0.38479
-0.37749 3
林學
-1.13657
-0.80507
-1.10218 4
2)上海農業科學領域各學科與國內先進地區有相當差距。
在農業科學領域4個學科國際科技論文排名中,北京的農學和林學、甘肅的畜牧獸醫、湖北的水產學國際科技論文排名第一,上海在農業科學領域各學科國際科技論文無一進入前3名(見表8)。在農業科學領域4個學科國內科技論文排名中,北京的農學、浙江的林學,江蘇的畜牧獸醫、山東的水產學國內科技論文排名第一,上海在農業科學領域各學科國內科技論文無一進入前3名(見表8)。無論是國際科技論文、還是國內科技論文,上海農業科學領域各學科與國內先進地區都有相當大的差距。
表8 2001年農業科學領域各學科國際國內科技前三名地區
國際論文
國內論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農學
北京
浙江
江蘇
北京 江蘇 浙江
林學
北京
黑龍江 安徽、福建、 浙江 北京 福建
廣東、陜西
畜牧、獸醫科學 甘肅
云南
北京
江蘇 北京 甘肅
水產學
湖北
山東
廣東
山東 廣東 福建
資料來源:2001年度中國科技論文統計與分析(年度研究報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2,23-24。
4)知識流動不足是上海農業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相對薄弱的重要原因。
表9所示上海農業科學領域R&D項目按項目合作單位分組情況,64%的項目為獨立完成,表明知識流動不足是上海農業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相對薄弱的重要原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產學研合作、戰勝系統失靈是加強上海農業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
表9 上海農業科學領域R&D項目按項目合作單位分組情況
項目數 項目參加人員全時當量 科學家和工程師 項目經費支出
與境外機構合作
24
46
38
229
與國內高校合作
25
72
45
613
與國內獨立研究院所合作
48
86
68
442
與境內注冊外商獨資企業合作 2
5
4
18
與境內注冊其他企業合作
69
124
99
506
獨立完成
312
420
269
3716
其他
9
8
3
25
資料來源:上海市全社會R&D資源清查工作小組。上海市R&D清查數據匯編,2001,73。
4 上海醫藥科學領域科技發展的學科結構與績效評價
1)上海醫藥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在全國具有明顯優勢,但與北京仍有相當差距。
在醫藥科學領域6個學科國際科技論文排名中,北京的預防醫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中醫學四個學科排名第一,上海的藥物學和特種醫學兩個學科排名第一。此外,上海的基礎醫學、臨床醫學排名第二,中醫學排名第三(見表10)。在醫藥科學領域國際科技論文方面,上海除藥物學和特種醫學外其他4個學科與北京均有一定的差距。
表10 2001年醫藥科學領域各學科國際國內前三名地區
國際論文
國內論文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預防醫學 北京 浙江、廣東
北京 廣東 上海
基礎醫學 北京
上海
廣東
北京 廣東 上海
藥物學
上海
北京
江蘇
北京 廣東 上海
臨床醫學 北京
上海
廣東
北京 廣東 上海
中醫學
北京
云南
上海、江蘇 北京 廣東 江蘇
特種醫學 上海
北京
廣東
北京 陜西 上海
資料來源:2001年度中國科技論文統計與分析(年度研究報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2,23-24。
國內科技論文排名中,北京包攬了6個學科國內科技論文的第一,上海除中醫學國內科技論文未進入前三名外,預防醫學、基礎醫學、藥物學、臨床醫學和特種醫學國內科技論文均排名全國第三(見表11)。在醫藥科學領域國內科技論文方面,上海6個學科與北京均有一定的差距,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醫學和特種醫學國內科技論文不足北京的1/2。
表11 上海醫藥科學領域學科發展的綜合評價
投入
產出
綜合
排名
臨床醫學
1.495
1.583
1.56579 1
藥學
0.89727
-0.15227 0.79183 2
基礎醫學
-0.33507 0.84777
-0.246
3
中醫學與中藥學
-0.21555 -0.8431
-0.27284 4
預防醫學與衛生學
-0.69136 -0.64275 -0.70052 5
軍事醫學與特種醫學 -1.1503
-0.79264 -1.13826 6
2)上海醫藥科學領域中占據科技發展主導地位的學科是臨床醫學和藥學。
上海醫藥科學領域中占據科技發展主導地位的學科是臨床醫學和藥學,中醫學與中藥學、基礎醫學、預防醫學與衛生學、軍事醫學與特種醫學科技發展相對薄弱。
3)知識流動不足是影響上海醫藥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的制約因素。
表12所示上海醫藥科學領域R&D項目按項目合作單位分組情況,85%的項目為獨立完成,表明知識流動不足是上海醫藥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相對薄弱的重要原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產學研合作、戰勝系統失靈是加強上海醫藥科學領域科技發展與學科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
表12 上海醫藥科學領域R&D項目按項目合作單位分組情況
項目參加人
項目數 員全時當量 科學家和工程師 項目經費支出
與境外機構合作
37
124
114
7510
與國內高校合作
142
258
170
1607
與國內獨立研究院所合作
113
234
171
1921
與境內注冊外商獨資企業合作 6
10
7
119
與境內注冊其他企業合作
97
195
166
2343
獨立完成
3074
4857
3192
20038
其他
139
125
利研合作是科學工作者為了生產新的科學知識或實現各自的科研目標而進行的協同互助的科學活動。本質上是一種資源共享方式,既包括智力、知識、聲譽的分享,也包括資金、設備資源的分享。科研合作的最終效應是使得科學知識的產出得到快速發展。國際科研的效應則是促進體育科研資源在國際范圍內的流動和共享,促進的是合作國的體育科研論文產出數量。我國作為科技新興國家,為了縮小與科技強國的差距,提高我國科技競爭力,應當充分合理地利用國際合作這一途徑,拓展國際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隨著交流途徑的拓展、溝通方式的便捷,國際合作已經成為當今科研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引起高度重視,國際合作可以帶動和影響我國科研水平的整體提升。
發展現狀也顯示,雖然我國國際體育科研從論文總量和被引總量來看與歐美主要國家還存有較大差距,但國際合作比例則一直處于該學科領域較高水平,16年來國際合作論文的比例始終保持在40%以上,說明國際合作一直是我國國際體育科研重要的組成部分。除此以外,我國的國際合作覆蓋面不斷擴大,從最初的6個國家擴展到54個國家。而我國國際體育科研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國際合作范圍雖廣,但布局過于集中,與美、英、澳、加4國的合作論文量占到了72%。另外一個問題是表現出單向合作傾向,與主要合作國的合作深度不夠,合作論文量占被合作國論文總量的比例過低。面對這一合作局面,我國應繼續加大國際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在擴增合作國家的同時,加強與現有主要合作國的合作深度,開拓更多的合作機會和合作項目,并且努力提升同一科研項目下的科研產出,豐富國際合作的實際成果。
2 以國際合作推動我國體育科研的國際影響力
國內外許多學者通過統計分析和績效評價均發現,在許多學科領域,國際合作論文比非國際合作論文具有更高的平均被引率。其主要原因是國際合作促進了資源和技術的優化組合,充分發揮了各國學者的自身優勢,科研成果水平的優越性自然引起國際同行更多的關注。其次,相關研究也發現,國際合作論文的篇均作者數量明顯多于非國際合作論文,出現10人以上大群體作者的概率高,借助于這些作者群體的科研影響力也導致科研成果影響面大于非國際合作論文。
本研究中,與大多數國家合作的期刊影響因子高于非國際合作的期刊影響因子,說明國際合作更多地瞄準高水平體育期刊平臺,這些發表在國際期刊的論文對提高我國體育科研成果影響力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在產生的實際影響力方面,我國國際合作論文的篇均被引頻次高于無國際合作論文1.7次,且大部分國際合作論文得到了高于發表期刊平均水平的被引率,表明我國國際合作論文確實引起了更多同行的關注,而且是超平均水平的表現。此外,國際合作論文的作者群體更加龐大,3一7位作者成為主流,而無國際合作論文的作者數量大多低于4位。國際合作為更多國內學者提供了國際同行交流的機會,也為未來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打下了基礎。
3 以國際合作帶動我國國內體育科研實力的提升
國際合作的目的除了增加對外交流外,更重要的作用是改善國內科研環境和氛圍,培養國內科研人才,提升自身科研實力通過國際合作我國學者可以學習到國外先進的科研方法和理論知識,接觸到先進的科研資源,包括科研設備、數據資源等。尤其是可以借鑒國外開展科研的思路和合作的方式等經驗,用于改善國內科研現狀,提升我國科研軟實力。有學者對開展國際科研合作的作用、做法和問題進行過總結,其中建設良好的國內科研環境和科研機制,培養一批高水平科研人才是國際合作的最終目的。除科研能力外,國際合作還培養了我國學者熟練使用英語學術語言的能力,為交流和展示更多的國內優秀體育科研成果提供了便利。
本研究分析了國際合作帶動我國國內科研實力的現狀。我國國際體育科研論文中無國際合作論文的比例近幾年在小幅增加,2015年接近60%的論文屬于國內學者獨立完成,而高被引論文中這一比例的增加幅度更加明顯。國際合作論文中我國學者的通信作者比例也已經超過了40%。國際合作的帶動效應已經體現出來,我國體育學者的自主科研成果正逐步被國際期刊平臺接受,影響力也在持續擴增。國內科研成果雖然沒有國際學者的實際參與,但知識點不應局限在國內領域,通過增加與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分析討論也可以拓展實際影響力。尤其在引用行為方面,我國學者需要增加對國際學術規則的熟悉和運用,加大對自身科研成果的肯定,以及與國際學術核心成果的鏈接,這些都是提升領域內影響力的合理途徑。
4 以國際合作增進國際體育科研領域的話語權
本報訊 (記者李鐵錚)昨天,2010年中科協科技期刊發展報告,報告指出,科研評價導向失當導致我國優質論文大量外流。
報告顯示,中國論文外流現象正在逐年加劇。研究數據表明中國作者發表的SCI論文中絕大部分投向了國外期刊。根據數據統計,2007年中國發表在國外期刊上的SCI論文數量,比2004年增長近一倍,而發表在國內期刊上的論文增長不到40%。
報告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國內科研評價失當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重視論文數量、期刊影響因子、核心期刊的“指揮棒”下,科研人員為了應對各種考核評價,研究生為順利獲得學位,他們對的追求已不僅僅是為了學術交流的需要。為了追求在高影響因子期刊,我國學者投稿首選國外高影響力期刊,造成優秀稿件外流。長此以往,國內期刊無法獲得優秀科研成果的首發權,內容質量和學術影響力難以提高。更為嚴重的是,匯總過的優秀科研成果不能為國內同行首先獲悉,反而需要支付高昂的費用回購這些論文資源。
英文名稱:Guangxi Journal of Light Industry
主管單位:廣西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辦單位:廣西輕工業科學技術研究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3-2673
國內刊號:45-1165/TS
郵發代號:48-123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4
期刊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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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廣西輕工業》(月刊)創刊于1984年,是由廣西壯族自治區經濟委員會主管,廣西輕工業科學技術研究院、廣西輕工協會主辦的優秀學術期刊。國內外公開發行。系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源刊、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期刊、中國科技期刊數據庫收錄期刊、萬方數據庫收錄期刊。 本刊雜志內容豐富、權威性高、可讀性更強,是行業內科研人員、大中專院校師生發表職稱論文、學位論文和畢業論文的好平臺。
關鍵詞: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04-0114-02
學術期刊是科研人員進行學術交流的一個重要平臺,雖然當今自媒體高度發展,但它依然是科研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我國是世界科研大國之一,每年的科研論文數量僅次于美國,排名世界第二位,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也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1-2]。科技期刊的學術質量已成為科研論文學術水平的一個重要參考。我國科技期刊數量眾多[3-6],但其中能夠成為精品、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期刊數量不多,我國科技期刊的整體發展水平明顯滯后于科研的發展。優秀科研論文稿源的嚴重流失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因,但問題深層次的根源是國內對科技期刊評價主要依賴于CSCI、EI、 SCI等評價體系。為了擺脫國內學術期刊評價的這種窘境,國家于2012年立項,由中國學術期刊電子雜志社與清華大學圖書館聯合成立的中國學術文獻國際評價研究中心,承擔和建立“中國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以下簡稱“評價體系”)[7-8],對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進行客觀公正評價,以解決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瓶頸問題。然而,對中國國際影響力提升而言,這僅是萬里的第一步,這個評價體系的成功還取決于其評價方法的完善程度、推介力度和相關政策的支持[9-12]。
一、“評價體系”尚需完善
(一)評價方法有待改進
“評價體系”的建立為我國科技期刊學術水平的客觀公正評價及實現“走出去”戰略提供一個很好平臺,但在科技期刊評價以SCI等為主體的今天,我們自己的“評價體系”要獲得普遍認可,必須盡快自我完善。目前,“評價體系”的指標只有一個,即國際影響力指數,它是基于“科技期刊辦刊又大又好”這一思路,對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兩個指標歸一化后進行向量平權計算。這種方法雖然簡便,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影響因子只能說明期刊近兩年的影響力,反映不了其他年份的影響;總被引頻次與辦刊年限、刊文數量等密切相關,辦刊年限和/或刊文數量少的期刊不占優勢,即使用期刊量效指數對遴選結果進行修正,這些因素的影響依然沒有擺脫,畢竟歸一化所用的最大和最小值是組內數據的最大和最小值,這兩個值與特定期刊的辦刊年限、刊文數量無關。因此,“評價體系”至少在方法上還需改善。此外,對于學術期刊質量的優劣,最有發言權的是廣大的讀作者,因為他們是最了解當前科研發展動態及相關期刊與之的契合度;而數字化的評價只能說明期刊刊發的文章被引用的情況,不能反映其對學科發展的貢獻。因此期刊學術影響的評價應該有不同學科研究者的參與,畢竟學術期刊是為他們服務的,他們最知道需要什么樣的期刊。
(二)TOP期刊遴選比例的調整
“評價體系”建設的核心是從國際角度全面評價中國學術期刊的學術影響力,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與中國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根據2016年《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年報》[13],依據CI值排名,我國學術期刊中選取前TOP5%和TOP5%~10%分別作為最具有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雖然從2012年到2015年,TOP期刊都有調整,但數量基本保持穩定。根據“二八定律”,20%的學術期刊將占80%的影響。我國學術期刊目前有6000多種,其中科技期刊數量以及學術論文的產量已排到世界第2位。相對于學術期刊和論文的數量,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提升空間很大。雖然我國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還比較弱,但這是文種、國內評價導向、高質量論文流失等因素長期綜合影響的結果。“評價體系”應該在對內對外同步宣傳推介的同時,根據我國期刊和科研發展狀況,適當增加TOP期刊遴選的比例,擴大具有國際影響力期刊的規模,以推動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力整體提高。從2016年《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年報》統計結果[13]看,分學科遴選的TOP期刊結果存在很大出入,這至少說明劃分學科與否對TOP期刊遴選影響很大,可能為了照顧某些學科,而將其他影響力好的期刊擠出TOP。雖然分學科遴選是為了各學科期刊均衡發展,但不利于期刊的市場化經營和管理。此外,2011~2015年的統計表明[13-14],我國學術期刊總被引頻次呈非常明顯增長態勢,與2011年相比,2015年科技期刊和社科期刊的他引總被引頻次分別增加了52.47%和167.16%,累計總被引頻次50%所需的最少期刊比例,分別從2011年的3.42%和7.64%上升到2015年的4.77%和10.24%,因此未來TOP期刊比例可隨這種變化趨勢做出相應的調整。
二、“評價體系”需要大力推介
“評價體系”推介非常重要。長期以來,國際學術期刊影響的評價是以SCI、CSCI等收錄為主要依據。要實現我國學術期刊“走出去”的發展戰略,“評價體系”建立后在不斷完善的同時,也要積極地推介它。國外的評價體系已發展很多年了,而且影響程度、范圍都很大,國內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也都非常重視SCI、EI、CSCI等收錄情況,并將其作為科研水平評價的重要依據。因此要改變這種現狀,讓國內外都認可“評價體系”非常不容易,也不是朝夕之間就能實現的。這就需要積極、勇敢面對困難和挑戰,大力宣傳和推廣“評價體系”成果,讓更多的人和單位了解和支持中國學術期刊,逐漸擴大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認知度,以吸引優質稿源和提高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地位。
三、建 議
(一)建立科學、開放式的評價體系
“評價體系”已建立了5年(2012~2016),雖然取得不錯的成績,但評價方法依然主要采用CI排序。什么樣的期刊最好,刊載的內容能最充分反映學科發展,最能為科學研究提供有用信息,這些只有它的消費者即廣大作者(讀者)最清楚,因此評價方法不能局限于簡單地數字分析,而應大量吸納廣大作者(讀者)的評價。這就需要提高“評價體系”的開放度,這種開放不僅僅要對國內,而且要對國外,只有廣泛征求學術人的意見和評價,才能了解科研界對優秀學術期刊的需求情況,才能遴選出“真正”高影響力的期刊。
(二)評價體系推介需要多部門通力協作和政策支持
“評價體系”的建立目的是全面調查分析和公開公正評價我國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以期引導我國優秀成果回流和吸引國際優秀稿源,強化我國學術期刊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要實現這一目的,就需要國家有關職能部門通力協作和給予政策支持。2012年中國科協聯合財政部啟動了“中國科協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隨后幾年,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也參與支持。“評價體系”的建立為國家實施學術期刊“走出去”戰略提供了指導依據,但這僅限于國家層面。要引導國內科研成果回流,就必須讓科研單位和人員充分認識到“評價體系”的客觀、公正公平性及其戰略意義,同時通過一些行政措施規定和提升其在國內科學研究評價中的作用和主要地位,鼓勵和確保國內大部分優秀科研成果發表在自己的期刊上,否則“評價體系”就會成為無本之木,只能流于形式,無法突破SCI、EI等在國內科研界的影響,也談不上國內優質稿源回流和吸引國際優秀稿源,更別說提升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因此固本很重要。
(三)加快期刊市場化步伐
目前我國學術期刊的市場體制改革尚處于試驗階段,期刊經營體制依然是計劃經濟模式。我國學術期刊借助“評價體系”向外推介國際影響力的同時,還要面對國際同類期刊的市場化競爭,包括優秀稿源和出版發行兩個方面。因此,我國學術期刊市場化步伐應該加快,轉變期刊管理模式,p少行政管理對期刊經營的過多干預,給予期刊更多的經營自,促進其積極應對國內外期刊發展環境,通過不同的途徑和方法參與市場化競爭,逐步拓寬自己的發展空間,這樣也才能將“評價體系”的成果落到實處,并實現提升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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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
1.1期刊選擇
影響因子與總被引頻次是國際公認的評價期刊影響力的指標,他引率I>0.80比較合適”J。因此,以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cJcR)"1中醫藥衛牛科技期刊的引證指標數據為依據,選出總被引頻次與影響因子均排位在前10%(55/549)且他引率≥0.80的期刊,共22種,見表1。其中預防醫學與衛生學2種(2/40),基礎醫學與醫學綜合1種(1/92),藥學1種(1/35),臨床醫學1種(1/48),婦產科學與兒科學2種(2/22),護理學1種(1/12),內科學4種(4/44),外科學5種(5/47),眼科學與耳鼻咽喉科學1種(1/16),腫瘤學2種(2/22),中醫學與中藥學1種(1./43),軍事醫學與特種醫學1種(1/24);醫科大學學報、保健醫學、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口腔醫學4個領域共104種期刊沒有。基礎醫學與醫學綜合比例最低(1/92),外科學比例最高(5/47);中華系列雜志有18種,占81.8%(18/22)。
1.2數據收集、分析
以2004—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CjCR)”。9’為源數據,分析上述22種醫藥期刊的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他引率、引用刊數、擴散因子、學科影響指標、學科擴散指標、來源文獻量、基金論文比與國際論文比共10個指標數據的變化趨勢;并與2007年CJCR收錄的549種醫藥衛生期刊和1765種科技期刊做比較,用SAS9.2軟件做Knmkal—WallisH檢驗。同時采用學術影響力動態評估模型分析期刊的影響力變化情況。其中2004年版無學科影響指標與學科擴散指標。
2結果
2.12003—2007年的總被引頻次與影響因子
22種期刊的總被引頻次幾乎都平穩上升,只有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在2006年到2007年由3352輕微降低至3181。5種期刊的總被引頻次翻番,其中中華護理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癌癥的增長率較高,分別為142.2%,142.8%,144.3%;增長率較低的為中華骨科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分別為30.2%和37.4%。5年的平均總被引頻次在2000一3000的有10種期刊;<2000的有6種,其中中華創傷雜志和癌癥較低(<1700),分別為1618和1520;≥3000的有6種,其中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居領先地位,分別為“3l和3878(表2)。大多數期刊(16種)的影響因子處于波動狀態,其中波動較大的有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與中華消化雜志,其波幅(最大值一最小值)分別為0.963與0.552;3種平穩上升,3種一直上升。有4種期刊增長率較高(>30.0%),即中華護理雜志、藥學學報、癌癥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分別為30.9%,74.1%,89.8%,36.2%;9種期刊呈現負增長,包括2種波動大的,其中中華肝臟病雜志、中國實用外科雜志和中華內科雜志降幅較大,分別為26.7%,20.9%和22.4%,中華醫學雜志降幅最低(0.8%)。表明大多數期刊影響因子進入低增長期或處于調整狀態。5年的平均影響因子>1.O的有14種,其中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與中華護理雜志較高(>1.5),分別為1.513和1.521;在0.8一1.0的有5種;余下3種較低,即藥學學報、癌癥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分別為0.737,0.672和0.740(表2),該3種期刊的影響因子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增長率也居前3位。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總被引頻次均呈上升趨勢(表3)。2007年的平均總被引頻次為3278,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868,也高于CACR收錄的1765種科技期刊的749(表4)。每年的平均影響因子呈輕微波動狀態或比較平穩(表3)。2007的平均影響因子為1.071,遠高于549種期刊的0.435與1765種期刊的0.469(表4)。
2.22003—2007年的他引率
22種期刊每年的他引率都比較穩定或穩中有升,均≥O。82。5年的平均他引率≥0.90的有16種期刊,其中≥0.95的有中華骨科雜志、中華兒科雜志、中華消化雜志、中華婦產科雜志、中華內科雜志,分別為0.96,0.95,0.95,0.95,0.97;在0.86—0.90的有6種(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他引率穩步上升,由0.91升到0.93(表3)。2007年的平均他引率為0.93,遠高于549種期刊的0.82與1765種期刊的0.81(表4)。
2.32003—2007年的引用刊數與擴散因子
引用刊數指引用被評價期刊的期刊數,可反映被評價期刊被使用的廣泛程度;擴散因子指被評價期刊在當年每被引100次所涉及的期刊數,是一個用于評估期刊影響力的學術指標,顯示總被引頻次擴散的范圍。22種期刊每年的引用刊數都平穩上升,增長率>50.O%的有8種,其中中華護理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癌癥的增幅較大,分別為91.7%,73.3%和73.9%;中華骨科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的增長率較低(<30.o%),分別為27.3%和24.4%。隨著引用—一846—一hap://zgkjqkyj.periodicals.net.en/刊數的增加大多數期刊的擴散因子一直呈下降趨勢(16種),下降幅度較大的有5種期刊(>25.0%):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6.2%)、中華肝臟病雜志(28,6%)、中華檢驗醫學雜志(34.0%)、癌癥(28.7%)、中華醫學雜志(28.3%);4種較平穩;中華消化雜志和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種處于輕微波動狀態。5年的平均引用刊數<200的為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眼科雜志,分別為181和191;在200—300的有9種;I>300的有11種,其中藥學學報、中華外科雜志、中華內科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較高(>350),分別為381,359,385和505(表2)。平均擴散因子>10.0的有18種期刊,其中中華檢驗醫學雜志和癌癥較高,分別為19.25和22.07;其余4種<10.0,其中中華護理雜志最低,為4.20(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引用刊數平穩上升而平均擴散因子逐漸下降(表3)。2007年的平均引用刊數與擴散因子分別為357和11.63,549種醫藥衛生期刊分別為184和31.25,1765種科技期刊為162和32.38(表4)。表明引用刊數在增加,而擴散因子在降低,這種影響力的反向變化說明“擴散因子”這一指標存在某些缺陷¨引,應用該指標評價期刊影響力時需慎重。
2.42003—2007年的學科影響指標與學科擴散指標
學科影響指標是期刊所在學科內引用該刊的期刊數占學科內全部期刊數的比例,可反映期刊在其學科領域內的地位,其值越高,表明其在該學科領域內的影響力越大。在4年中,中華護理雜志、中華腫瘤雜志和癌癥3種的學科影響指標維持l,中華流行病學雜志與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上升并維持1,而其他17種期刊均呈輕微波動狀態,增長率為一16.5%一12.O%。平均學科影響指標≥0.80的有12種期刊;在0.6~0.8的有6種;中華骨科雜志、中華消化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和中華泌尿外科雜志4種較低,分別為0.52,0.54,0.56和0.46,不過中華骨科雜志和中華肝臟病雜志的增長率居前(分別為9.8%和12.o%),另2種呈負增長(分別為一5.3%和一5.9%),見表2。學科擴散指標是在統計源期刊內引用該刊的期刊數量與其所在學科全部期刊數量之比。4年的學科擴散指標一直上升的有3種:藥學學報、中國實用外科雜志和中華眼科雜志,其增長率也較高,分別為42.7%,12.6%和31.2%;一直下降的為中華腫瘤雜志,下降率也最大(26.1%);呈輕微波動的有3種: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中華醫學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其余15種均是上升后趨于穩定或輕微下降。4年的平均學科擴散指標>10.0的有11種期刊,其中中華護理雜志、中華腫瘤雜志與癌癥較高,分別為19.14,20.13和20.56;其余11種期刊<10.0,其中中華骨科雜志、中國實用外科雜志、中華泌尿外科雜志、中華創傷雜志與中華醫學雜志較低(<7.0),分別為6.00,6.13,5.99,6.10,6.10(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學科影響指標比較穩定,平均學科擴散指標先升后略降(表3)。2007年兩指標的均值分別為0.8l和10.73,均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0.55和5.09,也遠高于1765種科技期刊的0.52和4.69(表4)。
2.5加03一枷7年的來源文獻量
來源文獻量上升后趨于穩定的9種,一直上升的4種,較平穩的5種,呈波動狀態的4種。增幅超過1倍的有中華檢驗醫學雜志、中華外科雜志和中華內科雜志3種,增長率分別為134.O%,165.4%和117.5%;呈波動狀態的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中華流行病學雜志、中華消化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的波幅(最大值一最小值)分別為120,124,168,163。5年的平均來源文獻量<200的只有中華骨科雜志(192);200—400的有18種期刊;3400的有3種期刊:中華護理雜志沖華外科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分別是440,445,793(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來源文獻量呈上升趨勢(表3)。2007年為369,略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356,遠高于1765種科技期刊的257(表4)。
2.620帕~2007年的基金論文比與國際論文比
幾乎每種期刊的基金論文比都呈波動狀態或波動性降低。平均基金論文比<0.20的有5種期刊,其中中華護理雜志與中國實用外科雜志較低,分別為0.12和o.05;在0.2—0.4的有12種期刊(中華醫學雜志為0.394);≥O.40的有5種期刊:中華流行病學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藥學學報、癌癥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分別為0.44,0.40.0.58。0.48和0.43(表2)。22種期刊的國際論文比幾乎都呈先升后降或平穩下降或波動性下降趨勢,到2007年有14種為0,6種為0.Ol,1種0.02,1種0.06。每種期刊的平均國際論文比都很低,>10.02的有16種,其中中華流行病學雜志和中華骨科雜志較高(>0.04),分別為0.044和0.050;<0.02的有6種期刊,其中中華婦產科雜志和中國實用外科雜志較低,分別為0.010與0.008(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基金論文比呈波動性變化或震蕩(表3)。2007年的平均基金論文比為0.28,略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0.25,而低于1765種科技期刊的0.46。每年的平均國際論文比在前4年比較平穩,到20cr7年陡降至0.006(表3);甚至略低于2007年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0.009與1765種科技期刊的0.010,只是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4),表明國際論文比對期刊影響力的作用已大大減弱。
3學術影響力動態模型評價表5列出了22種醫藥期刊2003—2007年學術影響力動態評估計算結果,其中I為科技期刊的學術影響力評估值,I,是對l進行修正后得出的相對評估值,為相對學術影響力,更便于比較和排序,具體的計算公式見文獻[11]。l一直呈上升趨勢的有6種期刊,其中1種的I,>1.O(1.26),2種的增長率>O.5(均為0.51);上升后趨于穩定(或先升后略降)的有10種,其中4種的I,>1.0(分別為2.0,1.02,1.15,4.25);呈“V”形變化或波動上升的有5種期刊,其中2種的I。>1.O(分別為1.44和1.20),且增長率均較高(0.71和0.75),表明這些期刊在調整后增長勢頭良好,其中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與中華消化雜志呈“V”形變化;在高位震蕩的只有中華內科雜志,其I,接近l(0.96),但增長率較低(0.07),表明該刊一直處于調整狀態。I,≥1.0的有7種,中華護理雜志與中華醫學雜志處于領先地位,分別為2.0和4.25;在0.5—0.99的有10種(其中中華肝臟病雜志為0.99);I。<0.50的有5種期刊,其中中華泌尿外科雜志、中華創傷雜志和中華眼科雜志較低(<0.40),分別為0.34,0.38和0.39。學術影響力增長率>0.50的有4種,其中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與中華流行病學雜志較高(>0.70),分別為0.7l和0.75;在0—0.50的有16種,其中中華腫瘤雜志和中華內科雜志較低(<0.10),分別為0.09和0.07;<0的有2種,即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兒科雜志,分別為一0.05和一0.08,推測該兩種雜志很快或已進入調整期。
4討論
4.1影響力發展趨勢呈現多樣化
從每年的平均引用刊數逐年上升看,所選期刊的影響力在逐年升高,2007年各主要評價指標均值也遠遠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與CJCa的1765種科技期刊。該22種期刊的影響力變化趨勢存在以下特點。(1)主要評價指標(除國際論文比與擴散因子外)的數值較高,但增長幅度或增長率較低,相對學術影響力增長率也無>1.0的。(2)指標變化趨勢以比較平穩或輕微波動或先升后趨于穩定為主,因此這些高影響力期刊的影響力增速已減緩,大部分期刊快或已進入調整期:部分在調整后增勢較好;少部分期刊一直處于上升期,如藥學學報與癌癥的多項指標數值較低,但增長率居前。學術影響力動態模型評估結果也顯示,該22種期刊影響力的發展主要呈現4種趨勢:一直呈上升趨勢(6種);上升后趨于穩定(10種);呈“V”形變化或波動上升(5種);在高位震蕩(1種)。影響力一直上升的可以中華外科雜志為代表,其I,較高(1.26),列第四位,影響力增長率居中(0.33)。其總被引頻次與引用刊數分別為3425與359,分別列第三、第四位;來源文獻量居第二位(445),其增長率最高(165.4%);他引率與學科影響指標也較高,分別為0.94和0.98。第二種趨勢是上升后趨于穩定或略有降低。這類期刊目前的影響力均較高,可以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為代表,其I,居領先地位,分別為2.0和4.25;但增長率較低,中華護理雜志呈負增長(一0.05)。其主要評價指標(總被引頻次與來源文獻量)居領先地位;中華護理雜志的影響因子居第一,中華醫學雜志的引用刊數居第一。2007年的總體影響力降低可能與國際論文比大幅降低有關,也可能與其來源文獻量增加的影響已遠遠超過總被引頻次增加的作用導致影響因子降低有關。第三種趨勢是呈“V”形變化或波動上升。可以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為代表,其I,較高(1.44),居第三位,增長率居第二位(O.71)。部分主要評價指標居前,平均影響因子(1.513)居第二位,總被引頻次(3195)列第四位,引用刊數(334)列第五位;但其影響因子波幅最大(0.963),來源文獻量的波幅也達120,學科影響指標與學科擴散指標也呈波動狀態。最后就是中華內科雜志呈高位震蕩,其I,接近1(0.96),但增長率只有0.07。其影響因子呈波動狀態(波幅為0.451),但平均影響因子>1.0;平均他引率最高(0.97);引用刊數(385)居第二位;學科影響指標與學科擴散指標呈波動狀態,但平均學科影響指標與平均學科擴散指標較高,分別為0.98和13.07;其國際論文比與基金論文比均呈波動性降低,盡管其總被引頻次與來源文獻量一直呈上升趨勢。指標變化趨勢與動態評估模型評價期刊影響力各有特點,后者計算結果的數據比較直觀,便于總結規律;前者比較感性與分散,可用于解釋與印證所總結的規律。
4.2影響力受多種因素的影響
第一,受期刊學科性質的影響pJ。無論從引證指標的絕對數值看還是從影響力動態模型評價結果看,中華護理雜志都是一種影響力較高的期刊,其平均學科影響指標和學科擴散指標均最高,但是其平均引用刊數最低,僅為181。這表明該刊影響力已極大地受到其學科性質或刊載內容范圍的限制;而刊載大內科、大外科與綜合醫學的中華內科雜志、中華外科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其引用刊數均居領先地位。另外,單一器官或系統專業期刊的學科影響指標和學科擴散指標也較低,如中華泌尿外科雜志出現雙低,其I,也最低。作為綜合類的中華醫學雜志,僅總被引頻次、來源文獻量、引用刊數居領先地位,而其I,最高(4.25);其學科擴散指標較低與其學科內期刊數最多(92種)有關。第二,受期刊刊載論文數量與質量的影響。學術影響力動態模型計算結果顯示居前二位的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的來源文獻量均居領先第位,其中中華醫學雜志的基金論文比較高(0.394);l,列第五位的中華流行病學雜志,其基金論文比與國際論文比均靠前;所選22種期刊的基金論文比均值也高于所有醫藥期刊。這些結果表明論文的數量與質量均和期刊的學術影響力有一定的正向關系。但夏朝輝的研究結果表明基金論文比對期刊影響力的作用是有限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