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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栈俏覀冞^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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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用于國外新聞報道的頁數，占其總數的22-24%。（見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77-78頁）。
內蒙古大學新聞學專業是經教育部和人民政府批準的全區第一個新聞傳播類本科專業，2008年，被評為自治區品牌專業。在多年的實踐教學中形成了較為明確的人才培養目標，即根據傳媒技術的發展和現代傳媒的人才需求取向，確定新聞傳播學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是培養具有現代傳播理念，具備較強“全媒體意識和技能”，具有較為寬厚的人文與社會知識及科學知識，熟悉我國新聞、編輯出版行業的法規與政策，熟練各種現代新聞傳播手段與技術，能在政府部門、新聞與出版單位、宣傳以及企事業單位、軍隊等行業與部門，從事新聞宣傳、采編策劃、書刊編輯、網絡策劃、管理等工作的全媒體復合型專門人才。由此，確定新聞傳播學專業實踐教學的重點為學生實踐動手能力的培養。即始終關注本學科前沿成就和發展趨勢，培養學生現代新聞理念與全媒體新聞報道意識;培養學生良好的職業道德與修養，實事求是的作風，不斷提高學生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熟練地運用現代數字傳播技術，掌握全媒體新聞采編技術，全面提高學生就業市場的競爭力。
二、搭建完善的全媒體實踐教學平臺
內蒙古大學新聞傳播實驗中心是自治區級新聞傳播實驗教學示范中心，擁有良好的實驗、實踐設備。以此為依托，在突出傳統新聞傳播學與網絡技術融合的教學特色的基礎上，立足于新媒體發展方向，建成了完善的全媒體實習平臺。包括網站平臺:內蒙古文化(www．nmgwh．com);電子雜志實習平臺:支持數字出版專業學生編輯出版全媒體電子雜志《渴望》，現已連續出刊30期;IPad版電子期刊實驗平臺:由學生分組制作;電子紙閱讀器出版實驗平臺:由學生分組制作電子書。通過全媒體實驗平臺的建設，實現了培養出集采、寫、編、錄、攝互聯網運用和現代設備使用于一體的復合型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2013年6月26日，組織學生外出到禾華農牧林綜合開發有限公司進行移動采編訓練，歷時三天，全面訓練學生移動采編技能。這次采訪通過微博、微信、網絡即時上傳新聞稿件20條，采寫編新聞稿件50篇，拍攝圖片200余張，拍攝的電視新聞片《希望》，制作圖片展板《走在希望的田野上》。這次采訪活動讓學生走進生活，充分感受到現代企業的發展狀貌，同時，也領略了全媒體新聞采訪的特點，強化了學生的社會責任與意識。2010年，以新聞學系學生社團“鑫源報社”創辦的刊物，并獲校學聯“優秀社團”稱號。馬強老師指導的“內蒙古大學新聞學官方微博”，編輯出版專業學生制作的電子雜志《渴望》、新聞學專業學生主辦的“內蒙古文化”網站、拍攝的電視新聞專題節目《內蒙古大學漢語系建系五十周年專題片》(2009年)、《國旗班的故事》(2012年)、《流流狗的訴說》(2012年)、《深視滿洲里》(2013年)在校內外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三、建立系統的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
新聞實踐教學中要加強全媒體技術和理念訓練，依托新聞實驗平臺，逐步建成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培養學生全媒體新聞采制編播能力。
1．報紙模塊。
提高學生紙質媒介新聞編輯與策劃能力。主要用于培養學生應用方正飛騰軟件處理數碼報刊編輯等業務，利用Photoshop軟件加工處理圖片，培養學生掌握新聞采訪、寫作、編輯、評論、專業圖像處理等業務流程、步驟以及實踐層面應采取的關鍵技術。
2．廣播電視模塊。
學生通過了解和掌握先進的影視高清影視多媒體制作手段，培養從事電視新聞節目和訪談節目采制、演播、視音頻節目編輯、主持、網絡直播等工作的能力。
3．數字出版模塊。
建立符合專業特色的數字出版教學、實習與科研系統。培養學生較強的數字出版物編輯、設計和制作、能力;熟悉國內外先進數字出版業務系統的運行流程。
4．數碼攝影模塊。
以室外拍攝、攝影用光布光、彩色膠片掃描等實驗為基礎，培養學生系統的影像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能力。熟悉國內影像后期制作業務系統的運行流程。應用設備及常用配套軟件的安裝使用，具備影視多媒體前期采集到后期編輯的相關知識技能。建立符合專業特色的攝影課程的教學、實習與科研系統。培養具備專業攝影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技能，能在新聞媒體企事業單位從事影像制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5移動采編模塊。
學習突發事件新聞報道快速反應機制的關鍵技術，了解第一時間報道，現場報道，動態追蹤報道，深度報道和預警報道的步驟、作用，理解危機管理視域中新聞報道快速反應機制的功能和作用，開展全媒體技術演練。
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實施以來，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獲得了極大提高，特別是學生網絡數字傳播技術的掌握獲得了較大提高，在網絡媒體及相關機構就業的學生逐年增加，包括:國際在線、新華網、人民網(英文版)、搜狐、新浪、CCTV內蒙古電視臺、公安部網絡宣傳處等。2009年至今，學生在《光明日報》、《中國經濟時報》、《海峽都市報》、中央電視臺、搜狐、新浪、《內蒙古日報》、《內蒙古電視臺》、《內蒙古晨報》、《北方新報》等區內外百余家新聞媒體上發表新聞報道作品近1000余篇，其中報紙260篇，廣播電視120余篇，網絡編輯稿件近500余篇。2009級新聞學生拍攝的《那年》、《一種念想》、《校園面對面》、《水壺終極轉》《止戰之殤》、《屌絲男生》在網絡傳播中引起了較大反響，點擊率達到5000以上，2009級新聞班為學院新聞實驗中心制作的4部專題片風格迥異，上傳至在國內外比較有影響力的視頻網站，如優酷、土豆、YouTube等，供網民分享。
四、建立穩定的多媒體校外實踐教學基地
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是實現教育、教學目標，全面貫徹新聞傳播學專業教學計劃，培養復合型、應用型新聞傳播專業人才的重要環節，自1987年新聞學專業創辦以來，內蒙古大學新聞學專業始終十分重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經過20多年的發展與建設，先后與內蒙古地區十多家媒體簽訂了實踐教學合作協議，建立起涵蓋內蒙級新聞媒體、盟市級新聞媒體、行業媒體、中央級新聞媒體駐記者站，覆蓋平面媒體(報紙、期刊、圖書)、電子媒體(電視、廣播)、網絡媒體(蒙漢文網站)、新媒體(手機報)的立體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體系。2012年，與內蒙古電視臺合作建成了國家級大學生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內蒙古大學新聞傳播學校外實踐教育基地”。2013年在呼和浩特市綠籬攝影沙龍影視公司建立了攝影校外實習基地。為學生新聞傳播學專業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新聞傳播學專業校外實踐教學基地，為近百名實習生提供新聞采編的真實環境，讓學生們在新聞實戰中了解并掌握新聞媒體運行的基本流程，掌握真實情景下新聞實地采訪、寫作、編輯的基本技能，培養學生的非智力方面的素養、創新意識和職業精神。2010年以來，新聞學專業學生多次參與內蒙古電視臺《蔚藍的故鄉》、《百姓熱線》、《都市全接觸》、《新聞天天看》等欄目的節目錄制。2013年11月13號內蒙古日報社與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合作到包鋼集團采訪。學生采寫消息、通訊、人物專訪52篇，拍攝新聞圖片近千張。11月22日《內蒙古日報》5版發表教師與學生合作采寫的消息《包鋼稀土:今年年底將實現稀土工業廢水“零排放”》(郭志菊李婧曹敏);12月11日《內蒙古日報》以整版的篇幅，圖文并茂的形式，發表《我們眼中的包鋼》(視覺版)，集中了近10位師生的文字、圖片新聞。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在強化學生基礎知識的同時增強學生專業技能和綜合思維能力，激發了學生開展創新型實踐活動的積極性，有效提升了每個學生的實踐與創新能力，增強了學生就業競爭能力。近四年來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的一次就業率始終保持在90%以上。在內蒙古日報傳媒集團、內蒙古電視臺兩大媒體的人員招聘中，幾乎每次都招聘了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相關專業的學生，招聘比例達到30%—40%。這些畢業生經過歷練很快成長為媒體中的業務骨干。
五、提升專業品牌效應
內蒙古大學實踐教學的探索與實踐在本地區范圍內起到了示范作用，且有一定的輻射作用。自治區高校范圍內同類專業紛紛來我校觀摩，交流經驗。20多年來新聞學專業學生的一次就業率達始終保持在80%—90%以上。2010年至2013年本科生整體就業率為92．9%，2009年至2013年本科生專業對口率為51．6%。適應現代傳媒需求的全媒體人才培養目標，加之系統扎實全面的專業實踐能力培養方式，使學生在就業中才顯示出獨特的優勢。2009級數字出版專業學生王超，大三在搜狐視頻實習，因經全媒體實踐教學培訓，很快適應崗位，面試一周后即確定正式錄用。2007級新聞班的遠輝帶著他發表的新聞作品，成功考入大型上市媒體公司光線傳媒股份公司工作，并于2013年進入搜狐網總部工作;2006級新聞班的李文明，則憑借他的獲獎作品專題片《來時，我們還年輕》在報考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時獲得了考官的好評，并考入《內蒙古日報》要聞部，成為一名自治區級的主流媒體記者;2011年新聞系學生的就業范圍不斷拓寬，2007級新聞班的孟穎靠著優秀的業務能力和大學作品微電影《鹿城故事》的加分，考入光線傳媒有限公司，現已成為光線傳媒王牌節目《最佳現場》的主要負責人。還有一批學生進入國家、自治區黨政網絡管理機關和企事業網絡宣傳部門。
六、結語
近幾年，我國新聞媒介得到有效發展，并逐漸成為當前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時間的角度分析，終身教育思想的源頭出現在幾千年前，我國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曾經將人的一生歸納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哲學家莊周也提出“吾生有涯，學海無涯”的著名觀點。這些觀點成為了終身教育思想的源頭。新聞媒介對終身教育思想比較重視，無論是西方國家所推崇的自由與平等，還是東方國家所堅持的矜持與傳統，都在新聞媒介的發展中發揮影響。西方著名思想家柏拉圖認為，“一個人如果不接受漫長、艱苦的訓練，那么便不會有所成效?！边@作為終身教育發展的萌芽，為日后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主張“兒童和所需要教育的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應該受到鍛煉”奠定了基礎。眾所周知，傳統社會中受眾地位沒有得到重視，但是，在新聞媒介的發展中，各種新聞理念、新聞思想以及新聞觀點、新聞媒介的出現，從根本上打破了這一局面?，F如今，在新聞的影響下，人人均可成為主角與焦點。與此同時，從新聞媒介的受眾角度看待終身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的內容、形式發生本質改變。傳統社會中，受眾在15～30歲接受教育，但是，在新聞媒介的影響下，受眾從幾歲開始便可接受教育，一直到老年仍然接受終身教育，從而形成“學到老、活到老”的基本現狀，進而促進終身教育思想的發展與進步。1970年，保爾•朗格朗創作的《終身教育引論》發表，標志著終身教育理論的誕生。朗格朗作為終身教育理論的創始人，在對終身教育理論進行分析與闡述過程中，以人文理念為主，從新聞媒介受眾的創新角度進行分析與實踐，從而對全世界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1972年，聯合國教科發表《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本次研究在朗格朗的理論基礎上，從教育問題進行回顧性分析，從歷史以及現實的角度對終身教育理念進行研究，并且從根本上明確了學習社會以及終身學習的基本目標。該報道從受眾角度進行分析，進一步加強了終身教育思想的重要性，認為終身教育是受眾在學習、生產中的主要手段。該報道在新聞媒介的影響下，從受眾的角度出發，對新聞媒介下受眾加強對終身教育思想的認識，將新聞媒介與其相融合，利用各種媒介產品，對終身教育思想進行總結與整理，并在新聞媒介的影響下傳遞給廣大受眾。1995年，我國新聞媒介得到快速發展，終身教育理論以新聞媒介為指導，積極納入我國教育目標之中。近幾年，我國新聞媒介得到可持續發展，終身教育思想得到快速進步，在此基礎上，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教育發展目標，實現教育的現代化，為終身教育理論的實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新聞媒介對終身教育思想的影響
從本質上而言，終身教育是在適應社會的發展中，不斷學習的一個過程。在該過程中，教育的過程是持續的，是不間斷地完成的。在新聞媒介受眾角度下，終身教育思想將受眾、教育、新聞融合在一起，促使三者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依賴的發展關系。另外，新聞媒介受眾角度下，終身教育思想延續新聞傳播的基本特點，將教育擴展到朋友、家族、工作之中，將教育與新聞媒介、實際生活結合。此外，在我國新聞媒介的發展中，以受眾為主要出發點的終身教育思想逐漸在學習、工作中體現出新聞媒介的基本特點以及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媒介產品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在社會、科技的不斷發展中，新聞媒介得到快速發展，人們獲取終身教育的途徑得到擴充，人們在積極適應以新聞、媒介為主體的發展模式中，能夠對新聞媒介自身的優勢進行探究，并利用自身特點，將學習方式進行改善，從而為獲取到相應的知識而逐漸適應社會的發展以及變化。從本質上而言，傳媒行業是思想文化的載體，從根本上影響了終身教育理論的傳播。上世紀，由于技術落后，缺乏媒介產品，信息傳播渠道狹窄，導致很多終身教育理論無法得到傳播，但是如今，伴隨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人們對終身教育思想也有所理解與認可。社會發展需求有所保障朗格朗以為，現代社會中不僅需要各種、職業交往，還需要各種挑戰。這些挑戰，會對人們的社會、命運有所改變。其中，新的挑戰主要包括了人口速度的加快、科學技術的進步、政治方面的影響、大眾傳播的發展、生存模式的改變等。媒介產品的運用也導致教育機會得到提升，我國傳統教育發展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的需求，無論在各個層次、各種轉型階段，新聞媒介都會促進終身教育的發展以及創新。
3、新聞媒介如何推廣終身教育思想
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關鍵詞】媒介；媒介技術；傳播
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創建到現在，不過是幾十年的歷史，然而傳播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現象則是和人類社會的產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傳者與受者兩者一樣，是作為最基本的傳播要素而出現的，它是信息傳遞和接受的手段、載體。在最初的傳播歷史中，媒介表現為語音、語言和一些簡單的符號等形式，隨著科技的發展，媒介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隨著現代印刷機的發明，傳播第一次有了現代性的意義，開始跨越以前人類想象力的極限，擺脫了時間性與地域性的制約，使地球上每一個個體都身陷于現代傳媒的巨大旋渦之中。伴隨著工業革命的繼續發展，電臺、電視等媒介也競相躍上傳播的舞臺，并且，每一個媒介的產生，都在很大意義上影響了人類的生存境況，甚至同人類社會的變遷與文明的發展有著莫大的關系。特別是電視的發明與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這也使得媒介技術分析的現實意義迅速而明晰地凸顯出來。在媒介分析理論界中至今享有盛譽的理論大師：雷蒙·威廉斯、麥克盧漢、梅羅維茲都有著自己對獨特的理論思辯。
20世紀的最后十余年的時間里，更是科技日新月異、信息技術更新提速的年頭，數碼技術、光纖衛星通訊技術、電腦網絡技術大放異彩。在所有這些技術逐漸走向融合和協調的基礎上，世界性的因特網迅速崛起，成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國家疆界，還打破了文字、聲音、圖象等各種符號形式的隔膜，更使得個人的單向傳播（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各個層次類型和規模的傳播走向統一。其影響的觸角也正伸向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對于傳媒界而言，這些變化中包含著新的挑戰和機遇，對于傳播學研究界而言，這些令人激動的變化構成推動媒介分析研究的動力：一方面，要對信息傳播新技術、新媒介、新環境、新實踐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釋，離不開傳播學理論的指導。另一方面，傳播領域層出不窮的新變化，將一系列有關信息傳播高新技術同社會發展的關系新傳播研究課題擺在了學術界面前。將傳播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從前人的成果中獲取啟示，而又追求聯系實際充實傳播學理論，這是時代賦予傳播學界的雙重任務。媒介分析作為以媒介技術為焦點、以媒介分析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的關系為核心的研究部類，正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極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論，很多人第一個想起的名字便是麥克盧漢，殊不知，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響，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稱為“良師”。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專著《帝國與傳播》、《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中廣泛分析了人類轉播的各種形式、各種技術手段，提出了一種把傳播技術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考察的媒介理論。比起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英尼斯的媒介理論要早問世十多年。
英尼斯從20世紀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來個年頭里，他把傳播置于人類歷史運轉的核心位置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一切文明都有賴于對空間領域和時間跨度的控制，與之相關的是傳播媒介的時空傾向性，因而文明的興起與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傳播媒介息息相關。英尼斯認為任何傳播媒介都具有時間偏向或空間偏向，也就是說，傳播媒介或具有長久保存但卻難于運輸的傾向性，或具有易于運輸卻難以保存的傾向性，前者便于對時間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紙、石頭等，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時間的媒介”；后者便于對空間的控制，如輕便的紙張，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空間的媒介”。根據英尼斯的觀點，就這兩種媒介同權利結構的關系而言，“偏向時間的媒介”有助于樹立權威，從而利于形成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偏向空間的媒介”則有助于遠距離管理和廣闊地域的貿易，有助于帝國領土擴展，從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權但等級制度不強的社會體制。英氏還探討了媒介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兩者之間的平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他的媒介理論認為，建立在強調時間偏向的傳播手段或強調空間偏向的傳播手段基礎上的兩種不同的權威和知識壟斷——宗教的或國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國興衰的主要動力、文明興衰的主要動力。這種理論還把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視為辨證的統一體，認為一味地向時間傾斜和向空間傾斜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離不開維護時間傾向和空間傾向間平衡地機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論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作者對科技理性的懷疑態度，盡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術發展史在文明發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從新的傳播媒介的出現中看到解決現代文明中如下重要問題的希望：如何發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質科學所釋放出來的力量向抗衡，以維持一種社會的平衡。例如，他在《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一書中，英尼斯對知識的機械化中所隱伏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評論：“機械化強調了復雜性和混亂，它造成了知識領域的壟斷。對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這種知識的壟斷的影響，對此進行一些批判性的調查和提出批判性的報告已成為極其重要的事項。思想自由正處于被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機械化及伴隨他們的西方文明摧毀的危險之中?！币苍S盡管英尼斯在對待科技的態度方面的悲觀論調和懷舊情緒并不可取。但是他對現代西方文明過于強調物質科技的力量，忽視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確是每一個習慣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所必須尊重的。
假如說英尼斯是將媒介技術與人類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進行思考的先驅，那么麥克盧漢則是繼續開拓這一領域、并在傳播學領域研究中確立以媒介技術為焦點的研究傳統的關鍵人物。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理論以其一系列大膽新穎的論點，迅速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重視，非但如此，他還在美國媒體與大眾之間掀起了一陣麥氏風暴。
麥克盧漢最為重要的一個論點應該是“媒介即訊息”，這即是麥克盧漢與另一學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名，也是其媒介理論的發人深思的主題。麥氏從功能和效果兩個方面闡述了“媒介即訊息”的論點。首先，麥氏從媒介技術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內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內容”總是另一媒介。“言語是文字的內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一樣。而印刷則是電報的內容。如果有人要問，‘那么言語的內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說，‘它是思想的實際過程，這本身就是非言語的’”。此外，麥克盧漢還從媒介技術的社會影響、效果的角度賴理解“內容”，認為一種新的媒介一旦出現，無論它傳遞的是什么樣的訊息內容，這種媒介本身就會引發社會的某種變化，這就是它的內容，也就是它帶給人類社會的訊息。
麥克盧漢另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其“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理論。他把媒介技術比作人體或人類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傳播技術會影響人類感覺的組織。例如，文字與印刷媒介是視覺器官——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聽覺器官——耳朵的延伸，而電視則是全身感覺器官的延伸。麥氏根據人類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傳播方式手段的演變，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口頭傳播時期、文字傳播時期以及電子傳播時期。在每個時期，人類感官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維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點。與此相應的是部落文化、脫離部落文化和重歸部落文化。他認為人的感覺需要平衡，任何一種感覺一旦占據主導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覺的作用被人們所疏遠，這樣的個體不會是健全的。而新興的電子傳播時期，將會使人重新走向和諧，使人的各種感覺重新達到平衡狀態。另外，麥還有關于“冷媒介、熱媒介”的理論。
二人把媒介技術置于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大背景進行考察，強調媒介技術本身的作用，在傳播學研究中開創了以媒介技術為焦點的新的研究傳統。這是此二人學說的重要歷史地位。但是，他們的理論也存在著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術決定論的悖論。他們的媒介理論都失之于過分強調媒介技術的作用，把媒介描繪稱導致社會變動的最大動力。從而被學界批評為陷入唯技術決定論的極端。這是我們在閱讀他們的著作，吸取其精華思想時所必須警醒的。除此之外，兩人在寫作中，常常對一些基礎的定義未作明確的界定，而為了追求一種夸張的風格造成了思維邏輯上的混亂。這一點也同樣需要讀者加以注意。
與此二人形成鮮明反差的是英國著名學者，西方批判學派中的社會文化學派的理論先鋒、西方的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畢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眾傳媒研究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個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首先，他認為，對媒介文化研究要運用一種整體的、歷史的、動態的觀點。其認為，文化現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會現象緊密聯系的一部分，它們的變化牽涉到所有社會現象包括內在結構的變化，是一個永不停止的運動過程，“在任何時候，它都即包括對現代的反應，也包括對歷史的延續?！逼浯?，他把文化研究同社會制度聯系在一起，試圖探詢文化制品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這可以從他以下觀點看出來：第一，強調社會傳播過程就是意義和定義在社會上建立并且歷史地演變的過程，強調傳播和社會制度機構、習俗之間關系密切。第二，指出大眾傳播的商業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噓的那樣是自由的大眾傳播模式，而是一種實際上由商業系統控制社會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現象的復雜性以及傳媒文化中的種種問題的社會性。他反對非此即彼的簡單兩分法去看待社會文化問題，大眾文化中存在著內容低劣等問題，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張把他們看作社會問題，其背后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這其中包括：對過去真正的通俗文化傳統的蔑視；作為人類文化偉大成就的偉大文化傳統又被搞成少數人的獨占；投機商們的乘虛而入。
對于傳媒科技發展與社會關系這一問題，威廉斯批評了傳播界占有顯赫地位的兩位大師的理論，一是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式，二是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威廉斯對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式頗為不滿，他認為這一模式遺漏了對真正社會與文化過程至關重要的“意向”問題，如果忽略了為什么目的而傳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會與文化過程。這涉及到傳播過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問題。他進一步指出，西方傳媒的真正意向常常與有關當局公開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區別，并與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會過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區別。只有對意向的正確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傳媒的內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幾個方面對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提出了自己的批評，首先，他認為在麥氏的媒介理論中，實際上見不到社會的蹤影，它絲毫不能解釋不同的媒介特征與特定的歷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間的相互關聯。麥氏的理論雖然關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們臆斷地指派給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麥氏的理論不但認可西方社會與文化的現狀，而且尤其認可這種社會文化狀況的內在傾向。也就是說，它缺乏對西方社會與文化狀況及其發展趨勢的理性批判，最后，麥的理論中還存在著嚴重的邏輯混亂的缺陷。
在提出對這兩者進行批評的同時，威廉斯也談到了自己對媒介文化意向與社會科技發展關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術的創造與發展都是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類實踐，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卻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許多情況下，技術往往產生原先并未預料到的使用情況與效果，他們也是對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決定是一個過程，一個牽涉到整個現實的社會過程，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
總之，媒介技術是媒介發展的一個重要層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傳播方式的變革，從而導致社會本身巨變。所以媒介技術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定義，其蘊涵的社會含義值得更多有識之士對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一、媒介社會化研究的兩條路徑和問題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倍澳敲炊嗟目蚣芊治?、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倍陉惤淌谒凑摷暗脑S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F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F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薄?，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事實上，一種更加寬廣的研究視野正在學界形成。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提出了‘’小新聞”走向“‘大傳播”的學科建設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寫編評、媒介經營管理為主的傳統教學與研究，也突破以“受眾為重點、效果為目的”的大眾傳播學領域，走向以互動、溝通為重點，在更廣闊的視野中探索信息傳播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間關系的宏觀研究。這種設想和提倡，與凱瑞的文化轉向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著力避免“‘傳播’把我們引向某個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傾向，試圖“把我們引向生活總體方式的研究”。這也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的主要內涵。深圳大學丁未教授即將出版的新著(流動的家園:“飲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即是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對湖南依縣籍在深圳開出租車司機群體的傳播行為所進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的譯者。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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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教師雙語能力。目前國內大部分傳播學課程教師都是國內新聞院校培養的碩士、博士，教師的口語水平與雙語教學的要求之間存在差距，教師雙語水平亟待提升?？紤]到傳播學課程的特殊性質，應該優先培養傳播學雙語教師。要鼓勵教師積極練習口語，學習專業英語，閱讀英文經典原著。學校應該鼓勵和資助教師海外學習，送其出國培訓進修。建立激勵機制，將翻譯作品納入職稱評定和考核獎勵制度，鼓勵教師積極學習專業英語，提升其專業英語水平。
2.雙語教材建設。目前國內已有少部分國外原版教材，但還沒有雙語教材。原版教材與國內教材相比有諸多優勢，但是，學生接受上有一定困難。應該對英文教材進行本土化改革，建設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中國語境的高水平雙語教材。在教材建設上，可以循序漸進、因校制宜，在起步的時候可以采用高質量的經典翻譯教材，教師可以編寫一本針對教材的專業詞匯手冊；然后建設雙語教材，教師可以編著雙語教材或講義；最后，采取外國原版教材，在學生具備一定的專業英語基礎上，讓學生接觸原汁原味的經典原著。
3.教學大綱設定。筆者結合長期的傳播學課程教學實踐，結合西方經典傳播學著作和中國的語境，制定了雙語教學大綱。一般來說，傳播學為3學分、48個學時，上課時間為16周，中間結合課程進度和授課內容開展兩次課堂討論，具體可見右表。
4.改革考核方式。傳播學雙語教學培養學生對傳播學理論和概念的把握，以及使用傳播理論分析傳播現象的能力。所以，應該改革成績評價和考試制度，建立科學評價方法，開展多角度、多層次的評價，不完全依賴測試分數，平時注重學生表現，考察學生發現、分析和解決社會熱點傳播問題的能力，提升考核的合理性和科學性。
5.外部環境建設。應該重視利用和整合各方資源，建設校園雙語教學氛圍，輔助開展雙語教學。開展校內外合作，在校外，與外資企業和英文媒體合作，組織學生參觀其工作流程，與員工交流；在校內，鼓勵學生選擇一些英語選修課，請英文系教師舉行專題講座；配合傳播學雙語教學開設相應選修課程，培養學生接受雙語教學的興趣；充分發揮校園媒體、電教中心、網站的作用，播放英語新聞、歐美電影，全方位、立體式地對學生進行英語熏陶。
二、傳播學雙語教學的方法
1.國際視野、本土關懷。雙語教學并不意味著用英文將傳播理論簡單地翻譯出來，或者朗讀、背誦英文原文。采取中英文授課的傳播學雙語教學，要求教師必須具有國際視野，同時要有本土關懷。這要求在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中，要超越所處語境，放眼世界，在全球背景下來考察傳播現象和活動，追蹤傳播學在世界范圍內的研究焦點和動態。鼓勵學生獨立思考，運用嚴謹的事實和邏輯判斷，集思廣益，提升傳播學教學和研究的質量。
2.開展雙語互動。教師應該營造寬松的學習氛圍，開展對話式討論，可以進行分組競爭，小組代表發言，小組之間和小組內部互訪與討論。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開展雙語互動討論。在講授語言上，力所能及地使用英文，制作英文教案和課件，用英文解釋傳播學概念和理論；教師使用問題探究法，提出英文問題，讓學生英文作答；采用現場教學法，模擬英文會話場景。采用任務驅動法，讓學生查找和閱讀英文文獻，學生分組討論，用英主題報告等等。
3.采用雙語案例教學法。傳播學雙語教學可以借助國內外傳播中大量的熱點問題、具體事件和現象等，圍繞事實，引導學生進行多角度分析。使用雙語的教學案例，能讓學生對傳播理論和傳播現象有更清晰透徹的理解，起到觸類旁通、以點帶面、學以致用的學習效果?？梢砸髮W生用經典傳播理論分析和評價某一社會現象。比如用“議程設置”理論分析美國媒體的伊拉克戰爭報道，用“沉默的螺旋”理論分析社會輿論，用內容分析法和刻板印象等來分析國外媒體中的中國形象。
4.運用雙語多媒體等教學手段，充分利用網絡教學平臺。由于雙語教學短期內不符合學習習慣，較為抽象和疏離，這就需要借助豐富的多媒體輔助教學手段，制作圖文并茂中英文對照雙語課件，充分發揮英文圖片、聲音、視頻等的聲畫效果，讓學生直觀地了解相關概念和理論。要充分利用網絡教學平臺，可以將一些課件、視頻、文獻供學生參考，給學生提前預習和復習的時間，提高上課討論的效率?？梢栽谡n間播放帶有英文音頻、帶有英文字幕的視頻，讓學生體驗和感受西方文化，訓練學生的專業聽說能力。
5.重視課前和課后環節。在課前，教師要深入了解學生的外語水平，確定傳播學雙語教學的難度，增強雙語教學的針對性，做到因人施教，讓學生閱讀經典文獻，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提前發放一些英文經典文獻，囑咐學生做好課前預習，以便在課堂上熟悉教師講課內容，并發表自己的看法，進行討論和辯論。課后要求學生做好復習，及時復習已有知識，加強同學之間的課外交流，布置研究英文課題或者作業，讓學生通過搜集相關知識，并用英文歸納整理，在課堂上用英文講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三、結語
【關鍵詞】新的文藝復興；媒體大革命；細化與整合；極端相對主義；創造性
人本時代的到來
大量資料表明，美國的道德水平1965年開始迅速下滑，直到90年代中期開始回升。西方各國大致也走過了同樣的道路。⑴美國的信息社會開始于60年代，從此開始了新生的信息社會與舊有的工業社會相重疊的發展過程，這個交替時期到了90年代中期出現了重大轉折，新經濟開始涌現，并帶動了經濟長達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雖然2000年第二季度美國納斯達克股市開始崩潰，美國經濟也在以后的時間里開始下滑，但是，作為新的生產方式的新經濟并沒有終結，新經濟正在混亂中重整旗鼓并將迅速發展。
從60年代信息社會的到來到90年代新經濟的出現，是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折的時期，社會大轉型帶來了道德的大混亂。信息社會的到來把發展轉移到了主要依靠知識以及掌握知識的人的基礎之上了，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人才在發展中的意義更是爆發式地提高。這種現象的出現首先是由于技術的巨大進步。技術的巨大進步，以類似于加速度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速度，使得發展環境瞬息萬變，極不穩定⑵。這種新的環境必然要求極高的應變能力、創造能力和決策能力。這是比技術能力更為關鍵的能力。據報道，“信息時代公司的市場價值約有90%是由專利、軟件和雇員的聰明才智組成的”，于是“以人為經營的基幢的企業管理理念進一步被確認，善待人的道德也就成為企業內外的發展和競爭之源。與此同時，在教育、物質、醫療以及軍事等等領域個人化發展趨勢十分明顯。這一切都說明人的社會地位迅速提高，人的精神、人的本質的空前挺立。有的論者認為，這種發展趨勢將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并使企業這一固定的“容器”失去必要性。⑶
新經濟具有3個特征：一是在網絡整合之下高新技術是新經濟的依托；二是人的思想觀念、應變能力、創造能力以及決策能力是新經濟的靈魂；三是充分自由的社會環境和充分的個性解放是新經濟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這只是具有歷史發展總體的意義，而在具體的發展和管理中，勞動力總是受制于掌握了生產資料的人，這說明人是受制于物的。但由于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目前不僅在歷史總體上而且已經在具體的發展和管理中把人的因素提到了決定性的地位。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得主體得到充分的張揚。現在歷史正在提供一種這樣的可能性：人受制于物的歷史將要結束，人本時代已經到來。這是一個從來沒有的人類歷史的偉大革命，它將解構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基矗伴隨這場革命的是觀念以及道德的巨大革命，“道德已經成為競爭的源泉”。這種革命使社會正在向互相依存共同發展的文化社會發展。⑷
新的媒體大革命與新的文藝復興
中世紀末在歐洲發生了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開辟了世界史上的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偉大時代。這是一場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的革命。但是在這場大革命中，以羅馬教皇為中心舊專制勢力構成了革命的極大障礙，特別是在歐洲的中部和北部，更是如此。這時歐洲的媒體用于書寫的是牛皮和羊皮，價格極貴，很難普及。15世紀中期德國人約翰·古登堡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術，印制了大量宣傳新教精神的小冊子，印數極大，價格很便宜，普通人都可以買得起，大面積地普及了新思想。中世紀新媒體(紙媒體)對于舊媒體的取代，是那個時代的文藝復興運動(社會大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歷史上的最偉大的革命總是伴隨著媒體的大革命。目前我們正在進入具有同樣意義甚至其意義更加巨大的革命運動時代。這是一場新的文藝復興運動，它將全面地改變人類的生活，經濟正在主要地通過文化的手段而不是主要地通過物質的手段獲得財富，民主政治正在向世界各個角落延伸，網絡將推動民主的巨大發展，文化的力量正在迅速上升并不斷地走向多元化，教育正在向整個社會和整個人生延伸，學科技術正在走向復雜甚至與社會人文科學整合，大規模戰爭越來越難以發生，戰爭的傷亡正在大幅度減少，武器開始走向“慈善”。我們已經看到，網絡的出現正在以巨大力量解構著舊的觀念和秩序。與舊文藝復興不同，舊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印刷革命所創造的是人類生活與其中的新的思想文化環境，而新的文藝復興中的網絡媒體大革命，不僅僅將帶來新的思想文化環境，而且還正在創造著人類與所有生存于其中的物質環境的必不可少的聯系，人類將生存于網絡以及網絡消亡之后的更新的傳播技術所構成的媒體環境之中。新的媒體對于傳統媒體的取代，不僅僅是一次媒體大革命，而且是人類生存方式的大革命。⑸
這樣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必然要求我們傳播學學術建設要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去考慮，傳播學將成為與社會各個領域、與社會各種學科廣泛整合的顯學。
未來的傳播學發展
1984年美國科學家邁克耳孫說：經典科學“已經把絕大多數的重要基本原理牢固地樹立起來了”，“未來的物理學真理將不得不在小數點后第6位去尋找”。但是，20世紀的發展卻大大超出了邁克耳孫的預言。量子理論、相對論、系統理論、模糊理論、混沌理論，特別是90年代出現的復雜理論，把整個科學推向了嶄新的發展階段。美國學者米歇爾·沃爾德羅普在《復雜》一書的《概述》中劈頭就寫道：復雜理論是“如此之新，其范圍又是如此之廣，以至于還無人完全知曉如何確切地定義它，甚至還不知道它的邊界何在。然而，這正是它的全部意義之所在?！睆倪@本書的內容來看，“復雜”理論囊括的不僅僅是各門自然科學，而且還涉獵了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科學⑸。在世紀之交科學正在發生空前巨大的變革。邁克耳孫的預言實際上宣布了科學的終結，但是，這種科學不過是在19世紀達到最高峰的機械論科學而已。20世紀的科學向著非線性、復雜化和有機化的方向發展。社會是一個有機的全息裝置，科學的這種發展與社會的發展是同步的，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全球化的發展都呈現出這種方向。后現代主義最有價值的觀念甚至中心觀念是邊界不清和多元共生，所反映的就是這種新的社會發展趨勢。這種趨勢可以概括為最簡單的幾個字：開放與整合。這是20世紀人類社會與知識系統發展最有價值、影響最為深遠的內核，是伴隨著新的文藝復興而來的空前偉大的思想革命，這次思想革命將有可能把人類社會引向建立普遍生態關系的文化社會之中。20世紀的前衛發展徹底地否定了機械論，傳播學學術思想的發展方向與這種社會整體發展方向是一致的。
我曾經對于現代社會發展總趨勢作了這樣的描述：一方面向多元化、小型化發展，一方面又在這個基礎上向整合方向發展，這是離散-整合發展趨勢。⑹在我的研究中，根據離散-整合的現代社會發展趨勢對于世界未來發展做了走向文化社會的預測，這是高度離散-整合的從而組成生態關系的社會發展模式。在我看來，它有著現實的根據，并且是較為美好的、值得追求的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歷史發展具有不確定性，我對于未來的預測不可能是完全準確的，但是目前有兩個事實是學者們的共識：一是人類正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里，一是網絡正在走進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構筑人類新的生存環境。我主張傳播學的研究要走向與人文社會科學廣泛整合的道路有以下三方面的根據：1、是社會發展的需要。這種需要既是未來的也是現實的；2、是傳播學自身發展趨勢的需要；3、是創造的需要。從一般意義上講，任何創造都是走向邊緣之后多元文化整合的結果，因此，傳播學的發展必須走向與各種學科相融合的道路。面對新的時代，如果說各門學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學都必須把自己的教學和科研放在這種時代的大背景之中，那么，由于網絡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社會的整合力量，在這種廣泛的相互整合的各門學科的發展中，這是宏觀整合研究，傳播學具有采取這樣發展方向的更充分理由。傳播學與各個社會領域實踐相結合的應用研究當然不可忽視，它的重要性出自于社會各個領域都需要網絡傳播的參與，傳播學必須對于這種參與分門別類加以研究。在多數情況下，這種應用研究是細化研究，它是與宏觀整合研究不可分離的傳播學發展的兩極。沒有宏觀整合研究，細化應用研究將看不清方向和失去意義；沒有細化應用研究，宏觀整合研究將失去基矗這是傳播學學術建設的離散-整合道路，它將從兩個方向深入到社會大轉型發展的實踐之中，也只有從這兩個方向同時切入才能夠有效地深入其中。現在已經可以看到，隨著新的社會的到來，混亂將不可避免地伴隨其過程之中，傳播學的這種研究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對于當代社會和未來社會盡量減少混亂較為健康地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從現在起就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方法
1.研究方法比研究結論更重要
2001年7月上旬我在香港參加“華人社會傳播學研討會”，其間出席了一個研究生們發表演說的會議，臺灣香港的研究生們提交的論文與內地研究生們提交的論文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前者很注重學術規范，后者則不太注重學術規范。我問過他們，在學校里是否開過研究方法之類的課程。港臺的研究生們說開過，內地的研究生們則說沒有開過(出一個例外)。90年代的內地學術界有著“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的說法，所謂學問家凸顯的表征之一就是對于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視(當然，這種重視也包含著對于學術腐敗批判的意義在內)，而對于學術研究方法的強調主要還是在諸如社會學這樣的老學科領域，而傳播學還沒有什么人出來強調這個問題。這種現象可能是內地傳播學還處在年輕落后階段的一種標志。我們知道，港臺的傳播學研究開始的時間比內地要早得多，在這次會議上反映出來的這種不同也印證了這樣的問題。內地的傳播學研究對于學術規范的重視不夠還有其他一些原因，譬如中國文化系統中的偏重于定性研究傳統的影響，還譬如內地傳播學研究是從內地的傳統新聞學研究過渡來的，而內地傳統的新聞學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黨八股傳統十分嚴重，科學的研究方法和規范觀念很淡，甚至沒有。但是隨著中青年學者涌現，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在一定意義上講，方法比結論更重要。結論是多種可能的一種選擇，而方法則是這種選擇的途徑。在我的學校學習經歷中，數學考試中一道數學題如果運算的方法是正確的，只是得數不對，老師還是可以給一點分的；而運算的方法是錯誤的，雖然得出的最后數據是對的，老師是不會給分的。我的理解，前者可以視為是部分的錯誤，得數不對而運算方法正確一般是疏忽造成的，但是它卻為后來得出正確的數據開辟了可能性；后者則是完全的錯誤，得數的正確只是一種巧合或者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
2.極端相對主義的謬誤
對于內地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影響還來自于極端相對主義。
90年代初，后現代思潮開始進入中國，后現代主義根據現代社會的發展否定了機械論的思維方式，強調了研究的相對意義。但是它發展到后來卻走向了極端，出現了極端相對主義，中心被解構，基礎被解構，本質被解構，一切都被解構，剩下來的只有極端相對主義被宣布為惟一的真理(其實這是虛無主義)。這種觀念與中國傳統中的“雞與蛋”的典故很是一致，根據這種典故，人們無法說清楚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在有些人看來，世界上只有這種雞與蛋的“混沌”一種狀態，二元對立從來就不存在。依我看，此種哲學大謬不然，沒有二元的對立，哪有混沌狀態?沒有離散，哪里來的整合?誰跟誰混沌?誰跟誰整合?混沌狀態正是由于存在著二元對立才存在。只承認混沌不承認區別(對立)實際上是認為世界是同質化的，一切都是同質的。但是世界絕不是這個樣子。斗爭哲學的錯誤在于只是強調對立，否定了整合；只是強調整合或混沌，不承認對立或離散，同樣是錯誤的，它必然帶來一切學術研究的消亡。世界既是相互對立而又相互聯系的，學術研究也一定是相互對立而又相互聯系的。
一切都被解構，卻結構了另一個惟一，這就是極端相對主義--這是后現代主義的極端相對主義自身的悖論。為了避免這種悖論，惟一的辦法是什么都不要說，--這是佛教的體驗而非科學的研究；這還或許是另一個宇宙的規則，而非我們這個可視宇宙的規則。但是，我們需要的是我們這個可視宇宙的科學研究，因此我們必須放棄這樣的極端相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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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相對主義可能是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大混亂的一種觀念反映，但是80年代之后事態有了轉折，譬如在美術界，那種將美術自身都消解了的美術，重新回歸作為藝術的美術，寫實主義重新登上了藝術殿堂。以我有限的知識所知，近十幾年國內外都有些學者尖銳地批評后現代主義中極端的相對主義。后現論中的混沌理論是一種極端的相對主義。而混沌理論起源于氣象學，其創始人之一的EN洛倫茲1993年出版的《混沌的本質》一書的序言中寫到混沌現象時說：“這種現象表面看是隨即的，不可預報的，而事實上卻是按著嚴格的且經常是易于表述的規則運動著?！雹?992年出版的美國學者理查德·沃林德《文化批評的觀念》一書里寫道，新實用主義者羅蒂“反基礎主義的核心策略是，反對普遍而客觀的價值的所有斷言，這個策略的一個邏輯后果采納了某些徹底的相對主義，--那是一種羅蒂全力擁護的相對主義”。但是，“一旦關于普遍價值的所有斷言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我們怎么能正當地把寬容當作一種能夠在懷疑論者的猛烈攻擊下幸免于難的價值來贊揚呢?”⑻大名鼎鼎的后現代學者、《后現代狀況》作者、法國的利奧塔在1998年出版的《非人》一書中也對于極端相對主義進行了批評。書中寫道，在現代社會中，祛魅的自然觀成為科學精神的主流，人類因此忘記了自身正是被其狂妄駕御、索取對象的一部分。自然的報復于是狂怒般地呈現出來。附魅的自然觀由此而出?！斗侨恕芬粫€指出，從達爾文到現代的一些大科學家一直到弗洛伊德和利奧塔本人不斷地解構人在宇宙中的特殊性和主性體地位。但是，這種對人類的打擊是為了解放人類，貶低和否定人類的特殊性和主體地位是為了突出人類在自然界中的特殊性和主體性地位。利奧塔在《非人》里建構了他的本體論，他的本體論為現代性提供了徹底的本體論解釋性。⑼
中國學者張志揚寫了一本書《偶在論》，著名哲學家鄧曉芒在題為《作為一種訓練的偶在論》對這本書進行了評論。鄧曉芒先生寫道，張志揚的偶在論只是固守其“預防和檢驗機制”，即限于發出“警告”，加以“提醒”，卻無權做出斷言。鄧先生說：“我甚至認為，混淆作為一種訓練(檢驗機制)的偶在論和作為一種斷言(獨斷論)乃是作為一種本體論(存在論)的偶在論，是后現代主義的通?！彼€指出，不要下“任何”斷語，則它本身就是“一元論”的虛無主義?！皬男味蠈W上講，偶在論只不過是用來裝備某種存在論(本體論)的輔助手段，它可以‘提醒例外’，發出‘警告’，但是前提是：必須先有一個普遍化的傾向(保持統一性)觀點擺在它前面”。⑽
20世紀從科學到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復雜和交叉，呈現出混沌局面，簡化論遭到了極大的打擊；20世紀的社會又是一個充滿著空前混亂和巨大災難的世紀。一方面，人類取得了極大的主要是經濟的社會進步，一方面人類又犯下了空前巨大的錯誤，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人類從文藝復興時代以來所形成的美好理想受到了無情的打擊。龐紹堂在《現代性本體論解讀》一文里引用黑格爾的話說，我們現在的處境有點像“對犯錯誤的憂慮產生了對知識的不信任。”?、?。這些可能就是極端相對主義產生的背景。后現代主義及其極端相對主義并不具有永恒的真理性，它不過是人類社會發展定階段的一個過渡性觀念征候群之一。
只有逃離極端的相對主義的迷霧才可能進行學術研究，而學術研究就不能沒有分析。當然，雞與蛋的“研究”出路還是可以突破的，這就是，想辦法使你們的雞蛋受精，孵化出小雞來，由它啄破雞蛋殼，出路由此而來。你要認識小雞，就必須首先對于它的各個器官、系統、甚至無窮盡的更為微妙的東西進行分析。這種分析研究往往需要同時進行廣泛聯系的整合研究，但是分析研究是無論如何不可舍棄的。而且在這種分析研究中還應當得出一個“普遍化的傾向”。
創造
傳播學研究與教學大致可以分為3個層面，一是應用層面，二是知識層面，三是思想層面。本文主要是根據思想層面的需要論述的。
在當前空前的社會大革命中，一如以往的社會大革命一樣，一定會伴隨著偉大的創造和偉大的思想家的涌現。
在當前對于學術規范的強調中，有時給人一種主流學術規范霸權傾向的印象。世界是極其復雜的，因此，研究方法也必須是極其多樣的；規范自然必要，但是，規范又有規范的弊端(我在上述香港會上就看到過這樣的論文：學術規范很周全，但是有價值的內容卻什么也沒有。)所謂研究方法和學術規范，它也可能造成創造和思想闡發的障礙。
英國科學家和思想家靄理斯對“科學家”提出了可能讓許多人嗤之以鼻的闡釋。他說，“真實的科學家”“不是職業科學家；他甚至愿意別人把他喜歡科學看作只是一種嗜好。從一般職業科學家的觀點來看，他可能是一位業余科學家。……我懷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專門的文獻，……在我展讀的加爾頓的信中，看到他無法正確地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時，不禁付之一笑。對科學的態度，加爾頓可說是開風氣之先，……對那些才開始或還沒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無法滿足的好奇心”。
靄理斯又說：“天才不是憑借職業或苦心訓練來達成使命的，而是憑著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處，在人類的經驗不那么正統的領域里，創造科學。”這樣的“業余科學家”是一位徹底的藝術家”，“他從未做過其他別的事”，“只有他的傳奇才是真實的。”
靄理斯對科學家有他自己的標準。在他那里，“真實的科學家”像是科學哲學家，而“職業科學家”則像是我們通常稱的專家。專家是現代社會運轉的須臾不可離開的人才。但是靄理斯畢竟還是更推崇“真實的科學家”的⑿。靄里斯之所以有這種偏愛，在我看來是因為“真實科學家”具有高度的文化素養、無法滿足的好奇心和巨大的創造性。其中美國心理學家和神經生理學家卡爾·普里布萊姆認為，人的本質是創造性的生命。動物總是用同樣的方法活著，而人總是在尋求新的東西，時刻在改變著事物，這就必須認識世界，這就是創造。⒀創造的問題是提出問題的問題。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認為：“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是一個數學上的或實驗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看舊的問題，卻需要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碧岢鰡栴}(創造)不再是一般方法的問題了，一般的方法在此已經消失，更根本的方法卻由此而出。它是人生境界的問題，或許這種人生境界帶有先天的部分原因，但是，它肯定又與人的后天所形成的價值觀與追求有關。愛因斯坦說：“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有強烈的好奇心。誰要是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他就無異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這種好奇心帶來了心理注意力的強大集中，像強大的光柱一樣集中于他的研究視野之上。這種研究視野不是僅僅限于專業的、狹隘的，而是超越專業的，廣闊的。創造是什么?創造就是多元文化要素的整合并在這個基礎上的抽象。專業中心地帶不存在多元文化要素，難于實現創造；而邊緣地帶才是多元文化相聚之處，從而才是創造爆發的土壤。學者創造就是學者將心理注意力的光柱長期地集中于有關的邊緣地帶之后的產物。這種集中，一方面突破了專業的圍墻，另一方面又拒絕走向諸如物質的、虛名的領域的誘惑，不顧甚至看不到威脅和打擊。在這種景況中，發現和創造便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馬克·吐溫說過：“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專注于某一項事業，那就一定會做出使自己都感到吃驚的成績來?！豹、?/p>
蘇聯科學家費英別爾格還指出，科學的成功導致了對理性和邏輯的崇拜，而貶低了直覺。但是正是這種直覺構成了一切科研的基矗當然，一般的學術規范和研究方法是對于直覺進行證明的工具。對于一個學者來說，總還是應當使自己的成果有事實的和邏輯的根據。當最后將科研成果呈現給社會的時候，一般說來，我們還是應當用大致符合規范的方法去敘述，以求使我們的研究成果具有一般社會通行證。但是，對于旁觀者來說，我們的注意力應當更多地放在成果論題的重要性和觀點的創造性上，而不應當在規范方面過于苛求，我們甚至還要在規范和方法上鼓勵創新和性格張揚，造成一個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在社會大轉型從而極其需要創造的時代里，這樣態度尤其具有重大意義。創造之初總是不成熟的、片面的，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我們如何處理這類問題應當是有幫助的。
從《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當時的刊名是《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開始，我們將這份刊物定位為以廣播電視為中心的現代文化學術刊物。這一期發了我的《現代文化批判》一文，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的研究轉向了現代文化。我主編《現代傳播》期間，這份刊物的發展與我個人的發展是完全一致的，我幾乎旁無所顧，總是按著我自己的理解以提高質量為惟一標準選稿辦刊?？镉辛艘恍┯绊?，同時差距很大甚至相互對立的各種評價都有。我只是體驗到我與我的寫作和刊物融為一體了。至今我還相信，研究者應當具有與研究對象之間互即互入、物我兩忘的境界，這樣，研究者的個性才能顯現，沒有個性的研究是沒有靈魂的研究。這是研究者的生命投入，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者的生命幻化，是研究者用心血潑灑出來的。猶如中國畫中的潑墨技法一樣。有些人批評我的論文具有不應該具有的浪漫色彩，但我的感悟是，人的心理深處充滿著浪漫色彩和準宗教情感，甚至可以認為準宗教情感和藝術感覺才是精神深層的存在。當研究者進入“互即互入、物我兩忘”的“深度昏迷狀態”之后，這種浪漫和準宗教情感就可能浮現出來。在這里科研與藝術已經沒有了什么界限，也與宗教沒有了什么界限。我相信，進入這種“昏迷狀態”的學者仔細體味一下自己的體驗都會有這種感悟。
研究方法可以分成技術性的和哲學性的兩種，前者體現為通常的學術規范，后者是學者內心深處散發性、整合性的直覺靈性，它是不呈現于文字，而是存在于實際行為中“存在的哲學”。符合規范化的研究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它使得研究具有在現代條件下可以取得的可靠性和通行證；我們更需要承認和追求研究中的直覺，直覺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原點和創造的源頭。如同社會發展的其他方面一樣，社會的發展使人類的研究方法不斷精致化，精致化增加了研究成果的說服力和實用性，但是它的另一個結果是使研究遠離認識的原點，失去了創造性。傳播學建設需要這兩個方面的結合。作為人的創造物，已有的研究方法既是有用的又可能形成“所知障”。面對著社會空前大革命及與之相伴的混亂和困惑，社會需要而且能夠涌現出一批新的思想家。思想家是具有巨大創造力的，他們往往不拘泥于公認的學術研究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生活于信息社會初期的麥克盧漢的傳播研究使用的是非科學的“文學思維”，曾經普遍地不被承認，甚至被鄙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被認為是近代以來人類的幾個大思想家之一。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的突破是最大創造。文藝復興時期人類創造了分析的思維方式，一直重大影響了至今幾百年科學與學術甚至歷史的發展。在人類社會空前大轉型的時代里，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可能實現重大的突破。鑒于我們已進入了一個空前大革命的時代，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應當發生重大突破，實際上20世紀的思維方式越來越走向復雜和兼容。傳播學研究將成為深入社會各個領域進行研究并與各門學科相整合的顯學，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的突破將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種突破不大可能是對于原有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完全解構，而是多元方法的生態關系的整合。鑒于這種基本認識，任何方法的霸權都是不可取的。
注釋
⑴參見以下論文：
［美］弗朗西斯·福山的論文《大混亂--人性和社會秩序重建》，原文發表在美國《大西洋月刊》1999年第5期上，中文譯文載上?！锻鈬軐W社會科學文摘》雜志1999年第10-11期上；
［美］蘭布羅的文章《構筑美國政治的十大趨勢》，原載美國《世界與我》雜志1999年9月號，中文譯文載于上?！锻鈬鐣茖W文摘》2000年第4期上；
［美］安吉·坎農和卡羅·林克萊納：《青少年現狀》，原載美國《世界與我》雜志1999年9月號，中文譯文載于上?！锻鈬鐣茖W文摘》2000年第4期上。
⑵參見［美］阿爾溫托夫勒：《未來的沖擊》，中文版，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頁。
⑶參見朱光烈：
《文化社會與文化范式》，載《現代傳播》1997年第5期；
《新經濟：生產方式的革命》，載《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8月4日；
《新經濟鼓起道德“重建”之風》，載《21世紀》2000年第5期。
⑷參見朱光烈：
《我們將化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將給傳播業帶來什么?》，載《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北京《新華文摘》1994年第12期。
《傳統媒體：你別無選擇》，北京《中華讀書報》2000年8月23日；
《媒體大革命》，載上?！缎侣劥髮W》2000年冬季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2001年第2期；
《人類傳播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媒體“大滅絕”與社會大革命以及網絡的消亡》，載《網絡傳播與社會發展》一書，陳衛星主編，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⑸［美］米歇爾·沃爾德羅普：《復雜》，中譯本，陳玲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出版。
⑹見《攪拌機效應與未來文化猜想--兼評“亞洲價值”論》，載《現代傳播》1996年第3期。
⑺［美］E.N.洛倫茲：《混沌的本質》，中譯本，氣象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頁。
⑻［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評的觀念》，中文版，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⑼［法］讓·弗郎索瓦·利奧塔《非人》，中文譯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⑽見《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6月21日。
⑾見《中華讀書報》2001年6月7日。
⑿［英］靄理斯：《生命之舞》，載《二十世紀巨人隨筆·生命之舞》，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
⒀［波蘭］維克多·奧廷辛斯基：《未來啟示錄--蘇美思想家談未來》，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