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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危機;欲望;科技理性;和諧生態觀
在人類發展史上，隨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出現，人類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自然界的存在成為“他者”，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使得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過度盤剝和壓榨，導致了生態危機的產生。從根源上探究，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是這一問題的邏輯起點。因此，探究生態危機的根源，需要將人類的財富欲望納入歷史通道進行反思。財富欲望的張力隨著世俗社會商業精神的發育而開啟，在利潤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帶來財富的自然界。發達的科技是對自然界進行深度開發的關鍵力量，技術在人類財富欲望的驅使下，“促逼”著自然界，使其被過度開發而遭到破壞，深層次里破壞著“人—自然命運共同體”。
一、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
現代社會是以資本為軸心的經濟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存在在于價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價值的運動就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1］因此資本家的目的不是獲得使用價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儲藏者所共有的。”［2］這種財富欲望具有一種擴張自身的內在張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義定位，它乃是指社會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產生對一定的物質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識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動傾向，也可以說是趨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類欲望的閘門被打開以后，欲望的張力使得人類對貨幣、資本的追求日益強烈。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當貨幣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的手中，這導致了貨幣持有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極大的不平等。貨幣持有者極力將貨幣繼續投入再生產過程中，以生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無產者則對貨幣持有者掌握的生產資料日益依賴，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化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工具。貨幣持有者日益成為勞動者、生產資料的主宰者，貨幣力量由此轉化為能夠在生產過程中帶來增殖的資本力量。資本的擴張邏輯不斷生產出剩余價值并將其投入擴大再生產。“資本擴張過程是資本向自然界的擴張，向自然資源的擴張。資本自誕生以來進行的數百年的擴張過程，就是將從地表到地下，從表層到深層的自然資源不斷貨幣化、資本化，吸收到不斷運轉的資本機器內部的過程，也即吞噬自然資源的過程。”［4］因此，資本的擴張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對自然界無休止的掠奪為前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資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資源，“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資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資源，才能表現為資本的現實存在。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7］因而“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8］世界上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被納入經濟系統中，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中，由此進一步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不斷開拓著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資本追求擴張的本性具有使這些資源進入擴張體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在人類欲望的驅動下與貨幣相結合，進入生產領域中，便被賦予了人的主觀意志，被資本化后便獲得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能。我們亟需對人類瘋狂行為背后的原因進行深層次追問。人類企圖將一切資源都資本化，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刺激著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種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為它的武器，支配了勞動，鼓起了勇氣，激發了遠見，使人類的一切能力日益發達。每一種欲望獲得滿足時的享受或愉快，對于那些克服了障礙和完成了自然的計劃的人，是一種無窮盡的報酬的源泉。”［9］追求財富的欲望是資本擴張的推動力。人類把勞動價值注入到自然資源中時，資源被資本化了，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這種心理因素就通過物質得以顯現出來。這種獲得物質資源的力量承載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意志，使得人類進入了瘋狂追求物質力量———資源。當人類對尚未資本化的資源進行開發，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預付金，因此必須獲得利潤，否則就將血本無歸，因此人類陷入資本邏輯體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動機，人類的行為由于這一欲望的滿足而終止。這一欲望的滿足又激發了新的欲望的產生，一種物欲造波著另一種物欲，由此導致欲望動力機的馬達強勁，不斷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觸角。亞當•斯密指出:“每一個人對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對于住宅、衣服、車馬、家具等舒適品和裝飾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沒有限制和確定界限的。”［10］滿足這類沒有限制的欲望的資本擴張也就處于無止境狀態。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也深刻指出了，這種資本擴張的欲望邏輯，“物品都徹底地與某種明確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聯系。確切地說這是因為它們對應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可以是社會邏輯，也可以是欲望邏輯———那些邏輯把它們當成了既無意識且變幻莫測的含義范疇。”［11］這是深度資本擴張的欲望帶來的消費社會的圖景。尚未開發的資源被資本化后獲得了一種價值通約的社會性，這種經濟性符號通兌著對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價值通約有著一種將五彩斑斕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過貨幣把異質性的社會變成一種可量度、可計算、可兌換的存在，使得人類的生活世界被貨幣和資本的增殖體系宰制。人類在這個體系下追求資本的不斷擴張，并在資本力量的驅動下研發出越來越多的高尖端的先進科技，進一步武裝著人類進行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的資本擴張欲望在吞噬著自然資源的可再生能力。當愈來愈多的自然資源消耗在資本體系中時，資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斷衰減，最終導致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12］人類破壞著與自己的身體發膚密切相關的自然機體而不自知。資本擴張欲望無資源可尋而無法得到滿足時，或許人類真的會將觸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將世代詩意的棲居破壞，人類被瘋狂追求資本擴張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與生態危機的勾連
發達的科學技術對生態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給人類帶來快捷、便利、現代化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資源破壞與生態危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的主體地位得到確證的同時，人類對科技的依賴性愈加強烈，對科技的盲目樂觀的態度實際上帶來的是人的主體地位的缺失，人類的深度異化并日益成為機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說“科學進展是一種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技術力量。在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期，將對德性的追求視為“至善”，柏拉圖、老子等哲學家都提出技術是“奇技巧”會敗壞人的心智，反對技術的應用。近代以來，隨著“科技樂觀主義鼻祖”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科學知識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迅速發展為人類戰勝自然的武器。笛卡爾通過“我思故我在”進一步確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這種反思哲學中成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著，自然是敵人，是一種被規約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東西都被歸為人的勞動而非自然的饋贈，自然只不過是提供了毫無價值的物質材料。”［14］人的主體地位的確證使得自然越來越被淪為人類征服的對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體論變成一種實證的技術手段，這種技術手段追求對自然的深度開發，以達到人類自身的財富欲望，將自然定義為為人的利益而服務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利益驅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類的價值判斷，如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等。科技的發展使科學的理念成為現實，帶來便捷與舒適的同時，也越來越拋棄了對人文意義的追求。科技的發展不斷助推著人類財富欲望的擴張，也使人類面臨越來越多的生存困境與自然困境。比如，農藥、化肥、催熟劑等化學藥劑的超標使用，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卻破壞了土壤，同時產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藥物殘留，直接危害人類自身。人類開始意識到科技理性所導致的人的發展悖論。人類開始將科技理性作為批判與討伐的對象加以審視。首先對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盧梭，他認為科學每往前推進一步，人就隨之往后墮落一尺，因此他將科學定義為人類的禍患和敵人。在《論科學與藝術》中，他指出:“科學的創造神是一個與人類安寧為敵的神。”［15］胡塞爾也強調“科學觀念被實證地簡化為純粹事實的科學。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生活意義。”［16］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喪失了主觀性，拼命追求物的邏輯而缺失了對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動力因，不斷求解著X而忽視了科技對人類應用領域的后果。實證科學導致了現代人漫不經心地丟掉了那些對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的思考，使人類陷于不幸的困境。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把科學應用于實際所創造出來的武器使戰爭變得更為迫近而可怕，使個人的安全幾乎降低到毫無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認，假如不是由于科學，這些禍害不至于象現在這個樣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科學對文明的價值一直受到了懷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學必須接受審查。海德格爾認為技術作為人類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促逼”著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與此同時，人類自身也成為被“促逼”的對象。對自然和對人類自身的“促逼”達到了“座架”，“座架占統治地位之處，便有最高意義上的危險。”［18］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認為，工具的價值在于它被主體運用在實現主體目的時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種效用邏輯。科學技術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邏輯下發展起來并成為對人類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馬爾庫塞延續了對科學技術批判的思路，認為科學技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缺失了對事物的人文意義的考量，只追求技術手段的實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學發展成為一種奴役人類的異化形態，社會發展成為一種人性扭曲的病態社會，導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嚴的喪失。以科學技術為載體的高度發達的工具理性剪斷了人與自然的臍帶關系，同時工具理性的體制化運轉也侵占著人類的生活世界，導致人與人之間被各自分離的意見的機械組合的量化計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圖以對世界的操縱為目標，在影片的情節推進中體現的非常明顯。工具理性實質上是科技發展進程中產生的異化現象，工具的發展正從帶給人類的裨益走向反面，越來越缺失對人類自身的存在論境域的思考，成為危害自然生態環境和人自身發展的“罪惡之源”。科學技術強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給人類帶來的便捷與舒適是不容質疑的，但是科學的發展和運用離不開人類的導控。人類之所與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類自身價值理性的畸形、正確價值觀的缺失。科學技術從屬于資本的邏輯體系時，逐利的秉性操控著科技，瘋狂的資本擴張欲望帶來科技的飛速發展，這種科技的發展當然是一種人類僅僅為滿足自身利益的異化的發展狀態。這種異化狀態可以深層次追溯到主體性哲學的痼疾，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來，發現了自身的主體性力量，“人是萬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人的主體性得到了無與倫比的彰顯。然而人類在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其他的存在對人類來說都是“他者”(Theothers)，這就導致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人類在自然科學與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中感到歡欣鼓舞，主體性力量達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盲目自信，科技與工業在主體性力量下發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產效率，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但是人類卻沉迷于機器與技術的世界中，技術越來越高端、機器越來越精密，人類對工具理性越來越著迷，將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視為客體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考量之下畸形發展，由此破壞著與人類發展休戚相關的自然界機體。
三、基于對象性關系的和諧生態觀
人類的財富欲望在科學技術的助推下不斷擴張，最終帶來了生產危機。那么能否像一些學者所提出的那樣，消滅資本也就消滅了人類的財富欲望，生態危機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馬克思指出，“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資本，只有通過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這一最發達和最多樣的生產組織。資本作為人類剩余勞動的結晶，本無善惡是非可言，其性質主要取決于它運用于何種生產關系之下以及人類運用資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說對資本擴張的考察也就是對人自身的反省。人類在世界資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尋找到一個與自然之間的合理距離。馬克思指出，“人們需要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合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20］人類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類無機的身體，人與自然不是簡單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生態倫理學基于舊唯物主義的理論，將人與自然主客二分，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念出發，強調人類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將只對人類有意義的倫理觀、價值觀賦予自然，自然就淪為了人類利用征服和掠奪的對象。人類的主體地位導致人類為了自身利益始終將與自身生存休戚相關的自然視作“他者”，自然成為滿足人類利益的奴隸。人類無限膨脹的欲望導致對自然的無限制開發掠奪，產生了一系列生態災難。生態倫理學把自然當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觀事物而不是與人產生內在聯系的人類學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對人類的意義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將自己視為主體的人類竭盡所能去掠奪自然，以滿足自身的需求與欲望。埃里希•弗羅姆指出“我們奴役自然，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來改造自然，結果是自然界越來越多地遭到破壞。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們對它的敵視態度使我們人類變得盲目起來，我們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然界的財富是有限的，終有枯竭的一天，人對自然界的這種掠奪欲望將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21］人類錯誤的生態觀導致無節制地從自然界獲取資源而忘記了自然與人的生命休戚相關的對象性關系。人類在資本的驅動下瘋狂破壞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時也是在破壞著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即人類在進行著自我毀滅。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是單純以人的利益為中心的生態倫理學，同樣也不能簡單地回溯到“生態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認為“自然物的多樣性具有它自身的內在價值”［22］，所有自然物因為自身固有的內在價值應當得到保護，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受到保護。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僅僅是對諸如人類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間的對立這樣古老的二元論的重新闡述。”［23］“這里永遠存在的二元論觀念往往妨礙了知識和有意義的實踐的真正發展。實際上，這種觀念中所體現出來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觀念長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與自然二分法的生態學理論導致的生態學困境。人類錯誤地將自然視為外在于人的獨立存在物，這種自然被誤以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義只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也正是錯誤地將人與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價值為中心，導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態中心主義”。幸運的是，人類已經意識到上述兩種基于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確的生態觀的問題所在，并已經開始采取行動，為建構和諧生態觀而努力，和諧的生態有賴于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馬克思將自然劃分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與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馬克思認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26］“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脫離自然界這一對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28］事實上，現實的、有意義的自然是對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獨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樣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自然界。對象性關系意味著“別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個‘我’，就成為我的對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內隱，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個眼睛。只有在別人身上，我才具有對類的意識。”［29］“也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它的存在。”［30］這就意味著人與自然是作為對象性關系而存在的并通過對象性活動而相互內在聯系。這種對象性活動即人的實踐活動。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對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31］通過實踐活動建構“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人在與自然的內在聯系隨著實踐活動而不斷深化，自然成為人的“無機身體”。通過實踐活動人類建構起與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內在聯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對象性關系以及實踐活動來研究人與自然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這種“命運共同體”不能屈從于資本力量和人類的財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犧牲自然為代價換取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相反人的財富欲望應該服從“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科學技術的進步應立足于“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這才是滿足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正確的生態觀。
作者:鄭柏茹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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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理論研究；哲學分析
“循環經濟”是最近幾年國內學術和政策研究領域頻繁出現的一個學術詞語。國內學者對循環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大量探討，國家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循環經濟的實踐。但是，國內生態經濟學界、環境經濟學界以及主流經濟學界對循環經濟實質的認識至今仍存在較大差異[1]。為深入揭示循環經濟理論內涵，部分學者從哲學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如，董艾輝在分析循環經濟與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觀一致性的基礎上，指出循環經濟是對近代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揚棄，也符合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2]。張連國等認為，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有二，即知識論基礎與存在論基礎[3]。崔勝輝等則從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在內涵和目標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和經濟倫理觀[4]。
應該說，從哲學角度探討循環經濟，既是對循環經濟理論研究的豐富，也為哲學研究領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課題。但從已有研究來看，循環經濟的哲學研究在哲學分析與梳理上還不夠全面和系統。本文試圖從哲學的角度，比較系統地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展望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
1.循環經濟的哲學涵義
1.1循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目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
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人們對自身生活環境和質量的憂慮，也是對上世紀五六十年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針對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這種對環境的憂慮逐漸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反思，環境問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國從參加1972年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加入這個行列。循環經濟不僅反思工業化帶來的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竭，也積極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是提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說新的技術經濟范式[5]。這種發展模式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強調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體系的融合，減少單位產出資源的消耗，節約使用資源；通過生產技術與環境保護技術和清潔生產相結合，減少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過廢棄物綜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實現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通過垃圾無害化處理，實現生態環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經濟層面上，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方式，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資源供給與生態環境的均衡，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和社會公平。它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社會大眾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它既要求改變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也要求改變環保企業治理生態環境的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實踐性是哲學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性符合的實踐觀點。無論是其思想來源和目標指向都是實踐，循環經濟的理論發展更是離不開實踐，需要在實踐中反復檢驗和總結。因此，循環經濟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或者實踐是循環經濟的基礎或唯一尺度。
1.2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符合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并對認識起決定作用；人的認識的發展總是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總要有一個過程，充滿著復雜性和曲折性。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完整體現了上述觀點。首先，循環經濟在特定時代產生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在工業化以前和工業化的低級階段，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消耗較少，還不足以使人類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產生像今天這樣的深刻后果。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環境和資源的產生足夠大的沖擊和影響時才可能產生循環經濟思想。其次，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到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內涵或全部規律，而且，認識的深化不可能脫離經濟和歷史發展階段。最后，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能動的認識。這不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也不是對實踐的簡單反映和被動認識，而是為了應用于實踐，改造經濟發展的模式。通過循環經濟的這些特點，可以較好地理解當前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所遇到的種種思想障礙。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國生產方式仍較粗放、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較大等。這是事實，但也要注意到，我們不可能脫離我國的歷史前提來談論這些問題。者從來就不是先知先覺的智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實踐者。在實踐的過程中可能會犯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但錯誤本身并不可怕，關鍵要遵循規律，對自身發展方式進行反思和揚棄，最終解決問題。畢竟，在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上搞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濟起步、經濟總量和人民溫飽問題，難以為了保護環境從一開始就放棄經濟和工業發展。
1.3循環經濟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學的普遍聯系規律
哲學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正是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孤立地探討經濟問題，或單純采用經濟手段分析解決問題。它要求綜合考慮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來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與進步。循環經濟深刻分析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對人與自然和諧模式進行大量有益的探討。同時，將生產和生活各個領域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作為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加以考慮，既注重分析經濟生產領域各個部門、行業及其相互聯系，又注重生產流程的各個階段及其相互聯系，還注重生產與生活兩大部類在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中的具體情況與相互聯系，統籌考慮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工業與農業、國內經濟與對外經濟等在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方面的關系。循環經濟在分析問題和提出對策時，也認識到單純經濟知識和經濟手段的局限性，強調學科間的聯合，強調經濟社科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學科領域的統籌并重。
1.4循環經濟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
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為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認識論基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范式，強調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代際公平以及國際視野，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思想體現了哲學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既包含科學的邏輯推論，也汲取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正反經驗；既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向歷史、向子孫的負責態度。循環經濟是在環境已遭受重大破壞、資源過度消耗的情況下產生的。根據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歷史教訓、現代科學和經濟學的推斷，如果這種趨勢不加以阻止和逆轉，造成的后果將不堪想象。但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趨勢并非不可逆轉，通過循環經濟的途徑，人類完全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種分析和對比揭示了人類對自身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體現了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2.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
循環經濟的定義是目前國內學者爭論的焦點，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問題。筆者認為，只有解決本質屬性問題，學科的理論基礎才能更加扎實，學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質屬性問題解決了，相應的內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環經濟哲學內涵已為探討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作了鋪墊。
2.1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
筆者贊同齊建國教授關于循環經濟的描述，即循環經濟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是中國新興工業化的最高形式，是通過制度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形態[6]。齊教授認為，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循環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微觀上，按照著名經濟學家喬瓦尼·多西的定義，所謂技術范式可定義為解決所選擇的技術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宏觀上，技術范式可定義為社會生產主導技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形態對應不同的技術范式。在技術層次上，與傳統經濟活動的“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開放（或稱為單程）型物質流動模式相對應，循環經濟是“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其技術特征表現為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態環境的利用效率，本質是生態經濟。
筆者認為，在齊教授定義的基礎上，還可從哲學高度對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作進一步的歸納和總結。根據的基本原理，人類社會總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變，每個社會歷史階段都有與其相應的社會形態。因此，循環經濟應是人類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技術范式。循環經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產生和發展，承載著特定的歷史使命。可以預見，循環經濟將對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進程起重大的歷史作用；同樣可以預見，循環經濟絕不是萬能的，不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技術范式的最高形態或終極形式。
2.2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
2.2.1特定的時空觀念。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確特定的時空觀念。我國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21世紀開展循環經濟，離不開立足自身現實發展循環經濟。要花大力氣研究我國的實際，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問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勝利。同時，要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有著足夠的心里準備。
2.2.2統籌觀點。發展循環經濟需要統籌的觀點和系統的觀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面臨很多問題，但由于資源有限，只能統籌加以考慮。要把握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定重點領域和優先發展領域，循序漸進，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論聯系實踐。發展循環經濟要善于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并以此指導實踐，然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理論。如此反復，推動經濟與社會向良性方向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是實踐的學科，循環經濟理論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書本中、文件中、口頭上，不能在實踐中得以貫徹落實，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會是水中月、鏡中花。因此，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的觀點，尊重客觀規律，努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同時反對把循環經濟夸大化、萬能化的傾向。
2.2.4公眾參與。循環經濟涉及全社會的各領域，離開公眾參與的循環經濟將難以成功。目前，我國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尚有待提高，特別需要在社會上進行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啟蒙，通過政府政策宣傳，引導社會生產和消費觀念。公眾環保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的覺醒將是循環經濟得以貫徹落實并取得成功的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
3.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
3.1系統的工作思想
發展循環經濟特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要立足現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五個統籌，制定系統的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綜合協調區域、行業和部門利益，以長遠發展和大局為重，抓住主要問題，確定重點領域、優先領域和戰略步驟。
3.2制度和技術并重
要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既注重制度層面的政策設計，也注重技術層面的政策設計。加強對現有經濟模式、生產技術與過程、管理方法的改進和創新；加強對項目立項進行充分論證以及項目中、后期的評估；加強對節能減排領域重大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同時，開展大量調查，掌握循環經濟的動態發展，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3.3建立長效機制
根據循環經濟的不同參與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大學、公眾等，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同時，探討建立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有效聯系機制，完善政府考核機制和人才激勵機制。
3.4自主創新與學習借鑒
既要立足自身國情積極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理論和政策，又要學習借鑒一切有益的國外經濟、管理和政策實踐的成果；既要發揚自主創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術支撐體系，又要進行必要的技術引進和模仿消化。4.未來展望
發展循環經濟是歷史的必然。這個必然既凝聚著人類對自身處境的深深憂慮，也包含了對更高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美好愿望。認為，盡管過程往往充滿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發展的。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有著自身發展規律，雖然當前還有很多爭論，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將促使循環經濟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環經濟在中國已經啟航，并將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進程長期相伴。盡管道路充滿艱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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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知性思維的內在性批判僅僅說明了它的局限性并沒有揭示它的真理性，僅此還無法解釋它如何是我們認識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如果啟蒙所宣揚的自由能夠像黑格爾所說被揚棄的話，那么揚棄這種自由的新哲學就必須能夠在論證自由的同時順利地協調與知性思維的關系，也就是說，在批判性地肯定知性思維方式的前提下，論證自由的可能性。因此，當黑格爾把對哲學的需要界定為“當統一性（Vereinigung）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消失，對立喪失了它們的生動的聯系和相互作用獲得獨立性時，哲學的需要就產生了”［4］，這種對立就是上文所分析的以知性思維方式為工具的傳統形而上學所產生的對立，即知性無法把握作為理性對象的普遍物所產生的對立，以及作為概念的諸規定性自身相互之間的差別，那么作為統一性的哲學就必須能夠說明這種對立的相對性，進而使之被揚棄。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哲學的最后的目的和興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與現實得到和解……它是一種精神的和解，并且是這樣一種精神的和解，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豐富內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現實性”［5］。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黑格爾所采取的論證策略是：把哲學的發展界定為“返回自身的圓圈式發展”。一方面，這個圓圈式發展意味著哲學作為克服了知性思維方式對立性的統一性體系，在其開端處同時也是一種統一，而這種統一同時必須能夠向前發展推演出知性的諸規定；另一方面，這種知性的規定作為總體的一個環節又是必不可少的，但僅僅是總體的一環而已，它必須能夠向前過渡到統一性之中。所以，這個最終的統一性原則擺脫了抽象性，是一種具體的統一性，之前的對立的知性思維方式也被統攝在其中。這種統一性思想并非黑格爾首創，而是斯多葛學派關于統一性思想在當時德國學界影響的結果。迪特•亨利希認為，斯多葛學派關于自然的統一性學說通過一定的闡釋方式，甚至能夠揭示黑格爾哲學中的核心思想［6］。他認為如果把該學派中的統一性思想（它被表達為“多中之一”，即“henpanta”）與其“熟知自身”（oikeiosis）的思想相結合，就能闡釋一種觀念論意義上的理性存在者的思想。首先，“多中之一”所表達的就是宇宙多樣性的統一性，必須貫徹在一個統一性原則之中才能得以保證。這個統一性原則，就是各個有限的部分之間互相的“化學混合”（chemicalmix－ture），通過這種混合，產生了一種新的質，即統一性。因此，宇宙的統一性原則是滲透在它的各個組成部分之中，但不能被還原為各個組成部分。其次，人類只有在熟知自身的情況下才能保存自身，如果不能熟知自身就意味著一種自我異化（allotriosis）的狀態。這種熟知只有通過自身意識成功地反思并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之后才是可能的，達到這種狀態的存在者就是理性的存在者。顯然，斯多葛學派對這種意識的狀態的界定與黑格爾關于意識最終狀態的概念并無本質的區別。當然，斯多葛的統一性思想還只是初步的自然哲學，它并沒有結合認識論去探討參透其中的統一性原則是否能夠被認知的問題。如果不能夠在思維本身當中證明這種統一性原則是可以認識的，那么關于它可以認識的論斷就很容易走向神秘主義，例如通過神秘的啟示等方式獲得。黑格爾與其根本的區別在于：他把這個統一性原則置于人類理性當中去理解，通過思維自身的發展去論證它的可能性，用黑格爾的術語來表述就是：“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7］10按這一理路，黑格爾關于統一性哲學的構建所要解決的首要難題是：在思維當中，如何找尋這種絕對的統一性原則，并且如何能夠從中演繹出它與世界多樣性之間的關系，換言之，作為統一性的理念如何自在自為地體現在純粹思維當中，并且如何以外化的形式體現在自然界當中？進一步闡述黑格爾對此難題的解答并非本論題的任務。通過上述勾勒，我們只想闡明，黑格爾通過理性來建構統一性哲學體系的構想，決定了該哲學的開端含義與近代哲學對開端的理解大相徑庭。因為由上述對統一性哲學的構想，我們能夠推論出，黑格爾意義上的哲學開端必須一方面具有“本原”的意義，即理解世界或一切存在的首要的東西；另一方面它也是我們思維中首要的東西，是我們一切意識行為的前提。而在古希臘哲學中，開端僅僅具有第一個方面的含義；在近代哲學的語境中，則僅具有第二方面的含義，雖然它常常被認為是關于第一個方面的證明。
二、邏輯學的開端：從純粹的自我意識到存在
既然黑格爾把最高的統一性原則（理念）置入主體的思維當中，把純粹的思維等同于最高的統一性，那么為何黑格爾把邏輯學的開端界定為純存在，而非純粹的自我意識或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呢？
（一）純粹自我意識與哲學的開端從先驗哲學的角度，純粹的自我意識能夠充當最高的統一性原則，似乎能夠作為《邏輯學》的開端。首先，因為這個純粹自我意識始終是同一個自我。理由很明顯，如果我們不能把我們任何的思想或認識歸結為同一個自我的意識，我們便無法意識到一個能夠思維任何對象的自我。既然我們能夠意識到能夠思維一切的自我，這個自我就必須是同一個自我。其次，由此便容易推出，這個自我意識具有統一性，它能夠把一切的思想綜合到純粹的自我之中。這就是康德所說的“我思必須伴隨著我的一切表象”。再次，這個純粹的自我意識也是空無一物的自我意識，它是抽象掉一切內容的純粹的我思，否則的話它就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同一性的自我了。由于這個純粹自我意識既具有統一性又是最抽象的，它無需任何認識的中介，那么這個純粹自我意識似乎是符合一般意義上開端的含義，即作為直接性的東西。“無需任何認識的中介”并非是說抽象的純粹“我思”無需任何對象還能被我們思維到，因為只要是“我思”就必須要有思維的對象，而是指只要對象被給予意識，意識對此進行思維時，我們便能夠直接意識到純粹的我思。但是，這里的純粹自我意識不是反思的結果嗎？它怎么能夠是直接性的呢？為了闡明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清楚地區分認識事物的中介和事物本身的中介。比如說某物X，如果我們要說出它是什么，就必須借助于一定的知性范疇才能對之進行規定，這被稱為認識事物的中介；當我們說X只有在Y的條件下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這就被稱為事物本身的中介。因此，純粹自我意識既然不能夠通過特殊的知性范疇對之進行界定，那么它顯然就不能夠通過認識的中介來被認識。在觀念論中，它一般被規定為“理智直觀”，它無需認識的說明，是我們直接就能夠體驗到的。但這并沒有排除它本身的存在是經由中介得出的，即只有在一定的對象被給予的條件下，才能對我思進行理智的直觀。因此，這個進行理智直觀的純粹自我雖然是中介的結果，但它仍然可能是直接性的。當然，黑格爾并沒有否認純粹的自我意識能夠充當最高的統一性原則。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就已論證，康德的作為彼岸存在的自在自物世界其實就是純粹的自我意識的抽象［7］113－114。在《小邏輯》中，黑格爾直接認為康德的理性對象“即無條件東西或無限事物，無非是自相等同的東西，或者說，是已經提到的思維中的自我的原始同一性。理性就是把這種純粹同一性當作對象或目的的抽象自我或思維”［3］110。但是，黑格爾卻明確反對它能夠充當邏輯學的開端。在對費希特以自我為哲學的開端的批判性考察中，黑格爾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首先，黑格爾認為，雖然費希特以自我為出發點并考慮到“一切后繼的東西都必須從最初的真的東西演繹而出”和“最初的真的東西是一個已知的、尤其是一個直接確定的東西”［8］61，但是由于這個純粹的自我并非在意識中是直接現成的，所以以它作為哲學開端便是不當的。黑格爾所指責的這個自我不是直接現成的，是指這個純粹自我是在除去意識的一切具體性之后的一個純粹的綜合活動，也就是費希特所說的“本原行動”。黑格爾雖然正確地指出了費希特的自我在此意義上并不具有開端的直接性含義，但是當他把存在作為邏輯學的開端時，也遭受到人們這樣的指責（本文將在第三部分具體指出這種指責）。其次，由于這個純粹的自我不是指一般意義上與客體對立的主觀自我，而是客體與主體統一的純知，既然如此，在黑格爾看來，就沒有必要再以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的純粹自我作為開端了。它不但容易引起人們把它與普通的自我相混淆，而且通過更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現它仍舊是一個主觀的自我。因為從自我出發的科學真實發展，“表明了對象經常具有并保持著對自我說來是一個他物的規定”［8］140，所以這個自我并非是完全克服了主體與客體對立意識的純知。最后，黑格爾認為縱使作為理智直觀的純粹的自我能夠作為開端，但是一方面由于科學（邏輯學）所研究的，并不是自在的或內在現成的東西，而是“思維中內在的實存（Dasein）和這思維中這樣的實存所具有的規定性”①，［8］64，另一方面理智直觀固然是沒有認識的中介，能夠被我們直接體驗，但是它說出來的東西，都比簡單直接性要更多些，比方純粹的自我、絕對等。因此，黑格爾認為，縱使純粹的自我意識能夠充當統一性原則，即克服了意識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但是它仍然不能充當邏輯學的開端。
（二）《邏輯學》的開端和存在與無的相互轉化雖然黑格爾從開端所具有的直接性含義方面否定了純粹自我意識能夠充當邏輯學的開端，但是這里仍然具有的疑問是：在科學還未得以論證之前，我們如何知道科學必需要有一個開端？顯然，我們對此的任何說明將是前科學的，也就是說，這種先行的界說無法合理地證明自身就是科學的。對此，費爾巴哈曾用一種反諷的口吻說道：“人為什么一般地要有這樣一個開端呢？難道開端的概念不再是一個批判的對象，難道它是直接真實并普遍有效的嗎？為什么我就不能在開始的時候拋棄開端的概念，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現實的東西為依據呢？”［9］黑格爾并非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他在《小邏輯》中明確指出：“哲學的開端僅僅與決意作哲學思維的主體有關，而不是與這門科學本身有關。”也就是說，在我們對科學本身進行論證時，我們必須要有個出發點，至于這個出發點是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在科學本身得以論證之前，我們確實是不知曉的，但我們進行哲學思維時必須要有個出發點這是毫無疑問的。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可以隨意用一個事物或假設作為哲學的出發點。因為只要我們假定任何一個具體事物作為出發點，我們就必須對此進行說明，而這樣的說明在科學本身尚未界定之前無疑是不合理的。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必須用什么作為科學的開端才能無需另外的說明？這也是上文所說的，它無需通過認識的中介才能被我們意識到，盡管它本身可能是中介的結果。黑格爾有時干脆把這樣的開端稱為“無規定的直接性”（dasunbestimmteUnmittel－bare），即它是無需任何認識的中介就能被我們意識到的東西。至于費爾巴哈最后的指責，即“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現實的東西為依據呢？”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曾回答過相似的質疑。這種質疑是，既然存在和本質的真理是概念，那么為何不用真正真的東西作為開端，反而用不真的東西作為開端呢？黑格爾明確地回答：“在求得思維認識的地方，之所以不能以這個真理為開端，是因為這個真理在構成開端時，是以單純的保證為基礎，而被思考的真理本身卻必須向思維證明自身是可靠的。”通過上述這番說明，黑格爾為何把邏輯學開端的無規定的直接性同時也稱為存在的問題就不難被回答了。我們知道，存在（Sein）在德語中是經由系動詞的原型（sein）名詞化得來的，由于它一方面是任何定義必須首先要使用的，包括對它自身的界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切存在物總體的抽象，所以我們無法按傳統的“種加屬差”的方式對之進行定義。但存在的不可定義性并沒有妨礙人們對它的使用，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在對存在的使用中，我們“‘無需深究’，誰都懂得。誰都懂得‘天是藍的’、‘我是快活的’。然而這種通常的可理解不過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10］。這與上文中所指出的開端的無規定的直接性含義是一致的，即我們僅僅知道我們的思維必須要有一個開端，但這個開端是什么，我們則毫無所知。在此情況下，把存在界定為《邏輯學》的開端就是最恰當的選擇了。從這一層面來看，存在并非完全不同于純粹的自我意識。上文已經指出，這個純粹的自我意識也是最抽象的不可定義的東西，并且它能夠被我們直接意識到，所以，這個純粹的自我意識在此意義上就是純粹的存在。黑格爾由此認為：“假如純粹作為形式，還應該被認為與純有的統一體有所不同，那么，純有也就是純知的內容。”［8］57既然黑格爾是從《邏輯學》的開端的無規定的直接性方面推出它同時也能被表述為存在，那么顯然，從無規定的直接性中也能直接推出它就是無①。因為無規定的直接性已經蘊含了否定性，即它是對一切規定性的否定（un－bestimmt），也是對一切中介的否定（un－mittel），所以它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否定。因此，有和無是相互過渡的統一體，當我們談論純粹的存在，其實它已經是無，當我們談論純粹的無，它已經是純粹的存在。但是，從“無規定的直接性”出發論證存在與無的辯證關系，并非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是一種簡單的見解，無需任何懷疑。黑格爾在世時，就已經有大量的異議針對存在與無的辯證法。為了使人們避免一些可能的誤解，黑格爾在《邏輯學》闡發存在與無的辯證法一章中增加了在篇幅上遠遠超過正文的四個注釋。盡管如此，在黑格爾逝世后，他的諸多闡釋者和反對者對存在能夠作為邏輯學的開端以及對存在與無的辯證法的解讀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爭論仍然不斷。
三、對邏輯學開端的批判與反批判
根據迪特•亨利希的考察，在歷史上，人們對黑格爾存在與無的辯證法的批判粗略地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否定的批判，他們認為根據黑格爾所闡發的開端觀念，不可能發展出存在與無的統一性的辯證法，并沒有什么思想的前進運動；第二類是肯定性的批判，他們認為如果黑格爾整個體系要能夠保持一致性，那么人們就必須放棄黑格爾所闡發的開端的辯證法形態［11］76－84。由于本文主要是從黑格爾對統一性哲學思想的構想推出邏輯學的開端所必須具有的含義，而第一類的批判基本是針對這樣的解讀理路，因此下文將集中闡述這類批判。
（一）對邏輯學開端的否定性批判這類批判主要認為，從無規定的直接性出發，我們無法推論出黑格爾所闡發的存在與無的辯證法。亨利希對這樣的批判理路勾勒如下：如果我們假定，存在和無確實是能夠相互區別，那么，第一，它們要么是一個相同的思想規定即“無規定的直接性”的兩個方面（Aspekte），在其中，它們能夠被區別開來；第二，它們要么是兩個相互區別的思想，無規定性和直接性是它們的共同特征。第三，如果我們相反地假定存在與無是無區別的，那它們就僅僅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不同的名稱，這個事物就是無規定的直接性。這樣，無論經由哪個方面，我們都無法得出存在與無的相互過渡。在第一個反駁中，存在與無不存在相互過渡主要因為：①存在與無是無規定的直接性的兩個相互反對的方面，這意味著直接性被設定時，它是存在的，但當它沒有任何規定性，所以它也是無。如若如此，這個無規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被設定的，即僅僅被設定為沒有內容的形式，那么它由此也就成為一個反思的規定，而這與開端的含義不相符合。②在黑格爾看來，存在與無的過渡是指，存在本身中已經蘊含著過渡到無了，而無中已經蘊含著過渡到存在了，或者說存在直接就是無，無直接就是存在①。因此，存在與無并非是無規定的直接性的兩個不同的要素，它們是無規定的直接性的整體，是相同的；同時也具有絕對的差異，因為如果它們有關系的話，它們各自就需要一個他物的中介，那么它們就不是無規定的直接性了。所以，如果存在與無是無規定的直接性的兩個方面，那么無規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真正的直接的東西，而是通過反思被設定的思想規定，由此便無法從中推出存在與無的相互過渡。第二個反駁與第一個相類似。如果存在與無是兩個相互不同的思想，同時無規定的直接性是它們的共同特征，那么無規定的直接性和存在與無就必須首先是直接性的，其次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區別，這樣它們就必須是被中介的了。這顯然與黑格爾所指出的存在與無的差別是無需中介的直接的和絕對的差別相矛盾。第三個反駁主要是指出，即使存在與無能夠等同于無規定的直接性，但它們只不過是無規定的直接性的不同名稱而已，如果人們不想采用其他稱呼，只用無規定的直接性，那么存在與無是可以被丟棄的，因此根本不存在從無規定的直接性推出存在與無的辯證法。在這類否定性的批判中，一個由阿多爾諾提出的批判值得一提，盡管這個批判沒有完全被闡發出來，我們將在勾勒這個批判的同時，進一步指出它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要素。阿多爾諾不僅否定存在與無的辯證法，而且通過對這個辯證法的否定，試圖徹底否定黑格爾統一性哲學的建構，認為它不是事情本身的表達，而是思想對事物本身的歪曲和統治。他認為黑格爾的存在與無的辯證法，是一種概念間不合理的偷換，即把存在是“無規定的東西”（dasUnbestimmte）悄悄地偷換成了“無規定性”（dieUnbestimmtheit）②。首先，把存在界定為“無規定的東西”意味著概念與事物之間并沒有任何差別，也意味著范疇與這個無規定的東西沒有差別，所以，這個存在既可以是一個抽象的思維概念，也可以是未規定的某物。其次，當這個“無規定的東西”被置換為“無規定性”時，它本身作為無規定的存在就被置于“無規定性”這個概念之中了，所以這是思維的抽象活動，即把“無規定的東西”所可能表述的兩個方面被抽象為一個方面，即概念的無規定性，這就意味著事物本身被剔除出去了。所以，阿多爾諾認為，黑格爾的《邏輯學》并非如其所述的那樣完全是表達事物本身的發展邏輯，而是思想對事物的剝離和統治。當然，黑格爾可以否定說，如果沒有思想的抽象我們根本無法形成某物的概念，所以問題不在于思想的抽象，而是思想是否能夠具體地把握對象本身。阿多爾諾的這個指責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因素不在于此，而在于把“無規定的東西”置換為“無規定性”，如果僅僅是概念抽象的話，那么從無規定性的存在推出存在與無的辯證法就僅僅是反思的思想規定。因為這時存在與無的辯證法無非是指：這個無規定性，在概念的抽象形式的意義上而言，是存在，同時由于它沒有任何內容，僅僅是空洞的形式，所以它也是無，但這個無內容的形式也是一種存在，所以它也是存在。顯然，這與黑格爾的表述相沖突。因為，在思維的開端處，形式與內容的劃分尚未出現，它們是在反思的邏輯中所出現的范疇，所以存在與無的辯證法不能被認為“只能在存在某物條件下過渡到無，或在非存在的條件下過渡到存在”［8］94。因此，從存在的無規定性無法推出黑格爾意義上的存在與無的辯證法。統觀這類反駁，如迪特•亨利希所說，它們無非是想最終證明：無規定的直接性與存在與無的辯證法是相互割裂的，從前者并不能推論出后者，因為無規定的直接性本身是一個反思的思想規定［11］79。
近代以來，亦即資本時代以來，無論是在重商主義、重農主義還是在古典經濟學那里，經濟學最初的含義也是政治經濟學，意即與城邦、共同體、國家相關的經濟活動。亞當•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論》問世之后發表了《國富論》，開始了經濟學的獨立行程，也就是說，經濟具有自己獨立的運動規律。李嘉圖理論的意義就是發現了一切經濟運動都是圍繞著“價值”這一共性展開的，對于價值規律的思考，標志著“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逐漸形成。19世紀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分化為兩支，一支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從一般價值走向剩余價值，直指社會生活的本質；另一支則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開啟了經濟學的非階級分析，即純粹數量化的經濟學分析，瓦爾拉斯的《純粹經濟學要義》可以看作這一學派的代表作，熊彼特曾贊譽此書為經濟學作為嚴密科學所取得的最高成就。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凱恩斯、瓊•羅賓遜、斯拉伐、薩繆爾森、弗里德曼和盧卡斯都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特征就是越來越數量化、公式化、模型化，無論是強調國家干預還是主張進一步自由化，其基本的依據都是對經濟過程的量化分析，也就是說，摒棄一切非經濟價值的判斷。以社會價值中立的立場研究經濟現象各變量之間動態平衡及其變化規律，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主要追求。對于現代經濟學的這一走向，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呢？過去我們主要是從價值判斷或階級分析的角度對其進行批判，認為這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意識形態。但是從知性科學、實證科學和形而上學角度去思考，我們卻發現這是一門知性科學成熟的標志，即從“理性經濟人”這一假設前提出發，排除一切非經濟因素干擾，以利益最大化為原則，探索經濟過程的規律性。現代經濟學包括從微觀層面定量分析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操作過程及其經濟后果的性質和規律；從宏觀層面定量分析各國和各地區經濟增長或衰退的性質和原因，定量分析各國和各地區的生產要素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性質和規律，定量分析貨幣體系平衡和失衡的原因和規律；從超宏觀層面定量分析國際資本市場、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各生產要素在世界市場上的變動和規律。
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向數量經濟學的轉化，說明了兩點，一是經濟學越來越脫離現實的人、現實的社會，而把經濟看作“理性經濟人”基礎上的純粹的數量演繹；二是說明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知性科學越來越走向成熟。正像馬克思所說：“一門科學只有能成功地應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說，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學已在相當的程度上用數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經濟過程的規律，但這種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學的，而非現實的、實踐理性的、總體性的。“理性經濟人”是西方經濟學一切推論的邏輯起點。現實的人是具體的，除了經濟屬性，他還有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血緣的、民族的等屬性。當一種學說專注于人的一種屬性，而舍棄人的其他屬性，這種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同樣，人類社會也并不等同于經濟社會，除了進行物質生產，人類社會還必須進行人的自身再生產、精神生產、社會關系再生產、人與自然關系再生產，當一種學說把人當作經濟人，把社會當作經濟社會，而專注于人類某一種活動時，其思維的本質和內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學的、狹隘的。它研究的出發點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人類的幸福和社會的和諧，它探尋的目的僅僅是要說明理性經濟人的行為規律，因而一切非經濟因素在它看來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說，工人的苦難和人類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圍之內。哲學是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根本的總體性思考，因而當經濟成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時候，經濟自然進入哲學的視野，但是這種研究不是經濟學的路徑，而是哲學的路徑，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經濟內部的經濟規律，而是經濟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系。如果說“哲學可以定義為對于事物的思維著的考察”，那么經濟哲學就是對于經濟行為的思維著的考察。在哲學看來，經濟不是抽象獨立的東西，而是人類千千萬萬種行為之一種，它無不生發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并服務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及存在價值都必須以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關系來衡量。在哲學看來，經濟也不是孤立獨行的，而是與政治、社會、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孤立的經濟行為是不存在的。在哲學看來，經濟還只是在普遍聯系中發展變化的，尤其是在與政治、社會、文化的錯綜復雜關系中，經濟展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規律，因而一切經濟現象和經濟范疇本質上都不是非歷史的，永恒的經濟現象和范疇是不存在的，無論商品、貨幣、資本范疇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從這點講，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歷史的。它不是在真實的歷史中研究經濟，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經濟。
不難發現，經濟哲學是把經濟放到人類社會、人類歷史的大視野中思考的，而經濟學是把經濟從大社會、大歷史中抽象出來，經濟哲學思考的正是經濟學所忽視的，因而對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補性，這也正是經濟學家與哲學家長期喜歡對話的根本原因。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一種經濟問題的發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會、經濟之外，這時如果一味以經濟的方法和理念去解決，結果就可能適得其反。因此，對經濟的研究也必須有哲學的眼光。經濟學如果排斥哲學，其結果不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學的境地，越來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將經濟原則、財富原則、資本原則上升為社會的根本原則，而使自己墮落為為資本服務的工具。因為排斥哲學的經濟學只把人看作經濟人，把社會看作經濟社會，因而背叛了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的基本哲學立場。任何理論都是有哲學立場的，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綱》第十條指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排斥哲學的經濟學立場，本質上就是市民社會立場，因而也就是資本的立場，因為市民社會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經濟社會。在舊唯物主義看來，人就是經濟人，社會就是經濟社會，因此弱肉強食是社會的基本原則，財富急劇地向資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間悲苦都是合規律現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這種立場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立場，它關心的是資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現代經濟學標榜“價值中立”，而客觀上就墮落為為資本服務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并不關心人民、關心社會。但是如果哲學排斥經濟學，我們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現代經濟運行的規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現代社會。現代社會是以現代經濟為基礎和內核的，如果我們把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比作兩個同心圓，那么現代社會是大圓，而現代經濟是小圓，以小圓取代大圓，是知性形而上學的資本立場，然而無視小圓的存在和規律，則是反科學的經濟虛無主義立場，真正的哲學是以對經濟的深刻理解為前提的。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因而在考察社會“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這里所指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計算的領域，就是經濟學研究的經濟領域。正是這種可計算性，使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科學。因此歷史唯物主義是建立在對經濟的科學認識基礎之上的，離開了經濟領域，就沒有真正的哲學思維。正是由于經濟學與哲學的這種互補性，才使人類對經濟的認識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資本與經濟哲學
經濟哲學是對經濟過程思維著的考察，在所有的問題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對資本的全面認識，以便弄清資本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系，弄清資本、國家與人民的本質聯系。在經濟學看來，資本只是物，只是一種生產要素，但在經濟哲學看來，資本不是物，資本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正是這種關系奠定了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因而市場經濟的真正起點不是商品，也不是貨幣，而是資本，是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由于資本是市場競爭的主體，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動力，因而一切經濟學，無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本質上都是對以資本為主體的經濟過程的思考，對近代以來市場經濟的思考。經濟哲學本質上也是對這一問題和這一過程的思考。如果說經濟學側重于物質過程，那么經濟哲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側重于從宏觀上分析資本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系。經濟思想家不是沒有哲學，而是認為經濟具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亞當•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會本性，即《道德情操論》之后，專門發表《國富論》的，以證明經濟領域存在“看不見的手”，提出“理性經濟人”的假說。以后的所有經濟理論都是建立在這一假說基礎之上的，無論各種理論之間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論前提是一致的。這就說明，經濟具有其自身的規律性，資本是按照資本的邏輯發展的，這個邏輯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追求剩余價值的邏輯，用西方經濟學的話說就是追求財富的最大化。在市場經濟中，真正的主體是資本，工人是被排擠出市民社會的成員，他是從屬于資本并受資本剝削的，因而市場經濟表現為資本間的競爭，表現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正是資本的本性，導致了市場經濟的規律性。從理論和現實性上講，資本的本性是狹隘的，但是為什么狹隘的本性會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因為這是一個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社會，雖然每一個資本家的目的都是狹隘的，但是他只有通過滿足社會需要的方式，通過市場并生產社會需要的東西才能獲得利潤，由此展開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誰越能發現社會的需要，誰越能生產出社會需要的產品，誰越能高效率地生產出社會需要的產品，誰就能獲得最大的利潤，正是這種狹隘目的所導致的競爭，使社會的需要不斷被發現、被滿足、被高效地滿足。現代社會正是由此發展起來的。資本不僅推動著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推動著科學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剝削的秘密是：“生產過程中勞動的分工和結合，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機構。資本家支付報酬的，只是單個的勞動力，而不是他們的結合，不是勞動的社會力。科學的力量也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另一種生產力。其次，人口的增長，也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生產力。”正因為資本家看到了無償占有科學力量和勞動的社會力的可能性，發現了財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來，只有資本家最重視科學，重視管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結合，并利用它們為資本的增值服務，從而創造了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的生產力。因此，從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發展講，資本是最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它以雇傭勞動為基礎，使人擺脫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縛；通過交換而不是強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組合進社會化機器大生產；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式積累相對剩余價值，發展交通、通訊、信貸，激勵教育、科學為生產過程服務；通過競爭，瓦解著一切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激發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場交換推向全世界。自資本誕生以來，資本創造了無數人間奇跡。搞市場經濟不能離開資本，不僅不能離開，而且要承認資本、發展資本。但是資本的發展“是和構成整個這一發展基礎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傭工人的普遍貧困和普遍異化為前提的。
資本的必然趨勢是社會的兩極分化，因此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資本既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絕對形式，也不是與生產力發展絕對一致的財富形式。”資本的發展有四個界限：“（1）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的界限；（2）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和生產力發展的界限；（3）貨幣是生產的界限；（4）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00頁）因此，只要有資本存在，社會必然潛伏著矛盾和沖突。經濟學只思考經濟過程的必然性，經濟增值的趨勢和規律，而經濟哲學則必須思考經濟與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關系，思考經濟過程后果以及這種后果反過來對經濟的影響。因此從經濟哲學眼光看，資本只是一種與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的有限的生產方式，按資本的本性和資本的邏輯，資本運動的結果必然是社會的兩極分化，因而必然不能解決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不能解決社會和諧與共同富裕問題，也不能解決由資本的局限性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也就是說，資本的有限性決定了資本不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最高原則，社會生活需要更高的生活原則。由此，我們必須把整個社會生活區分為兩個領域：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非經濟領域也就是民生領域或社會和諧領域，這兩個領域通行的原則是不同的。經濟領域，通行的是利潤原則、財富原則、資本原則，而在社會領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則或社會原則。離開了利潤原則、財富原則、資本原則，經濟就發展不起來，而離開了社會原則或人本原則，社會就要衰弱。資本的領域在經濟，如果認為資本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最高原則，那么這在歷史上就被稱為資本主義。因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場經濟，而在于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以什么作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最高原則。以資為本的，是資本主義；以人為本的，則是社會主義。資本的本性必然是想占領整個世界，使資本原則成為社會生活的最高原則，其結果必然是傷害人類和社會，因此必須站在人民和社會的立場上，思考資本的歷史必然性。資本的界域和有限性，就成為經濟哲學在當前的最主要任務。對這個問題更深層次的思考實際上是資本、國家與人民（或社會）的關系問題。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個人都無法與資本抗衡，唯有組成國家，才可能引導資本，駕馭資本，使資本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組成真正的人民的國家就成為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個人的必然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生活的雙重性就充分地顯示出來了，正如馬克思所說：“在政治國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僅在思想中，在意識中，而且在現實中，在生活中，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前一種是政治共同體中的生活，在這個共同體中，人把自己看作社會存在物；后一種是市民社會中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并成為異己力量的。”人的這種生活的雙重性，其根源就在于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生活原則的雙重性。因此，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員，人必須要干活，要掙錢，要遵循市民社會原則，但作為政治社會的一員，作為公民，人必須要過政治共同體生活，熱愛社會，關心社會，并把公眾的意志上升為國家的意志。由此提出了一個更深的理論問題，即資本、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問題。在現實社會中，人并不等同于經濟人，社會也并不等同于市民社會，那么在經濟生活之外，人的全面需求和社會的全面需求如何得到滿足？一般人們是通過組織政治國家來解決這一問題的。
關鍵詞：循環經濟；理論研究；哲學分析
“循環經濟”是最近幾年國內學術和政策研究領域頻繁出現的一個學術詞語。國內學者對循環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大量探討，國家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循環經濟的實踐。但是，國內生態經濟學界、環境經濟學界以及主流經濟學界對循環經濟實質的認識至今仍存在較大差異[1]。為深入揭示循環經濟理論內涵，部分學者從哲學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如，董艾輝在分析循環經濟與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觀一致性的基礎上，指出循環經濟是對近代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揚棄，也符合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2]。張連國等認為，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有二，即知識論基礎與存在論基礎[3]。崔勝輝等則從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在內涵和目標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和經濟倫理觀[4]。
應該說，從哲學角度探討循環經濟，既是對循環經濟理論研究的豐富，也為哲學研究領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課題。但從已有研究來看，循環經濟的哲學研究在哲學分析與梳理上還不夠全面和系統。本文試圖從哲學的角度，比較系統地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展望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
1.循環經濟的哲學涵義
1.1循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目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
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人們對自身生活環境和質量的憂慮，也是對上世紀五六十年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針對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這種對環境的憂慮逐漸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反思，環境問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國從參加1972年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加入這個行列。循環經濟不僅反思工業化帶來的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竭，也積極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是提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說新的技術經濟范式[5]。這種發展模式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強調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體系的融合，減少單位產出資源的消耗，節約使用資源；通過生產技術與環境保護技術和清潔生產相結合，減少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過廢棄物綜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實現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通過垃圾無害化處理，實現生態環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經濟層面上，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方式，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資源供給與生態環境的均衡，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和社會公平。它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社會大眾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它既要求改變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也要求改變環保企業治理生態環境的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實踐性是哲學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性符合的實踐觀點。無論是其思想來源和目標指向都是實踐，循環經濟的理論發展更是離不開實踐，需要在實踐中反復檢驗和總結。因此，循環經濟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或者實踐是循環經濟的基礎或唯一尺度。
1.2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符合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并對認識起決定作用；人的認識的發展總是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總要有一個過程，充滿著復雜性和曲折性。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完整體現了上述觀點。首先，循環經濟在特定時代產生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在工業化以前和工業化的低級階段，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消耗較少，還不足以使人類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產生像今天這樣的深刻后果。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環境和資源的產生足夠大的沖擊和影響時才可能產生循環經濟思想。其次，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到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內涵或全部規律，而且，認識的深化不可能脫離經濟和歷史發展階段。最后，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能動的認識。這不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也不是對實踐的簡單反映和被動認識，而是為了應用于實踐，改造經濟發展的模式。通過循環經濟的這些特點，可以較好地理解當前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所遇到的種種思想障礙。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國生產方式仍較粗放、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較大等。這是事實，但也要注意到，我們不可能脫離我國的歷史前提來談論這些問題。者從來就不是先知先覺的智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實踐者。在實踐的過程中可能會犯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但錯誤本身并不可怕，關鍵要遵循規律，對自身發展方式進行反思和揚棄，最終解決問題。畢竟，在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上搞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濟起步、經濟總量和人民溫飽問題，難以為了保護環境從一開始就放棄經濟和工業發展。
1.3循環經濟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學的普遍聯系規律
哲學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正是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孤立地探討經濟問題，或單純采用經濟手段分析解決問題。它要求綜合考慮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來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與進步。循環經濟深刻分析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對人與自然和諧模式進行大量有益的探討。同時，將生產和生活各個領域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作為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加以考慮，既注重分析經濟生產領域各個部門、行業及其相互聯系，又注重生產流程的各個階段及其相互聯系，還注重生產與生活兩大部類在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中的具體情況與相互聯系，統籌考慮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工業與農業、國內經濟與對外經濟等在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方面的關系。循環經濟在分析問題和提出對策時，也認識到單純經濟知識和經濟手段的局限性，強調學科間的聯合，強調經濟社科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學科領域的統籌并重。
1.4循環經濟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
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為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認識論基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范式，強調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代際公平以及國際視野，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思想體現了哲學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既包含科學的邏輯推論，也汲取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正反經驗；既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向歷史、向子孫的負責態度。循環經濟是在環境已遭受重大破壞、資源過度消耗的情況下產生的。根據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歷史教訓、現代科學和經濟學的推斷，如果這種趨勢不加以阻止和逆轉，造成的后果將不堪想象。但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趨勢并非不可逆轉，通過循環經濟的途徑，人類完全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種分析和對比揭示了人類對自身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體現了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2.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循環經濟的定義是目前國內學者爭論的焦點，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問題。筆者認為，只有解決本質屬性問題，學科的理論基礎才能更加扎實，學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質屬性問題解決了，相應的內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環經濟哲學內涵已為探討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作了鋪墊。
2.1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
筆者贊同齊建國教授關于循環經濟的描述，即循環經濟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是中國新興工業化的最高形式，是通過制度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形態[6]。齊教授認為，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循環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微觀上，按照著名經濟學家喬瓦尼·多西的定義，所謂技術范式可定義為解決所選擇的技術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宏觀上，技術范式可定義為社會生產主導技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形態對應不同的技術范式。在技術層次上，與傳統經濟活動的“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開放（或稱為單程）型物質流動模式相對應，循環經濟是“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其技術特征表現為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態環境的利用效率，本質是生態經濟。
筆者認為，在齊教授定義的基礎上，還可從哲學高度對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作進一步的歸納和總結。根據的基本原理，人類社會總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變，每個社會歷史階段都有與其相應的社會形態。因此，循環經濟應是人類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技術范式。循環經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產生和發展，承載著特定的歷史使命。可以預見，循環經濟將對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進程起重大的歷史作用；同樣可以預見，循環經濟絕不是萬能的，不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技術范式的最高形態或終極形式。
2.2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
2.2.1特定的時空觀念。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確特定的時空觀念。我國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21世紀開展循環經濟，離不開立足自身現實發展循環經濟。要花大力氣研究我國的實際，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問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勝利。同時，要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有著足夠的心里準備。
2.2.2統籌觀點。發展循環經濟需要統籌的觀點和系統的觀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面臨很多問題，但由于資源有限，只能統籌加以考慮。要把握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定重點領域和優先發展領域，循序漸進，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論聯系實踐。發展循環經濟要善于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并以此指導實踐，然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理論。如此反復，推動經濟與社會向良性方向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是實踐的學科，循環經濟理論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書本中、文件中、口頭上，不能在實踐中得以貫徹落實，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會是水中月、鏡中花。因此，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的觀點，尊重客觀規律，努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同時反對把循環經濟夸大化、萬能化的傾向。
2.2.4公眾參與。循環經濟涉及全社會的各領域，離開公眾參與的循環經濟將難以成功。目前，我國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尚有待提高，特別需要在社會上進行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啟蒙，通過政府政策宣傳，引導社會生產和消費觀念。公眾環保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的覺醒將是循環經濟得以貫徹落實并取得成功的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
3.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
3.1系統的工作思想
發展循環經濟特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要立足現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五個統籌，制定系統的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綜合協調區域、行業和部門利益，以長遠發展和大局為重，抓住主要問題，確定重點領域、優先領域和戰略步驟。
3.2制度和技術并重
要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既注重制度層面的政策設計，也注重技術層面的政策設計。加強對現有經濟模式、生產技術與過程、管理方法的改進和創新；加強對項目立項進行充分論證以及項目中、后期的評估；加強對節能減排領域重大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同時，開展大量調查，掌握循環經濟的動態發展，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3.3建立長效機制
根據循環經濟的不同參與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大學、公眾等，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同時，探討建立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有效聯系機制，完善政府考核機制和人才激勵機制。
3.4自主創新與學習借鑒
既要立足自身國情積極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理論和政策，又要學習借鑒一切有益的國外經濟、管理和政策實踐的成果；既要發揚自主創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術支撐體系，又要進行必要的技術引進和模仿消化。
4.未來展望
發展循環經濟是歷史的必然。這個必然既凝聚著人類對自身處境的深深憂慮，也包含了對更高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美好愿望。認為，盡管過程往往充滿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發展的。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有著自身發展規律，雖然當前還有很多爭論，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將促使循環經濟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環經濟在中國已經啟航，并將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進程長期相伴。盡管道路充滿艱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1]李兆前，齊建國.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綜述，《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輝.循環經濟的哲學思考，《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張連國.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東岳論叢》，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勝輝，洪華生，黃云鳳.關于循環經濟的哲學思考，《科技進步與對策》，2003年10月號（下半月）.
關鍵詞：循環經濟；理論研究；哲學分析
“循環經濟”是最近幾年國內學術和政策研究領域頻繁出現的一個學術詞語。國內學者對循環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大量探討，國家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循環經濟的實踐。但是，國內生態經濟學界、環境經濟學界以及主流經濟學界對循環經濟實質的認識至今仍存在較大差異[1]。為深入揭示循環經濟理論內涵，部分學者從哲學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如，董艾輝在分析循環經濟與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觀一致性的基礎上，指出循環經濟是對近代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揚棄，也符合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2]。張連國等認為，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有二，即知識論基礎與存在論基礎[3]。崔勝輝等則從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在內涵和目標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和經濟倫理觀[4]。
應該說，從哲學角度探討循環經濟，既是對循環經濟理論研究的豐富，也為哲學研究領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課題。但從已有研究來看，循環經濟的哲學研究在哲學分析與梳理上還不夠全面和系統。本文試圖從哲學的角度，比較系統地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展望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
1.循環經濟的哲學涵義
1.1循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目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
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人們對自身生活環境和質量的憂慮，也是對上世紀五六十年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針對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這種對環境的憂慮逐漸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反思，環境問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國從參加1972年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加入這個行列。循環經濟不僅反思工業化帶來的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竭，也積極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是提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說新的技術經濟范式[5]。這種發展模式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強調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體系的融合，減少單位產出資源的消耗，節約使用資源；通過生產技術與環境保護技術和清潔生產相結合，減少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過廢棄物綜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實現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通過垃圾無害化處理，實現生態環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經濟層面上，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方式，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資源供給與生態環境的均衡，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和社會公平。它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社會大眾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它既要求改變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也要求改變環保企業治理生態環境的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實踐性是哲學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性符合的實踐觀點。無論是其思想來源和目標指向都是實踐，循環經濟的理論發展更是離不開實踐，需要在實踐中反復檢驗和總結。因此，循環經濟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或者實踐是循環經濟的基礎或唯一尺度。
1.2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符合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并對認識起決定作用；人的認識的發展總是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總要有一個過程，充滿著復雜性和曲折性。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完整體現了上述觀點。首先，循環經濟在特定時代產生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在工業化以前和工業化的低級階段，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消耗較少，還不足以使人類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產生像今天這樣的深刻后果。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環境和資源的產生足夠大的沖擊和影響時才可能產生循環經濟思想。其次，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到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內涵或全部規律，而且，認識的深化不可能脫離經濟和歷史發展階段。最后，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能動的認識。這不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也不是對實踐的簡單反映和被動認識，而是為了應用于實踐，改造經濟發展的模式。通過循環經濟的這些特點，可以較好地理解當前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所遇到的種種思想障礙。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國生產方式仍較粗放、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較大等。這是事實，但也要注意到，我們不可能脫離我國的歷史前提來談論這些問題。者從來就不是先知先覺的智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實踐者。在實踐的過程中可能會犯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但錯誤本身并不可怕，關鍵要遵循規律，對自身發展方式進行反思和揚棄，最終解決問題。畢竟，在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上搞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濟起步、經濟總量和人民溫飽問題，難以為了保護環境從一開始就放棄經濟和工業發展。
1.3循環經濟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學的普遍聯系規律
哲學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正是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孤立地探討經濟問題，或單純采用經濟手段分析解決問題。它要求綜合考慮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來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與進步。循環經濟深刻分析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對人與自然和諧模式進行大量有益的探討。同時，將生產和生活各個領域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作為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加以考慮，既注重分析經濟生產領域各個部門、行業及其相互聯系，又注重生產流程的各個階段及其相互聯系，還注重生產與生活兩大部類在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中的具體情況與相互聯系，統籌考慮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工業與農業、國內經濟與對外經濟等在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方面的關系。循環經濟在分析問題和提出對策時，也認識到單純經濟知識和經濟手段的局限性，強調學科間的聯合，強調經濟社科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學科領域的統籌并重。
1.4循環經濟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
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為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認識論基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范式，強調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代際公平以及國際視野，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思想體現了哲學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既包含科學的邏輯推論，也汲取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正反經驗；既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向歷史、向子孫的負責態度。循環經濟是在環境已遭受重大破壞、資源過度消耗的情況下產生的。根據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歷史教訓、現代科學和經濟學的推斷，如果這種趨勢不加以阻止和逆轉，造成的后果將不堪想象。但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趨勢并非不可逆轉，通過循環經濟的途徑，人類完全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種分析和對比揭示了人類對自身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體現了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2.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
循環經濟的定義是目前國內學者爭論的焦點，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問題。筆者認為，只有解決本質屬性問題，學科的理論基礎才能更加扎實，學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質屬性問題解決了，相應的內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環經濟哲學內涵已為探討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作了鋪墊。
2.1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
筆者贊同齊建國教授關于循環經濟的描述，即循環經濟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是中國新興工業化的最高形式，是通過制度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形態[6]。齊教授認為，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循環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微觀上，按照著名經濟學家喬瓦尼·多西的定義，所謂技術范式可定義為解決所選擇的技術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宏觀上，技術范式可定義為社會生產主導技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形態對應不同的技術范式。在技術層次上，與傳統經濟活動的“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開放（或稱為單程）型物質流動模式相對應，循環經濟是“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其技術特征表現為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態環境的利用效率，本質是生態經濟。
筆者認為，在齊教授定義的基礎上，還可從哲學高度對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作進一步的歸納和總結。根據的基本原理，人類社會總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變，每個社會歷史階段都有與其相應的社會形態。因此，循環經濟應是人類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技術范式。循環經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產生和發展，承載著特定的歷史使命。可以預見，循環經濟將對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進程起重大的歷史作用；同樣可以預見，循環經濟絕不是萬能的，不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技術范式的最高形態或終極形式。
2.2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
2.2.1特定的時空觀念。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確特定的時空觀念。我國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21世紀開展循環經濟，離不開立足自身現實發展循環經濟。要花大力氣研究我國的實際，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問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勝利。同時，要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有著足夠的心里準備。
2.2.2統籌觀點。發展循環經濟需要統籌的觀點和系統的觀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面臨很多問題，但由于資源有限，只能統籌加以考慮。要把握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定重點領域和優先發展領域，循序漸進，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論聯系實踐。發展循環經濟要善于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并以此指導實踐，然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理論。如此反復，推動經濟與社會向良性方向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是實踐的學科，循環經濟理論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書本中、文件中、口頭上，不能在實踐中得以貫徹落實，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會是水中月、鏡中花。因此，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的觀點，尊重客觀規律，努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同時反對把循環經濟夸大化、萬能化的傾向。
2.2.4公眾參與。循環經濟涉及全社會的各領域，離開公眾參與的循環經濟將難以成功。目前，我國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尚有待提高，特別需要在社會上進行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啟蒙，通過政府政策宣傳，引導社會生產和消費觀念。公眾環保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的覺醒將是循環經濟得以貫徹落實并取得成功的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
3.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
3.1系統的工作思想
發展循環經濟特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要立足現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五個統籌，制定系統的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綜合協調區域、行業和部門利益，以長遠發展和大局為重，抓住主要問題，確定重點領域、優先領域和戰略步驟。
3.2制度和技術并重
要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既注重制度層面的政策設計，也注重技術層面的政策設計。加強對現有經濟模式、生產技術與過程、管理方法的改進和創新；加強對項目立項進行充分論證以及項目中、后期的評估；加強對節能減排領域重大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同時，開展大量調查，掌握循環經濟的動態發展，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3.3建立長效機制
根據循環經濟的不同參與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大學、公眾等，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同時，探討建立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有效聯系機制，完善政府考核機制和人才激勵機制。
3.4自主創新與學習借鑒
既要立足自身國情積極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理論和政策，又要學習借鑒一切有益的國外經濟、管理和政策實踐的成果；既要發揚自主創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術支撐體系，又要進行必要的技術引進和模仿消化。4.未來展望
發展循環經濟是歷史的必然。這個必然既凝聚著人類對自身處境的深深憂慮，也包含了對更高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美好愿望。認為，盡管過程往往充滿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發展的。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有著自身發展規律，雖然當前還有很多爭論，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將促使循環經濟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環經濟在中國已經啟航，并將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進程長期相伴。盡管道路充滿艱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1]李兆前，齊建國.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綜述，《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輝.循環經濟的哲學思考，《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張連國.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東岳論叢》，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勝輝，洪華生，黃云鳳.關于循環經濟的哲學思考，《科技進步與對策》，2003年10月號（下半月）.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生源已經成為教育市場的主體，而河南民辦高校招生工作依然停留在簡單化的操作層面，民辦高校招生人員和創辦者日益被人詬病為“逐利者”。造成這一現象的實質是作為民辦高校的管理和招生人員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迷失，缺乏以經濟哲學的視角思考民辦高等教育營銷理論的戰略價值。其主要表現為：
1.大多數民辦高校招生人員的理念還停留在“招生就是要多招學生、多賺錢”的層面，學生成為其“牟利”的工具。
在招生實踐中，由于這種工具理性思維的放大，客觀上造成教育價值的偏移，招生人員往往認為，招生任務的完成要靠與高中班主任教師的交易、廣告宣傳和搞好方方面面的關系來完成，因此多采用“買賣學生”的隱性腐敗、多渠道宣傳推銷和無所不用其極的公關營銷手段來開展工作。事實上，宣傳、推銷僅僅是營銷手段，不是營銷的全部。
2.民辦高校招生人員多由學校的行政、后勤等人員組成
缺乏教育教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對教育教學的價值緯度缺乏認知，造成招生人員教育營銷價值理性的先天不足，導致其缺失對優質師資、特色專業建設、重點實驗室等教育營銷“軟資源”和“硬資源”的深度挖掘。對于民辦高校來說，招生工作解決的是生源數量問題，教學質量解決的是生源質量的問題。筆者認為，民辦高校忽視對教學質量價值屬性緯度的營銷屬于不完全營銷。具體而言，民辦高校忽視了教育營銷的精髓，即民辦高校必須把教學和科研工作作為教育營銷價值的核心內容，必須全程監控教育產品（學生）的塑造和社會對教育產品的認可度，而這些才是有效教育營銷價值的基礎。
3.從目前河南民辦高校招生工作的現狀來看，民辦高校教育營銷的策略主要停留在功利性的戰術層面而不是促進民辦高校大發展的戰略層面
教育營銷目標只是停留在擴大生源、實現“以學養學”的工具性層面，而沒有上升到促進民辦高校發展的戰略層面。更為嚴重的是，民辦高校的個別領導也不具備教育營銷價值理性意識，對招生工作的重視只是出于生源危機的本能管理動機，而其他職能部門、院系從教者往往更不善于對教育營銷理念做深刻思考，這既不利于民辦高校教育營銷實踐的深入探索，也不利于其良性、持續、健康的發展。
二、教育營銷是對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理論創新
1.教育營銷理論的提出
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營銷作為外企開拓中國市場而引入的一種營銷模式，其市場趨利動機明顯。伴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國際化和市場化的浪潮已經不可逆轉，我國逐漸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建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理論已成為共識。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發揮教育價值功能，提高教育質量和效能的教育營銷理論應運而生。教育營銷從工具理性層面來看是手段，而教育營銷價值本身隸屬價值理性范圍，其價值導向上歸于傳播和推廣等目的，兩者之間的辯證結合有助于指導民辦高校教育機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效發揮民辦教育的價值功能，提高民辦高校的教育質量和效能。
2.河南民辦高校招生工作引入教育營銷理論的必要性
伴隨我國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持續，民辦高等教育將會成為教育產業化的主戰場，民辦高校的發展將始終伴隨著生源的激烈競爭，在招生工作中引入教育營銷理論將成為民辦高校生存的必然選擇。我省民辦高校引入教育營銷理論既有現實生存的需要，也有內涵式發展的需要。伴隨著河南民辦高校發展的雙重需要，把教育營銷理論提升到民辦高校招生工作的戰略高度，是保障民辦高校在招生戰場上生存下來的重要支撐之一。筆者認為，從教育營銷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辯證綜合上提純教育營銷理論是經濟哲學思考的切入路徑，教育營銷理論貫通于圍繞教育市場核心而展開的一切實踐活動，應當植根于教育學和經濟學的交叉生成過程之中，民辦教育機構有義務將社會需要的產品———人才與科研成果輸送到有關的社會生產部門或機構，其指向是教育目標價值的實現。教育營銷理論在民辦高校招生工作上具有價值先行性，其應用則集中體現在民辦高校招生工作教育營銷策略的路徑選擇。
三、河南民辦高校招生工作教育營銷策略的選擇
1.進行招生市場調研，實現生源目標細分和準確定位。
事實上，在招生工作教育營銷的實施中，首先要重視對生源市場細分找準生源目標，比如在學生入學前通過調查問卷的形式調研掌握學生學習基本情況及報考意愿，在學生到校學習之后對入學新生進行為期半年的跟蹤服務，然后根據調研信息尋找民辦高校可供給教育產品與生源目標之間的契合。
2.宣傳學校特色專業，提高學校品牌聲譽。
民辦高校要根據自身辦學定位，準確把握自身辦學特色。辦學特色主要體現在辦學的定位、辦學的價值理念、學科的水平、課程體系的構成、人才培養目標、管理方式和效能、校園文化的建設等方面。以特色吸引學生、培養學生、成就學生是保證學校聲譽的基石，民辦高校學生的質量要接受教育市場終端的檢驗，教育品牌的優劣取決于學生培養的質量。因此，招生工作上的宣傳推廣要重點從民辦高校的特色專業等方面做文章，以提高學校品牌聲譽為導向。
3.樹立教育營銷戰略意識。
晚年的費爾巴哈將摩萊肖特的學說看成是實現了自己青年時期的“未來哲學”大綱。與此同時,施密特還考證了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概念與謝林自然哲學的理論淵源。他認為:“在‘草稿’中,馬克思完全使用了謝林的語言,講到構成自然過程要素的‘元素的東西不斷個體化’,正如‘個體化的東西不斷分解為元素的東西一樣’”[1]。謝林“正確地說:任何天然物質,‘僅在它靠人工去獲得一定形式的時候’,才可以說它是能夠破壞的'”[1]。我們認為,在一定意義上說,施密特的推斷是正確的。馬克思使用“物質變換”的概念就給人與自然的關系引進了全新的理解,即在根本上從對人的“效用性”[1]來考察自然。在施密特那里,自然是與人的活動目的相關的,而尚未經創造的物質。同時施密特指認了自然科學的歷史本質。作為勞動的成果及其出發點來說的自然,是勞動占有的對象,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2]。在這里,他把自然規定為外在性,而且是以黑格爾的方式。另一個層面上來說,馬克思承襲了費爾巴哈的觀點,但是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比“純粹唯物主義者”更具有長處,因為他承認人是“感性的對象”。隨著啟蒙的進展,撕裂了人與自然的原始統一,進而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統一。馬克思把這樣一種依靠工具而建立起來的中介的人與自然的高度統一叫做“工業”。而人“作為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工具作為“已經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則使人“用自己的活動把自然物質和自己聯在一起”。勞動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的關系,即人和他的勞動對象并不直接發生關系,而通過勞動資料來建立某種關聯[1]。施密特認為,馬克思那里通過對社會的物質變換的分析,解釋和批判了物質變換背后的資本邏輯。馬克思把《資本論》中一直使用的“物質變換”看成是對這一事態的最好的表達方式。首先,商品的自然形式被馬克思稱之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在馬克思看來,“作為規定交換價值的勞動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勞動,作為規定使用價值的勞動是具體的、特殊的勞動”,自然物質與勞動是絕不可能分離的。在個別的使用價值中,也許能夠把勞動同作為商品體的“物質的始基”的東西抽象地分離開來,但是,談到感性世界的整體,是完完全全不能把自然物質從使之變化的時間的社會方式中分離出來。在簡單的商品形態階段,商品交換停留于物質內容商品換商品,即實際的物質變換,W-W,商品交換商品,也就是使用價值交換使用價值。施密特所要討論的對象,一方面是針對著人本主義哲學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是青年盧卡奇式的社會關系本體論。其次,資本的物質變換。所謂的勞動是諸事物之間的一個過程,這是哲學的唯物主義為經濟學分析所設的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地論及了勞動的這個自然始基,同時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產中被物化了的勞動的二重性。在對勞動過程的闡釋中,馬克思“把僅在人與自然間進行的”勞動過程,而“同樣作為規定一切發展形式的特征的東西時”,他總是使用“物質變換”來表達。人的本質僅僅是通過對象而設定的,正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從自然而來的,所以他就是通過對象而設定的。“勞動的一切力量轉化為資本的力量。”
二、歷史與自然
施密特大膽提出“人的歷史的實踐是怎樣在總體上構成邏輯的統一的,這種邏輯的統一不只是主觀的、人的認識能力的邏輯的統一,而是相應的被稱為經驗世界的邏輯的統一。”[1]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的哲學認識論中,世界也是被構成的。一方面,由于社會歷史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歷史過程和社會歷史過程之間存在著差異”。當然,這里,施密特必須為該命題加上限定說明,即當認為社會步入工業社會之后,世界才是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結果。反之,則必將是個唯心主義的命題。首先,由于實踐的工業生產的規定,人的知識已經直接參與感性事實的構成。[4]施密特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了對自然的規律性認識,它同資產階級世界的建立擰在一起,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只有在工業文明中,生產才成為自然科學的應用。也就是說,歷史發展已經步入了知識與物質生產相協調的階段,“歷史使得人的生活過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識’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學知識已經成為存在的先導性構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認為,在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業實踐的產物,我們構成了客體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類主體在工業進程中,“從主體與客體的勞動關系中,形成一個獨立于各個個人的堅實的客觀的世界”,這些特殊的“客體本來在嚴格的意義上,只是經過人對它們進行生產加工,剝去了它們‘自然發生的’獨立性之后,才開始成為慣性對象的”,當然,“人的干涉領域是歷史地擴展的”。換言之,一旦外部對象進入到人的工業實踐中時,它就是被構成的了。在施密特看來,馬克思的世界構成理念的基礎是康德,“在馬克思與康德之間,存在著人們歷來尚未充分考慮到的關系”,即“康德的辨證法的構成問題”對馬克思的辨證法有著“根本的意義”,表現在于康德發現了感性世界中先驗形式與經驗質料的相互作用關系,而馬克思則是將康德的先驗形式轉換成有生產創造出來的“自然之社會形態性”[1]。再次,施密特認為,馬克思在經濟認識論的意義上批評費爾巴哈將自然視為“始終如一地給定,把認識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鏡子”,因為馬克思認為“在農業經濟方式的條件下,自然作為生活資料的富源展現在人們的面前,人們對它采取被動的受容態度而行動”。在經濟學的尺度上,費爾巴哈一類的“唯物主義并不考慮從農業生產向工業生產的歷史轉變”,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賴人的自然存在這樣的自然經濟立場。施密特正確地指認道:“費爾巴哈當時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過是人的對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認是自為的力量’。隨著現代的開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會活動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觀性的規定逐漸進入主觀之中。”[1]
三、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特色和本質
[關鍵詞]生態文明；經濟理性；經濟價值；生態理性；生態價值
[中圖分類號]X1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8-0143-05
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歷經300余年演化，日益涌現出其自身無法調和的系統性矛盾。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顯現，正是人類為更好地確保其自身類存在而不懈探索出路的行動寫照。生態理性、生態倫理與生態價值是生態文明內涵的三個主干概念。其中，生態文明范域的生態理性與生態價值概念是對工業文明范式的經濟理性與經濟價值概念的辯證否定。擇要進論，誠如盧卡奇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命題所言，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自然本體只不過是社會本體的前史。本文著重討論的生態價值不僅基于價值的主體性和歷史性，而且基于價值的社會性。生態文明范域內生于自然限制退縮與勞動社會性增強這對矛盾；特別是在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人類勞動能力因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和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得到空前發展，勞動目的設定的實現程度依此同比大幅提高。這使得人類在為高樓大廈和先進技術等勞動成果歡欣雀躍之時，卻觸動了自身賴以生存的地球母親之“奶酪”——環境惡化和極端氣候等生態系統性問題正在不斷拷問著人類生存發展的底線。由是觀之，生態價值所映射的自然生態環境問題根源于經濟價值指向的人化自然，卻又高于人化自然，是一個十足的社會問題；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及主導二者價值判斷的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之辯證關系在21世紀不僅是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場域，更是一個關乎人類生死存亡和發展前途的根本性問題。
一、資本主義話語范疇中的經濟理性與經濟價值
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是近代經濟學鼻祖英國亞當·斯密1776年在《國富論》中提出的。斯密憑著自己對人性的觀察，認為每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經濟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觀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展開競爭，客觀上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使整個社會福利增加。“理性經濟人”的論點成為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邏輯支撐點和方法論原則。①經濟學對理性范疇的運用，采取了一種簡捷的方法，即借用其他學科對理性的定義和解釋，主要是在分析假設前提上來考察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②進而言之，人的生存需要與利益的存在使人的發展有了驅動機制，經濟活動的動力性主要還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來呈現的，而利益取向又時時由人的需要指數的不斷增長、人們對生存質量的不斷尋求所掌控。驅動機制的形成往往使經濟活動顯示出過程性與結構性的統一，而最終由效率指數來展示其結果。③由此足見，經濟理性是指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指向的價值理念。第一，從主體角度講，經濟理性是單一主體，是一種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只重視人們的需要，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映。第二，從價值角度講，經濟理性是看重交換價值，在交換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第三，從目的合理性角度講，經濟理性是支配目的合理的工具理性，它主要是選擇有效的手段去達到既定的目標，是可以精確計算與預先算計的。④總而言之，這種經濟理性及其所主導的經濟價值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范疇，集中體現著資本增殖的本性；在康德和黑格爾哲學中，這種所謂的經濟理性是不夠格的理性，其外顯的現實效應就是直接危及到人類自身的安全與幸福的系統性生態環境惡化。
進而論之，要想深入理解主導當今世界發展的不夠格的經濟理性，準確理解從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到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的邏輯發展，必須認真探考理性這個哲學概念的外延與內涵。任何概念都是具體的和歷史的，脫離歷史和現實的所謂概念只能算作描述性語詞。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理性概念從柏拉圖起始的溯源性討論，直接汲取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孕育的兩位哲學巨匠康德和黑格爾對理性概念的研究成果，用以扼要說明資本主義范疇經濟理性被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康德認為，在實踐理性范圍內，人們常常在“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的指引下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道德理性知識不但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健全常識，也包括來自各門具體科學的有益的觀念。但當人們運用它來追求幸福時，發現自己會陷入更多的煩惱之中，而那些接受“單純的自然本能的引導”的人，反倒覺得自己獲得了更多的實在的幸福。在進行這樣的比較以后，人們也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某種程度上的“理性恨”。但這里的“理性恨”的對象是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盡管這種道德理性知識也包含著來自各門具體科學的某些知識，但并不專指這些知識。總之，一方面，康德批判了實踐理性范圍內的“理性恨”現象，因為它誘使人們退向“單純的自然本能”，即退向非嚴格理性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康德又揭示了這種“理性恨”的積極意義，因為它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即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和幸福觀念都不足以承擔起準確地引導人們行為的重任，而準確的引導乃是“哲學的道德理性知識”，即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強調的（純粹理性的）絕對命令和道德法則。⑤
相較而言，黑格爾話語體系中的理性是通過現象與本質、有限與無限、有條件與無條件、部分與總體的辯證關系來把握這些超驗的、無限的、總體性的對象，即理念或自在之物的。⑥其“理性”內涵有兩層含義：一是與“精神現象”或“意識形態”是同義語的“理性”；二是結合歷史發展，涉及許多道德倫理問題的“理性”。因而在黑格爾那里，“理性”既與意識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同時又表現為一種方法，即歷史的、辯證的方法。黑格爾的理性概念具有特殊的批判性即自我否定性。理性的這種“自我否定性”表現為概念的運動原則，在黑格爾那里，這個原則被叫做概念辯證法。⑦誠如康德研究所示，理性真正偉大的使命是用來探索和實現理念（即靈魂、世界-自由、上帝這三大理念）的，而不是用來追求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的。⑧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實際上只是康德話語體系里的“理性恨”，因為這種經濟理性誘使人們退向“單純的自然本能”。黑格爾更是在《精神現象學》上卷理性的確定性與真理性論述中指出理性的自我意識通過自身的活動而實現：理性自我意識的直向運動即倫理世界，理性自我意識的反向運動即道德世界。雖然馬克思后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批判黑格爾的“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為抽象的利己主義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純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維的利己主義”。⑨但是，黑格爾將倫理與道德內涵納入理性概念的本質規定，是對柏拉圖“理性，是靈魂中最高貴的因素”這一哲學命題的系統展開與深化。一旦考慮倫理和道德問題，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便難以立足，揚棄以資本增殖為終極目的設定的經濟價值負面效應便據此具備了邏輯與歷史的合理性。
總之，康德話語體系里的“理性恨”概念以及黑格爾將理性自我意識指向倫理與道德世界的理論構建對我們研究從資本主義范疇經濟理性到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的創造性轉化過程具有重要的樞紐價值與環節意義。
二、社會主義話語范域中的生態理性與生態價值
隨著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由盛到衰的歷史轉變，人類對生態危機、生存危機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理性觀照，人類正在資本主導的社會形態中以國度性、區域性和國際性組織的形式，借助輿論、政策、國策、外交以及法律等手段，不遺余力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然而，我們應該辯證地認識到，這一社會現象其實在反復重申著這樣一個真理：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包容的積極因素釋放殆盡的時際已經到來，新的產業革命與新的社會形態取代現有工業革命成果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已經無法避免。回到現實，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業已不期而遇，并以生態社會主義為名，在歐美綠色運動與生態運動中產生并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具而言之，生態社會主義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逐漸成為一個異軍崛起的社會主義思潮和流派。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點是將生態主義世界觀引入社會主義理論；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當代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主張只有徹底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拯救人類的生存環境。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策主要有：主張社會公正和自然界的公正，主張基層民主和非暴力，主張建立生態經濟，其國際主張同樣依據其生態學、社會責任感、基層民主和非暴力原則。生態史觀同社會主義的耦合絕非偶然，生態社會主義的主張是生態理性、生態倫理與生態史觀合理內核的外化，生態經濟學由此應運而生，這其中蘊涵著深刻的哲學與歷史必然性。
擇要進論，生態理性是資本主義經濟理性自我否定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舊事物中孕育生長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新事物之萌芽。一方面，倘若沒有危及人類生死存亡的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系統性矛盾的顯現，也就不會生成生態理性、生態倫理和生態史觀的概念；另一方面，倘若沒有社會主義思想以及承載這種思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作支撐，生態文明的核心——生態價值亦將停留在萌芽狀態因而無法得以充分實現。不同于傳統的推理或決策模型只注重認識過程的有序性和連貫性，關注認知過程是否符合內部標準即邏輯規則，生態理性觀把認識方式與環境信息結構的適配性作為判斷認識合理性的標準。⑩進而言之，生態學有一種不同的理性，它使我們知道經濟活動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賴于經濟外部的條件。尤其是，它使我們發現，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試圖克服相對匱乏的經濟上的努力造成了絕對的、不可克服的匱乏。但結果是消極的，生產造成的破壞比它所創造的更多。當經濟活動侵害了原始的生態圈的平衡或破壞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時，就會發生這種顛倒現象。生態學無疑是從另一側面揭示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理性的內在矛盾，即在追求更多、更快的利潤時忽視了造成利潤的外在自然條件的損耗，它必然引起新一輪的能源、資源的競爭，而競爭在追逐利潤、資本的欲望下不斷擴大，愈演愈烈，自然資源的不斷減損不但沒有使競爭的腳步放慢，反而加劇了競爭，結果造成一種不可再生、不可挽回的局面，資源的嚴重匱乏打破了生產的企圖，人類進步最終淪為空話。11由此可見，生態理性、生態倫理和生態史觀的歷史任務主要是批判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內在桎梏，進而超越資本增殖為主要目的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與社會形態，在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中高揚生態理性，確立生態倫理，端正生態史觀，實現生態價值。
三、生態價值是對經濟價值的辯證否定和積極揚棄
人類活動總是以一定的價值觀為指導的。從一定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的全部成就及其問題都根源于一定形式的價值觀念。因此，從本質上看，建立生態經濟、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樹立統一的生態價值觀念。利用市場激勵機制建立生態經濟，在經濟層面上，需要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在政治層面上，需要政府以強制力保障產權的自由轉讓；在倫理層面上，需要確立生態價值觀。這三者之間并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12生態理性主導的生態價值體系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內在矛盾性，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天然具有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不斷出現體系性危機，人類社會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知識集成和綠色新能源產業為主導的工業革命）和第三次社會形態大變革（囊括生態文明全部內涵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已現端倪的21世紀10年代，探討社會主義范域生態價值與資本主義范式經濟價值之間的辯證關系，是揚棄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構建包含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一切合理因素的社會主義生態經濟體系的必要一環。
概念具有積累性。抽象的理論概念皆來源于具體的歷史與現實，脫離具體社會形態和歷史演進的概念討論只能是壞的抽象。生態價值不是抽象的憑空產生的概念，而是在具體的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對既有經濟價值概念的辯證否定，是繼承了經濟價值合理內核的嶄新概念。生態學思想只具有相對的有效性，它們必須吻合于并扎根于它們所處的時代。13只有通過認識經常變化的過去——人類與自然總是一個統一整體的過去——我們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類理性幫助下，發現哪些是我們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又是我們該防備的。14本文將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置于不同文明范式和相異社會形態中展開論述，力求邏輯與歷史在具體、整體和時空三個向度上實現內在的統一。
辯證察視，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兩大概念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性，同時又存在質的差別性。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范域的生態倫理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經濟制度的道德性取決于兩個因素：是否有利于增進人與自然作為一個有機和諧整體的生態系的善；是否有利于增進人類社會自身作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所要求的善。15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態只能是技術上的開放，無法改變的是危機背后的原因，因為改變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因此，這種制度下的生態觀充其量也只是利益擴大化的幫兇，而不是救世主，這樣的生態化解決的不只是暫時的危機，很快新的危機便會出現，當人類解決問題的速度遠遠小于危機出現的速度，適度的崩盤便可想而知。16以經濟理性為出發點的傳統經濟學，以人類為自然萬物的主宰，認為自然界除了滿足人的欲求之外，再沒有其他價值。經濟理性把人的財富積累和物質消費視為最高價值，以大量占有高檔奢侈消費品為榮耀，置自然資源的枯竭于不顧。大規模的生產對自然界大規模采伐，大規模的消費對自然界大規模排廢，構成對自然界的大規模戕害。與經濟理性不同的是，生態理性把生態系統視為母系統，把經濟系統視為子系統，視大自然為萬物之母、人類之母。生態理性承認人類是萬物之長、萬物之靈，承認人在自然系統中的卓越地位，但不承認人類是萬物的主宰。人類要想從大自然那里獲取生存、發展所需的使用價值，就必須保全和養育自然萬物的生態價值。因此，生態理性強調把人類的物質欲望及對自然的改造、干預限制在能為生態系統承受和恢復的范圍之內。經濟活動須得考慮生態環境的規模約束，在經濟系統的吞吐量保持常量和較小增量的情況下，改變自身的結構和功能，從而維護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17上述這些論點皆屬于生態理路。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對全球氣候及環境問題的認識不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繼承了馬克思和盧卡奇的理論精華，將社會主義范域的生態價值概念牢牢構建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話語主體刻意遮蔽的社會性基礎上，從而深刻揭示并批判了資本主義經濟價值的內在桎梏與單向度，進而積極全面地揚棄了資本主義經濟價值及由其衍生出的資本主義生態倫理。
生態者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生態系統，作為其構成要素的精神內容使人類社會比其他任何生態系統都更為復雜。在這個系統中，作為主體的人對環境的適應是人在改造客體、改造實踐方式以及改造主體自身的過程中實現的主動適應。無論對主體、客體還是實踐方式的成功改造，都是以人對相應對象的正確認識為前提的。18人與自然必然不是簡單的結合，人和自然只有在一種“正當”關系之下的相互成就才能造就真實的人類社會，才能在這樣一種人類社會中凸顯人對自然作出生態化的努力，即不單一追求自然的采伐的利已層面，更要顧及在雙方關系中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與人性的合力彰顯、適時的發展。無論是高茲還是馬克思都看到了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發展就是人性持續退化的根源，人性的退化又不單單表現在人性被物性遮蔽的事實，更重要的，人性的異化已經由一種被動形態轉向主動趨勢。而生態理性的提出恰恰為一切異化的根源得以回歸應然的尺度提供了可能。生態理性秉持著“更多不一定更好”的原則，就是要求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時，量度而行，以“關系性”的維度為大方向，不以一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為原則的“求和”，這種“求和”也正是生態理性的根本目的。19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片面認為：“自然之被破壞、環境問題之產生，究其根源，是傳統倫理學的狹隘和偏執性所致。因為在傳統倫理學的視野中，除人類以外的非人類生物被認為是不具備主體資格的，只有人才具有道德權利，才是道德關懷的惟一對象。生態中心主義認為，正是傳統倫理學的這種狹隘和偏執性導致了人類對非人類生物的冷漠和殘忍，導致了人類對大自然的粗暴奴役和無情破壞。基于此，生態中心主義指出，把道德關懷的界限固定在人類的范圍內是不合理的，傳統倫理學必須突破對人的偏愛，把道德義務的范圍擴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上去，‘設定’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承認其他生物物種的‘道德權利’。即不僅要對人類講道德，而且也要對非人類生物講道德，并認為只有這樣，人類保護自然、維護生態平衡才會有確定的基礎和內在動力”。20這種生態中心主義論具有極大的真理遮蔽性和意識形態迷惑性；其主要采用的方法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萌芽和上升時期的理論代言人們曾經使用過的對抗上帝觀念的自然觀念，其根本目的是避免人們把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之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本身。
然而，誠如沃勒斯坦對“發展”概念的批判——他指出“發展”這一概念只不過是“工業革命”這一概念的簡單變種而已。基于此，他強調時空多元性對社會學科研究的重要性——“時空”不僅是純內生變量而且還是我們理解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的關鍵所在。21通觀歷史，發展是間斷性的質變，而非連續性的量變，可持續發展概念在哲學語境中是值得商榷的。要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所孕育的經濟價值看似合理，實際上卻是資本所有者借可持續發展之名，潛在認同更多就是更好的資本積累邏輯，實質為資本所有者精心編織的為資本增殖服務的觀念系統與游戲規則。更進一步，盧卡奇研究指出：“勞動的事實和它的結果在社會存在中造成了一個完全特殊的結構。因為，雖然一個目的性設定的全部產物是因果地產生和起作用的，以致它們的目的論起源似乎在效果中被消除了，但它們卻具有僅僅是社會性的特征”。 22鑒于此，研究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必須要到主導人類生存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與生產方式中去尋求原因。反之，生態價值只有在打破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全球體系中才能得以真正彰顯；同時，也只有在全世界勞動者聯合的理性作支撐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全球體系中才能生成完全意義上的生態經濟。
[注 釋]
①17姜亦華：《用生態理性匡正經濟理性》，《紅旗文稿》，2012年第8期。
②何大安：《行為經濟人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③蓋光：《生態文化與經濟生態結構》，《鄱陽湖學刊》，2011年第6期。
④王若宇、馮顏利：《從經濟理性到生態理性：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創新》，《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7期。
⑤⑥⑧俞吾金：《從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哲學研究》，2010年第8期。
⑦陳愛華：《黑格爾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頁。
⑩18唐本鈺：《論生態理性》，《濟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111619韓秋紅、楊赫姣：《高茲的生態理性——社會主義的另一種闡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1年第2期。
12費平、盧風：《生態經濟與市場激勵機制》，《常德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1314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89頁。
15田海平：《應當確立經濟倫理的生態理念》，《吉首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20王云霞：《生態中心主義與生態之比較及啟示》，《思想戰線》，2012年第2期。
2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頁。
22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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