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05 15: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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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共分七個部分: 引言部分,提出寫作論文的起由,該領域的研究現狀,以及論文的主要內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從國際政治學和信息科學的角度闡明國家安全與信息安全的相關概念,并找尋到安全、國家安全、信息、國家信息安全之間的內在聯系。冷戰后,信息安全日漸突出。信息安全是指保證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實質就是要保證信息系統及信息網絡中的信息資源不因自然或人為的因素而遭到破壞、更改、泄露和非法占用。信息安全具有高度脆弱性和風險性、潛伏性和突發性、攻擊源的多樣性和防范對象的不確定性、安全主體的不對稱性等特征。信息安全的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資源生態等領域。威脅信息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病毒、網絡黑客、網絡犯罪和垃圾信息等。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對我國和世界安全的影響。在信息網絡廣泛滲透于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條件下,信息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基石。主要體現在:信息安全成為影響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國家的維護更加困難,難以控制的“網上政治總動員”危害社會穩定,顛覆性宣傳直接危及國家政權,國家形象更易遭受攻擊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經濟安全的重要前提,它關乎國家經濟安全的全局,信息產業自身安全令人擔憂,網絡經濟犯罪成為經濟安全的頑疾,金融業遭受的安全挑戰更加嚴重;信息安全對文化安全的影響不容忽視,“網絡文化帝國主義”威脅我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遭到沖擊;信息安全對軍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權”對戰爭結局意義重大,信息威懾、網絡信息戰、黑客攻擊與軍事泄密嚴重威脅軍事安全。
第三章,中國信息安全面臨的挑戰與威脅。中國的信息化建設起步較晚,信息安全技術水平也比較滯后,網絡安全系數很低,信息安全現狀不容樂觀,主要從信息流動途徑、發達國家的技術遏制及世界信息強國信息戰略對我國的威脅和啟示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家信息戰略,以求對保障中國信息安全提供借鑒與思考。
第四章,從我國信息安全遭到挑戰的原因分析,探討包括我國在信息安全保障現狀、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國民信息安全意識、基礎信息產業嚴重依靠國外、立法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求對捍衛我國信息安全提供思考。同時還分析了全球信息化對我國信息安全的沖擊與啟示。
[論文關鍵詞]大學生 非傳統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學生安全教育是使在校大學生增強安全意識，掌握基本安全知識和技能，更好地適應大學和今后生活的需要而進行的教育，是維護高校安全、穩定的重要途徑。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社會的發展進步以及影響大學生安全因素的增多，安全的內容也在不斷拓展，安全概念在外延和內涵上都有大幅的擴充和加深。在這種背景下，高校學生面臨的安全問題已經超出了傳統的范圍，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也開始對高校學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高校學生安全教育應在大安全觀的框架下，將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結合，不斷提高針對性和實效性。
一、非傳統安全的內涵及其主要內容
（一）非傳統安全的內涵
非傳統安全問題由來已久，但直到目前，學術界對“非傳統安全”尚無被統一認可的權威定義。通常認為，相對于以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和外交安全為核心內容的傳統安全而言，非傳統安全更關注那些由非政治因素、非軍事因素和非外交因素引起的，對人類的生存、人民的生產生活、國家的穩定發展等方面造成重大影響和威脅的安全問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本質區別。一方面，部分非傳統安全問題是從傳統安全中演化而來，只是各自的具體成因、安全主體、涵蓋范圍、關注重點的不同。另一方面，兩者研究的主要焦點和由此形成的路徑卻有本質上的差異。余瀟楓、林國治認為，傳統安全更關注“戰爭現象”，主要是通過技術來應對安全的挑戰，形成“戰爭—和平—不可持續安全—戰爭”的循環式路徑。而非傳統安全則更關注“非戰爭現象”，主要是通過價值來應對安全的挑戰，形成“發展—和諧—可持續安全—可持續發展”的上升式路徑。
（二）非傳統安全的主要內容
非傳統安全問題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社會公共安全、金融經濟安全、科技信息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其他安全領域。一般認為，第一，社會公共安全指社會全體成員公共生活的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恐怖事件和重大等內容。第二，金融經濟安全指國家金融經濟秩序正常，根本經濟利益不受損害，以維護國家經濟正常運轉為核心內容。第三，科技信息安全指國家科技發展、信息系統、信息網絡等方面的安全。第四，生態環境安全指人類的生產、健康和生存環境等的安全。第五，能源安全指為保障一國的國防安全和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通過維護能源供需渠道，規避對本國的生存和發展構成的重大威脅。第六，文化安全指維護本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及核心價值體系，防止其遭到外來破壞和顛覆。第七，其他安全領域。如人口安全、宗教安全、生物安全等。可見，非傳統安全對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十分重要，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大學生是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安全問題不僅是大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中經常要遇到的問題，同時也是畢業以后走向社會必然要遇到的問題。因此，掌握包括非傳統安全在內的一定安全防范知識和方法將會使大學生在人生的過程中獲益良多。同時，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有利于拓展大學生安全教育的內容
目前我國大學生的安全教育顯然存在諸多問題，主要有：一是大學生安全教育實施狀況并不樂觀，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較為零散，系統性不強，現有大學生安全教育的教材時代性、現實性、科學性、實用性稍顯欠缺，內容也不夠完善。二是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理論體系急需更新。目前我國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理論體系基本還屬于傳統架構，并沒有從整體上完成對大學生傳統安全教育和非傳統安全教育的理論構建。三是對于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傳統的安全防范教育，對新出現的非傳統安全教育的問題探討不透徹，對如何開展這方面安全教育的研究也顯得模糊。因此，將非傳統安全的內容納入大學生安全教育，有利于拓展大學生安全教育的內容，對進一步加強大學生安全教育起到促進作用。
（二）有利于進一步增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
一般認為，非傳統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安全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概念，其構成要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突出，尤其是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2003年“非典”事件的發生，引起了人們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高度關注。因此，在大學生安全教育中加強非傳統安全的教育，能夠使大學生與時俱進，主動地適應國家安全形勢的新變化，樹立新的國家安全觀，進一步增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更密切地關注和應對當前非傳統安全問題對國家的威脅和影響。
（三）有利于大學生的健康成長
大學生活可以說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但是，一部分大學生在大學里思想單純，安全意識淡薄，往往不太關注自己的安全，對各種安全隱患缺乏必要的重視和警惕，這當然也包括了非傳統安全問題。一旦有突發事件發生，這部分學生往往會因為缺乏相關安全常識和社會經驗而處置不當，給自己、學校、社會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目的在于幫助他們提供安全意識，掌握相關知識，學會在學習生活及社會活動中更好地保護自己，防范各種對自己成長產生負面影響的事件，臨危不亂，逐一化解，確保自己的健康成長。
（四）有利于高校的安全穩定
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發展戰略機遇期，綜合國力發展迅速，GDP總量已經躍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還有許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困難、風險在等著我們去克服。從國家安全領域來講，當前我國的安全形勢總體是好的，但仍存在許多復雜、瞬息萬變的因素，切不可掉以輕心。從高校的安全穩定來講，境外敵對勢力以高校大學生為重點目標，以非傳統安全為主要手段，加緊各種滲透破壞活動。例如，通過互聯網絡對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價值觀進行宣傳，散播詆毀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息，煽動民族分裂等破壞活動等。可見，高校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仍然較大。因此，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將有利于抵御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有效維護高校的安全穩定。
三、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主要策略及途徑
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是一項相對復雜的工程，各高校需要轉變安全教育觀念，積極擴展非傳統安全教育內容，優化非傳統安全教育方式，強化非傳統安全的實踐演練，全面提高大學生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轉變觀念，增強大學生安全的責任意識
“學生安全無小事”。安全是一個大學生完成學業、健康成長的基本條件。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應首先轉變觀念，增強大學生安全的責任意識，在把握當前學生安全教育和管理的特點和規律的基礎上，加強對大學生非傳統安全的研判，做好教育，備有預案，深入推進安全、穩定、和諧校園建設。在此過程中，高校要特別關注非傳統安全問題對高校的新威脅，在思想、安全層面上加強對學生的正確教育和引導，切實擔負起保護學生安全的責任，使學生能夠健康成長，學校保持安全穩定。
（二）與時俱進，積極擴展非傳統安全教育內容
以往的大學生安全教育主要關注傳統安全問題。但是，在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凸顯的新形勢下，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卻未能及時納入我們的安全教育中，這就使得高校的非傳統安全教育嚴重滯后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我國經濟、社會的改革與發展，給大學生的個體安全和校園安全造成了極大的隱患。因此，隨著非傳統安全問題影響的擴大，應在大學生安全教育中拓展非傳統安全教育的內容，包括：（1）經濟安全教育；（2）生態環境安全教育；（3）信息安全教育；（4）流行疾病安全教育；（5）科學文化安全教育；（6）校園恐怖暴力安全教育；（7）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安全教育；（8）重大事件、敏感日期、個體突發事件的安全教育等。既要關注國家安全，又要關注個體安全、社會安全、地區安全和全球安全等，使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實現常態化、系統化。
（三）優化方式，構建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長效機制
高校應從政治和戰略的高度，將大學作為一種生非傳統教育現實性很強的思想政治教育來抓，采取多種措施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逐步構建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長效機制。第一，加快大學生安全教育課程建設，全面推進大學生安全教育進課堂，提高教學效果。切實提高學生的安全意識和防范能力。第二，滲透于“兩課”教學。“兩課”教學是對大學生進行系統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 要結合“兩課”教學的總體目標和要求， 將非傳統安全教育滲透于 “兩課”的教學中。第三，貫穿于大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90后大學生思想開放、思維活躍、求知欲強，可以根據這些特點， 通過主題班會、特色活動、專家講座、圖片宣傳、播放相關教育影片等各種形式，對其進行非傳統安全教育。此外，還可以將非傳統安全教育滲透于大學生愛國愛校教育、職業道德教育、誠信感恩教育之中。
（四）提高能力，強化大學生非傳統安全的實踐演練
1991年國際核安全咨詢組織的《安全文化》小冊子正式出版，它標志著核安全文化的開始。1993年我國勞動部部長李伯勇同志指出“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來認識”。安全文化從核安全文化、航空航天安全文化等企業安全文化，拓寬到全民安全文化，由此發展到了由安全觀念文化．安全行為文化、安全物質文化組成的全民安全文化的新時代。在該階段，安全教育體系正在形成，兒童和中小學生的安全教育已經起步．大學和成人的專業化安全教育已初具規模，在有關政府機構領導下的安全文化普及教育正蓬勃發展；安全科學作為獨立的學科體系已經建立，安全科學形成了由安全科學技術基礎學科、安全學、安全工程等構成的多學科體系；安全管理機構進一步健全，建立健全了一大批國際的、國家的、行業的、社會的、企業的安全管理機構；在法規、標準、安全制度方面，體現在面向全民的安全建設開始起步，面向行業的、企業的安全法規、標準、制度、操作規程等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在安全宣傳方面，一個社會化的安全宣傳網正在形成，出現了一些面向大眾、宣傳安全光榮、安全就是效益的作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安全哲學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勞動部李伯勇部長在1994年為中國安全文化系列叢書作序時強調指出，“…安全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部分，它涉及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諸學科，它為安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形成提供乳育的胚胎，它既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安全文化是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在生存和繁衍中與世界其他民族一起創造并傳播了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在我國的發展也經歷了人類對安分與健康的盲目追求、核安全文化出現、全民安全文化的興起等三個階段。
1992年國際核安全咨詢組織的《安全文化》小冊子被譯成中文，并在國內出版以來，核安全文化文化模式迅速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文化吸收世界其他國家安全文化建設的經驗，待別是核安全文化建設的經驗，把企業安全文化融合于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之中，形成了企業安全文化。特別是“安全第一，預防為主”一直作為我國工業發展方針，在全國始終開展普通的安全宣傳教育活動和安全技術的基礎建設，使我國具有一定的安全文化教育基礎，安全文化一詞在中國一出現，其范疇和范圍便得到發展，企業安全文化發展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民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作為專業名詞在我國出現，它標志著系統研究和傳播安全文化的時代的到來。1993年10月在成都召開的亞太地區職業安全衛生研討會暨全國文全科學技術交流會上，發表了“論企業安全文化”的論文。會議期間，《中國安全科學》編輯部和《警鐘長鳴報》社達成合作實施計劃，決定自1994年1月起在《警鐘長鳴報》上由中國安全科學學報編輯部協辦，辟出安全文化月末版，向公眾、向社會宣傳安全文化。1994年3月，國務院應急辦公室召開了全國核工業系統核安全文化研討會，它標志著深層次企業安全文化傳播的開始。同年6月勞動部李伯勇部長在《安全牛產報》試刊上發表了題為“把安全生產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高度來認識”的指導件文章，這標志著安全文化內企業安全文化拓延到了全民安全文化，一個研究、傳播安全文化的時代已經開始。
1994年6月以來，在全國勞動系統、鐵路系統、核工業系統、石油化工系統等，先后開展了多次研究和探討會；全國的部分專業報刊雜志，先后辟出專欄、出版專集成發表有關文章。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分別在“環境與減災”、“北京您早”、“熱點話題”等欄目播放專題節目，向社會、向大眾傳播安全文化。
在全同安全生產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吳邦國等都反復強
調要倡導安全文化，提高安全水平，強化全民安全意識，把倡導安全文
1.論信息安全、網絡安全、網絡空間安全
2.用戶參與對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響——多重中介方法
3.基于信息安全風險評估的檔案信息安全保障體系構架與構建流程
4.論電子檔案開放利用中信息安全保障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5.美國網絡信息安全治理機制及其對我國之啟示
6.制度壓力、信息安全合法化與組織績效——基于中國企業的實證研究
7.“棱鏡”折射下的網絡信息安全挑戰及其戰略思考
8.再論信息安全、網絡安全、網絡空間安全
9.“云計算”時代的法律意義及網絡信息安全法律對策研究
10.計算機網絡信息安全及其防護對策
11.網絡信息安全防范與Web數據挖掘技術的整合研究
12.現代信息技術環境中的信息安全問題及其對策
13.處罰對信息安全策略遵守的影響研究——威懾理論與理性選擇理論的整合視角
14.論國民信息安全素養的培養
15.國民信息安全素養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
16.高校信息安全風險分析與保障策略研究
17.大數據信息安全風險框架及應對策略研究
18.信息安全學科體系結構研究
19.檔案信息安全保障體系框架研究
20.美國關鍵基礎設施信息安全監測預警機制演進與啟示
21.美國政府采購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及其借鑒
22.“5432戰略”:國家信息安全保障體系框架研究
23.智慧城市建設對城市信息安全的強化與沖擊分析
24.信息安全技術體系研究
25.電力系統信息安全研究綜述
26.美國電力行業信息安全工作現狀與特點分析
27.國家信息安全協同治理:美國的經驗與啟示
28.論大數據時代信息安全的新特點與新要求
29.構建基于信息安全風險評估的檔案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必要性研究
30.工業控制系統信息安全研究進展
31.電子文件信息安全管理評估體系研究
32.社交網絡中用戶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研究
33.信息安全與網絡社會法律治理:空間、戰略、權利、能力——第五屆中國信息安全法律大會會議綜述
34.三網融合下的信息安全問題
35.云計算環境下信息安全分析
36.信息安全風險評估研究綜述
37.淺談網絡信息安全技術
38.云計算時代的數字圖書館信息安全思考
39.“互聯網+金融”模式下的信息安全風險防范研究
40.故障樹分析法在信息安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
41.信息安全風險評估風險分析方法淺談
42.計算機網絡的信息安全體系結構
43.用戶信息安全行為研究述評
44.數字化校園信息安全立體防御體系的探索與實踐
45.大數據時代面臨的信息安全機遇和挑戰
46.企業信息化建設中的信息安全問題
47.基于管理因素的企業信息安全事故分析
48.借鑒國際經驗 完善我國電子政務信息安全立法
49.美國信息安全法律體系考察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50.論網絡信息安全合作的國際規則制定
51.國外依法保障網絡信息安全措施比較與啟示
52.云計算下的信息安全問題研究
53.云計算信息安全分析與實踐
54.新一代電力信息網絡安全架構的思考
55.歐盟信息安全法律框架之解讀
56.組織信息安全文化的角色與建構研究
57.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視域下地理信息安全組織管理體制的重構
58.信息安全本科專業的人才培養與課程體系
59.美國電力行業信息安全運作機制和策略分析
60.信息安全人因風險研究進展綜述
61.信息安全:意義、挑戰與策略
62.工業控制系統信息安全新趨勢
63.基于MOOC理念的網絡信息安全系列課程教學改革
64.信息安全風險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和評價方法
65.企業群體間信息安全知識共享的演化博弈分析
66.智能電網信息安全及其對電力系統生存性的影響
67.中文版信息安全自我效能量表的修訂與校驗
68.智慧城市環境下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問題分析及立法建議
69.基于決策樹的智能信息安全風險評估方法
70.互動用電方式下的信息安全風險與安全需求分析
71.高校信息化建設進程中信息安全問題成因及對策探析
72.高校圖書館網絡信息安全問題及解決方案
73.國內信息安全研究發展脈絡初探——基于1980-2010年CNKI核心期刊的文獻計量與內容分析
74.云會計下會計信息安全問題探析
75.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風險評估模型構建與實證研究
76.試論信息安全與信息時代的國家安全觀
77.IEC 62443工控網絡與系統信息安全標準綜述
78.美國信息安全法律體系綜述及其對我國信息安全立法的借鑒意義
79.淺談網絡信息安全現狀
80.大學生信息安全素養分析與形成
81.車聯網環境下車載電控系統信息安全綜述
82.組織控制與信息安全制度遵守:面子傾向的調節效應
83.信息安全管理領域研究現狀的統計分析與評價
84.網絡信息安全及網絡立法探討
85.神經網絡在信息安全風險評估中應用研究
86.信息安全風險評估模型的定性與定量對比研究
87.美國信息安全戰略綜述
88.信息安全風險評估的綜合評估方法綜述
89.信息安全產業與信息安全經濟分析
90.信息安全政策體系構建研究
91.智能電網物聯網技術架構及信息安全防護體系研究
92.我國網絡信息安全立法研究
93.電力信息安全的監控與分析
94.從復雜網絡視角評述智能電網信息安全研究現狀及若干展望
95.情報素養:信息安全理論的核心要素
96.信息安全的發展綜述研究
97.俄羅斯聯邦信息安全立法體系及對我國的啟示
98.國家信息安全戰略的思考
「關鍵詞知識產權制度，國家利益，國家安全
一、知識產權制度對我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影響的分析
總體來看，知識產權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很多領域的技術和科技安全，妨礙了我國政治主體及經濟主體穩定地獲得技術的能力，同時，威脅到我國擁有較大優勢的部分資源的利用。但是，雖然現象反映本質，但現象背后的本質往往與現象并非簡單一致。如何看待知識產權制度與我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關系仍然是個困難問題。
（一）、TRIPs協議與我國的利益。公認的事實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認為包括減少發達國家貿易保護在內的整體一攬子協議會（給他們）帶來利益。”[1]有些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在農業等領域都獲得了利益。[2]但是，研究表明，就TRIPs而言，獲利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甚至連澳大利亞這樣的較為先進的國家的統計數字都表明，上世紀90年代，其付給外國版權人的費用比獲得的費用多出了12億澳元。而保護按照TRIPS協議而延長期限的專利付出的代價高達38億澳元。在澳大利亞的專利也主要有外國申請人獲得。[3]因此，TRIPs協議本身是發展中國家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整體妥協的產物，應該認為，發達國家許諾的開放農業、紡織品市場等承諾是以發展中國家接受TRIPS協議的負擔為代價的。在世界貿易組織烏拉圭回合會談中，TRIPS作為一攬子協議的一部分是相對合理的。但是，僅就TRIPS協議本身的合理性而言，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尤其是在醫藥專利對公共健康的影響等方面，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穩定和國家利益。但是，作為中國-一個發展中的大國，TRIPS協議是否完全是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承受的負擔呢？在戰略層面上，TRIPS協議是否也符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的判斷-“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呢？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前，中國已經建立的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且卓有成效。例如，從統計數字上看，我國國內申請人在專利制度實行的近20年時間內，已經申請了314771項發明專利，占全部發明申請的近50%.從專利制度的實施效果來看，對高校科研和管理人員的調查表明，70%以上的人認為專利制度對于鼓勵科技人員進行發明創造有很大或者較大作用。由于專利、版權等不斷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利益，因此，知識產權制度有利于科研經費的回收，刺激對于科研經費的再投入。[4]由于專利、版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存在，我國各類經濟主體、特別是私營經濟體和新興計算機、生物等產業經濟體獲得了巨大的收益。按照學者的劃分，我國屬于科技發展中國家。[5]不可否認，盡管我國有著一定的創新能力，但我國仍然屬于技術進口國家。因此，即便是沒有TRIPS協議和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技術貿易方面，我國仍然會處于進多出少的局面。可以說，這是我國的發展階段造成的，是不可逾越的。不過，盡管我們仍然處于技術進口的地位，由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存在，給我國帶來了大量準確而廉價的技術信息，同時，更關鍵的是，專利和版權制度的存在，刺激了國內的創新增加。總之，國內早已經實行的知識產權制度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承擔的TRIPS義務對我國國家利益的影響也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從這一點出發，筆者認為，在TRIPS與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性質上，結論只能是，興其利，除其弊。
（二）、知識產權制度與國家經濟安全。知識產權制度是國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只有站到國家戰略目標的高度，才能正確認識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影響和地位，也才能制定正確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進而保證我國的經濟安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促進發展的經濟戰略。借用外國技術和資金是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來看，也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500家最大規模的跨國公司已經有400多家在中國投資。從高科技的摩托羅拉公司到生產飲料的可口可樂公司，從德國的西門子到日本的豐田，這些企業所以在中國投入巨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有著較為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盡管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認為，“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本身既不能提供必要的也不能提供足夠的動力使外國公司在特定國家投資。”[6]但是，應該指出的，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那么，在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時，必然面臨更大困難。例如，諾基亞公司認為，應該在法律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業和國家做生意，以保護自己的研究開發中有價值的成果，進而享有創新帶來的市場收益。[7]對于諾基亞這樣的公司而言，知識產權戰略是其經營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沒有知識產權管理、東道國沒有知識產權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認為，知識產權制度并非是引進外國投資的充分條件，但在其他政策和條件的支持下，知識產權制度是引進外國投資、特別是高科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必要制度條件。由于我國加入了TRIPS協議，以積極的姿態保護各國權利人的知識產權，為我國帶來了大量直接投資。由于資本利潤的實現總是需要以一定的技術為前提條件，而專利制度能夠為資本帶來壟斷性的利潤，因此，資本的進入、特別是直接投資（FDI）的進入，往往以東道國是否有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為前提條件。[8]由于我國建立并實施了知識產權制度，為外國資本的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的軟環境，刺激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我國在2002年成為世界最大的外資（FDI）流入國。而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不僅為我國帶來了就業機會、貿易贏余和制造技術，關鍵的是，外國直接投資必須以有形的資產（工廠）為必須載體，因此，避免了外資快速進出所造成的金融風險，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同時，事實表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為中國的經濟繁榮、人才培養、觀念更新等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9]實事求是地看，我國比較成功地實現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目的。[10]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我國在引進外資的進程中必然遇到更大的困難。從這個角度上講，知識產權制度在保護了外國申請人利益的同時，也為我國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盡管知識產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的國家利益和安全，但我們仍然要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我們就必須堅持并不斷完善知識產權制度。
（三） 、重提“弱保護”的謬誤
在發展中國家，“往往會發生這種現象，許多人以國內經濟發展或國際貿易增長的理由反對將知識資產的產權界定為私有，反對給予知識資產的生產者以法律上的保護，”這種理論稱為對知識產權的“弱保護理論”。[11]弱保護的四條理由為：節約國家資金，推進地方工業，有助于取得技術，減少了依賴性。[12]其中取得技術和減少依賴性是與國家安全、特別是技術安全相關的概念。這里重點說明這一點。在沒有保護知識產權的情況下，想取得技術的完全轉移幾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技術轉移尤其是成套技術轉移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不能獲得成套完整的技術方案以及完備的技術支持力量的情況下，即便是通過反向工程等方面進行了資金投入和研究，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其結果是模仿者的產品在技術水平上仍然沒有競爭力。因此，所謂有利于取得技術，只能是取得不完備的技術方案，往往在經濟上沒有效益，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在國際貿易中沒有空間，不利于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提高。而減少依賴性的前提假定之一是國內不產生任何對研究開發的投入，同時，也不產生任何技術創新。同時，也假定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是絕對的，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不存在依賴關系。但是，如果取消知識產權保護或者實際上減弱對知識產權保護，最終的結果是技術創新發生的機會更少，投入科研的資金逐漸降低，使發展中國家反而更加依賴外國的技術供應。
從美國報紙專欄作家Walter Lippmann在1943年第一次使用“國家安全”這個概念以來[13]，現代國家安全觀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國家安全中軍事安全之外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環境等內容明顯增加，而且，這些非軍事因素的所謂“低級政治”因素不僅開始占有量的優勢，而且在國家利益中的權衡中急迫性普遍加大。同時，雖然傳統上“每個國家都獨立地追求本國的安全，把他國視作不安全的現實因素或潛在因素”，目前看來，盡管我們不能“幼稚地否認在追求和平與發展目標的同時，有些國家仍會受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誘惑，試圖在和平的較量中稱霸地區、稱霸全球”，但是，由于“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題，加之各國利益、各種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復合影響，“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已經成為一種新安全觀，安全的要素不再是單一的主體-國家，安全的手段也“從對抗性軍事手段轉變為合作性的非軍事手段”，[14]可以認為，圍繞知識產權的斗爭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不容忽視，但是，把知識產權作為“國家安全”的手段，其性質應該是“合作性的非軍事手段”。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有著一定創新能力的發展中大國而言，知識產權不僅是負擔，也是增強國家經濟和科技實力的手段，知識產權國際化不僅意味著義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權利。充分利用知識產權制度，消除其弊端，不斷增強我們的經濟和科技安全是我們的根本利益所在。
總之，雖然知識產權國際化使知識產權制度與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利益之間有一定沖突，但是，一方面，知識產權制度作為一個國內制度的一部分，仍然起到促進科技、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產權制度之一，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制度的存在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引進發達國家技術、知識和信息的必須制度[15].因此，談論取消知識產權制度或者降低“現有專利、商標、版權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是“幾乎不可能的”。[16]討論知識產權制度和知識產權戰略與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關系的前提也是如此。我們只能在現有的國際和國內知識產權制度的基礎之上盡力維護我國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其他。
二、完善知識產權制度，保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
筆者認為，通過采取以下措施，在利用知識產權制度所提供的創新動力的同時，承擔國際義務，同時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是可行的。
（一）、加強科技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這是在承擔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義務的前提下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根本之道。
知識產權制度的主要作用通過賦予創新者對于研究開發的投入而產生的成果在一定時期內壟斷市場的權利，從而使其有機會收回投資，進行科研開發的再投入，進而刺激科技創新不斷增加，最終有利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安全。學者認為，“全球問題所凸現的經濟安全是一種重視并竭力提高國家經濟實力的經濟安全”。[17]只有提高經濟整體實力，才能保證國家安全。而技術水平對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為理論和實踐所證明了的。馬克思認為，資本的有機構成決定了資本家利潤的高低，只有在技術水平不斷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改善的情況下，經濟主體才能獲得超乎平均利潤率之上的壟斷利潤，進而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證生存。[18]知識產權制度對于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也就是保證投資科技研究開發的市場經濟主體能夠獲得相應的補償的機會，也是保證投資科技研究開發積極性的最佳制度資源。弱化知識產權保護的結果是削弱創新積極性，最終導致技術落后和經濟發展的障礙。
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不同，國家或者國家出資的各種機構是科技研究開發的主體。因此，在不斷改革科研體系，使科研主體逐步轉化為企業的同時，以加大國家投入來提高知識產權的產出能力仍然是我們在一定時期內必須堅持的政策。同時，除了數學、物理等基礎性科學研究之外，我們都要把獲得知識產權、特別是專利權作為科技評價體系的重要的、基礎性要求，改變過去那種科技評價體系與知識產權制度并行的、科技評價體系占主導的“雙軌制”。應該看到，作為技術層面的創新，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如果不能轉化為知識產權，進而為技術進入市場創造一個基礎條件，任何評價體系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技術創新的目的就是投入生產，而不是形成論文束之高閣。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技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國家設定的制度給予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是給了技術創新者參與市場分配的條件以及獲得利潤的期待權，知識產權制度一方面能夠保護其創新投入的回收，另一方面，由于知識產權制度并非是直接回報的制度，知識產權制度并不會保證其創新投入的回收，因此，知識產權制度會引導科技創新的市場化，迅速提高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同時，知識產權制度的這個特點也使國家的制度成本降到最低。國家只提供了制度資源，不需要為科技創新的成果提供任何額外投入，而是使經濟收入與市場相聯系，以參與市場競爭的方式取得回報。而且，大量無法取得市場效益的技術信息會很快以詳細、透明、無償的方式成為生產、科研的基礎資源，使社會信息化，進而提高國家的經濟和科技實力。政府主導的科技評價體系完全不具備上述效果。科技創新圍繞政府主導的科技評價體系轉，導致大量科技創新投資和人力投入被浪費，同時，科技評價-推廣的體制也面臨著巨大風險。在沒有專利保護的前提下，政府出面組織推廣的技術可能落入專利權人的權利范圍，不僅會損害專利權人的利益，而且由于專利權受法律保護，獲得推廣技術的經濟主體可能不得不賠償專利權人的損失，甚至導致生產線下馬，產品不能生產、出售。在市場經濟模式下，科技評價本身也產生了新的困境。例如，評價錯誤給投資人造成了損失，由誰來承擔責任？在科技評價體系下，這些問題根本無法解決。因此，今后，“技術的評價主體應該是市場與社會系統”。[19]
路甬祥認為：“我國原創性的技術創新和重大發明專利稀缺，-其主要原因與我國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有利于促進技術創新與發展的有效體制與動力機制有關。如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尚不健全，保護力度低，損害了技術創新者的合法權益；政府在技術發展領域中的職能與市場職能還常常互相混淆”。[20]筆者認為，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同時加大科研投入是保護我國國家利益和國家經濟、科技安全的根本之道。
（二）、制定并實施合理知識產權戰略，趨利避害，保護我國知識財產，是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安全的必由之道。
我國是有著一定創新能力的大國，同時我國也有著豐富的、可能成為知識財產的各種資源。在承擔目前國際知識產權義務的前提下，盡力擴大我國占有優勢的知識財產保護的范圍，有利于其市場化，必然有利于我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會提高我國的經濟和文化安全水平。
與發達國家相比[21]，我國仍然缺乏一個宏觀層面上的知識產權戰略，同時，對于已經形成共識的知識產權政策，由于機構疊床架屋、職能劃分不清等原因，也難以實施。這十分不利于我國從知識產權制度角度保護國家安全。我國有著豐富的生物資源、傳統文化資源以及人類基因資源。如果不能得到恰到好處的保護，不僅使我國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失，也使我國的安全利益受到損失。例如，從文化安全和經濟利益雙重角度看，美國迪斯尼公司演繹我國古代故事“花木蘭從軍”，并沒有支付中國人民一分錢。不僅經濟利益受到了損失，而且，由于文化上的差異性和美國文化產業的高科技性的吸引力，美國版“花木蘭”對中國精神、中國文化的扭曲，以及由于其強大的傳播能力對中國人民詮釋自己文化遺產的權利的實際剝奪，也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人民集體意識形態的形成帶來了威脅。例如，哈佛大學某華裔專家在安徽為基因研究而私自采集中國人血液樣本等等。再例如，我國的中草藥資源十分豐富，傳統工藝品也高度發達。而目前，生物產業、文化產業都是新興產業，而生物技術和文化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上述我國具有優勢的傳統資源。比較而言，這些都是我國的優勢，因此，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摸清劣勢，搞清優勢，保護好這些資源，通過知識產權制度來保護我們的優勢，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整體知識產權戰略，才能在中長期保護我國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
我國的各類企業目前也普遍缺乏知識產權戰略，往往在面臨訴訟威脅或者出現其他法律問題的情況下才關注知識產權問題，由于缺乏知識產權戰略造成了很大損失，并且將繼續威脅我國企業的生存和經濟效益。[22]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下，如何利用世界貿易組織關于安全的例外條款，也是知識產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自主知識產權是強化國家經濟和科技安全的基礎。所謂自主知識產權其實主要是指國內權利人所掌握的基礎專利以及基礎型計算機軟件等。[23]核心專利或者說基礎專利是經濟安全、尤其是企業經濟安全的基礎。缺乏基礎專利或者基礎型計算機軟件等知識財產，會給企業、進而給國家的利益帶來巨大損失。例如，以美國和日本為例，就重要專利比較，美國有104，541項，而日本只有76，984項，因此，在許多專利訴訟中，日本企業受挫，在貿易中損失慘重。[24]再例如，微軟控制了個人計算機操作系統的市場，不僅在經濟損害了各國國家利益，也威脅到國家的信息和技術安全。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科技創新決策，在新技術領域集中精力，不間斷地在各國獲得一批核心自主知識產權是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性手段。通過技術分析，集中力量，在發達國家編織嚴密的知識產權權利網絡中不斷打開缺口，才能打破它們的技術壟斷、市場壟斷和競爭優勢，維護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技術安全和正常的市場秩序。
（四）、加強國家間的合作與交流，團結世界上與我國利益一致的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是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演進的過程中充分保護我國的利益的必要手段。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關于知識產權的權利和利益的不平衡是客觀的，斗爭也是客觀的。在一攬子協議的誘惑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進行了重大妥協。但是，隨著TRIPS協議執行過程中帶來的各種有害發展中國家利益和安全的問題不斷出現，在現有知識產權制度下的損失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有了客觀基礎。《多哈宣言》所反映的發展中國家在公共健康問題上的一致性就表明了這一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壯大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完全有條件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上施加積極影響，使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我國的安全和利益的方向上發展。同時，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技術的不斷進步，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害關系也在逐漸發生變化，正在從“零和博弈”的模式發展到共存共榮的新型關系模式。我國的技術、產品在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市場上也存在知識產權利益。按照我國的知識產權戰略，既團結發展中國家，又充分利用發達國家保護我國在知識產權上的利益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
三、維護國家安全的知產權對策
（二）、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建立知識產權安全制度
[關鍵詞]社區治理；公民參與；參與現狀
一、問題背景
十之后全國各地以社區為突破口，紛紛進行創新社區治理的社區改革，要破解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困境，優化社區治理能力，就必須更深入準確的把握社區治理中公民參與的現狀。我國社會學者潘小娟將“社區”定義為：“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人群組成的、具有相關利益和內在互動關系的地域性社會生活共同體”[1]。社區作為社會治理最基層的單元，很多資源、問題、矛盾都積聚在此。在社區治理改革的背景之下，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廣度和深度究竟如何，這必須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實地調研才能深化認識，從而更好地以改革促動成效。
二、秦淮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現狀概況問卷調查
（一）秦淮區概況
秦淮區地處南京主城東南，是南京市四個主城區之一，區域面積49.11平方公里，區域戶籍人口71.62萬人，常住人口103.2萬人，轄五老村、洪武路、大光路等12個街道，106個社區、6個行政村，1個省級開發區――白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2012年3月，南京市秦淮區被民政部批準確定為首批“全國社區管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2]。秦淮區打造的“中心制―耦合型”社區治理模式，以主體重塑、多元互動、共建分享為目標積極推動了街道社區綜合體制機制改革，逐漸形成了社區治理的“秦淮模式”。秦淮區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視角下大刀闊斧銳意改革，構建了新的社區治理模式，很多做法值得借鑒和提倡，但是社區治理的改革究竟對社區中公民參與產生了多少影響，仍未可知，因此本文通過問卷和訪談對秦淮區社區公民參與現狀進行深入調研。
（二）秦淮區的調查問卷及分析
本次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回收問卷共計200份，回收率100%。對回收問卷進行初步篩選并去除廢卷9份，有效問卷191份，有效回收率為95.5%。經過問卷數據的初步統計和分析，可以從三個維度了解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現狀。調查對象基本情況（N=191），從被調查對象基本情況的數據統計得知，被調查者年齡主要集中在25―44歲之間，占總人數的50%，18-24歲的被調查者占10%，44-55歲的被調查者占16.7%，55歲以上的占23.3%。在選取被調查對象時，傾向于男女數量相近，女性占總數的53.3%，男性公民占46.7%。從受教育程度來看，本科和中專或高中占被調查對象的多數，46.7%的被調查對象受過本科教育，這也是與被調查對象趨向高知化、年輕化的現象相符的。本調查對象中66.7%是本地人口，另外居住在本地超過5年的比例是53.3%，這與本小區地理位置、周邊企業、學校環境有關，不少住戶是租住于此，或因拆遷在此過渡住家。社區居民對社區治理體制了解情況（N=191），在針對社區居民對我國現在社區治理體制相關情況的調查中發現認為社區居委會不是自治組織的被調查對象比例竟然高達56.7%，另外有30%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并且被調查對象中的70%居民表示自己沒有參加過選舉，這與我國歷來社區選舉出現的高投票現象相違背，其中有過投票經歷的受訪者中有仍有55.5%的人表示是在社區居民的要求下或社區鄰居和他人的帶領下參與的投票。
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態度測量（N=191），在對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態度測量中，26.7%的受訪者表示在社區聯名反映和自身利益無直接相關的問題時會參加，60%的受訪者表示會視情況而定，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尤其是當自身不是直接利益主體。在社區舉辦活動的參與積極性上，調查數據顯示有高達83.3的居民只有在宣傳動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參與社區活動，常常積極主動參加的只占6.7%，甚至有10%的受訪者表示即使動員自己也不會參加。關于您希望在社區事務的決策過程中發表自己的意見嗎？這一問題，有66.7%的受訪者持肯定態度，說明居民希望在社區事務中自己的意見能夠被大家知曉，甚至得以采納，但仍有33.3%的受訪者表示無所謂。
三、秦淮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現狀分析
從問卷調查及社區訪談的反饋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現代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現狀的縮影：（一）社區治理理念的宣傳不夠，動員不足[3]。從維度一、維度二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到。受訪對象有60%受過高等教育，但這60%的受訪對象并未體現出有較高的參與熱情，并且他們對社區治理的體制及現狀并不了解，其中高達81%的人不知道社區居委會是自治組織。可見社區治理中居民對社區性質認識不清。即使在整個社會治理創新的大背景下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宣傳在學界、政界都有大篇幅的宣傳，但在社區居民中對此的感受度并不強。在社區治理過程中應該加強理念和基本概念的深化，從意識上和實踐上同步提升。（二）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意識不強，信心不足。從維度一、維度三的調查結果可知，60%受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在談及不參加社區活動的原因時有31%的人表示沒有時間，15%的人認為自己的參與與否對社區治理影響不大，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居民缺乏參與意識，并且參與信心不足，造成參與廣度不夠。在社區治理存在兩種消極的現象：一是部分民眾在前期有積極的參與意識，但在參與行為受阻或維權失敗后變趨向于消極被動參與；另一種是本身就沒有較強的參與意識，在被動的參與氛圍中越來越消極。目前在社區治理中應充分調動維護這兩部分群體的參與意識和參與熱情。（三）公民參與機制的聯動性不足。民生工作站機制的創建已三年，雖然取得了諸多成效，但是民眾的知曉率不高，只有5%的受訪群眾表示非常熟悉。同時在社區治理中不難發現一個問題，各個社區、街道在進行創新組織設置的探索中，并不斷有新的創新項目上馬，便會形成新的組織資源的傾斜。在社區治理中因工作人員有限、工作精力有限、政府績效考核標準等諸多原因，多項參與機制的聯動存在困難，也就為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多渠道化帶來困境。
四、結語
新時期我國社區治理中公民參與困境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民自身和參與環境的因素都不容忽視。一方面大的治理改革背景需要公民參與的提高，同時公民參與意識的不斷覺醒和現有參與水平的限制也觸動了公民參與模式的改革，在創新社會治理的大背景下，要從多個方面來提升社區公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水平，為國家整體治理水平的現代化奠定基礎，就必須深化了解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現狀，從而對癥下藥，才能破解參與困境。
參考文獻
[1]潘小娟.中國基層社會重構一社區治理研究.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2]夏曉麗.城市社區治理中的公民參與問題研究.博士畢業論文.山東大學政治學理論，2011
[3]顏曉峰.總體國家安全觀引領國家安全治理價值[J].決策與信息，2014（6）
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作為國家扶持的朝陽產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壯大，形成了具有電力能源特點的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安全文化。本文以黃河水電公司新能源分公司為例，通過闡述安全文化建設在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中重要作用，進一步分析了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安全文化特點，從而提出多晶硅生產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對策。
【關鍵詞】
安全文化；思考
青海黃河水電公司新能源分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6日，位于青海省西寧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級）東川工業園區的最東邊，目前主要從事多晶硅生產與技術研究。已成功地系統引進了國外發展成熟的改良西門子法電子級多晶硅生產工藝路線，完全實現了多晶硅生產工藝的閉路循環，節能降耗、安全環保。2011年12月，新能源分公司順利通過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多晶硅行業準入條件》的現場測評，并正式入選為第一批符合《多晶硅行業準入條件》的企業，成為全國已投產多晶硅企業中唯一一家能夠生產半導體級一等品多晶硅的企業，成功填補了國內半導體應用材料的空白。6年來，新能源分公司歷任領導班子根據分公司內外安全生產環境的變化，結合企業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從多晶硅建設、生產、運營及管理實踐中總結、提煉出了企業安全生產理念——風險無處不在、可控就是安全。伴隨這一安全理念形成的企業安全文化已經成為是分公司全體職工對安全工作集體形成的一種共識，為實現多晶硅生產裝置“安、穩、長、滿、優”運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多年的安全管理實踐告訴我們，眾多的規章制度仍然無法杜絕事故的發生。面對新形勢，只有超越傳統安全監督管理的局限，用文化去塑造每一位職工，讓職工從內心認同企業安全文化的價值觀，激發職工“生命至上、安全為天”的本能意識，才能實現根本的安全。
一、安全文化在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管理中的作用
多晶硅生產過程中的原料、介質大多屬于易燃、有毒、腐蝕性的危險化學品，故使得多晶硅生產過程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點。極易釀成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一般可分為兩大類，即物的不安全狀態和人的不安全行為。因此企業安全管理應該是在安全科學技術與安全工程技術基礎之上，通過制定法律、規范、制度、規程等，約束員工的不安全行為，同時通過宣傳教育等手段，使員工學會安全的行為，以保證安全生產目標的實現。
二、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安全文化的特點及影響因素
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安全文化是對傳統安全管理的一種升華，它呈現了如下特點。第一，它是一種無形管理。企業管理層與員工的區別消失，有利于減少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人為的磨擦，提高了安全生產的管理績效。第二，這種管理方式是一種全面管理，以文化的無孔不人的方式彌補以往管理的不足。第三，安全文化管理是靈活、能動的管理方式，是以精神，價值觀為導向。因此這種方式能體現出現代的、科學管理的全部內涵。安全文化是企業的靈魂，是推動分公司發展的力量源泉。
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安全文化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1）獎懲和管理制度約束.員工態度的改變主要是因為員工受到外部的壓力，如脅迫或者誘惑的影響，從而采取的表面順從行為，最終形成員工個體人格的一部分，不再輕易改變。因此，企業制定安全規章制度、行為規范等標準通過約束員工的行為在企業創造在創造外部環境，以改變員工的態度。（2）榜樣的力量。員工有時態度的改變也可能從不知不覺地模仿他人的態度開始。因此，在安全文化形式系統建設過程中，還應考慮到英雄模范對員工的影響作用。（3）領導對安全工作的重視程度。領導是安全文化建設的推動者，領導在企業中充當說服者的角色。（4）溝通。領導者與員工、員工與員工之間的有效溝通，相互寬容，不僅有利于信息的傳遞。工作的開展，而且有利于個體之間形成良好的情感，使員工對企業有強烈的歸屬感！親切感和認同感時，其態度容易與企業所倡導的安全態度！安全價值觀保持一致。（5）員工參與。員工參與有利于員工以良好的心態接受企業所做出的決定，可以保持其良好的心情，有助于員工態度的改變。（6）對信息的掌握。這就不僅要求領導者對安全文化信息的宣傳講究策略，盡可能多的傳遞有，效的安全信息，而且需要員工不斷的學習，提高自身素質，使自己有能力認識事物，可以對事物做出正確評價。（7）員工素質的提高。員工素質的提高有利于其掌握相關的安全信息，并做出正確的判斷。因此建設安全文化必須重視企業安全精神的培育和發揚，企業安全文化并非是一朝一夕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企業建設、生產、運營、管理等生產實踐中精心培育起來的，各級領導應成為安全文化的直接體現者，這是倡導安全文化最有力的榜樣作用，也是為安全文化樹立鮮明的旗幟。
三、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安全文化的建設途徑及方法
安全文化可以補充安全管理的不足，就像安全管理可以補充安全技術的不足一樣。因此，安全文化絕不應該是一種空中樓閣，而應該緊密結合企業的安全生產實踐活動。如何建設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的安全文化事業，成為我們探討的新課題。
（一）堅持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先進的安全文化方向
新能源分公司安全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組成部分，其發展的條件是新能源分公司對安全文化的高度重視，經過對安全文化的提煉，培養了新能源具有特色的安全文化與安全素養，拼棄陳舊的安全文化，從被動型、經驗型的安全觀轉向效益型、系統型的安全觀。新能源在堅持先進的安全文化方向的指導下，也應該借鑒其他行業的先進文化理論，不斷的完善自身的企業安全文化。
（二）著力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創造提高安全素養的氛圍與環境
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積極倡導“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安全方針，倡導把隱患和問題當作事故進行“四不放過”處理的管理思想。在管理層和執行層，不斷強化“風險無處不在、可控就是安全”的安全理念，從而營造新能源高新技術產業特有的安全文化使其生根發芽、茁壯成長、開花結果。一是要不斷強化班組及員工的安全文化建設，動用“多級教育”模式，培養全體員工的良好安全心態，不斷強化全員安全意識，規范員工的操作行為，提高員工安全技能，最終達到充分利用員工安全意識指導員工的安全行為，用安全行為有效控制安全生產事故的目的；二是加強企業決策層及管理層的安全文化建設。通過建立健全安全責任制體系，實現全面安全管理，嚴格執行安全例會制度、領導值班帶班制、將安全工作定期匯報制、定期檢查制、促進企業決策層及管理層的安全意識與管理素質的進一步提高，避免違章指揮，全面控制事故的發生；三是加強生產作業現場的安全文化建設。利用生產現場隨處可見的安全警示牌上言簡意賅的提示和語重心長的叮嚀，苦口婆心的囑咐，引導員工“天天學習，日日反省，處處警戒”，營造了企業安全文化氛圍，強化員工安全意識，提升企業形象，實現安全文明生產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四是加強人文環境的安全文化建設。采取張貼安全標語、懸掛安全標志、制作事故警示牌、安全生產信息公開、開展安全生產月活動、安全競賽活動、安全演講比賽、安全知識搶答賽等傳統有效的安全文化建設手段，讓每個員工真正體會到生命和健康的珍貴，規范每一個員工的個人行為，使員工牢固樹立對企業和社會負責的高度責任感，努力實現企業生產效益的最大化，讓安全管理工作逐步向自主管理、團隊管理的目標發展。因此，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要為員工持之以恒地創造一種“遵守安全行為規范光榮，違反安全行為規范可恥”的管理環境，使每一個員工將遵守安全行為規范變成自覺自愿的行動，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不遵守安全行為規范的舉動變得與群體格格不入并遭到排斥，令行為人感到由于自己的不安全行為被同事們輕視”的良好氛圍，使企業員工整體的安全修養必將大大提高。
（三）充分發揮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黨群部門在安全文化建設中作用
企業黨群部門在安全文化建設中首先要研究宣傳的新途徑、新方法和新手段，切實增強安全宣傳教育工作的時效性。一是會同人力資源部門要研究黨員、干部的特點，強化“安全責任和政治使命”的造勢，形成一支安全責任感強和作風過硬的干部隊伍，加強安全生產宣傳攻勢，做到寓教于樂。其次，在安全文化陣地建設中，企業黨群部門應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二是黨群部門在安全文化陣地建設中應發揮總策劃作用和核心領導作用，站在全局高度，從安全理論陣地、安全媒體陣地和安全文化設施陣地等三個不同層次和領域上進行總體組織和策劃。通過各種理論分析和調查研究，提煉出適合現階段生產力水平的安全文化建設方案，在安全目標、安全主旨、安全理念、安全管理哲學、安全價值觀等方面進行理論引導，指導企業的安全文化建設。三是黨群部門應發揮監督保障作用。這種監督保障作用體現在撲下身子對每一名黨員、干部、安全員、團員“安全績效”的細致考核；對每一起安全隱患人的細致幫教和人因分析。只有始終把做好廣大職工安全思想教育作為服務企業安全生產工作的切入點和落腳點，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安全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四）提高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員工的綜合知識與技能
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將安全培訓教育放在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重要環節，加強安全教育培訓，使之成為員工的自覺需要，做到“五個堅持”：一是堅持以“時代性’’為特征，利用現代化的多媒體手段豐富傳統的安全培訓模式。將培訓內容制作成集圖、文、聲、像于一身的多媒體課件，使每一個員工從感官上得到全方位的觸動，實現安全知識傳播的立體化；二是堅持以“互動性”為手段，以問題、啟發式安全培訓來進行。改變以往培訓人員上面講，下面員工聽的方式，新能源改變形式僵化的培訓方式，盡量壓縮培訓時間，增加培訓過程中的思考時間；三是堅持以“針對性”為突破。在進行安全生產法律法規等共性知識教育培訓外，重點加強與多晶硅高新技術行業特點密切相關的安全生產知識的教育培訓，重點加強多晶硅行業安全事故的分析，用活生生的案例來喚醒新能源員工安全生產的重視態度；四是堅持以“系統性”為要求，制定完善的新能源個人培訓檔案，根據多晶硅行業的技術特點“量身”制培訓計劃，把有關安全法律法規、安全操作規程、日常安全檢查、事故應急演練、安全簡報、事件通報、安健環管理體系、安全標準化建設等方面的內容，并采用不同的培訓形式反復循環開展培訓；五是堅持以“全員性”為目標，將安全生產意識深入成企業員工的自覺行為，堅持“以人為本”大力推進安全文化體系的建設，形成全員“生命至上、預防為主”的安全文化氛圍。
總之，企業安全文化在企業安全生產工作中的地位是對安全技術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的補充，是從更深的層次影響人的觀念、道德、態度、情感和品行，提高人的安全素養，最終使人的自覺行為滿足安全健康的要求。新能源高新技術企業安全文化的建設就是建立在完善的安全技術措施和管理措施基礎之上，著力提高全體員工的安全素養，并將安全文化融合于企業的各項工作之中，促進企業和諧發展、科學發展、安全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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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安全教育；事故原因
一、背景
2005年5月2日某某大學一位學生在長江荊江段涉水，不幸滑落深水中，溺水身亡；2009年10月17日和2010年10月5日同一學校又發生兩起溺水事故。據調查，這三起學生意外溺水事故都是班里幾位同學一起到江邊游玩，一時興起而涉水造成的。2005年11月2日15時許，北京市林業大學一棟學生宿舍樓發生了爆炸起火，一男一女兩名研究生在大火中喪生；2008年11月14日上海商學院徐匯校區一棟女生宿舍樓發生火災，4名女生在消防隊員趕到之前從6樓宿舍陽臺跳樓逃生，不幸全部遇難；2003年11月24日，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一棟學生宿舍樓發生火災，造成41名外國留學生死亡，近200人受傷，其中有中國留學生46人燒傷，11人死亡；2006年1月8日菲律賓馬尼拉市北部大學區的一棟學生宿舍樓發生火災，8人被燒死……。這些事故的發生，暴露了學校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薄弱環節，反映了高校校園安全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加強高校學生安全教育是十分重要和緊迫的。同時，高等學校作為高等教育活動的主導者，更有義務和責任確保高校校園的安全，努力為廣大青年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健康、和諧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促進學生的成才和全面發展，在科教興國、實現創新型國家中做出更大貢獻職稱論文。
二、高校學生傷害事故共性原因分析
安全科學有三條公理性基本觀點，即任何事故都是原因的，任何事故都是由“人”和“物”兩方面原因引起的，事故的嚴重程度和事故發生頻率間存在“三角形”分布規律。高校學生傷害事故發生的場所及其“物”方面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從事故原因的深入分析中可以發現有三點是共同的，即事故相關人員缺乏足夠的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和安全習慣（這三點是事故的間接原因）。根據海因里希（Heinrich）的事故“三角形”理論，這三個共同點間的關系為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和安全習慣可以產生兩個結果，即人的不安全行為和物的不安全狀態，而人的不安全行為一部分直接導致了事故，一部分又導致了物的不安全狀態，不安全狀態再引起事故的發生。
三、高校學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高校的安全意識普遍不強，安全觀念相對比較落后。就大學生而言，他們的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安全能力都難以令人滿意，更談不上安全習慣。在教職工中也普遍存在學生安全就是治安和消防的片面認識。這種現狀直接影響著高校學生安全工作的順利開展。必須意識到學生安全事關高校全局，沒有學生安全，高校校園穩定就失去了基礎，而高校的安全穩定對于社會安全穩定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學生安全涉及面廣，包括健康、飲食、交通、學習、心理、戀愛、校園安全與社會安全等。出現安全問題的原因也紛繁復雜，有自然方面的，比如地震、海嘯、臺風、流行性傳染性疾病等等；有社會方面的，比如社會治安、交通、國內社會矛盾和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矛盾與沖突等等；有學校管理與服務方面的，比如消防隱患、飲食衛生差、教學設施和設備存在安全隱患等等；有家庭和個人方面的，比如家庭經濟困難、與家人感情不睦、個人學習壓力、升學就業壓力、戀愛和婚姻困擾、交友困擾、網絡成癮等問題都可能引發個人安全問題，個人安全問題處理不當，極有可能引發群體安全甚至社會安全。因此，必須加強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研究和探索對在校大學生進行安全教育的任務緊迫而重要，也只有開展好在校大學生的安全教育，才能有效預防和避免各類安全事故的發生。
四、高校學生安全教育的內容與方法
通過對高校學生事故共性原因的分析，我們得到事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事故相關人員缺乏足夠的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和安全習慣，因此，高校安全教育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現代安全理念教育
從對事故的統計分析發現，在各種傷害事故中，不安全事故只占4％，不安全行為占96％。在所有事故中只有2%是天災，98%是人禍，由此可見人的意識和行為在日常生產和工作中至關重要。要消除不安全行為，就必須有正確的安全意識和行為、態度，需要從思想上、意識上樹立正確的安全價值觀。在科學技術進步、文化繁榮和知識經濟時代，必須將“安全第一”、“安全至上”、“安全超越一切”的理論，即“安全第一公理”牢固樹立在廣大師生心中。“安全第一公理”的實質就是安全高于一切，其目的就是以人為本，人命關天，把關愛生命，珍惜人生，保護人類從事的一切活動的安全與健康放在首位，放在超脫一切的位置。因此，必須加大安全理念教育的力度，在校園中形成一個濃厚的安全文化氛圍，樹立“以人為本”和“一切事故都可以預防”的安全理念，培養出具有本質安全化的素質的人才。
對廣大學生進行現代安全理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大學生的安全素質，這對于提高其走入社會安全生存具有基礎性意義和戰略性意義。大學生應具備的安全素質不僅包括安全意識、安全知識和安全技能，還包括安全倫理、情感、認知、態度、價值觀和道德水平以及行為準則等。
（二）法制觀念教育
作為培養國家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高校，應加強法制宣傳和教育，為社會輸出的人才應是懂法、守法、執法的高素質的合格人才。因此，高校必須加強對大學生的法律法規知識教育，以增強大學生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從而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特別是要加強大學生有關安全的法律法規知識教育，除在法律課、德育課等必修課中進行法律法規知識教育外，在其他課程教學及安全教育中也要對大學生進行有關安全的法律法規知識教育，如：《憲法》、《刑法》、《安全生產法》、《國家安全法》、《保密法》、《消防法》、《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以及計算機網絡安全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的知識教育，使學生懂得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分清犯罪與非罪的界限，了解道德、紀律與法律的關系，明確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并能用法律武器維護國家和自身的利益和權益，與犯罪行為作斗爭。
（三）安全知識教育
安全知識教育應從以下兩方面進行：一是基礎安全文化知識，是指提高大學生在各類活動中應具備的安全文化知識。例如，起居安全、一般用電安全、交通安全、對突發事件的應急反應及避災和逃生等。這是現代社會每一個公民都應具備的最基本的生存素質。二是專業安全文化知識，是指從事各類生產活動和科研活動時所具有的安全文化知識。例如，化工安全技術、礦業安全技術、冶金安全技術、消防安全技術、建筑安全技術、運輸安全技術、機械安全技術、科研實驗的各類安全防護技術等。大學生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生活常識和安全防范的基本知識，增強安全防范的意識和能力，既可以有效地保護自己，也可以在危險時更多地幫助周圍的人。
（四）安全防范、自我保護的知識教育
增強學生的安全及防范意識是預防事故發生的重要措施。高校要教育大學生懂得安全防范自救的一些基本知識，如熟記火警“119”、匪警“110”等報警電話號碼，一旦發生火災事故或自己、他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或侵害時，要立即想辦法報警，如無法報警，要能沉著冷靜地尋求自我保護和自我解救的方法。大學生還應懂得一些基本生活常識，如使用滅火器等知識。總之，在校內，學生特別要加強宿舍以防火為重點的安全防范，了解掌握防火、防盜、防騷擾等知識以及防受騙、防食物中毒、防意外事故等常識。更要掌握在校外防搶、防受騙、防流氓滋擾、防交通事故、防意外事故等常識。教育學生遵守校紀校規，不到偏遠地方游玩，出游最好結伴而行。在人際交往中，特別是女生在與異往中，更要注意保護自己。學校在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中應經常不斷地給學生講授這些知識，警鐘長鳴，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識和自我保護及自救的知識與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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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判斷問題性質，是一個實踐中常見而理論探討中少見的問題。本文首先提出“判斷問題性質”的描述性定義，此后從三種外交決策理論中(現實主義的理性決策理論、決策機制研究、政治心理學)引申各自對“判斷問題性質”的不同解釋。作者最后認為三種外交決策理論在荃本假設、哲學基礎的差異，使得可以較好的描述“判斷問題性質”的綜合決策理論難以產生。
一、對外交決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的描述性定義
外交決策是從一系列政策預案中，選擇出某個方案以解決外交實踐中出現的問題的過程。所謂問題往往既指一種客觀事態的變化，也指一種主觀認知的變化。它相對于某標準而言，這個標準在外交決策的相對較短的時期內，表現為決策主體對某個客觀事態與主觀認知的相符狀態的認識與認同，“問題性質”即相對于這一標準發生變化的事態的特性。“判斷”則可以理解為對這種特性的認識和對這一認識的認同的形成過程，這種過程有兩個特點，時間上的連續性與事態上的變化性。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認為決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是這樣一個過程:決策主體在一段時間內對某個命題的認同的形成過程，該命題的內容為決策主體對相對于某一個標準發生變化的客觀事態與主觀認知的認識。因此“判斷問題性質”有兩個階段性成果—針對某種變化的認識，對這種認識的認同。這兩者不僅在“判斷問題性質”這一過程中相互作用，也將影響外交決策這一過程的其余部分。
有時候決策主體即使對“某種事態的特性”有清晰的認識，也不會制定、實施相應方案，這并不是因為認識、認同發生改變，而是因為其它限制因素的影響，如外交目標與決策主體的其他目標的沖突或“決策主體與決策執行者的認知不同”作為一個限制變量也介入到決策主體對“選擇行動方案”的思考過程中。因此，“知行合一”并不必然出現在外交決策的過程中，即“判斷問題性質”不必然決定決策成果。
但缺失“判斷問題性質”這一過程及其結果的外交決策過程是難以想象的。如果以決策的本質是“選擇”為思維起點，則若無法“判斷問題的性質”，就無法使用某種標準對方案與目標進行選擇。如果以決策是一個“過程”為邏輯起點，則若沒有“判斷問題的性質”的過程，則整個決策“過程”的起點，就無法進行有效分析該“決策”，也無法針對此“決策”制定和采取對應決策。因此，“判斷問題性質”必然存在于整個決策過程中。
二、現實主義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
有關外交決策的理論研究，自斯奈德1954年發表《決策作為研究國際關系的一個方法》以來，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在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三個流派:由國際政治學中的現實主義理論衍生出的現實主義的理性決策理論、關注于官僚機構與組織過程的決策機制研究、以及關注于決策者心理過程的政治心理學。不同的學派雖然都承認外交決策是做出選擇的過程，但關注的重點卻不同。
本章主要介紹現實主義決策理論，其基本觀點是:理性國家是最重要的決策主體，在謀求權力與安全的時候，國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說出于主觀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則或理性規范行事。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目標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國家利益一旦確定，對外交政策的決策就是對特定國際環境下的目標和手段的準確計算，決策過程可以用理性選擇模型來分析。一般意義上的工具理性主要指主體知道他的選擇內容，對未知的事物形成預期，具有明確的偏好，并在經過一些最優化過程后審慎的選擇自己的行動。外交決策研究者對其進行了必要修正，如決策主體不追求最優，而是滿意:維持最穩定的狀態比最大化收益更容易被政治行為中的決策者選擇;政治收益有特殊性。
在現實主義決策理論中，形成一個對事態變化的認識的命題與對這個命題的認同是連貫的，其原因是對事態的認識是基于現實主義安全觀、國家利益觀;對這個命題的認同也基于同樣的觀念，單一決策主體和一貫的現實主義利益觀是使得該過程如此連貫的原因。但現實主義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也存在邏輯上的矛盾:一方面，現實主義者的思維存在一種“泛安全問題化”、“泛國家利益化”乃至“泛生死存亡化”的傾向，即存在“不知問題性質卻己將其定性”的可能:另一方面，現實主義的外交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最終服務于形成某一可維護國家利益的對策(即存在以下過程:對國家利益可能的變化進行程度區分—不同變化程度對應不同的行動方案—不同的方案維護在一個安全低限上的不同安全利益或一個政治利益低限上的不同政治利益)，而這種目的可能扭曲決策主體的“理性”假設，或致使不同環節中的理性互相沖突，最終導致整個過程可能出現行為體以理性為目的的行為不夠理性的荒謬。因此，現實主義的外交決策理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過程不一定能夠體現客觀事態發生變化的特性，也不一定能夠確保最終對策可維護國家利益。
三、決策機制研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
與現實主義者相反，決策機制研究者反對將國家認為是單一的行為體，認為決策機制(決策背后的政治制度、體制、機構乃至規章制度)約束了決策者的理性選擇。正如貝科威茨在《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中所言:“對外決策的根源必須從政治制度所產生的國內需要與要求中尋找。對外政策制訂過程也只能在公共政策制訂的總的框框里去理解。”決策機制研究衍生出兩種不同的對決策機制的理解—組織過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前一種模式認為政策是基于組織內標準作業程序的一種機械或半機械過程的產物，是各種組織間競爭和妥協的結果，是國家利益、部門利益和政治目標的平衡結果。國家決策者常為官僚機器所左右，決策部門缺乏多種選擇，面臨政府部門利益的激烈爭斗，難以解決政策的執行問題等。后一種模式認為政策是國家政府成員間討價還價的產物，根據這一模式，關鍵者是總統、總理、高級行政和立法部門領導，當然，政府外成員(如利益集團)有時也起重要作用.該模式強調三點，其一是誰參與決策。其二是決策參與者同面臨的問題之間的利害關系。其三是決策成員間如何調整相互關系。決策機制研究認為，決策參與者并不真正關心制定和執行最佳政策，關心的是對自己而言的最佳政治利益和影響，因而常會導致政策的前后不一、目標不明。
決策機制研究中，判斷問題性質的主體是居于決策機制核心的某些部門或某些官僚。部門或官僚對問題的定性必然要涉及自身的利益，也必然以部門或官僚所掌握的信息為基礎。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區別，是尋找問題的特殊性。決策機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的特點是，部門或官僚的特殊性，而不是問題的特殊性決定決策中的“判斷問題性質”的結果，即客觀事態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誰面對事態和事態牽涉到誰的利益。由于對事態變化的定性將極大地約束與部門、官僚利益相關的決策內容，則部門、官僚需要協商出“問題的性質”，使決策內容符合部門、官僚的利益需求或至少不對它們的利益構成根本威脅。決策機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并不是“判斷”，而是一種“協商”—對預期中的利益的分配過程。此外，客觀事態變化并不重要，而各部門、官僚自身的利益變化才是對決策主體而言的事態。而客觀事態也并非“判斷問題性質”過程中的認同的對象，各個決策主體之間的可能的利益妥協的結果才是他們對自己視野中的有關自己未來利益變化的事態的認同對象。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部門或者官僚會優先考慮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維持“團結”—不同決策部門、官僚所共同組成的決策主體的最終意見一致。但也存在與這種前提不一致的情況，尤其是當決策機制自身權力的合法性高度依賴于達成意見一致的能力時。這種情況中的決策主體的“判斷問題性質”較為特殊，一方面，“判斷問題性質”的結果依然與現實主義者的國家安全利益或客觀事態無關，而與部門或官僚對決策系統的依賴性有關，即部門或官僚的利益面對可能導致決策機制崩潰的威脅時，參與決策的各主體愿意迅速達成一致意見以“合理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判斷問題性質”依然被扭曲，能否達成“意見一致”比能否符合“問題”本來面貌，對于各決策主體來說更重要。這時的“判斷問題性質”實質上是在尋找各方認識的交集，而不單純是利益的分配，同樣與客觀事態變化的特性不相關。
在決策機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過程內，形成認識與形成認同的區別非常明顯:在形成認識中，由于自身利益特殊性，多個決策主體對于某種事態對自身利益產生何種影響的認識明顯不同，在形成認同中，多個決策主體以利益分配或追求共同認識為目的進行協商，其結果即為“判斷問題性質”的成果。決策機制中的“判斷問題性質”與理性國家行為體的“判斷問題性質”的區別是:決策主體的數量不同、國家利益在最終結果形成中的地位不同。這種區別的根源是—決策主體是關注國家利益的單一理性國家行為體還是關注自身利益的決策機制中的官僚或部門?
四、政治心理學中的“判斷問題性質”
政治心理學者關注的重點在于最終做出決策的是活生生的人。他們認為:“一切客觀的環境和現實因素只有通過決策者的心理過程才能影響外交政策的結果。決策者的價值觀和其他心理傾向指導著他有選擇地關注周圍的環境，他根據觀察到的‘心理環境’制定外交政策。”政治心理學者突出了決策是由人做出的這個最基本的事實，決策首先是一個心理活動過程，決策者傾向于從內向外看問題。“判斷問題性質”則是形成一個對所面對的問題的基本看法的過程。對此過程影響最大的是決策者的認知結構，及與認知結構相關的信仰、價值觀、個性、興趣等心理特質。性質與其說是被判斷出，不如說是被建構出。現實主義決策理論與決策機制研究，都包含一個假設，即決策主體的利益是外界給定的，參與決策的目的是為了擴大利益或保護利益。但利益不是一個定量，外交決策的互動乃至外交決策制定過程本身，都會使利益發生變化。決策者自身的認知結構、心理特性也對決策者的利益有影響，利益因此成為一個有無限內涵的符合決策者心理需求的事物的集合，不可清晰描述，不易被其他決策者認知.
政治心理學將判斷問題性質看成是建構對問題性質的認識乃至認同的過程，突出了決策者認知結構的作用。但它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變，被什么改變，是一個難以衡量、估計甚至難以察覺的問題。如果決策者都有自己獨特的認知結構，最終對策來源于認知結構的碰撞，則即使了解每個決策者的對“客觀事態”的認識，也無法推測出最終的決策內容，整個“判斷問題性質”將變得異常復雜。有學者認為“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打開了現實主義決策理論對國家主體的“黑箱假設”，但本文認為與其說打開了黑箱，不如說告訴我們有無數個黑箱，且不存在打開每個黑箱的通用辦法，且只有打開每個黑箱才有可能了解某個決策的本質，因此政治心理學很難對現實中的決策難題提供有效建議。
外交是互動性的，一方要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對方的行為。若一方對另一方的“判斷問題性質”過程無法做出一個基本的把握，則前者的“判斷問題性質”就無法得出包括后者介入后的事態的特性、后者行為的意圖、后者對前者的可能采取的行動等重要信息在內的命題集合。形不成這樣的命題集合，一個被決策者認同的具體方案就難以形成，從而致使外交互動難以保證。政治心理學的分析讓人意識到了決策的復雜性，因此交涉雙方采用一些通用假設會使得決策過程，尤其是“判斷問題性質”過程變得清晰并保證外交互動順利進行。
五、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