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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開啟了傳媒業、電信業發展的新紀元，電信業、廣播電視業、出版業等幾大產業（后文簡稱幾大產業）相互滲透，產業邊界全面消解，它們相互交融而形成一個被稱為“大媒體產業”的全新產業體系。在產業分立時代，基于其時的產業架構、市場結構，幾大產業曾形成了大相徑庭的縱向規制體系，規制緣由、規制目標、規制重心各不相同，但在媒介融合下，幾大產業原有的產業架構、市場結構被徹底顛覆，傳統的分業規制模式面臨根本性挑戰。世界各國競相在幾大產業推進規制融合，在20世紀80年代的放松規制浪潮之后，幾大產業的規制問題再次成為焦點。美國最先在電信業、廣播電視業拉開規制融合的帷幕，其實踐一直是世界的風向標。美國規制融合模式有何特色？其基本邏輯何在？中國三網融合試點正轉向全面推進，且新的融合性規制機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醞釀多時已正式成立，應對融合的規制變革正處在重要關口，美國規制融合經驗有何啟示？
一、美國規制融合實踐的基本歷程
美國是媒介融合這一產業革命的發祥地，最先從規制上進行回應，1996年2月即頒布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電信法案，在世界吹響規制融合的號角。《1996年電信法》第一次對《1934年通信法》進行了全面修訂，被認為是“對美國開辟未來的極為革命的法律”①，它從兩個方面奠定了規制融合的基本政策框架：一是解除了電信業與有線電視業之間的交叉準入禁令，電信公司可提供有線電視服務，有線電視公司也可提供電話服務，兩者允許互持股份；二是將通信服務區分為信息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電信服務（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對信息服務免于規制（或輕度規制），對電信服務嚴格規制。允許交叉進入，意味著美國有線電視業、電信業不再存在規制邊界（由規制設定的產業邊界）；而設置信息服務類別，所有的融合性業務，不管基于何種技術平臺，均被納入其中，可免于不一致規制。此外，《1996年電信法》還允許市話公司和長話公司相互進入（1982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被肢解，美國電信市場長話、市話分離），美國電信業內因規制而形成的市場樊籬也被拆除。
在《1996年電信法》頒布之前，克林頓政府曾對通信法提出了一種備受矚目的修訂思路。即在通信法中專辟第七章（Title Ⅶ），對寬帶服務及使用寬帶設施的其他服務施加統一規制，所有“雙向、寬帶、交互、交換、數字傳輸服務”②都被納入這一章的規制范疇，無論其使用何種技術平臺，而不使用屬于第七章的寬帶設施的服務，仍歸屬第二章（Title Ⅰ）有線電話規制、第六章（Title Ⅵ）有線電視規制。但是，這一主張遭受了美國有線電視運營商、電信運營商及各州公共事業委員會（PUC）的一致反對而未果。盡管如此，在如何應對融合上，克林頓政府提案中將寬帶服務與電信服務、有線電視服務分別規制的基本思想，在《1996年電信法》中還是得到了一定的體現，寬帶服務大多被認定為信息服務，與電信服務、有線電視服務最終區別開來。當然，《1996年電信法》與克林頓政府提案存在根本區別，前者是將寬帶服務歸入信息服務免加規制，而后者設想的第七章則對寬帶設施提出了三個基本要求③：開放接入、互聯互通、普遍服務。
《1996年電信法》是美國進行規制融合的根本大法，但并非具體細則。一項業務是否屬于信息服務，時常飽受爭議。因此，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出臺了許多規則（這些規制若受到質疑需經法院裁決），其中重要的規則主要包括：第一，2002年聯邦通信委員會《宣言性裁決》，將基于有線電視平臺的寬帶接入業務認定為信息服務（該裁決曾引起許多質疑，2005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進行了終裁，認定聯邦通信委員會的裁決合法）。第二，2004年2月與4月聯邦通信委員會對互聯網電話（VoIP）爭議進行了兩次裁定，將電腦到電腦（PC to PC）互聯網電話界定為信息服務，而將與公共交換電話網（PSTN）互聯的互聯網電話歸入電信服務，并于2005年6月與9月先后出臺規則，規定后者的提供商必須提供緊急呼叫服務（E911）和執法監聽服務（CELEA）。第三，在交互式網絡電視（IPTV）上，2006年12月聯邦通信委員會出臺規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則，禁止本地特許機構不合理拒絕競爭性視頻特許的申請（主要指電信公司的視頻業務申請）；之后又進一步規定，電信運營商基于全光纖網絡的交互式網絡電視按數據業務管制，電信運營商勿需挨家申請“本地特許”。
從《1996年電信法》開始，美國一直致力于在融合環境下重新定義普遍服務的內容。《1996年電信法》將普遍服務確定為國家通信系統的基石，普遍服務不再僅限于傳統的電話服務，而被擴展到先進電信服務（advanced services），普遍服務的范圍由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根據電信和信息技術及業務的發展定期制定，具有動態性。1997年聯邦通信委員會依據新電信法頒布普遍服務法令，電信普遍服務范圍擴展到信息服務。2005年美國開始討論修改電信法，將寬帶互聯網接入業務納入普遍服務目標（其間美國參議院戈登·史密斯、康拉德·伯恩斯先后提出《21世紀普遍服務法案》、《2006年互聯網和普遍服務法案》）。經過長時期準備和充分醞釀，2011年10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通過反復討論修改的普遍服務基金和運營商間補償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將電信普遍服務的重點轉向寬帶互聯網，設立“連接美國基金”（CAF，Connect America Fund），取代原“高成本地區基金”（high-cost support fund），同時在其下建立專門的“移動基金”（Mobility Fund），以加速推進移動寬帶服務的普及。
回顧美國規制融合實踐的基本歷程，可以發現，美國推進規制融合的基本思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如何在有線電視業與電信業之間實現公平進入；二是如何對融合性業務實施規制；三是如何在交互融合的產業體系下實行原特定產業的某些規制理念（如普遍服務）。美國的規制融合實踐在世界起步最早，至今雖仍遠未成熟，但經過近20年的實踐，現已形成了一種極具有代 表性的規制融合模式。
二、美國規制融合模式的主要特色
美國在《1934年通信法》中建立起了獨具特色的分類規制體系。該法定義了電信服務、無線通信服務（mobile radio service）、廣播電視服務（broadcasting service）、有線電視服務（cable service）等基本的服務類別，每一服務類別的規制內容、規制程度各不相同。對特定業務如何實施規制，先必須將其歸入一定的服務類別。在規制融合實踐中，美國繼承了分類規制的基本傳統，在分類規制體系下為電信業、廣播電視業構建起統一的規制框架，從橫向分層組織規制。美國的分類規制在傳統規制時期獨具一格，承襲這一傳統的規制融合模式亦可謂獨步天下。
1. 承襲分類規制實現融合規制
從在電信業、廣播電視業實施全面規制開始，美國就將其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法律框架內，由統一的規制機構聯邦通信委員會實施規制。在目前幾大產業規制融合的探討中，這一點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其實，這并不表明，美國其時就已對這些產業進行融合規制。在美國傳統規制中，每一服務類別嚴格對應于相應的行業，不同服務的類別，規制內容千差萬別，并且對應不同類別的服務規制，聯邦通信委員會分別建立了相應的分支機構。雖有統一的法律框架，統一的規制機構，但實質是通過分類規制實施分業規制。
雖然如此，美國的規制融合實踐，最終還是在分類規制體系下為電信業、廣播電視業搭建起了統一規制框架。這是美國規制融合模式最具特色之處。在傳統規制時期，美國通信法所定義的電信服務、無線通信服務、有線電視服務等基本服務類別，分別代表相應的行業，兩兩之間不存在任何交集，從而也無多少關聯。而在《1996年電信法》中，美國在沿用這些傳統服務類別定義相應行業之外，新增的信息服務類別不再與特定的傳統產業范疇相對應，任何技術平臺所提供的非傳統業務，均可能納入這一服務類別，盡管各服務類別之間也不應存在交集（否則通信法無法實行），相互之間不應發生關聯，但實際上，如按傳統規制邏輯，納入信息服務的業務，本應按其技術平臺被歸入相應的傳統服務類別，信息服務類別實質上充當了傳統服務類別之間的橋梁。這就意味著，通過信息服務類別，美國真正將電信業、廣播電視業納入一個統一的規制框架。此外，美國《1996年電信法》允許電信業、有線電視業相互進入，其所定義的傳統服務類別，也已不再具有之前所代表的嚴格的分業規制意涵。
傳統分業規制在媒介融合下所遭遇的致命挑戰，是不同技術平臺提供的相同或類似業務將遭受不一致規制，應對這一挑戰是在幾大產業實施融合規制的首要任務。美國實現一致性規制的基本特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各種新興的融合性業務集中歸入信息服務，對它們不施加規制，或者僅輕度規制，以使這樣的業務不至于按技術平臺落入傳統服務類別而引致規制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如果新業務歸入信息服務免于規制后，與類似的受規制的傳統業務之間產生了規制不一致，則主要考慮如何放松傳統業務的規制④，而不是為消除規制不一致而將傳統服務的規制“強”加于新業務之上。
在媒介融合下，雖應對具有類似經濟特征的業務實現一致性規制，但從分業規制轉向融合規制的過程中，又可能仍需對幾大產業區別對待，而暫時對其間的某些類似業務在規制程度上體現一定差異。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媒介融合之初，為促進公平競爭對市場地位懸殊的運營商推行不對稱規制；二是媒介融合是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部分傳統業務將在長時期內一直具有相當的市場份額，基于不同平臺的類似業務可能處于不同的細分市場。美國分類規制體系在規制融合中的最大意義就是實現這一規制訴求，其服務類別，不僅在電信業、有線電視業之間實現了不對稱規制；而且也對媒介融合過程中的不同細分市場施加了不同程度的規制。
如何在幾大產業實施融合規制，對類似業務既實現一致性規制，又在需要時令其規制程度有所差異，美國與歐盟的實踐形成了鮮明對比。歐盟規制融合最為引人注目之處，是重新搭建融合性的規制框架，從橫向分層組織規制，先在各層級（網絡、內容、服務等）分別實施統一規制（一致性規制），之后再在一定層級實行分類規制（這里對“類”的定義與美國對“類”的定義截然不同）。如在內容層級，將視聽媒體服務納入統一的規制體系后，再分成線、非線，對一些業務實現不同程度的規制。而美國則是承襲傳統分類規制體系，在分業規制形式下實現融合規制，其分類規制體系所定義的服務類別，從一開始即體現了某些業務間所受規制程度的差異，類似業務的一致性規制主要通過新增的信息服務類別而實現。
2. 秉承分類規制實現分層規制
美國在電信業、廣播電視業的傳統規制通過服務分類組織規制。《1934年通信法》定義了多種基本服務類別，每一章節對一定服務類別專加規制。其時一種服務類別代表一個縱向一體化的產業，一定服務類別的規制，名為對“服務”施加規制，但實為對提供服務的網絡技術平臺實施規制。這樣的組織規制方式，實質是遵循縱向一體的產業架構，從縱向組織規制，因此被形象的比喻為“豎井”模式（Silo Model），一種服務類別被視為一個“豎井”。
按組織規制的上述邏輯，當有新產業問世，對其施加規制的方法是在通信法中定義一種新服務類別，專辟一章加以規制，可以說是在“豎井”之外再添一新“豎井”。有線電視業新問世時就是被這樣處理的，美國在通信法中定義了有線電視服務，通過第六章實施規制。后來克林頓政府提議的“第七章”也希望對寬帶服務按這一邏輯組織規制。
在規制組織上，美國規制融合模式的主要特色在于：一方面秉承了通過服務分類組織規制的傳統，但另一方面又悄然顛覆了傳統規制從縱向組織規制的范式。對傳統業務之外的新興業務，《1996年電信法》似乎視之為一個產業，而對應定義了信息服務類別，但其實這并未沿襲組織規制的傳統邏輯。既然各種不同形式的融合性業務，一旦被認定為信息服務，均可免于規制，而無論其技術平臺是否遭受規制，受何種形式的規制，這就意味著，一種業 務如何實施規制，不再完全由其技術平臺決定，服務規制與網絡規制已經分離開來。信息服務類別已不代表特定的縱向一體化產業，再非“豎井”之外的新“豎井”。通過信息服務類別，美國已開始從橫向分層組織規制，在組織規制的范式上對媒介融合下的新產業架構進行了回應。美國在規制融合中的組織規制方式，與其傳統規制中的組織規制方式可謂形似而神不似，這一點是美國規制融合模式的引人矚目之處。
其實，《1996年電信法》中的分層規制范式，主要繼承了之前第二次計算機調查在電信業所采用的增值業務/基礎業務兩分法的理念。此次調查認為，基礎業務潛存于增值業務之下，而增值業務則“騎”（rides）在基礎業務之上⑤，故而基礎業務被嚴格規制，增值業務可免于規制。不少研究者（Robert Cannon、Douglas Sicker、Kevin Werbach）因此認為，第二次計算機調查分離了基礎傳輸網絡與其所提供的業務，實則已采用初步的橫向分層規制理念。⑥之前第一次計算機調查希望在電信業務、數據通信業務之間劃一條清晰的不變的分界線，是典型的縱向分業規制邏輯，但最終失敗。美國轉而在電信業中通過增值業務/基礎業務兩分法，進行了橫向分層規制的初步實踐，在分類規制框架下，這種嘗試在不經意間開創了一種影響深遠的新規制范式。
當然，第二次計算機調查分離增值業務與基礎業務的方法，對分層規制的最初實踐尚是局部的，僅僅限于電信業。《1996年電信法》區分信息服務與電信服務，美國在電信業、廣播電視業組織規制的范式才真正全面發生質的變化，開始對兩大產業從橫向分層組織規制。從以后的實踐來看，信息服務常被視為一個“百寶箱”，任何融合性業務，無論其基于何種技術平臺，都被納入其中，進而服務、網絡實現分離規制。
雖最早在局部進行分層規制實驗，可在后來的規制融合實踐中，美國的分層規制是極不徹底的。在世界規制融合實踐中，歐盟的分層規制模式引人奪目，其在搭建起電子通信規制框架、出臺《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后，將網絡規制與內容規制完全分離開來，從橫向組織規制，分層設計規則。但美國的《1996年電信法》，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依舊保留了不同服務、不同技術平臺之間存在已久的縱向法律區隔，仍然假設不同的服務使用不同技術，經由不同網絡傳輸，而并未“全面體現融合的寬帶世界（不同的網絡設施能在互聯網平臺上傳輸類似的服務）”⑦。誠如約翰·中畑（John Nakahata）所言，對于協調各種信息平臺規制的多樣性的通信法改革，《1996年電信法》還僅是一個開始。⑧受歐盟分層規制實踐的影響，美國微波通信公司（MCI）曾提出一個提案，建議美國實施更為徹底的分層規制，從物理網絡層、內容層、應用層、邏輯層等層級分層組織規制，但這一提案飽受批評而未獲采納。
研究者們一度將互聯網的誕生主要歸功于增值業務/基礎業務兩分法。但當幾大產業基于互聯網進一步走向融合后，沿襲分類規制的傳統，美國的規制變革在分層規制的實踐上僅邁出了較小的步伐。
三、美國規制融合模式的基本邏輯
解讀美國規制融合模式，必須深入理解其背后基本的政策邏輯。這一點必須回答彼此關聯的三個問題：美國在規制融合實踐中奉行什么樣的規制哲學？其規制融合政策的基本目的何在？美國為什么形成了這樣的規制融合模式？
美國是極度崇尚市場自由的國家。即使是在電信業、廣播電視業施加全面規制之際，其別具一格的規制模式就已折射出這樣的取向。其時美國并未實施頗為盛行的國有化模式，走上公營壟斷之路，而是推行特許模式，通過市場準入特許獲取微觀經濟干預的權力，對特許的私營壟斷（包括寡頭壟斷）施加嚴格規制。這種“胡蘿卜加大棒”式的規制模式，最終保留了一定的市場形式及相應的市場要素，完全的市場雖不復存在，但并非如國有化模式對市場進行全面替代。特別是在廣播電視業，這一模式更是在無線廣播電視業內，及其與有線電視業之間推進了相當程度的競爭。因國有化部門的內部競爭難以獲得，旨在引入競爭的放松規制與私有化之間存在天然的互補性⑨，特許模式令美國在日后推進競爭的規制變革中占盡先機。
關鍵詞 網絡;危機傳播;綜述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0)21-0008-03
1 網絡危機傳播的理論范式和內涵界定研究
網絡危機傳播主要有個案研究、技巧研究和理論研究3種研究取向,最初的網絡危機傳播集中在個案研究上,技巧研究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理論研究相對較少[1]。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劉慧芬副教授在《從汶川地震的媒體報道看網絡時代的危機傳播過程》中指出,“危機傳播研究起源于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它最初用以預測假設的政治形勢,以防止類似危機的發生,并預測采取措施的價值”[2]。此后,西方學者開始了對危機傳播的研究”。
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吳小冰博士指出,“早期的危機傳播研究多從管理學視角把危機傳播當做危機管理的一部分,研究專注于危機處理中的傳播模式及策略”[3]。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胡白精則認為“近年來西方兩大研究脈絡―危機管理與危機傳播形成了合流之勢,特別是‘管理的觀點’向‘傳播的觀點’靠攏”[4] 。
而隨著20世紀90年代網絡這一現代的新型傳媒技術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之后,學者們開始越來越關注網絡―危機傳播領域、并進行綜合分析研究。
1.1危機與網絡危機
對于網絡危機,學者們首先從危機的概念進行了引入。美國學者羅森豪爾特認為,“危機是指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并且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做出決策的事件”。
還有美國學者多麗絲?格雷伯(Doris Graber)在《大眾傳媒與美國社會》將危機理解為:“很多人的生命財產或者心靈安寧帶來嚴重緊迫和嚴重威脅的自然的或者人為的事件”。
中國學者杜建剛則認為“涉及公共性財產、生命安全;形成區域性;突發性;高度威脅性―威脅到地域基本價值,如穩定和發展的”事件都可以歸結為危機。
總結學者們的觀點可以看出,從受危機影響的主體上區分,既包括組織、公司面臨的范圍有限的局部危機,也有社會民眾面臨的范圍廣大的公共危機。而對于網絡危機,多數學者認為網絡危機涵蓋在危機概念之下,是在網絡上醞釀產生的危機或通過網絡傳播使危機事件的負面影響進一步加大的情況,是網絡媒介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
1.2網絡危機傳播
在深具傳播學知識背景的學者看來,危機傳播不過是人類傳播過程中的一種特殊形式。運用傳播學方法重點研究危機傳播過程中的傳播效果、媒介、受眾等變量的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學者費姆?邦茨 (Kathleen Feam―Banka),他將危機傳播定義為:“危機事件發生之前,之中、之后,介于組織和其公眾之間的傳播”。
吉林大學的碩士研究生石穎總結學者們的研究,在其2007年的學位論文《對網絡危機傳播的基本思考》中提出,“網絡危機傳播指的是利用網絡媒介對危機事件進行控制的傳播活動和采用的傳播方法”[5]。
由于網絡危機傳播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學者們目前對其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有待于對其進行比較權威的界定。
2 網絡危機傳播中的網絡媒介特點和功能研究
在網絡傳播特點的基礎上,近年來,學者們對網絡危機傳播的角色和功能進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中國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金進與洪瑾在《網絡媒體在危機報道中的優勢與問題研究》中提出了網絡危機傳播的以下特點:面對災難或危機事件反應迅速,傳統媒體無法比擬;消息來源渠道多,草根報道發揮重要作用;互動性更強,信息更新速度更快;整合能力強、多形式全方位發揮影響力[6]。
學者汪曉霞在《傳媒觀察》刊發的論文《試析危機傳播中網絡媒體的功能》中,指出危機傳播中網絡媒體具有不確定性的特點。他引用新聞傳播學中的“議程設置”理論,認為網絡媒體的開放和自由發展模式使得議程設置功能并沒有被弱化減弱,網絡媒體的“雙刃性”性決定了它既是化解危機的利器,也是引發、擴散和文化危機的發源地[7]。
還有山東經濟學院國際教育學院的張光耀和高瀟在《淺談網絡危機傳播的特點和管理》中,從傳播形態方面出發,把網絡危機分為:核心要素、次級要素、邊際要素和干擾要素4種傳播要素,并且指出這四種要素引發的各種問題構成了網絡危機傳播研究的基本框架[8]。
綜合起來,可以把以上學者們提出的網絡危機傳播的特點概括為:匿名性、速度快、波及廣、破壞性強、不確定、難控制等特點。
在網絡危機傳播的優勢方面,西北大學公共傳播所的來向武和趙戰花在《利用網絡傳播進行危機預警的優勢與方式》從危機預警的角度對網絡危機傳播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網絡的層級傳播、多極多次的傳播形式為有效監測發現危機信息提供了時間和空間機會,也就是危機信息的傳播由原來的“信息源――傳統大眾媒體”發展為“信息源――網絡媒體――傳統大眾媒體”[9];按照危機傳播的基本規律,我們還可以把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結合起來,共同設置議題,形成輿論漩渦,更好的進行“社會預警”。
龔新瓊應用“環境守望” 理論研究了網絡媒介在危機傳播中的角色,指出,網絡媒介和大眾傳媒一樣也是“社會公器”,應堅持基本的職業操守,為民代言,強調危機信息的真實性、時效性和準確性[10]。
還有吉林大學的石穎在其碩士學問論文《對網絡危機傳播的基本思考中》認為網絡危機傳播具有:可以使權威信息快速傳達;能降低組織的危機管理成本;能激發群體的正面作用3種功能。
3 網絡危機傳播的缺陷以及規制策略研究
3.1網絡危機傳播缺陷研究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自貢日報》的資深媒體人林琳在《金融經濟》上刊文提出,危機事件中的網絡傳播已經引起了網絡媒體信用危機,并認為這種缺陷是“市場失靈”現象:首先,網絡媒體報道危機事件時容易出現“網絡暴民”現象;其次,網絡媒體在危機事件中過度報道容易引起“二次傷害”;再次,網絡媒體的虛擬性化使危機傳播復雜性加大[11]。
此外,北京師范大學的林丹燕和任雯引用傳播學原理中香農―韋弗的“數學傳播模式”, 指出“危機傳播過程中內外的各種障礙因素會形成對訊息的干擾,這對于社會傳播過程來說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國人民大學的胡白精教授在總結美國學者羅杰斯“大眾傳播理論” 的基礎上,提出的著名的“3F”假設(即危機傳播由信息流、影響流、噪音流構成),從“噪音流”的角度提出網絡危機傳播噪音流的四種呈現形式:1)虛假信息;2)錯誤信息;3)不良信息;4)偏激信息[12] 。
吉林大學的碩士研究生石穎則從傳播學的“把關人”角度進行分析網絡危機傳播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較新穎的觀點:首先,網絡危機傳播中“把關人”作用的弱化;其次,網絡傳播減少了管理主體的反應時間;再次,危機的網絡傳播具有群體效應。
還有學者如黃明勝從企業管理的角度出發認識網絡危機傳播的缺陷,他在《網絡媒體的危機管理中》提出了網絡傳播制造危機的“十大殺手”:轉移潮、受氣包、英雄欲、泄私憤、惡搞風、攻擊傳播、反戈一擊、文化沖突、謠言惑眾以及民族情緒[13]。從消費者的對抗、企業競爭、國際品牌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網絡媒體傳播生發的企業危機。
從學者們以傳播學、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視角可以看出,危機事件中的網絡傳播具有雙面性,受危機影響的主體既包括社會公眾,也包括企業、組織等。
3.2網絡危機傳播應對策略研究
很多論文主要探討那營利性組織面臨危機時應該如何進行網絡危機傳播,一般采取案例研究方式,以描述性研究為主。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我國學者探討網絡危機傳播的應對策略時往往以政府和媒體研究為主,對另外一些組織的討論比較少。
學者張厚遠在《危機事件中網絡新聞報道的人文關懷》中,從人文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他以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H1N1”流感報道為例指出,由于網絡媒體更具有公共屬性,在災難面前,網絡媒介更應該關注普通人的現實生存狀態和價值尊嚴,更多的體現一種理性和責任,不要造成社會恐慌,體現人文關懷的大視野。[14]
四川《西貢日報》的媒體人林琳提出了規制網絡危機傳播的規制策略:1)完善網絡法制建設,提高網絡媒體的風險成本;2)網絡媒體監督部門加強監管力度和效率;3)公眾要提高自己的危機意識和對網絡媒體的監督意識;4)提高網絡網絡媒體在危機事件報道中的社會責任感以及人文關懷。
還有學者專門研究了在網絡媒體環境下危機傳播如何調整的問題。錢B2007年《新聞知識》上刊文《第二媒介時代下的危機傳播模式》指出,在網絡時代危機傳播具有與傳統媒體不同的模式,這個模式的信息源更多的是政府、媒介與公眾的互動,是一個雙向的信息交流過程,傳者與受者的身份界限也變得模糊。還有的學者探討了手機等新媒體在危機傳播中的作用[15] 。
總之,可以看出學者們主要從媒介、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關系方面進行網絡危機傳播的應對策略研究,強調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
4 網絡危機傳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
史安斌認為,危機公關同樣是也是一個國家樹立國家形象的良機。在網絡危機傳播過程中,政府盡管面臨治管方面的困境,但同時也獲得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公關時間段”,政府可以利用這種機會顯示其責任[16]。
電子科技大學的楊軍和張媛在《重慶工業學報》上刊發的論文《網絡環境下政府危機信息管理的新思路》中,認為政府可以利用網絡媒體進行信息實時更新,及時最新消息,使公眾盡早得到危機事件的最新進展;讓受眾把握一定的話語權,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危機對策,防止危機擴大的同時樹立政府良好的外部形象[17]。
還有學者馬藝等從形象傳播的二維模型――認知度和美譽度對網絡危機情境下的政府形象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我國歷史上的政府形象傳播的認知度呈上升趨勢,而美譽度指標則因歷史情況不同表現出較大的不穩定性,可以通過二維矩陣模型進行調查,快速找到政府目前的傳播區間,分析原因,調整制定政府形象傳播措施[18]。
可見,學者們都是從危機管理的主題――政府本身,對政府形象進行分析研究。對于政府來說,危機事件既是其展示責任、樹立國家形象的良機,也是嚴重的挑戰。
5 研究現狀與結論
危機傳播是一個邊緣和交叉學科,網絡危機傳播同樣涉及新聞傳播學的很多議題。從學者們的論文當中,可以看出我國對于網絡危機傳播的研究基本上起源于2003年的“非典”之后 ,并且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網絡危機傳播中的新媒體角色和功能研究;網絡危機傳播中新媒體、政府與公眾的關系研究;網絡危機傳播的新聞報道觀念和報道模式;網絡危機傳播中的政府形象研究;網絡危機傳播的應對和管理策略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中鮮見較為成熟的實證和中外對比分析研究,相關理論體系的的建立和方法研究都還處在基礎階段,尤其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已有理論時顯得有些生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并富于針對性的危機傳播理論以指導實踐。
同時,鑒于高風險社會的來臨,本領域以后研究的重點應有一部分放在對具體危機方法的研究上,為危機管理主體提供實用有效的網絡危機傳播范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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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是開展社會批評的工具，同樣，媒介也要接受來自社會各界的批評。媒介誕生以后，社會里就充滿著對它的批評聲音。來自于社會各方面的批評，與媒介同生共長，相互依伴著發展起來。媒介無與倫比的威勢權力來自社會的賦予，而當媒介成長為一種新的權力，并與傳統的政治經濟權力體系互相結合，在更廣的范圍內和更深的層次上對社會施加影響，甚至在某些時空領域猶如脫韁野馬，狂放不羈，造成對社會的沖擊與危害之時，社會同樣賦予了自身干預和規制媒介的權力和手段。媒介批評作為社會干預和規制媒介的一種重要方式，緣自社會對媒介健康發展的關切，它通過對傳媒系統及其各個具體要素的運作和狀態的或感性或理性的觀念性評價，臧否功過，褒貶得失，協商規范，建構標準。在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生動交流中生成新的媒介觀念和傳播意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大眾傳媒對人類令人驚嘆不已的作用誘使人們不斷地回首過去，希圖從以往的活動中為當下的傳媒實踐提供歷史和理論的根據。在自覺的歷史感和強烈的時代感結合的基礎上，煥發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氣，發揮更大的才能和創造力量。在汗牛充棟的新聞史研究中，人們在追索新聞傳播的發展道路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的各種原因時，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顯在因素方面，而相對忽略了潛隱其后的媒介觀念性活動，尤其是對媒介批評在新聞的生產和傳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這種作用是如何悄然規制和改變著傳媒生態等相關問題關注不夠。事實上，以觀念性生產方式運作的媒介批評已經使傳統的新聞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中外新聞傳播發展過程中，顯示媒介批評存在及其效果的例子不勝枚舉。
20世紀60年代，媒介批評在西方學術界興起并成為一門有生命力的學科，備受學界注目。改革開放后，港臺有關學者的媒介批評研究成果傳人大陸，從1995年起，國內部分學者開始嘗試建立我國的媒介批評學理論體系，一批有分量的專著和教材相繼問世，初步搭建了我國媒介批評學的學科理論體系，并顯示了媒介批評理論研究的學術實績和誘人前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媒介批評理應涵蓋媒介批評理論、媒介批評實務和媒介批評史三個方面的內容，但由于各種主客觀的原因，媒介批評在這三個方面的推進顯得極不均衡，相對于繽紛的媒介批評理論和喧嘩的媒介批評實踐，媒介批評史的研究園地一直顯得冷清寂寞。不僅中國媒介批評史的研究性專著尚未出現，即便以具體的人物或媒介、媒介現象、媒介觀念為批評客體的個案性研究成果數量也非常有限。中國是世界上媒介批評活動開展最早的國家之一，媒介批評有著優良的傳統和豐富的內容，但這方面的歷史資源一直缺少系統的梳理、總結，這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學術缺陷。
媒介批評史的研究除了具有整體提升媒介批評學的學科建設水平、為媒介批評實踐提供歷史鏡鑒資源之外，還將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動力和視角。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新聞史研究的大國，但無可諱言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新聞史研究仿佛進入了一個相對遲滯期。敘述視角單一、研究范式陳舊，不能不是造成這一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大眾傳播媒介作為一個社會子系統，無時不在與社會其他子系統進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并在這種交換過程中獲取生存和發展的資源。社會其他系統在為大眾傳播媒介提供資源的同時，也在向它施加壓力或索取維持自身生存的資源。在大眾傳播的發展進程中，社會各個子系統都有所參與，有所貢獻。因此。描述大眾傳播發展進程的歷史線索和視角理應是多維和立體的，眾多的歷史線索和敘述視角互為補充，互為輝映，共同推進大眾傳播史的研究走向深入。在媒介批評的生動話語中，蘊涵著甚為豐富的社會景觀、時代風貌、意識形態癥候和文化遺存。解讀該時期的媒介批評文本，將有助于把中國新聞史研究相應地引入到一個不同于既往的嶄新視域，使原來新聞史敘述范式中很多不應被遺漏的生動細節得到復原和呈現。
關鍵詞：網絡民粹主義；社會參與；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2-0061-03
一、引 言
民粹主義是一個政治學范疇的概念，與精英主義相對，其作為政治話語的核心觀點認為平民的利益被國家和社會中的精英所壓制，對現存的國家結構的精英人物不信任，主張把平民大眾當作唯一決定力量對社會進行政治改革。縱觀近年一系列網絡公共事件，事件從醞釀到發生、發展、直到網絡輿論的形成，從線上虛擬聚集到線下的活動組織，由于網絡社會參與更加強調平民的利益與價值，更加富有草根意識，對社會的現存權威和精英的解構和顛覆更具有沖擊，導致網絡民粹主義在網絡中渲染起一次次的輿論旋風，甚至影響公共事件的發展和結局。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網絡的社會參與和網絡民粹主義現象已經引起不少社會學、傳播學學者的關注。本文以我國2007年～2016年間關于網絡民粹主義的學術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對近十年網絡民粹主義的研究狀況進行梳理，以期呈現近十年來這一研究領域的基本輪廓。
二、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總體狀況和主要理論取向
本文以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CNKI收錄的論文為文獻來源，以“篇名”為檢索項，以“民粹主義”并含“網絡”為檢索詞，年限選擇2007年～2016年，共檢索到文章99篇，（如表1所示）。
從文獻發表的時間和數量來看，最早的研究始于2009年，研究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后，2010年以前發表的論文僅有4篇，占發表總量的4%。2011年以后，相關研究的論文成持續上升趨勢，原因在于2010年以后網絡公共事件的頻發，網民參與事件的意識和積極性提高，而網絡公共事件的不斷涌現與影響逾趨擴大，直接為研究提供眾多案例，學術界對網絡民粹主義的關注也隨之增加。
縱觀發表的論文集中在新聞傳播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論探討與案例分析。新聞傳播學者們主要從新聞事件媒介呈現入手，探討具體網絡公共事件的話語壟斷和網絡民粹主義現象的傳播機理。政治社會學者們從具體個案出發，以政府治理的角度對網絡公共事件民粹化傾向和治理方式與措施進行了探討。
三、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主要議題
（一）網絡民粹主義的概念與特征
至今網絡民粹主義的代表性定義主要有下列幾種。夏忠敏提出，網絡民粹主義是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作為網絡傳播空間的一種表現形式，體現了對現實精英主義的抵抗，也是民粹主義對現實生活的延伸[1]。郭中軍認為，網絡民粹主義，即電子民粹主義，是新型的民粹主義，它的形成以互聯網為媒介，互聯網則成為政治參與的形式以及政治動員的工具[2]。陳堯認為網絡民粹主義是由反權威、反精英的網絡批判現實主義和反全球化、反西方極端排外網絡民族主義兩種力量所構成[3]。網絡民粹主義的定義國內并沒有形成統一，但對于其內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參與和動員的工具、現實民粹主義思潮的延展和極端的民族主義三個本質取向。
網絡民粹主義是“網絡+民粹主義”的一種融合，與傳統民粹主義仍然有著密切聯系。不過陳龍指出，網絡民粹主義并非民粹主義進化的產物，其內涵并未變化，變化的只是其產生和存在的空間與形式[4]。陳堯通過對傳統民粹主義與網絡民粹主義進行對比發現，網絡民粹主義不同于傳統民粹主義的是其明顯的非核心性，突破了地域限制而具有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特點，參與更為徹底、直接[3]。曹建萍認為，網絡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主要體現在其價值訴求在主體的平民性、直接民主的表象形式、話語強占的語言形式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以及集中爆發的行為方式等方面。[5]陳虹認為就本質而言，網絡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極端平民化性質的思潮或運動，具有諸如虛擬現實性、人民至上性、直接參與性、群體極化性、話語霸權性等特征[6]。
（二）網絡民粹主義的基本表現和脈絡方面
當網絡給予了傳統民粹主義新的棲息地，網絡民粹主義也延展出新的表現和脈絡。
李良榮、徐曉東指出，網絡民粹主義最為典型表現形式為“二元對立”，即在民眾和精英之間，表現出極其鮮明的反對專家、反對權威甚至反對知識分子、反對知識的一種“反智”色彩[7]。反對權威，反對精英的同時，也更加扎根于平民和底層。陶文昭則表示，網絡民粹主義思潮與一般的民粹主義相似，都強調平民性，它理所當然地反對或批判與之相對立的權威和精英，而諸如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等權威或精英階層的代表，自然成為網絡民粹主義思潮的主要抨擊對象[8]。孟威認為，民粹主義表現出對峙精英，挑戰既有的權力結構，極化民意權威，激起群體對立，其在網絡的表現更加影響了公民參與[9]。陳龍指出，網絡民粹主義集中表現為非理性和簡單化，并且來勢兇猛，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在則是在網絡輿論形成過程中掌握的話語霸權，也就是話語強占[10]。譚毅認為網絡民粹主義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有造謠和傳謠、盲目轉發和崇信、人肉搜索和精英敵視等，刻意制造官民對立形成群體極化[11]。郭小安、雷閃閃從網絡民粹主義在敘事方式探討其具體表現，認為期具有底層、哄客和對抗三種敘事方式：利用“弱者的武器”來美化弱者、仇視精英，形成一種“安撫弱者，打擊強者”的輿論氛圍，從而達到底層敘事的效果；通過戲謔化的表達，使事件敏感化、娛樂化，進而形成話語壟斷，這是哄客敘事；通過人肉搜索、建構和傳播謠言、動員造勢等手段虛構事實與身份建構，企圖使普通的糾紛渲染變成規模性的，這是對抗敘事[12]。另外申亞萍也認為，民粹主義在互聯網的寄居的形式復雜多樣，主要有與民族主義融合的網絡民族民粹主義、以輿論監督為代表的網絡政治民粹主義和與娛樂主義結合的網絡文化民粹主義[13]。
（三）網絡民粹主義形成的原因和影響方面
互聯網絡為民粹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傳播空間，在開放、自由的網絡空間肆意妄為，產生很大影響。國內學者也紛紛探討網絡民粹主義形成的原因和影響，了解其根源，以期針對性的進行治理改善。葉金品以“杭州飆車案”為個案研究，認為民粹主義思潮在互聯網盛行，與媒介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但有其社會根源――社會平民群體對精英群體的刻板印象和對抗心理[14]。石義彬、王君玲也通過對“哈爾濱警察打死大學生”網絡事件的分析，指出社會各階層間以及各地域間的矛盾、貧富差距的增大、百姓對政府的不滿與對立造成了國內矛盾交織并激化，網民需要一個渠道去得到表達和釋放，這個過程中眾多網絡公共事件就將出現民粹主義現象[15]。也有學者認為產生網絡事件民粹化現象也有社會心理層面的原因，陳龍指出網絡給民眾提供了一個釋放的空間，網民可以通過這樣一個平臺紓解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不滿情緒，從而導致了傳播的非理性化，網絡草根傳播的民粹化的心理根源是“力比多”釋放帶來的[16]。賴風、宋振超則認為精英和權威代表是強勢階層和群體，但在互聯網中的他們卻成為“弱者”，網民卻與現實弱勢地位相反，具有了輿論賦予的針對精英階層的“弱者的武器”――話語霸權[17]。
近年來，網絡公共事件的民粹化現象愈來愈頻繁出現，給社會生活、網絡環境和政府治理帶來巨大影響。王德余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到，網絡民粹主義關注弱勢群體和平民，為他們提供了更自由的話語空間，對現實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強，但它也包含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對社會輿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18]。陳堯認為，由于網絡民粹主義利用極端偏激的話語非理性地描述和評論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敏感問題和矛盾，加劇了精英與平民階層的緊張情緒，甚至激化了二者之間的敵對，地頻繁發生也推動了現實民粹主義社會運動的形成[3]。劉強則指出網絡民粹主義造成的負面效應體現在國際和國內層面：國際層面可能會導致新的宗教和民族沖突，影響世界安全和穩定；國內層面講造成社會不同階層的對抗和社會疏離，導致社會認知的偏執和非理性化，致使干擾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選擇[19]。
（四）網絡民粹主義的規避與治理方面
網絡民粹主義對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容輕視，國家、政府和社會都應審慎處理，積極引導。田婧認為，我們應該理性客觀辯證的對待網絡民粹主義這把雙刃劍，在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夸大其負面效應和將其妖魔化的同時，也不能對其產生崇拜和依賴，更不能利用民粹主義的動員策略來控制輿論[20]。林伯海、石立春表示，中國應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化解“問題中國”的根源問題，通過改善民生與保障民權結合的方式，消除民粹主義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對網絡輿論進行規范引導，提高法治化水平，使其負面效應消解[21]。李金龍、歐陽果華則從國家政策制定的角度提出，網絡民粹主義在我國轉型過程中難以根除，需要通過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建設法治體系、培育現代化公民、培養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長期的政策制定實踐中實現對網絡民粹主義的規范馴導[22]。叢日云也表示，在公民意識已經覺醒的今天，需要開放其他公民參與的領域，讓公民在參與中學會參與；開放教育，使網民受到健康的公民教育，培養合格的、負責任的公民[23]。趙智敏、馬逸飛指出，可以通過對信息流的控制，引導影響流和對網絡熱點事件中的噪音流加以消除的等手段來消解網絡民粹主義[24]。武文霞、李春雷則認為應該對網絡進行“輿論松綁”，提升廣大網民的媒介素養，加強媒體的專業主義精神，促進政府宣傳等各部門的網絡化（新媒體化）的建構。而陶鵬則認為治理網絡民粹主義應該以人為本，努力實現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良性互動，通過建構高質量的網絡生態文明、健全網絡監督體系等途徑規制和消解網絡民粹主義的負面效應，實現網絡與現實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25]。
四、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縱觀已有的研究，雖不乏亮點，但總體上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學術論文對網絡民粹主義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研究成果較為單一。目前的成果大多著眼于從單一視角對個別事件、議題的淺層分析和描述，鮮有從宏觀角度系統化地對網絡民粹主義進行梳理。而只有以宏觀與微觀視野綜合對網絡民粹主義予以規整和梳理，才能更好地對網絡民粹主義問題輔以規避路徑的考量；其次，對網絡民粹主義規制問題的深入探討略顯不足。以往的大多針對網絡民粹主義來源和原因進行闡釋和討論，而對于其形成和傳播機制、規避策略的探討相對較少，且不夠深入。網絡民粹主義就本質而言仍是民粹主義，依托網絡媒介的推動，具備了不同于傳統民粹主義特點的新特點，因此對其形成和傳播機制探討對于規制路徑的提出應該更加有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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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視聽新媒體產業 技術 市場 規制
視聽新媒體經過10多年的發展，在我國已形成一定產業規模，而且仍在不斷重構傳媒行業。這首先歸功于傳播技術的創新，技術倒逼廣電媒介升級與轉型，成為推動視聽新媒體產業發展的第一驅動力。但“技術”畢竟只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受制于人，它的運用和推廣最終被兩個因素所決定，“一個是人的意愿，一個是具體的社會秩序”。①“人的意愿”包括消費者的使用意愿和經營者運用技術的意愿，二者互為一體，主要表征是市場主體為滿足消費需求而展開的經營實踐，直接推動產業的發展。“社會秩序”指向的是制度，因為制度內生出秩序，并為秩序提供保障，而制度最集中的體現是政府對行業的規制，它“既為市場提供行為規范（游戲規則），也帶來效率”。②傳播技術的變革、市場主體的實踐和政府規制交互形成的合力，形塑了視聽新媒體產業的發展路徑，本文試圖從這三個維度對我國視聽新媒體的發展做全景式的回顧與檢視。
技術變革：融合引致產業鏈的重構
視聽新媒體以數字技術為基礎，它改變內容的表征形態，比特（0、1）成為信息時代的通用符號，圖像、聲音與文字等不同型號的內容得以通約為一種格式。總體來看，技術已具備將原本分開的傳播整合在一起的能力，引致媒介融合。視聽新媒體正是新媒體技術不斷嵌入傳統廣電產業的產物，其間所呈現出來的最大變化，可以理解為廣電產業價值鏈的重構。
我國傳統廣電產業鏈以內容為中心，制播分離程度有限，節目集成和流通的環節也不夠發達，主要從“內容生產――渠道傳輸――終端接收”等三個環節展開，具體表現為媒體或節目制作公司生產和提供節目，經由無線、有線電視網絡或衛星等渠道進行傳輸，最終在電視機上被呈現。視聽新媒體的產業鏈則被拉長了，延展為“內容生產――內容集成――渠道傳輸――平臺運營――終端接收”，開辟了“內容集成”和“平臺運營”這兩個極為重要的市場空間。傳統廣電媒體在處理內容的時候也會有集成環節，但與其說是“集成”，不如說是“儲存”。儲存目的只是為了內容能在播出端進行第二次或多次播放，甚或只是為了積累素材，以方便節目再生產，而且內容儲存的數量是有限的。視聽新媒體的內容集成則迥然有別，直接指向分發和播出，面向多元的傳播渠道，內容存儲量也非常大，甚至需要借助技術建立專門的播控平臺。此外，平臺運營更是展現了無限的商業潛能，大量互聯網公司建立網絡平臺，圍繞視聽內容提供各種服務，滿足消費者點播、上傳、下載和分享內容的需求。
用“拉長”來表述內容產業鏈的重構遠遠不夠。傳統內容產業鏈存在于封閉的單維度空間，其中，廣電媒體居于中心位置，借助體制的力量對內容的生產、傳輸和播出進行全面把關，形成點對面的壟斷性傳播格局。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體的嵌入，無異于一場革命，重構內容產業鏈，使視聽產業市場變成一個開放、多維度的空間。誠如喻國明教授所言，不能將互聯網簡單地視為一種渠道或媒介，它已經成為現階段傳媒業運作的“操作系統”。如果非得說它是一種媒介的話，它也是一種“高維媒介”。它激活了各種力量，重新結構各種社會資源，形成聯接、開放的多維度的空間。③視聽新媒體的內在基因已發生根本改變，多元主體的加入重構市場空間，使之成為一種高維媒介。先來看“內容生產”環節，IPTV和手機電視的內容提供者主要是傳統廣電媒體，但在互聯網電視和網絡音視頻中很大一部分內容是平臺運營商的自制節目，甚至是用戶生產的節目（UGC），內容屬性也發生了變化，朝個性化和定制化方向發展，④其文化屬性不再是“廟堂式”的，而是“江湖式”的。⑤接下來是“渠道傳輸”環節，傳統的廣電機構過去完全依靠自己的渠道（如有線電視網絡）傳輸節目，在三網融合的大背景下，IP電信網絡和開放式的公眾互聯網絡進入傳輸領域。最后是“終端接收”環節，傳統廣電節目的接收終端是家用電視機，視聽新媒體實現了終端的多元化和移動化，除電視機以外，還可以是個人電腦（PC）和手機，使用PC端觀看音視頻的用戶早已遠超傳統電視機用戶，近年來正朝移動化趨勢發展。技術變革極大地釋放了產業的發展空間，整個新媒體視聽產業鏈因為從未有過的多元參與、新舊融合、多重疊加而被重新建構。
市場實踐：視聽新媒體產業發展歷程
視聽新媒體的運營主體大體可區分為廣電媒體、電信運營商和民營互聯網公司。視聽新媒體產業鏈的重構為各方提供了騰挪的空間，廣電媒體制定“全媒體戰略”，與電信運營商合作經營IP電視和手機電視，或者直接創辦音視頻網站。民營互聯網公司可以細分為“門戶視聽媒體”和“專業視頻網站”兩種類型，主要從事內容集成、平臺運營和終端制造的業務。前者指市場成熟度高的門戶網站加入到視聽服務領域，如百度的愛奇藝、騰訊視頻和搜狐視頻等。后者指新晉的專營視聽服務的網站，以優酷、土豆、樂視等為代表。以市場主體的業務實踐為主軸，結合技術變遷和政府規制，可以將我國視聽新媒體十多年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⑥
嘗試探索（1996-2005）。1990年代中后期，國家主導下的媒介產業化全面推進，互聯網也在中國興起第一波熱潮，傳統廣電媒體在銳意進取的氛圍中，嘗試用互聯網傳播視聽內容。1996年，中央電視臺成立了國際互聯網站，可以說是視聽新媒體的發端。隨后幾年，網易、搜狐、新浪、騰訊等門戶網站相繼面世，這些門戶最初都秉承紙媒傳統，以新聞為主業，但由于國家沒有賦予民營機構新聞采制權，在這一領域的發展嚴重受限。2000年底，商業門戶網站為突破《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中關于“禁止商業網站自制新聞”的要求，以音視頻格式為變通，開始創辦訪談類音視頻節目進行自制新聞的傳播。⑦至此，門戶網站開始染指視聽新媒體行業。但這一階段尚存在技術瓶頸，P2P流媒體技術剛剛起步，帶寬也不夠，不足以支撐音視頻的海量播放，因此，視聽新媒體僅止于嘗試，其市場價值還遠沒有得到彰顯。這一時期，電信運營商嘗試開展IPTV和手機電視業務。2003年11月，博鰲亞洲論壇在海南舉行，當時由海南電視新聞中心制作的近70條相關視頻新聞通過移動和聯通兩家手機電視網絡進行業務傳輸。⑧2004年，中國聯通推出基于CDMA1X網絡的“視訊新干線”，高調進入手機電視領域。但這些以電信部門為主導的業務拓展沒有獲得法規認可，后因政策障礙而止步不前。
異軍突起（2005-2008）。2005年，國家的《“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充分發揮國家主流媒體在信息、人才等方面的資源優勢，發展手機網站、手機報刊、IP電視、移動數字電視、網絡廣播、網絡電視等新興傳播載體，豐富內容，創立品牌，不斷提高市場占有率。”作為回應，廣電機構逐漸深化與電信部門的合作，手機電視、IP電視逐漸進入規范化軌道。同年，原國家廣電總局給上海文廣發放了第一張IPTV和手機電視經營牌照。隨后，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等獲得許可證，迄今獲得IPTV和手機電視牌照的經營機構不超過10家，絕大多數都是廣電系媒體。IPTV和手機電視的起步較早，但后勁不足，乏善可陳。
從視聽新媒體的整體發展來看，本階段最大的突破是隨著流媒體技術的成熟和寬帶的普及，互聯網電視和網絡音視頻作為獨立的業務形態紛紛登場，專門從事該業務的互聯網服務公司紛紛創建。2005年前后的一兩年內，上線服務的有樂視網、土豆網、優酷網、PPS、酷6網、56網等，可謂異軍突起，以至于有人將2006年稱為“視頻元年”。誠然，僅在2006年一年的時間里，視頻網站數量就從年初的30多家迅速增長到300余家。⑨它們的登場意義深遠，標志著民營資本大舉進入專門性視聽行業，極大地釋放了傳媒產業的市場空間，給人以無限遐想，但也給政府規制帶來更大挑戰。
擴張整合（2009至今）。將這一時期的起點確定在2009年，出于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從政府規制來看，2008年原國家廣電總局出臺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56號令），針對視聽新媒體產業從市場準入、版權維護和內容監管等方面做了全面闡述和規定。56號令對行業發展具有規范作用，同時降低了經營的不確定性。其次，從技術層面來看，2009年被視為我國的3G元年，移動互聯網高速發展，為視聽新媒體的發展進一步拓展空間。各大門戶網站從嘗試“自制訪談類新聞”到建立“播客”平臺，再到專門經營視頻網站，在視聽新媒體領域不斷升級換代。
在視聽新媒體的各種業務形態中，IPTV和手機電視借助專用IP網絡傳輸節目，可控可管，是以傳統廣電業務為基礎的延伸形式；互聯網電視雖然以公眾互聯網為渠道，但其終端是家用電視機，仍屬于推送內容的大眾傳媒。相對而言，網絡視頻是最具新媒體基因（開放和去中心化）的新興媒體，對我國已有的傳播體制產生較大沖擊力，也最具市場潛力。網絡音視頻行業經歷快速擴張之后，市場結構漸趨集中，各互聯網公司進入合縱連橫的整合時期。搜狐、騰訊、百度等門戶巨頭的加入，提高了行業門檻，競爭日益加劇，過去爭奪的焦點是用戶，現在向上游延伸，爭奪的是內容。這一階段政府規制業已成型，過去以侵犯版權獲得內容的方式已不可行，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以購買版權，故爭內容的實質是拼資本，而資本的運作必然導致并購與聯盟。
政府規制：共有觀念的形成
一直以來，我國針對各種媒介實行分類規制，在廣電、電信和互聯網領域各有政策。然而，視聽新媒體是媒介融合的產物，“融合”政策短期內難以成型，過去與各類媒介相關的主管單位，原則上都有干預經營的權力。因此，視聽新媒體領域目前實行“多重管理”的模式，規制主體包括國家廣電總局和地方廣電部門、工業和信息化部、文化部及國務院新聞辦等。另外，還因應互聯網發展設置相應管理部門，如設置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以控制輿論導向。在眾多部門中，視聽新媒體產業與廣電、電信兩個行業關聯最為密切，融合的現實進路即是二者的業務互滲。
西方國家專門設置獨立于市場主體的規制機構，如美國的FCC（聯邦通訊委員會）和英國的OFCOM（通信辦公室），我國情況不同，規制機構和市場主體在行政和業務上存在隸屬關系。廣電總局和各地廣電部門是廣電系統的主要規制機構，同時又是廣電媒體的主辦者和業務指導者，集監管與主辦于一身。同理，工業和信息化部既是電信、互聯網產業的規制機構，又是該行業的主辦者和業務指導者，“管辦合一”的體制增加了規制政策確定的難度。在視聽新媒體發展的初期，到底由誰來主導產業規制，廣電部門還是電信部門，尚不明確，由此引致粗放型的管理，為民營互聯網公司大舉進入音視頻網站行業提供了寬松的制度環境。
1999年，國務院明令禁止廣電和電信開展交叉業務，以法規的形式強調了視聽新媒體的內容屬性。在該政策的支持下，廣電總局設置許可準入制度。2003年頒布的《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規定“視聽新媒體業務實行許可管理制度”，借此坐實內容監管的權力。2008年出臺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進一步明確，廣電主管部門“負責對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實施監督管理”，信息產業部門“對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實施相應的監督管理”。至此，規制權力分配的博弈暫告一段落，廣電總局在聯合規制中確立主導地位，在對廣電媒體、電信運營商和民營互聯網公司等市場主體進行規制時，既要確保完成意識形態監管和信息安全的任務，同時又要維護廣電系統的利益。
2008年實施的56號令從市場準入、內容監管和版權維護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和規定，建立了基本的規制框架，是迄今針對視聽新媒體產業最完備的部門規范。在內容方面，56號令首先條列不當節目的范圍，要求“已播出的視聽節目應至少完整保留60日”，便于事后審核和查證。其次，提出規制的基本原則，“誰辦網誰負責”，要求服務商自行對內容先審后播，將規制對象確定為傳播與服務機構，透過管理渠道來規范網民的行為，降低了規制成本，同時避免直接損害用戶的傳播自由。在版權維護方面，56號令也做出規定（第15條），不過，相對內容監管來說顯得有些粗線條，需借助行業自律、規制機構的合作和專項行動付諸實施。
基于56號令構建起來的規制系統中，市場準入是影響視聽新媒體產業發展最關鍵的方面，也是廣電總局在不利情勢下為廣電媒體爭取發展空間的重要手段。廣電系統在渠道方面盡顯劣勢，全國3000多個有線網絡互不聯通，而電信運營商則全國一網，并擁有寬帶接入權，更兼近年來作為傳輸渠道的運營商在短信、彩信和無線音樂等增值業務上獲得成功，大有“搶奪”媒體管控權的趨勢。更有甚者，廣電還面臨來自互聯網公司的強力沖擊，這是一場終端和屏幕的爭奪戰。在手機和PC端，商業網站的視頻瀏覽量已遠超廣電媒體，廣電系統已失去三塊屏幕中的兩塊。有鑒于此，廣電總局希望透過市場準入的規制，讓媒體在利益博弈中充分發揮內容優勢，在未來的視聽新媒體格局中立于不敗之地。為此，許可經營的規制明顯朝廣電系傾斜，以IPTV和手機電視為例，獲得牌照的單位迄今不超過10家，其中絕大多數是廣電媒體，沒有一家是電信機構。除此以外，又將牌照分為兩種，一是自辦內容的許可證，一是集成內容的許可證，擁有內容牌照者只能經營自辦內容，獲得集成牌照方可建立播控平臺。廣電總局規定在手機和電視機終端播出節目，服務商必須獲得雙牌照。目前只有7家具有廣電背景的機構獲得集成服務的牌照，意味著民營機構和運營商必須選擇與它們合作。⑩然而，融合技術的推進給終端規制帶來不少麻煩，隨著智能手機和智能電視日益推廣，用戶完全可以通過刷二維碼和登錄APP客戶端的方式繞過播控平臺，直接聯通互聯網絡，從而使牌照規制消失于無形。現階段以廣電部門為主導、以市場準入為重要手段的“強規制”模式，在三網融合的大趨勢下面臨挑戰。
結語
新媒體技術不斷嵌入傳統廣電產業，對視聽產業價值鏈進行重構，在“內容生產――內容集成――渠道傳輸――平臺運營――終端接收”諸環節，為經營者提供了新的市場機遇。廣電媒體、電信運營商和民營互聯網公司等多元主體，在以廣電部門為主導、以市場準入為重要手段的規制環境下，自1996年至今經過嘗試探索、異軍突起、擴張整合等三階段的實踐，形成了當前視聽新媒體產業的基本格局。作為一個整體，視聽新媒體產業中的業態發展極不平衡，IPTV、手機電視和互聯網電視因為在傳輸渠道和播出終端層面與傳統媒體具有更多關聯性，因而承受較強的政策規制，在三網融合政策未獲實質性推進的背景下，進展相對緩慢。而網絡視頻在內容生產、傳輸渠道和終端播出等環節均以互聯網為基礎，政府在該領域規制經驗不足，“先發展、后規范”，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形成規模，自2008年規制體系建立以后，逐漸走上規范化和集中化的軌道。我國視聽新媒體產業協調健康的發展，仍有賴于新技術的運用和新商業模式的建立，但關鍵還在于規制政策的逐步完善，如設置獨立專門的規制機構，建立全國統一的內容監管和版權維護平臺，推動行業自律機制的形成，以此確保監管適度、協調利益和激勵創新，最大限度地在規制部門、市場主體和消費者之間尋求利益平衡。（本文為江蘇省社科基金“三網融合背景下江蘇電視創新研究”（1064-51198311）的中期成果。）
（作者單位：河海大學）
注釋：①Williams，R，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e form， London： Fontana， 1974，p.128。
②盧現祥：《新制度經濟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頁。
③喻國明：《互聯網邏輯下傳媒發展的進路與關鍵》，《聲屏世界?廣告人》，2014（11）。
④彭 蘭：《傳統媒體缺少哪些新媒體基因》，《新聞與寫作》，2013（11）。
⑤彭 蘭：《再論新媒體基因》，《新聞與寫作》，2014（2）。
⑥龐井君將視聽新媒體的發展概括為三個階段，但主要以廣電媒體的實踐作為劃分依據，對互聯網企業的經營關注不夠，參見《中國視聽新媒體發展報告》，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頁。
⑦楊斌艷：《我國互聯網音視頻傳播的發展及其規制變遷》，《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5）。
⑧高洪波：《視聽新媒體節目的類型與特征》，《編輯之友》，2013（9）。
【關鍵詞】媒介融合；生產流程；規制融合；多維內涵
媒介融合是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放松規制的語境下，不同傳媒產業通過并購、重組和整合，達到內容、平臺、網絡、渠道和終端的融合，實現數字化、互動化、集約化的融合新聞生產的過程。媒介融合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內涵，需要積極面對。對于傳媒業來說，需要改造新聞采集、編輯流程和組織架構，再造新聞生產的流程，建構新的新聞生產模式。對于傳媒規制者來說，需要樹立融合規制理念與思維，為媒介融合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一、媒介融合的發展與演變
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媒介融合。一旦文字、圖像、聲音、視頻和動畫等各種信號被數字化，以二進制數的形式記錄、處理、傳播、獲取信息，在計算機中用0和1表示，可以以無數種方式來改動和處理它，并把它傳給各種終端，就產生了媒介融合。媒介融合是我們生活的數字化的媒介環境。
1994年，第一次提到“媒介融合”概念的是《紐約日報》，它在報道《圣荷西水星報》與美國在線共同推出名為《水星中心新聞》電子報服務的時候，文章標題是“第一次媒介融合”。1995年，《論壇報》《時報-鏡報》、奈特-里德報業、先進出版公司、考克斯公司、甘乃特報業、赫斯特、《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各出資100萬美元組建了新世紀網絡公司，通過互聯網獲得讀者和在線廣告。2000年，美國媒介綜合集團在坦帕市新建了一座傳媒大廈，一共投資4000萬美元，將《坦帕論壇報》、電視臺WFLA-TV、網站Tampa Bay Online一起搬入新大廈辦公。雖然一起辦公的報紙、電視臺與網站各有獨立的人力資源、辦公區域和運作機制，但是，可以共享資源。對于突發新聞事件，設有專人指揮，能夠在第一時間內傳遞新聞給三家媒體，協調對新聞的采訪與。
有了媒介融合的實踐，理論工作者開始總結媒介融合。美國南加州大學安利伯格傳播學院教授拉里?普萊爾（Larry Pryor）從新聞生產的角度給媒介融合下個定義，他認為，融合新聞發生在新聞編輯部中，新聞從業人員一起工作，為多種媒體平臺生產多樣化的新聞產品，并以互動性的內容服務大眾，通常是以一周7日、每日 24小時的周期運行。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尼其森（Andrew Nachison）從不同媒介之間的合作和聯盟角度給媒介融合下個定義，他認為，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1]
2003年，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根據不同傳播語境下融合所表達的含義，歸納了美國當時存在的五種“融合新聞”的類型：信息采集融合、新聞表達融合、策略性融合、結構性融合、所有權融合。[2]美國鮑爾州立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的戴默（Lori Demo）等幾位學者在論文――《融合連續統一體：媒介新聞編輯部合作研究的一種模式》中提出了“融合連續統一體”這個新概念，具體包括交互推廣、克隆、合競、內容分享、融合等不同媒介融合層面。[3]這些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描述了媒介融合的多維內涵。
我國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05年，著名學者蔡雯教授在美國作訪問學者期間將媒介融合這個“舶來品”引入國內，她系統介紹了美國媒介融合的現狀以及融合為傳媒業帶來的變化。她認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電子通信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不同傳媒產業組織在經濟利益和社會需求的驅動下，通過合作、并購和整合等手段，實現不同媒介形態的內容融合、渠道融合和終端融合的過程。[4]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技術從Web1.0向Web4.0快速推進，我國的媒介融合也在不斷演進，具體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傳統媒體建設新興媒體。這個階段，傳統媒體直接把內容搬到互聯網，處于“翻版階段”。信息的傳播是單向性的提供，受眾被動接受。傳統媒體是主要的信息提供商，互聯網僅僅是一個新興載體。報紙等傳統媒體紛紛開設自己的新聞網站，提供電子版報紙，報紙開始實施數字化戰略。
第二個階段――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互動發展。網絡成為媒體與受眾的互動平臺，用戶既是網站內容的消費者，也是網站內容的制造者，博客（Blog）成為這個階段的互聯網新應用。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在技術和平臺上完美融合，報紙網站的內容與印刷版有了較大區別，新增了利用網絡的優勢與特點而傳播的內容；廣播電視網站除了轉播廣播電視臺的新聞外，開始提供自己編輯的新聞；網絡媒體開始利用自身優勢來進行新聞內容的取舍與傳播。2007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公布了報紙網站、手機報、多媒體數字報刊、數字化平臺、電子閱讀器、手機二維碼、戶外數字媒體、電子商務、移動采編系統等九大類“數字報業的創新方向”。
第三個階段――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關聯數據和語義網絡等，形成了人和網絡之間的互動與溝通。微博、微信、客戶端等新興媒體促使媒介融合從內容融合、平臺融合到了更高層次的產業融合。基于互聯網的新興媒體綜合了包括聲音、圖像、影像、動畫等多種媒介形式，成為綜合的信息服務者，開展電子商務、游戲娛樂、網上社區等其他服務項目。
二、多維視野下的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作為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因使用語境不同，具有不同的所指，厘清其不同內涵尤為必要。總體來說，包括如下幾個層面的意義。
（一）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是指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手機、手持智能終端等新興媒體傳播渠道有機聯結在一起，衍生出不同形態的信息產品，通過不同平臺傳播給受眾，實現全媒體傳播的業態。例如，人民日報社高度重視媒體融合工作，已經從一份報紙轉變為全媒體形態的“人民媒體方陣”，成為擁有報紙、雜志、網站、網絡廣播、網絡電視、手機報、電子屏、微博、微信、客戶端等10多種載體的新型媒體集團。媒體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例如，傳統媒體積極涉足新媒體業務，開辦微博微信公眾號；依托自身的豐富媒體形態資源，介入網絡、IPTV、移動電視與手機等多媒體領域；與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合作，發揮多平臺互補優勢，通過多渠道傳播全媒體信息。
（二）內容融合
在媒體融合之前，我們已經習慣了媒體機構單一介質的運行。如報社以紙張為介質，以文字、照片、圖表等傳播符號進行信息傳播；廣播電視臺以電波為介質，通過聲音、畫面、視頻共同完成新聞信息的傳播。隨著數字編碼技術和數字壓縮技術的發展，文字、圖片、音頻和視頻的數字化成為可能，數字化后的素材和內容促進了內容融合。媒介融合促進了內容生產的融合，受眾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生產者。博客、微博、微信、微視頻、飛信以及QQ、MSN、人人網等社會流工具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逐漸盛行，用戶原創內容的爆發式增長，為內容融合開辟了新的途徑。
（三）網絡融合
網絡融合主要是“三網融合”，就是指廣播電視網、電信網和互聯網的融合，三網功能趨于一致，能夠提供包括文本、語音、數據、圖像等綜合多媒體的通信業務，并逐步整合成為統一的信息通信網絡，實現業務之間相互競爭，網絡互聯互通、資源共享。三網融合的本質實際上是廣播網和通信網都與互聯網融合，三網融合的核心是提供綜合信息服務。網絡融合目的是促進不同網絡之間的寡頭競爭，消除壟斷，提高國民經濟與社會信息化水平，讓人民群眾享有更加豐富多樣、快捷方便的信息和文化服務。
（四）平臺融合
隨著智能化終端的不斷涌現，網絡的數字化、寬帶化、交互化與智能化的不斷推進，廣電平臺、網絡運營平臺、移動互聯網客戶端平臺、電商平臺、社交平臺以及政務平臺等多種平臺逐步融合。例如，中央電視臺正在建設中國視頻云服務平臺，已經成立央視新聞、央視影音、4G手機電視平臺等項目組，加快實施融合發展項目，建立互聯網電視、IPTV、手機電視、移動電視等四大平臺的協同聯動，向手機、電視機、臺式電腦、平板電腦、移動電視和戶外大屏等多種終端分發內容。
微信、微博、二維碼平臺、客戶端成為媒體與受眾互動的最便捷的融合平臺。微信、微博傳播新聞信息，制作話題；二維碼平臺連接線上線下，與用戶實時互動；客戶端成為最活躍的傳播平臺、經營平臺。特別是隨著4G智能手機的大量普及，移動客戶端成功超越電腦版客戶端。各個傳統媒體紛紛建立各種客戶端，例如，報紙客戶端、節目客戶端、頻率頻道客戶端、新聞客戶端、閱讀客戶端等，形成了客戶端矩陣。例如，湖南廣播電視臺的移動客戶端“芒果TV”、安徽廣播電視臺的“啊呦”、四川廣播電視臺的“熊貓視頻”、浙江廣播電視臺的“中國藍”等，影響力較大。一些地市級媒體的客戶端影響力超出了當地，覆蓋全國，成為重要的傳播與經營平臺。
（五）終端融合
終端融合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數字終端設備融合，二是終端設備融合所帶來的信息平臺和服務平臺的融合。終端融合最終實現通過單一設備就可以兼容所有類型媒介。例如，電視、手機、電腦都具有打電話、上網、看電視的功能，電視屏、手機屏、電腦屏等三屏逐漸走向合一。在媒介融合時代，將打破原有的傳統媒體單一的傳播渠道，將報紙、廣播、電視、網站、手機等不同的載體視為一體化的“融合信息終端”，以新聞內容在不同載體的相互嵌入，以新聞內容的多形態化，實現全天候傳播，滿足受眾多元化、個性化的信息需求。
（六）所有權融合
發達國家的媒體所有權融合是通過并購重組等資本運營的方式實現的，呈現跨媒介、跨行業與跨國界的特點。由于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的阻隔，我國傳統媒體單打獨斗的局面較為普遍，迫切需要所有權融合，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多媒體傳媒集團。通過政府的推動，我國也形成了一些所有權融合的跨媒體傳媒集團，例如成都傳媒集團、佛山傳媒集團、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等，這些傳媒集團涵蓋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網站以及出版等領域。但是，我國傳媒集團還存在產權不清、主營業務不突出、受眾定位缺乏差異化等問題，沒有實現資源共享與一體化運營，甚至形成了地方壟斷。我國鼓勵通過市場手段實現所有權的融合，近年來，這方面的所有權融合不斷推進。2015年文化傳媒行業并購事件總共超過165起，排除有23起未透露并購金額的案例，其它并購事件的金額近1500億元，同比增長高達50%。
（七）機構融合
媒介融合要促進組織機構的融合，改變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分立單干、各自為政的狀況，適應融合新聞生產的需要，構建融合型的組織結構。例如，BBC的媒介融合不僅僅呈現在終端上，而且體現在新聞傳播過程中組織結構的調整與生產流程的整合中。BBC將原來各自獨立的廣播、電視和網絡新聞部搬入一起辦公，共享資源，形成一個跨平臺的多媒體新聞中心，將融合理念貫穿于新聞生產、傳播和反饋過程中。BBC新大樓的新聞編輯部堪稱“超級編輯部”，中心是一個由八個工作臺組合成的棱形的中心調度區，廣播、電視、網絡等不同媒體的工作區圍繞大廳中心呈四處放射狀。由中心區向兩邊呈放射狀散開的工作平臺，一半是面向國內受眾的國內部，一半是面向國外受眾的國際部。這樣的編輯部設計恰恰體現了BBC媒介融合的理念。
（八）管理融合
管理融合包括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宏觀層面體現為國家的媒體管理體制的融合，微觀層面是指媒體內部的管理機制的融合。為了促進融合，2013年我國合并了新聞出版總署與國家廣電總局，成立了融合性的規制機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堅持不同媒體之間的優勢互補、一體發展，推動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例如，我國對IPTV、手機電視與互聯網電視集成播控平臺，遵循《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實行融合規制。在微觀管理層面，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和一些省級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探索與新興媒體在人事管理、資產管理、導向管理與運營管理的一體化，實現傳媒資源與生產要素的有效整合與共享融通。
三、融合新聞生產的流程再造
媒介融合的基礎是生產形態的融合，其核心是開發與共享內容資源，生產與傳播融合新聞。因此，它必然要改變新聞傳播流程，形成有別于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方式和營銷方法，實現從載體到內容，從采集制作到傳輸、接收的數字化和網絡化，形成新的融合生產流程。
（一）再造融合新聞生產指揮中心
再造媒介融合時代的新聞生產流程，核心是要建立新聞信息指揮調度中心，對整個新聞生產流程實施有效指揮調度和有序調控管理。
按照融合新聞生產的要求，新聞信息指揮調度中心的管理模式是：調度中心位于這個平臺的中央位置，其他紙媒、廣播、電視、網絡、手機等業務部門環繞周圍。調度中心統領選題管理、線索管理、內容管理、用戶管理、任務管理和數據庫管理，統籌新聞信息采集平臺、線上線下編輯平臺、信息平臺與用戶管理平臺，并使之一體化運行。新聞信息指揮調度中心的決策層，要是一個既懂管理又能協調新聞生產的創新團隊，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一名擅長在多媒體傳播中進行整合傳播策劃的管理者，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決策與領導作用。
針對重要新聞和突發事件，新聞信息指揮調度中心要實行滾動式信息管理和重大新聞動態式的整合策劃，指揮中心根據其稿件的新聞價值，決定呈現的方式，轉而分發給各自編輯業務部門進行深加工，并分別在不同介質平臺上對外。信息調度中心通過數據庫儲存、加工和處理，形成自有的信息庫和內容超市，供新聞生產者選取或向外傳播。[5]
（二）全能記者的多媒體信息采集
媒介融合時代的全能記者，必須具備跨媒體傳播思維，同時又是“一專多能”的新聞信息采集者，能夠嫻熟地運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多種媒體的采寫技能。特別是在重大事件和突發事件的報道中，需要跨媒體思維進行新聞信息采集，這考驗著記者的思維能力、采訪技能與現場應變能力。
掌握了多種媒介技能的“全能記者”，具備能寫、能拍、能攝的基本技能，能夠承擔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多種形式的報道任務，為多種不同媒體提供新聞作品。美國密蘇里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等大學都在重新設置新聞學課程與培養計劃，為未來的“全能記者”培養多方面的才能。這種未來記者的基本技能是，可以攜帶一個蘋果電腦、索尼數字攝像機、錄音筆和移動衛星手機，完成所有音頻、視頻以及Flash的編輯工作。“全能記者”能夠根據不同媒體的傳播特點采集文字稿、圖片、音頻與視頻資料等進行報道。[6]
融合媒體時代，在后期編輯平臺，必須有一支適應媒介融合的新聞編輯隊伍和運行機制。融合媒體時代的新聞編輯，除了必備新聞策劃能力、對信息的整合能力、編輯能力、把關能力，還要熟悉數字化媒體設備技術，對來自記者的新聞信息、用戶信息、數據庫信息進行分層處理，了解各種媒體的操作技能和傳播特點，具備深入解讀新聞能力、快速的現場反應能力、多媒體信息整合能力等，成為“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
新聞編輯要對各類信息資源進行綜合分層處理，實現新聞資源整合開發。所謂分層，包括兩個層面：其一，是要按照多形態多終端傳播的要求，對內容資源進行分類處理。其二，按照受眾的需求，對內容資源進行多媒體分層開發。根據新聞內容及傳播媒體的特性，對相關的內容資源進行整合。新近發生的資訊類信息，編輯要及時編發到網絡、手機、廣播電視等媒體上，提高其傳播的時效性；需要現場報道的，則可考慮編發電視節目和視頻節目；需要進行深度報道的，可發揮平面媒體的特點進行深入解讀，也可用電視專題節目、視頻專題節目的形式做深度報道，還可以利用微博形式，吸引受眾參與其中。
（四）多媒體終端的信息傳播
信息傳播終端是新聞傳播流程的最終出口，也是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流程構建中不可或缺的環節。融合新聞生產需要具備一套可以在統一界面上加工與編發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的數字化管理平臺，編輯根據各種不同終端的特質加工整合，以報紙、廣播、電視、手機、互聯網、戶外大屏、移動電視等多媒體渠道多媒體信息，滿足受眾個性化的需求，擴大受眾規模。跨媒體信息的融合終端主要有三大類：即網絡終端（電腦）、移動終端（智能手機、 Pad）和電視終端（IPTV、互聯網電視）。
信息終端是與用戶接觸最密切的端點，加強信息終端的用戶管理，是提高新聞信息傳播與服務效應的關鍵環節。用戶終端管理要集中解決好三個問題：第一，建立用戶生產信息內容的上浮機制，使用戶生產的內容（UGC）成為專業新聞生產（PGC）的有效補充。第二，建立用戶信息反饋機制。及時收集用戶對多介質信息終端的信息接收和反饋狀況，通過大數據分析，尋找用戶的興趣點；依據用戶對所接受新聞信息的意見和評價，及時改進新聞產品。第三，建立用戶檔案資料。要利用數據庫和信息推送技術，對用戶進行細分，建立用戶管理檔案，為用戶提供個性化、針對性強的新聞產品。
注釋：
[1]Andrew Nachison， Good business or good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the bleeding edge， A presentation to the world editors’forum， HongKong， June 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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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 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移動通信媒體的作用日益重要。目前,中國的手機用戶數量已逾8億,手機用戶的增加無疑加快了移動電子商務的發展。也說明移動通信媒體進入了一個更加高速發展的時代,并且將加速對傳統媒體產業的解構。
一、移動通信媒體已經成為“第五媒體”
媒介的定義是信息的一個載體,凡是能夠把信息從一方傳到另一方的工具、手段稱之為媒介。商業媒介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大眾的行銷服務媒介必須是面對大眾傳播的,因此商業廣告中的媒介指的是大眾媒介;二是可控制性,投資行為的本質是以較少量的投入換取較大量的回饋,即是投資行為,在投資上必須具有可控制性;三是付費,商業媒體的另外一個特點為商業性,所謂商業性的意義是媒體依賴廣告為主要盈利來源,所以具有付費特征。
從以上媒介的定義和特征來看,移動通信媒體亦即手機媒體已經具備了媒介的所有要素,并且人們也已經普遍認可手機作為報紙、廣播、電視、網絡之后的“第五媒體”的地位。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網絡媒體,具備數字化、網絡化、多元化、全球化、小眾化、實時性、交互性、廣容性、易檢性等特點,已經對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在中國,2005年以后,報紙業出現了整體不景氣的情況。那么在手機媒體突然興起的今天,會不會促成媒體結構新一輪的新陳代謝呢? 還有待檢驗。
二、移動通信媒體的特點
移動通信媒體亦即通常所說的手機媒體,可以理解為一種集網絡和信息傳播功能于一體,通過數據傳輸技術,把各種文字、圖像、音頻、視頻信息數字化,然后傳輸給廣大用戶的嶄新媒體。無線網絡的發展讓手機同時具備了網絡媒體所具有的幾乎所有優點。而由于其介質手機的特點,手機媒體也具備兼容性、整合性、貼身性和便于互動,成為一種“帶有體溫的媒體”。它具備以下其他媒體無法抗衡的特點。
1、廣泛性
早在2008年底,中國手機用戶已經超過6.4億,2010年10月更是突破了8億,手機媒體的用戶已經不僅僅集中在25歲到45歲之間、知識水平較高、經濟基礎較好的人群,它已經向上擴展到65歲而向下延伸到15歲,手機幾乎已經成為對應于每個活躍的社會元素的存在。幾乎人手一終端,這是其他媒體不可能具備的。
2、覆蓋性
手機網絡在大多數地方都可以實現覆蓋,無論是辦公室還是家中,甚至電梯、汽車、火車上。它的覆蓋能力遠遠超過其他媒體。
3、跟從性
“手機時代,人們在裸奔”。通過現行的基站,手機定位誤差在200米,3G時代,誤差可以縮小到10米。2010年1月13日,北京西城區西單商業街透露將考慮開設手機信息平臺,只要進入西單地區,就可獲得商場購物及相關打折信息等。
4、可統計性
“裸奔”的概念不只是地理上的,通過受眾所用機型、話費、手機漫游情況、網頁瀏覽狀況,運營商可以精確的區分受眾,在此基礎上豐富受眾信息,建立詳細的受眾數據庫,將為廣告精準化營銷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5、即時互動性
廣告投放效果將不再是盲目計算的。通過促銷活動等吸引反饋的手段可以準確地計算。
6、可支付性
手機已經可以進行方便的小額的電子支付。而和金融業的融合,使其變身為下一代的支付方式,同時代替錢包和信用卡,從理論上講也是可行的。
人們從廣泛性和覆蓋性意識到移動通信媒體的價值,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們意識到手機媒體的更重要價值來源于它可以精確的區分受眾。而且,手機還具有隨身性、反應速度、區域能力、互動能力等其他媒體很難具備的特征,更使其可以進行精準甚至一對一的傳播。廣告將不再是單一的你投我放模式,而是與營銷緊密結合的交互式溝通過程。隨著手機上網資費的降低,人們使用無線網絡的頻率越來越高,而國家正在推行的三網融合會加速這一潮流,手機廣告的形式也將大大豐富。在互聯網時代,Google、百度等僅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就超越了眾多的媒體公司,而移動通信媒體時代的到來,又為運營商、互聯網企業、傳統媒體乃至終端機器生產商提供了一個再次競爭的舞臺。
三、移動通信媒體應該加強服務性
由于移動通信媒體所具有的優點,其在人群中的普及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我國手機用戶突破8億,手機報的普及率已經達到39.6%。而隨著手機媒體的發展,早期群發短信式的模式已經遇阻,應當意識到受眾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及時的、對他自己有用的信息。
在這一點上,日本的實踐比較成功。日本最大的移動通信公司NTT DoCoMo于1999年2月22日推出數據業務I-MODE,現在是全球最成功的無線互聯網服務。手機媒體研究的先行學者匡文波總結,它成功的關鍵是以內容為王:首先,它必須是新鮮的,即時更新;其次,它必須有深度;再次,應該鼓勵用戶多次訪問;第四,用戶應該能夠看到這種用手機上網方式的好處。I-MODE結合日本國民心理,量身定做了各種娛樂業務吸引用戶,重點提供了諸如漫畫、游戲、圖片下載和音樂等服務,結合對內容提供商的嚴格考核,保證了I-MODE業務內容的豐富化和個性化。而移動通信媒體還有一個與傳統媒體非常大的不同,即它的發展非常依賴于技術的發展,而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無疑是非常快的。
四、移動通信媒體業的博弈與發展
移動運營商進軍手機媒體業務的步伐已經勢不可擋,它與報社、電臺、電視臺、獨立WAP網站之間也因此產生了矛盾。移動運營商并不甘心只做網絡和渠道,而是要憑借自己在市場、用戶、渠道、信息網絡等方面的諸多優勢,力圖整合內容提供商、網絡服務商、設備系統和終端制造商以及終端用戶,形成以自己為主體的產業鏈。由此,移動運營商與報社、廣電企業和WAP網站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爭奪。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損耗,加速我國在這一輪信息技術變革中的腳步。在2010年1月13日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決定加快推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三網融合。
所謂“三網融合”,是一種廣義的、社會化的說法,在現階段它并不意味著電信網、計算機網和有線電視網三大網絡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業務應用的融合。三大網絡通過技術改造,能夠提供包括語音、數據、圖像等綜合多媒體的通信業務。這也就意味著,只要通過一部機器,人們就可以完成日常所需的信息處理。手機體積或者屏幕面積會適度增大,而筆記本電腦等則會適度縮小,手機媒體也將正式進化為移動通信媒體。原本存在于電視媒體、手機媒體、網絡媒體之間的界限將進一步模糊。同時也意味著,移動通信媒體進入了一個更加高速發展的時代,并且將加速對傳統媒體產業的解構,僅僅是“第五媒體”的定位,恐怕已經不能準確評價它的價值了。
【參考文獻】
【關鍵詞】媒介融合 媒體變革 發展趨勢
隨著多媒體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不斷融合。媒介融合在業界的繁榮使學界對其的研究進一步深入。2011年，新聞學術期刊中對媒介融合的探討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體變革、媒介融合語境下的新聞教育改革與人才培養、媒體融合的發展趨勢和方向。本文對這幾個方面的相關研究加以梳理。
一、對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
1978 年，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提出“媒介融合”概念。張建在《簡論信息時代的媒介融合》一文中指出：“所謂的媒體融合是在互聯網出現后，與傳統的四大媒體在信息的流通領域各自發揮作用，并彼此融合和促進。媒介融合時代的特征為：新興媒體主導，新興媒體成為引導或影響主流輿論與文化狀況的強勢媒體；新舊媒體融合，新興媒介與傳統媒介密切交融，共同主導主流輿論與文化狀況；媒體競爭加劇，每一種媒體都在激烈的競爭態勢中競相伸張和突顯自身的傳播優勢。”張建運用了網絡時代興起的一種理論――長尾理論來闡述媒介融合的必要性。①
南京大學丁柏栓教授在《媒介融合的概念、動因及利弊》中認為：“媒介融合是由新媒體及其他相關因素所促成的媒介間在諸多方面的相交融的狀態。這種狀態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現有的國情條件下, 媒介所有權的融合, 常常涉及非常復雜的因素, 是否融合、與誰融合、何時融合、如何融合、在多大程度上融合, 并不是由媒體負責人和一般的新聞從業者所能自主決定的。”②
丁教授認為媒介融合應從三個層面理解，即物質層面、操作層面和理念層面的融合。物質層面的融合即工具層面的融合，也就是傳播工具之間的功能相互交融；操作層面的融合主要包括傳播業務和運營業務層面的融合；這主要是針對新聞從業者來說的；理念層面的融合即意識層面的融合。
譚天、劉曉璇在《知行并進的“媒介融合年”》中認為：“當下我國媒介融合的現實圖景是以國家層面的政策推進為主導，但更多的還是在行業的框架內展開。由此，廣電、報業和新媒體各自為戰，總體上呈現分兵合進的融合態勢。”廣電行業要積極應對三網融合，報業要全面實行全媒體戰略，新媒體要積極推進跨界與越位。③
二、媒體融合背景下的媒體變革
媒體融合帶動了媒體變革，而媒體變革也是為了更好地適應媒介融合的趨勢。
1、變革手段之一：異質媒體的互動和聯合
陳善寶、陳力峰在《從“金喜購”談媒介融合趨勢下報業盈利新模式》一文中，以《楚天都市報》打造“金喜購”網絡平臺為例，闡釋了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互動與聯合。“依托于《楚天金報》、金網兩大媒體平臺的金喜購，一亮相即贏得《楚天金報》50 萬忠實讀者、金網20 萬時尚網民的高度關注。基于《楚天金報》和金網的雙向互動，金喜購借助于《楚天金報》的品牌和公信力，聚合了目標客戶群體，延伸了報業傳統盈利模式的產業鏈，通過客戶和讀者的互動體驗和支付，形成了媒體形態和商業形態的有機融合，最終實現銷售盈利和模式創新。”④
2、變革手段之二：報業集團化經營
姜帥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湖南報業轉型之路探析》中指出：“通過媒介組織的融合，組建集團式發展的優勢在于，不同的媒體可以通過生產流程的設計與控制實現資源重整，利用不同類型媒介的介質差異，在新聞信息傳播上實現資源共享而又產品各異，化競爭為合作，結果就能聯手做大區域市場，并且在這一市場上占據壟斷地位。湖南省現已組建了湖南日報報業集團和長沙晚報報業集團兩大報業集團，湖南報業由此走上集團化發展之路。”⑤
3、變革手段之三：自身模式的創新
在媒介融合大趨勢下，不同的媒體要爭取“和而不同”。王凡在《“和而不同”―――媒介融合下的報紙生存之路》一文中認為，作為傳統媒體的報紙在進行報網融合的同時，努力突破新聞專業主義的種種限制，在“和而不同”中提供優質的觀點，才能真正意義上成為國民知情權的代言人，找到新媒體環境下自身的發展壯大之路。
廣播媒體也同樣如此，需要不斷創新模式。郭珂在《媒介融合趨勢下的廣播媒體發展創新策略》中認為：第一，強化廣播在輿論引領中所起到的獨特功能；第二，精辦廣播欄目，堅持走品牌經營的道路；第三，實時更新節目形態，開發適合新媒體播出平臺的節目。在多種媒體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今天，對于廣播而言，一定要采取正確的發展創新策略，借助新媒體的手段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
三、媒介融合語境下的新聞教育改革與人才培養
在可預見的未來，媒介融合的進程會逐漸影響到傳媒的各個方面。在此背景下，為了適應未來媒介市場的需要，新聞教育與人才培養方面也會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徐文婷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傳媒教育改革探討――以“5W”模式為分析框架》中總結了現在很多新聞院系做出的一些有益嘗試。包括通過專業設置開辟傳統新聞專業人才的“試驗田”，通過借鑒國外的融合教育模式來改造教育環境以及通過與業界合作，依托媒體平臺開展融合教育。她認為對于學界而言，要想真正培養出適應業界發展的人才，必須從教師角色的轉變、教育內容的變革以及教育理念的轉變上做出實質性的改變，解決新聞教育中最最關鍵的由誰教、教什么以及怎么教這幾個問題。
管文娟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聞教育改革芻議》中認為“在媒介融合時代，單一媒體專業技能的界限被打破,具備跨媒體技能的多面手將成為未來新聞人才的首選。能運用多種技術工具的‘全能型記者’是媒體融合時代的新聞人才的突出表現，記者不再為某一單一媒體服務,而是為集團內的多個媒體信息數據庫服務。”⑥
媒介融合大潮引發新聞傳播教育的變革，對新聞傳播課程體系的設置及媒介從業人員的素質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姜衛玲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聞教育改革研究》一文中認為媒介環境的改變導致過去的新聞教育模式已不再適應社會發展要求，新聞教育體系需要重新建構。
四、媒體融合的發展趨勢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將會引領媒介向哪個方向走，不少文章將重點放在了這一個議題上。
程美華在《出版媒介的融合方式及其發展》中總結了出版媒介的五個發展趨勢：第一，出版媒介組織機構間的融合將會漸漸擺脫行政力量的因素，不會受行政干擾；第二，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融合仍會是業界較為關注的話題；第三，媒介形態的融合將會進一步加大；第四，資本的力量將會日趨彰顯，并且在出版媒介融合中起紐帶作用，出版媒介融資的渠道將會更寬、力度也將更大；第五，出版媒介融合出現的多元化趨勢將極大地促進出版產業的完善和發展。
孔瑋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體發展方向的思考》一文中認為市場格局的主導者將會是傳媒集團，尤其是多媒體新聞集團，例如經濟科技娛樂類新聞信息產品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新聞融合”的競爭焦點。⑦
對于媒介融合的方向孔瑋認為可以歸納為四個，即跨媒介融合、跨區域融合、媒介資本融合、媒介集團化融合。孔玉雙、孔慶帥在《中國媒介融合的現狀、表現形式與未來》中提出：“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內容融合勢在必行；接收終端的融合的實現，它是指將多種媒體功能整合在一起，以一種開放的終端平臺和統一的技術標準將信息和服務傳遞給使用者；媒介融合更趨向于多元化；媒介融合將進一步滿足受眾的需求，強化人文關懷，以受眾為中心，實現最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⑧
五、2011年媒介融合研究的特點
綜合分析2011年對于媒介融合的論文，我們可以發現既有對宏觀規制的分析，也有對具體業務的探討。總體來說，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1、對于媒介融合的概念等基礎性研究繼續進行
眾所周知，媒介融合已經成為了傳播業界的一種引人注目的實踐，也是一個涵蓋面十分廣并且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概念，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對于其概念的解讀可能有所不同。2011年，對于媒介融合概念等基礎性研究依然受到研究者的關注。
2、研究的重點主要放在傳媒治理與媒體變革方面
梳理2011年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傳媒治理與媒體變革方面占很大部分。當今世界，伴隨傳播進步的是業界傳播理念的更新。媒介形態的創新以及多種媒介的融合會導致新聞傳播理念和實踐的創新，這種創新也體現在媒體變革和傳媒治理上。研究者們在媒介變革與傳媒治理這個議題上展開了不少討論。
3、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設性的操作建議
研究者們較多關注媒體技術發展給媒介生態環境帶來的變化，進而討論媒體變革的必要性和手段。這部分研究成果大部分是結合現實案例，指導性較強。
縱觀2011年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雖然成果頗豐，但也存在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研究者大多把目光投向媒介融合給傳播領域帶來的益處，與對媒介融合帶來的擔憂相比，我們更多的是看到學者們對于媒介融合持過度贊揚的態度，對媒介融合帶來的社會影響等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參考文獻
①張建，《簡論信息時代的媒介融合》[J].《絲綢之路》，2011（22）
②丁柏栓，《媒介融合的概念、動因及利弊》[J].《南京社會科學》，2011（11）
③譚天、劉曉璇，《知行并進的“媒介融合年”》[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1（3）
④陳善寶、陳力峰，《從“金喜購”談媒介融合趨勢下報業盈利新模式》[J].《新聞研究導刊》，2011（1）
⑤姜帥,《媒介融合背景下湖南報業轉型之路探析》[J].《東南傳播》，2011（5）
⑥管文娟，《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聞教育改革芻議》[J].《科技信息》，2006（26）
⑦孔瑋，《媒介融合背景下媒體發展方向的思考》[J].《傳媒觀察》.2011（3）
⑧孔玉雙、孔慶帥，《中國媒介融合的現狀、表現形式與未來》[J].《探索思考》，2011（3）
關鍵詞：融合新聞；媒介融合；傳播特征；趨勢
一、前言
融合新聞主要是指利用多媒體設備在融合媒介的基礎上進行傳播的新聞類型，也稱多樣化新聞。如今的融合新聞和媒介融合的研究探索在傳媒界已經受到廣泛的關注。在對融合新聞的研究中，主要是從新聞應用學出發，對新舊媒介之間以及各種新媒介相互之間的融合方式進行探索。我國對融合新聞的發展研究還處于起跑線上，面臨著復雜的發展背景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新媒介日益壯大，舊媒介不斷整合，兩者愈來愈頻繁合作，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融合新聞究竟有著怎樣的特點，又使新聞傳播界面臨怎樣的新挑戰，這就是本文將要討論的重點。
二、融合新聞的發展狀況
“融合新聞”這一理念，最早是在2004年由美國學者提出來的，發展時間較短，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但是，在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的推動下，融合新聞的研究進程十分快速，到2006年，美國芝加哥論壇公司及媒體綜合集團就對該理念進行了媒介融合的實踐，使之得到了有效的驗證。美國媒體綜合集團將其旗下的電視臺、報紙、網站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新聞中心，而芝加哥論壇公司則開發出另一種不同的實現模式。之后，中國的融合新聞理念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整合的基礎上暫露頭角。
一方面，傳統的新聞媒體在經營方式上顯得單一，信息來源不足，信息的接收也具有諸多局限性，為了改善這些方面的缺陷，傳統媒體必須對新聞的傳播機制作出全方位的變革，這就有必要借助新媒體多元化的傳播平臺進行輔助傳播，如博客、論壇、手機短信等。將博客日記載入傳統報紙、利用手機彩信的方式征集照片發表到報紙上都體現了新舊媒介的交流合作。而且，傳統媒體除了利用新媒介搜集、新聞之外，還開發出手機報、電子報、網絡廣播電視、電子雜志等新的新聞傳播形式，這些融合媒介便是融合新聞的載體。
另一方面，新型媒介還處于發展的初期，傳播機制還不夠健全，甚至沒有獨立的信息采集權，因而不得不依靠傳統媒體。新媒體的新聞來源豐富、受眾廣泛，在傳統媒體的幫襯下在新聞傳播領域逐步融合。例如，每周二、周四都在報紙上長篇刊登的《焦點網談》欄目即是河南報業網與《河南日報》共同主辦的，該欄目是在網站上進行征稿，再由報社工作人員協助刊登到報紙的，是新舊媒體密切合作的產物。
三、融合新聞的特點
融合新聞的理念核心就是打破傳統新聞報道載體的限制，整合重構各種傳統新聞報道的傳播方式，制作出比傳統新聞傳播活動更多樣化的新聞產品。在融合新聞的采集和傳播過程中，可以利用各種多媒體技術對新聞事件進行多角度多側面展示，并且鼓勵新聞報道的接受者參與傳播及反饋信息。而不是如同傳統新聞報道模式一樣，只能進行傳播者到受眾的單方向傳遞，向受眾呈現出的新聞內容相對淺顯單一。融合新聞注重對原始信息的加工拓展，能夠挖掘出更大的新聞價值，是一種全新的互動化、個性化、立體化的新聞報道方式。
（一）視覺傳達多樣化
在多媒體技術的基礎上，融合新聞把文字、圖片、聲音、動畫和圖像交織在一起，為受眾呈現更加形象、生動、立體的多維視覺效果。例如電子報，它不僅在傳統的紙質報紙基礎上使用了互聯網絡進行新聞的傳播，使信息的傳遞更加快捷廣泛，還在以前報紙網站的基礎上融入了各種多媒體功能，使新聞的表現效果更加明顯深刻。報紙網站的功能只是單純地將報紙內容復制到網站上，而作為融合新聞模式的電子報，不但移植了紙質報紙上的新聞內容，還添加了信息檢索、動態鏈接、視頻插入等功能。從新聞文字，我們可以獲取對該新聞事件的研究分析；從新聞圖像，我們可以了解到新聞動態；從新聞鏈接，我們可以獲知更多相關信息。人們可以利用看、視、聽等各種方式接收到新聞內容，使得新聞的傳播過程更加便捷、人性。例如《浙江日報》與北大方正合作開發的新型電子報， 就添加了朗讀功能，使人們能夠輕松“聽”新聞。所以說， 多媒體技術支持下的融合新聞具有更多樣化的視覺表現手段， 新聞的表現范圍也更加廣泛。
（二）新聞業務整合化
融合新聞整合了所有的新舊媒介，突破了傳統媒體的各種制約，協調了各個媒介之間的資源，各取所長，建立了一個具有很大優勢的新聞采編傳播流程。首先，集中各種媒體的新聞信息來源采集新聞素材，比如傳統媒體的采訪、征集以及網絡媒體中各種原創信息。其次，根據不同受眾對新聞信息的需求對新聞素材進行加工整理，制成各種類型的新聞產品，如圖像、聲音、文字等。最后，按受眾類型利用不同的渠道進行傳播，如電視、廣播、網絡等。在坦帕新聞中心，不同的媒體設立著各自獨立的運作機制和工作人員，但同時也設立了整體規劃協調組織――多媒體新聞總編輯。多媒體新聞總編輯首先安排好整個中心的新聞采集活動，然后統一規劃出各種新聞素材的傳播方向和傳播渠道。
（三）新聞載體數字化
通訊技術及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 逐漸模糊了各種媒體之間的分界，新聞的傳播終端數字化特點越來越突出，互聯網服務商及電信服務商與傳統媒體進行融合，并快速介入到傳播終端領域，開發出多種可移動的數字終端來承載新聞內容，人們的信息生活日益便捷。因此，電腦、apad、手機、電子報等數字載體成為電視、報紙、廣播之外，人們接收所需信息的上佳工具。
四、融合新聞帶來的挑戰
融合新聞的產生不僅給新聞傳播界帶來了無限生機，同時也帶來了多種挑戰，這種全新的新聞形式給傳統新聞傳播機制提出許多新的要求。我國的融合新聞發展起步比較晚，媒介融合的的程度還不夠深，形態還不成熟。無論在媒介融合還是融合新聞的研究實踐中，都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
（一）融合新聞對媒介內部管理和規制提出了新要求
融合媒介是融合新聞的基礎。因此，融合新聞要發展，首先得有一個完善的融合媒介管理體制。而如今的媒介管理規制存在行業分割和區域分割的特點，使媒介管理在跨媒體、跨地區的發展上處處受阻。另外，媒介集團的管理模式和內部組織機制也需要進行改革。傳統新聞傳播活動的媒介往往是單一的形態，只使用少量的技術手段，因此，各種媒介都有其獨特的新聞采編流程和內部結構，如日報的運行周期為24小時，電視需要操作來完成新聞滾動。而融合新聞對各種技術手段和媒介形態都有全方位的運用，就必須打破這些流程和結構，建立新的體制。融合新聞的采編管理必須實行跨媒介的團隊合作，重組并整合各種媒介的新聞生產流程。
（二）融合新聞對新聞傳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融合媒介的基礎上，要生產出優秀的融合新聞，傳媒界工作人員必須具備更優秀的才能。融合新聞的發展急需的兩種人才，一是可以熟練掌握多媒體集團內部整合傳播策劃手段的高層管理，二是可以熟練運用多種新聞采集和處理技術的全能記者。融合新聞的高層管理人才與傳統媒體管理者不同的是，這類人才只能在現實的媒介競爭中磨練出來，具有多種媒介工作經歷，對各種媒介都有相當程度地理解。而全能型記者編輯則需要通過高校培養以及對現有新聞工作人員的技術培訓來獲得。在我國，這兩方面人才都還需要加大力度去培養。
（三）融合新聞要求公民擁有更高的媒介素養
融合新聞不僅僅是新聞傳播界各類型的專業媒介新聞業務的融合，普通公民在網絡媒介的支持下同樣可以參與到新聞傳播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成為融合新聞的傳播者，各個傳播者之間地位平等，且沒有具體的條約規定對其進行約束，新聞信息良莠不齊在所難免。讓每一個新聞傳播活動的參與者嚴格自律、奉公守法是新聞傳媒界面臨的又一巨大挑戰。
五、結語
融合新聞的產生是多媒體技術發展推動媒介融合進程從而導致的必然結果。它是一個以融合媒介為操作平臺、以網絡技術為基礎、以特定人群為受眾的新的新聞產品，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立體性。新媒介從產生到發展還只有幾十年的歷史，新舊媒介的合作交流時間更加短暫，媒介融合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而融合新聞相比于傳統新聞，在各個基本要素上都表現出很大的優勢，這些優勢不僅是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現狀，更是傳媒界今后所追求的發展方向。我們只要把握住融合新聞的本質，理清思路，為它找到新聞傳播界的正確定位，就一定可以讓融合新聞成為傳媒界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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