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19 15: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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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執行力？執行力就是按質按量地完成工作任務的能力，就是部門和個人理解、貫徹、落實、執行決策的能力。執行力是要部門和個人相配合完成的。
對于一個組織，則是長期戰略一步步落到實處的能力,是一個組織成功的必要條件，組織的成功離不開好的執行力，當組織的戰略方向已經或基本確定，這時候執行力就變得最為關鍵。戰略與執行就好比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理論給予實踐方向性指導，而實踐可以用來檢驗和修正理論。執行力，就個人而言，就是把想干的事干成功的能力。個人執行力的強弱取決于兩個要素——個人能力和工作態度，能力是基礎，態度是關鍵。所以，提升個人執行力，一方面是要通過加強學習和實踐鍛煉來增強自身素質，而更重要的則是端正工作態度。
“不要問組織能為你做什么，應該問你能為組織做什么！”提高執行力就應該從自己做起，從自己的工作做起。那么，如何樹立積極正確的工作態度？個人認為，關鍵是要在工作中發揮工作的主觀能動性！
我們工作生活中有這樣的體會：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會有一百個理由去做，如果你不愿做一件事情時，你同樣會有一百個借口不去做！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現在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難度，沒有人能輕易成功。如政協專委工作,一無錢,二無權.一個部門1-2人,上至國家大事,下到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親自動手.特別是我們年紀大,記憶力差,是大事做不來,小事又做不好,如電腦操作,年青人是雙手彈鋼琴,我們是獨指打天下.這里面就有心態和觀念的問題。有了“要去做，且一定要做好”的態度，各種借口自然也就沒有了，可能面臨的各種困難也會成為工作的對象。所以，我們應該培養這樣一種觀念：沒有任何借口，不找任何借口，把對制定的目標的執行到位當成一種紀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沖鋒號響了，對面敵人的沖鋒槍，你執行不執行沖鋒的號令？不僅要執行，還要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掩護自己，迎頭而上，勇往直前，最終消滅敵人。這就很好的體現了執行力的過程和結果。
同時，我們要在行動中培養腳踏實地，樹立實干作風。“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古今事業必成于實”。雖然每個人的區域情況可能不一樣，但我相信，只要埋頭苦干、兢兢業業的工作，就能經營出一塊屬于你自己的“樂土”。而好高騖遠、作風漂浮，整天只會怨天尤人的結果終究是一事無成。因此，要提高執行力，就必須真正靜下心來，從小事做起，從點滴做起，注重細節。一件一件的落實，一項一項看成效，并在實干中不斷總結經驗與教訓。爭取干一件成一件，積小勝為大勝，養成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良好習慣。
丁教授將執行力準確地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執行主體有效執行政策、法規的內在能力，二是由此產生的效力，這是非常全面的。我認為執行力的核心問題是執行主體的領悟力和落實力。領悟力是我們抓工作落實的基礎，如果對上級決策部署的意圖都不能準確把握、全面領會，那很容易造成執行偏差、執行不到會。提高領悟力要注意做到“一上一下”，“一上”就是全面掌握“上情”，充分領悟上級決策的目的意義和精神實質；“一下”就是深入了解“下情”，結合工作實際，充分了解本單位和基層的優勢和不足。只有充分領會上級政策的精神實質，才會自覺、持之以恒地去執行；只有結合實際，才能準確地去執行。落實力是執行的落腳點，提高執行力，就是重落實、善落實、能落實。對抓落實的工作要做到心中有數，要有的放矢，要忙而不亂，一步一個腳印，一環緊扣一環，保質保量地完成每一項任務。
我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國家權力機關，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機關。我認為，加強人大執行力建設應圍繞人大依法充分履行職能來進行，將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揚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有機結合起來。
首先，在堅持人大工作正確的政治方向中提高執行力。做好人大工作，黨的領導是根本。人大行使好職權，簡單地說，就是在黨委的領導下，圍繞中心工作，依法發揮職能作用。因此，必須始終堅持，主動爭取黨的領導，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善于使黨委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人民群眾的共同意志，從法律和制度上保證黨委意圖和重大決策的落實。
其次，在構建良性互動工作格局中提高執行力。一方面，要與“一府兩院”良性互動。從法律上講，人大與“一府兩院”是監督與被監督、決定與執行的關系，但無論是權力機關，還是行政、審判和檢察機關，都是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開展工作，只是職責分工有所不同。因此，人大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應注重處理好與“一府兩院”的關系，寓支持于監督之中，與其他國家機關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把力量凝聚到加快發展、維護穩定、促進和諧上來。另一方面，要與下級人大上下聯動。從理論上來講，市人大與各鎮人大具有法律上的監督關系、業務上的指導關系；從實際工作來看，全市人大工作光靠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是難以收到成效的。所以，必須樹立全市人大工作一盤棋的思想，加強市、鎮兩級人大的聯系和互動，這樣，才能在監督工作方面形成合力，有效督促解決各地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在代表工作方面取長補短，促進全市代表工作再上新臺階。
再次，在督促落實人大作出的決議決定和審議意見中提高執行力。人大作出的決議決定和審議意見是經過人大集體討論后形成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意愿，有利于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決議決定的落實情況，也最能反映出人大執行力的強弱。因此，人大要把督促落實決議決定和審議意見作為加強執行力建設的重要抓手，不斷創新督辦方式，加大督辦力度，確保決議決定和審議意見落到實處，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維護人民切身利益的強大動力和具體舉措。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青年干部要提高執行力，首先要樹立正確的思想觀念。
一要樹立志存高遠的思想。志向的高度決定人生的寬度，高遠的志向是催人奮進的“助推器”，釋放壓力的“減壓閥”，面對挫折的“強心劑”。青年干部如果沒有高遠的志向，始終將自己困在狹小的空間里，就很容易將工作看作是負擔，陷入昏昏噩噩，無所事事的泥沼，更談不上提高執行力了。
二要樹立腳踏實地的思想。我認為腳踏實地包含以下三種境界：一是全心投入，無論對待什么樣的工作和任務，都要以同樣認真的態度和嚴格的要求去完成，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考慮得更周密一些，把工作做得更扎實一些，才能保證落實政策不走樣，完成任務不打折。二是以苦為樂，理想與現實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工作條件的艱苦，工作環境的惡劣，工作任務的繁重，要求我們青年干部必須發揚吃苦耍勞、以苦為樂的精神。三是寧靜致遠，寧靜是一種典雅的氣質，質樸的情懷。只有時刻保持一顆平常心，保持心靈的和諧，建設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園，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和生活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始終保持對工作和生活的激情。
三要樹立厚積薄發的思想。作為青年干部，要有水的精神，象水一樣不斷積蓄自己的力量，在時機不夠成熟的時候，把自己的厚度累積起來，當機會來臨的時候，就能奔騰入海。如何做到厚積薄發？我認為有兩個方面需重視。首先是勤于學習，要把學習作為一種責任，一種覺悟，一種習慣，用學習來不斷充實自己，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其次是錘煉作風，一個人的綜合素質除了辦事能力以外，還包括工作作風，青年干部要在積累工作經驗，提高工作能力的同時，不斷錘煉作風，養成雷厲風行、嚴謹細致的良好習慣，遠離拖沓懶惰、馬虎草率的不良惡習。
正確的思想觀念確立之后，還要注重講求好的工作方式方法，也就是在實際工作層面，注意處理好“三個關系”。
一是要處理好方向和速度的關系。俗話說，方法不對，力氣白費。同樣，方向不對，力氣也是白費。因此，提高執行力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把方向搞明確，把目標搞清楚，不能腳踩西瓜皮。方向一旦明確，就要全力以赴地去開展各項工作。同時，要保持對方向偏差的敏銳性，如果在執行的過程中發現執行出現偏差，就要立即把速度降下來，必要時，甚至要“急剎車”，及時調整方向后，再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
二是要處理好整體和局部的關系。對待任何一項工作，我們都要有一種大局觀，對工作的整體安排、進展情況和需要注意的關鍵點，在心中都要有一本明白帳，按時間安排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完成。同時，也要注重細節，細節決定成敗，細節構筑完美，千里之堤毀于蟻穴的低級錯誤，我們絕不能犯。要養成對所做工作進行反思和總結的習慣，以便及時發現問題，及時彌補不足。
醫院管理者對醫院組織文化體系的合理運用可激發員工的執行力、創造力，可平行地實現醫院對醫療質量監控的良性循環。相對于其他行業，醫院人員整體素質高，現代化管理水平高，但是許多領導和醫護人員還只能從“博弈”規則的技術層去實踐，看不到“博弈”規則的深層——文化層面，因而導致許多技術、制度、設備等先進的東西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醫院的發展，必須依靠其凝聚力與創新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強醫院執行力文化的建設和管理，形成一個相互理解、上下協力、共同奮斗的群體，有效提升醫院市場競爭力，最終實現醫院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1醫院執行力文化的內涵
執行力即一種執行的力量。它不僅是對政策、制度、規定、指令等的執行能力，還有對思想、理念、文化等意識的執行能力。執行力是醫院管理制勝的有力支撐。執行力的構成主要包括戰略流程、人員流程和業務流程三個方面［1］。辦好一所醫院，除了要有良好的運營機制和完善的規章制度外，還要有堅強有效的執行力。醫院文化決定了人的思維模式和思維空間，文化也由此決定了醫院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是一個醫院能否贏得百姓信任的根本。如果沒有文化意義上的改變，就不會有一個醫院整體的執行框架。醫院的執行力文化就是把“執行”作為所有行為的最高準則和終極目標的文化［2］。醫院的執行力文化凝聚了全體人員的執行精神，它對指導醫療實踐，規范醫療行為，保證醫院持續穩定地向前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醫院執行力文化的構建
2.1醫院執行力文化的核心理念
2.1.1責任意識提倡以人為本、以技術為輔的理念是管理發展的客觀要求。醫院最主要的任務是醫療服務，與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關，所以責任意識顯得尤為重要。各級各類人員要明確自己的職責，要有認真的態度與責任意識，要有能力面對繁瑣和復雜，嚴格遵循醫療和護理工作的有關規程，一絲不茍地把事情做好。對工作保持敬業精神和責任心，自動自發地去完成任務。
2.1.2服務意識醫院以治病為中心還是以患者為中心，不僅僅是服務觀念和服務模式的轉變，更是管理理念的轉變。以治病為中心強調的是技術的應用，而以患者為中心則強調的是全面的服務。患者不僅需要醫療技術服務，還需要心理的疏導和健康教育服務。患者走進醫院，醫院就應該為他們提供所有相關的健康服務，使以患者為中心的理念真正落到實處。以患者為中心是醫院全面質量管理的高度概括，它要求醫院處處為患者著想，服務優良、價格合理，為患者提供全方位、全過程的服務。
2.1.3求實作風無論對醫院領導者還是一線的醫務工作人員，必須要有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醫院領導者首先要清楚醫院的實際情況，明確醫院的發展戰略和具體的實施計劃，并使一線醫務人員對醫院的發展前景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積極參與醫院發展戰略的制定。而一線的醫務工作人員也要有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平時要嚴防差錯事故的發生，一旦出了問題，要有一個端正的態度，認真查找發生差錯的原因，及時糾正。
2.1.4創新意識醫院的建設和發展離不開技術創新，而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關鍵是人才，要打造良好的學術團隊。醫院必須建立良好的知識管理機制和競爭機制，加大資金投入，利用多種渠道加快優秀人才的培養，提升醫院技術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2.2醫院執行力文化的制度保障
2.2.1醫院發展戰略的制定與運行機制醫院的執行力文化也應該體現在制度上，使抽象的文化得以具體體現［3］。在醫院發展戰略目標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要正確提出醫院的發展戰略并正確地限定和分解戰略目標，必須在認真分析醫院發展的內外環境的同時，廣泛征求一線醫務人員的意見，確保全院上下齊心協力，確保執行信息傳達到臨床第一線。2.2.2建立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按照“職位明確化、薪酬社會化、獎金績效化”的原則，逐步完善醫務人員職稱、職務升降機制；通過完善激勵約束機制，逐步建立起科學規范、內具活力、外具競爭力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不斷健全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等環節，根據優秀專業人員的實際情況，積極創造有利于其發展的條件，做好人才儲備，為提高醫院的競爭力打下堅實的基礎。
3醫院執行力文化的推進
3.1領導的作用在醫院執行力文化的培育過程中領導者的作用非常重要。醫院領導者不僅僅制定戰略決策、下達命令、監督醫院各項制度的落實情況，更重要的是其自身必須具備執行力。領導者必須深入臨床一線，了解一線醫生的工作程序和治療方案，重視醫療流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做好現場執行的表率。
3.2有效的溝通醫院執行力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從強制走向自覺的過程，醫院執行力文化的形成必須循序漸進，必須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讓全體人員形成共同的理念，建立共同的執行價值觀，從而使執行從一定程度上的強制形式變為自覺自愿的行為。必須建立柔性的組織機制以及一套合理有效的溝通機制，實現開放、真誠的溝通。增加醫院領導與一線工作人員的有效溝通，使領導者掌握更多的一線工作情況，了解執行過程中的重點和難點，了解醫療流程中存在的問題。
3.3注重細節，優化服務流程醫院作為以保全人的生命為目的的醫療集約化組織，醫療行為實施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每一個細小的偏差都可能給患者帶來很大的痛苦。因此，必須注重醫療活動中的每一個細節，避免出現醫療差錯。技術細節的不斷完善也可以提高療效。在服務細節方面做到個性化服務，了解患者的痛苦，作為主管醫生和經管護士必須掌握患者思想上的變化，要用心去關心患者，疏導患者的情緒，使患者樹立與疾病做斗爭的信心。服務流程的優化應考慮到：減少患者的等待時間，做好患者就醫過程中的引導工作，合理安排患者檢查、交費的程序，避免高峰時間的擁塞，縮短患者住院時間，提高床位的使用率。
總之，醫院執行力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需要醫院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在醫院執行力價值觀的逐步形成過程中，其核心理念將逐漸深入人心，醫院整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將得到不斷加強。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1拉里·博西迪,拉姆·查蘭.執行——如何完成任務的學問.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19.
執行力是執行并完成任務的能力。當前，隨著經濟建設多元化的快速發展，社會轉型的加速推進，社會矛盾的日益突出，干部群眾的思想意識、道德修養和執法素質無時無刻不經受著影響、面臨著考驗。基層地稅機關作為上級決策的貫徹者、各項工作任務部署的執行者，如何大力加強執行力建設，不折不扣的堅決落實各級決策部署、高質量完成各項工作任務目標，是新時期下做好地稅工作必須深入思考和認真解決的又一重要課題。
一、基層地稅機關執行力的表現方式
就基層地稅機關而言，執行力不僅是檢驗工作成效的標準，而且還是影響各項決策部署和任務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因素。結合當前地稅工作實際，執行力的表現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對決策部署和任務目標的分析理解能力。主要包括能否正確領會和落實各級決策部署的任務內容、方法步驟和要達到的預期目標，能否正確理解決策部署的精神實質和深刻內涵等。就當前基層地稅工作實際而言，各項工作千頭萬緒、緊鑼密鼓，可以說是“上頭千根線、基層一根針”。能否正確貫徹上級下達的目標任務，深刻理解和吃透文件精神，是做好基層地稅工作的前提和基礎。理解工作目標的實質就是要正確理解目標的指導思想、遠期目標和近期任務，科學把握政策的界限、對象、原則、內容和措施等，準確把握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驟，跟緊上級節奏，跟上工作步伐。
（二）對各項政策和決策部署的宣傳能力。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系統內部干部職工的宣傳。充分發揮宣傳的引領和導向作用，及時做好上情下達、下情上傳工作，及時將各級決策部署、各項重點工作、當前工作主流和發展方向等傳達到每一位干部職工，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二是對納稅人的宣傳。是指稅務干部通過有效形式將政策內容和方法等向納稅人進行宣傳解讀，并使之轉化為自覺行動的能力。三是對地方黨委政府的宣傳。地稅工作的開展離不開地方黨委政府的理解支持，做好對地方黨委政府的宣傳，就是對稅收政策的執行、征管改革的方向、省市局重大決策部署、階段性重點工作等積極主動做好向地方黨委政府的匯報工作，并得到大力的支持和幫助，夯實工作運轉和執行基礎。
（三）對工作決策部署的落實能力。是指基層地稅機關采取有效的實際行動和措施將工作加以貫徹落實的能力。基層地稅機關在落實工作時，不僅要有正確的態度、堅定的決心和堅強的毅力，還要有敏捷的行動才行。如果布置的工作，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一套，或者采取“拖”的方式，消極執行工作任務，那么工作績效肯定上不來。要根治這些“頑疾”，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增強基層地稅機關執行工作任務的敏捷性和行動力，特別是以問責制來監督保證工作任務的貫徹落實。對一些執行難度大的工作，要努力尋找突破點，以點帶面推動工作落實。
（四）立足基層實際的行動創新能力。創新是地稅事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基層地稅機關的創新能力是指在堅持政策和原則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變通地執行目標任務并取得實際成效的能力。政策作為指導社會發展、規范納稅人的行為準則和依據，具有原則性、實效性和靈活性的基本特征，在執行目標任務的過程中，基層地稅機關要在堅持中心原則和政治方向不變的前提下，從推動工作成效、提高工作落實效率的實際出發，根據不同時間、不同對象、不同地點、不同條件、不同需要而靈活運用政策，使政策能適應實際情況，取得預期效果。如果基層地稅機關不懂得因地制宜，就不能很好的貫徹政策，目標任務的預期結果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在執行目標任務過程中，基層地稅機關要少講“不能辦”，多想“怎么干”，少講“困難多”、多想“好辦法”。
二、當前基層地稅機關執行力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發展的過程，善于發現問題是一種能力，主動解決問題就是創新。近年來，基層地稅機關自覺按照“依法治稅、從嚴帶隊、科學管理、共建和諧”的基本要求，情系地稅發展，辛勤努力付出，各項工作都取得了較好成績，發展基礎進一步夯實，征納關系進一步融洽，社會形象進一步確立，人民群眾的滿意率持續攀升。在充分肯定問題的同時，在少數領域、少數范圍內仍存在一定的薄弱環節和問題，主要表現在：思想觀念守舊，習慣于用舊思維思考新問題；思路不夠開闊，在上級文件精神的落實上存在被動應付、缺乏創新意識問題；工作拖拉散漫、作風紀律不夠嚴謹問題；精神狀態不佳、缺少活力、缺少干事創業熱情問題；工作安于現狀，業務上不愿學、不肯鉆，缺少進取精神問題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成立阻礙地稅事業發展的“藩籬”，必須高度重視，認真加以解決。
三、提高基層地稅機關執行力的有效途徑
（一）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思想是行動的先導。一支隊伍的思想意識、理想信念和工作狀態，決定了這支隊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決定了這支隊伍能否擔當大任，能否科學發展、健康發展。實踐證明，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就等于把握住了打開地稅干部心靈之鎖的鑰匙，就等于啟動了思想和精神力量的源泉。提高基層地稅機關的執行力，首先必須從提高基層地稅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觀念入手，下大力氣加強思想政治建設。一是要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和經常性思想教育。要積極開展上級與下級，同級與同級、科室與科室之間經常性的談心活動，進行思想交流、理順情緒、增進了解、化解矛盾、融洽關系、振奮精神，努力培養和諧進取的團隊。二是要加強學習型組織建設。要不斷開發和整合人力資源、提升人員素質，提高全局干部職工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三是要加強職業道德修養。要堅持不懈的加強干部職工的職業道德教育，提高對執行力重要性的認識，全面了解執行力建設的內容和標準，自覺做到居安思危、愛崗敬業，奮發進取，自覺把執行力作為一種基本功和必備素質來對待。四是要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要通過不斷完善考核制度、獎勵制度，樹立和宣傳先進典型，大力表彰先進，弘揚正氣，激勵基層地稅干部奮發進取，建功立業，激發基層地稅機關工作活力。
（二）堅決貫徹落實上級決策部署。一是要了解上情，領會實質。要始終契合稅收政策，契合上級決策部署，潛心抓好稅收政策和決策部署的學習，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行動上嚴格抓好落實。二是要摸清下情，實事求是。要善于從實際出發，牢牢把握基層干部職工在工作執行中的思想動態和精神狀態，深入查擺和解決執行過程中的薄弱環節和問題，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對癥下藥，及時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三是要堅持原則，靈活變通。對上級已經明確要求布置的工作，要把著眼點放在研究本地實際情況和特點、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上，大力組織落實，不能隨意更改，更不能拒不執行，保證上級精神扎扎實實落到實處；對上級只提供工作思路和一般原則的，要在吃透上情，把握目標任務和精神實質的基
礎上，結合本區域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主動做好向上級匯報工作，制定更有針對性和具體性的工作措施，更好的把級政策精神落實到基層地稅工作實際上來。四要固守目標，講究方法。要在堅持工作要求和工作原則的前提下，注重工作方式，講求科學方法，提高執行效果。
（一）執行力概念
什么是執行力？這在很多書籍、文獻中都有不同的解釋和定義，但書籍或文獻中的解釋和定義，闡述得都比較抽象，讓人難以直觀理解。筆者認為，首先可以從執行力的字面上來理解，“執”：執著、堅持，“行”：行動，“力”：能力、力量，連在一起就是執著地行動、執著地去做的能力。其次，還可以從企業的工作要求上來理解，可以把執行力理解為執行某項工作的能力，是指有效利用資源、保質保量完成預定工作任務和目標的實際操作能力。著名的實戰型管理培訓專家余世維談到這樣一個例子：一家大型國企因為經營不善導致破產，后來被日本一家財團收購。廠里的員工都盼望外企能帶來先進的管理方法。出乎意料的是，外企除了財務、管理、技術等要害部門的高級管理人員換成了他們派出的人員外，其他的沒有任何變動———制度沒變，人員沒變，機器設備沒變。外方只有一個要求：把以前制定的制度和標準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結果不到一年，企業就扭虧為盈了。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沒有執行力，再好的戰略決策都實現不了。
（二）提升執行力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重要意義
國內很多企業都成立了公司制，在公司化的管理體制下，要做好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與企業每一位從事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執行力息息相關。
1.提升執行力是促進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上水平的有力措施。
在企業管理中，人力資源管理只有不斷提升執行力，才能促進自身管理工作上水平，才能將企業的發展戰略、安排部署不折不扣地執行到位，才能更好地適應新的市場競爭格局。
2.提升執行力是推動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
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管理工作的基礎，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好與否，決定著企業人才儲備、人才發展和企業發展的興與衰。
3.提升執行力是開展領導能力建設的重中之重。執行力建設也是領導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否把握好人力資源管理戰略部署，做好人力資源管理決策，是各級領導的領導能力的具體體現。
二、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執行力存在問題探討
近年來，抓機遇快速發展起來的國內企業，練就了很強的企業發展能力，但卻很少來完善企業的管理，造成了管理水平和企業規模的不匹配。當企業發展到平穩整合期后，管理能力不足的弊端開始顯現，而執行力差就是最典型的表現之一。筆者經過調研及查閱資料，并運用所學知識進行剖析，認為當前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在執行力方面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一）對人力資源管理文件理解不透徹，對管理流程不熟悉，工作效率低
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文件、制度，是每一位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的人員開展工作的依據和準則。不同人員對文件的理解、掌握程度都有一定的差異。有的能較好地理解文件要求，有的卻對文件的意圖和目的不理解，執行起來差強人意。
（二）監督考核機制不完善
考核是一種監督機制，監督是提升執行力的有效手段之一。監督如果得不到正確的對待，得不到很好的落實，很多問題就會因為缺乏監督而喪失了解決改進的機會，小問題變成了大問題，新問題變成了“老、大、難”問題。
（三）不同子公司之間存在人力資源管理的慣性問題
很多企業都下轄多個子公司，它們都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也形成了一定的管理文化傳統和管理習慣基因。這種深厚的管理習慣底蘊必然沉淀在不同子公司管理的各個方面，構成不同的管理文化特色。這種管理慣性，極大地影響總公司和子公司之間的人力資源管理執行效果。
（四）互相溝通意識薄弱
在現實中，經常會出現領導與下屬之間，員工與員工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造成員工獲得的信息與上層的初衷有很大出入，導致最終執行結果偏離了原本要達到的目標。有的人在執行時從不和領導、同事溝通，到最后工作做不下去了，才想起去問領導、同事，這樣一來一回，截止時間到了，工作卻未完成或急匆匆的草草了事。
（五）個人綜合素質不強，專業知識不過硬，不善于學習、總結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業務素質，即開展工作所具備的能力。包括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專業技能技巧層次、自主學習和總結的能力、建立工作關系的能力等。部分人員平時缺少學習，對工作中出現的優缺點也不善于總結。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斯曾經說過：“未來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沒有學會學習的人。”當今時代，知識的更新越來越快，作為企業重要崗位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如果不善于學習、總結，不追求新知，對個人而言就容易被時代淘汰，對企業而言就阻礙了企業的發展。
（六）存在惰性思想
惰性是人懶惰的本性，不易改變的落后習性，不想改變老做法、老方式的一種傾向。當一個人有惰性心理時，做事往往就會一拖再拖。比如，當領導布置工作任務時，大家都表態一定按時按質完成任務。但在實際工作中，有的人卻總是覺得離截止日期還有很長時間，所以一拖再拖。而在最后期限前才匆匆忙忙地趕時間趕任務，結果工作完成效果差強人意。
三、提升人力資源管理執行力的措施
針對前面提出的若干存在問題，結合實際情況，筆者提出了一些提升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執行力的對策和建議：
（一）規范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明晰業務流程
首先在制定管理制度和業務流程時，必須保持嚴謹的態度，事先要周密調研、規劃，制定的各項制度之間不能存在矛盾和交叉現象。其次，制度出臺后不能朝令夕改，要保持相對穩定性、連續性和協調性，以便各級管理人員能按照文件和既定的工作流程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然后，人力資源管理的牽涉面很廣，需要多個部門之間通力配合，應根據實際情況，明晰每一個業務流程，并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最后就是簡化流程，把復雜的東西簡單化，把簡單的東西量化及要求具體化。讓管理人員知道自己該做什么，該怎么做，要達到什么樣的標準，而不必事事靠上級來督促。
（二）完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激勵及考核機制
激勵員工應從結果均等向機會均等轉變，激勵要有足夠力度，并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因此，要強化激勵，績效考核與薪酬相結合，物質獎勵與精神獎勵相結合，獎勵與懲罰相結合。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執行力的強弱，需要有人去監督、評價、考核，通過評價考核來促進執行力的提高，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對于辦事拖拉、工作不思進取，完不成既定工作任務的人員要給予一定的扣罰，嚴重的甚至要調離原工作崗位。
（三）克服不同子公司之間的人力資源管理慣性，提高企業文化認同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歷史沉淀下來的好的工作方法、做事原則、信仰追求。統一的企業文化對于提升執行力至關重要。企業所形成的經營理念、企業精神、形象識別，都具有戰略性、主導性、整合性，是各下屬子公司管理文化建設的指導和規范。
（四）注重執行前和執行中溝通意識的培養
良好的溝通是執行的基礎。世界經理人網站在2009年1月曾經有過一個關于執行力的調查，在被調查人員當中，絕大部分人都認為良好的溝通是提升執行力的最有效的渠道。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意見是：“有效地提高執行力，在一般情況下首先要進行充分地溝通，對完成目標任務取得較為一致的認同。否則，上面再好的決策經過中、下層執行的‘七折八扣'，就會走樣。”溝通還有另外一個目的，讓組織內的員工坦誠交流當前的實際情況，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可以取長補短，優中選優。美國企業家拉里•博西迪認為，員工在非正式的溝通中，學會了如何協作。在執行中碰到困難，也會想到和大家一起商討如何解決問題。
（五）完善培訓體系，持續提升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
人才，是企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資源，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如何把“人”變成“人才”是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關系到企業的長遠發展。一個企業是否具有競爭力，關鍵就看這個企業里的人是否具有競爭力，是否具有較強的工作執行能力。
（六）樹立責任意識和進取精神，克服惰性思想
在激勵和考核的同時，也要加強管理人員在工作作風、工作態度、主觀能動性方面的培養和教育，培養員工樹立起強烈的責任意識和進取精神，強化時間觀念和效率意識，堅決克服工作懶散、辦事拖拉的惡習，這也是提升執行力的有效措施。
四、結語
1.1目標導向性
所謂目標導向性簡單地說就是：明確構建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的目的及意義所在，對教學管理執行力進行評價的目的在于考證所制定的教學管理方案是否可行，還存在哪些不足，日后該如何對該方案進行改進以及完善等。因此，在制定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時要根據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的實際需要來制定相應的指標評價體系，而不是胡亂制定。
1.2系統與完備性
至于系統性與完備性則是要求所構建出的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具有一定系統性和足夠完善。具體地說就是要求所制定出的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能夠處理好整體和局部的關系，一方面要以系統整體目標的優化作為準繩，另一方面又要對系統中各子系統的相互關系進行協調。為此，需要精心設計各層次和模塊指標，使系統具有一定的完整性，易于操作，便于控制，進而實現對教學管理執行力狀況的全面反映，對教學管理執行力做出科學、準確的評價。
1.3普適性與突出特色
普適性從字面上理解便是要求所構建出的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能夠適應一般情況所需，突出特色則是要求所構建出的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既有共性，又具個性。由于，執行力具有一定的普遍特性，因此，為了推進組織間的橫向比較和組織自身不同階段的縱向比較，評價的指標要素應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和代表性，而不是僅僅適用或反映某個組織。但考慮到學院的基礎、條件和人才培養的特點不同，應在普適性的基礎上，考慮特色項目的考察。
1.4動態性以及精簡高效
最后，要說的便是動態性和精簡高效了，所謂動態性是說：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要根據高校教學管理的實際情況適時調整，精簡高效則是要求所構建出的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簡單、實用易操作、效率高。當組織戰略和計劃有所調整、組織發展程度、組織身處環境發生改變時，都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因此，為了使得所制定出的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更符合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的實際需要，就要根據組織發展階段的不同，制定出不同的教學管理評價指標體系。
2.如何確保高校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體系的有效運行
確保高校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體系的有效運行需要做到：建立相對穩定的評價組織機構、健全科學合理的評價政策機制以及構建科學合理的評價與調控方法。
2.1建立相對穩定的評價組織機構
建立相對穩定的評價組織機構是說：要將對教學管理執行力進行評價的任務明確落實到某一部門，使這個部門明確他們在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為此，可設置領導組、評價工作組、評價專家組等不同的評價機構。評價機構不同，在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也應是不同的，領導組可負責評價工作的決策和協調；評價工作組可負責對教學執行力進行切實評價，至于評價專家組則主要負責對評價工作的開展進行切實有效的指導，及時糾正評價工作中發生的錯誤，并對評價工作的有效開展提出相應的建議。雖然，這三個機構承擔的責任不同，但他們卻是一個整體，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更好地開展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工作。
2.2健全科學合理的評價政策機制
健全科學合理的評價政策機制是要確保教學評價組織的有效運轉，確保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工作的有效開展。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因此，健全科學合理的評價政策機制，首先就要建立并健全科學合理的評價制度。所制定的評價制度不僅要具有民主性，還要全面。所謂民主性是說評價制度的制定，要融合多個人的智慧，要經過多數人討論并認為可行了評價制度方能拍板。至于全面則是說：所制定的評價制度應包含如何實施評價方案、建立什么樣的評價體系、如何收集、反饋、調控評價信息等方面的制度。其次，評價政策機制的運行還要借助于一定的控制策略，比如：對教學管理執行力的評價建立一定的獎勵機制和制約機制，以此來提升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組織的活力，推動教學管理執行力評價機制的有效運轉。
2.3構建科學合理的評價與調控方法
全球性經濟從某種程度上說已存在相當長的時間了。千百年來，商隊一直攜帶著貨物往來于中國與歐洲之間。早在遙遠的古代就有跡象表明東西半球間的聯系，但是，這些貿易聯系在貿易伙伴的經濟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
始于十五世紀的歐洲殖民擴張改變了這種狀況。無論對于殖民者還是對于殖民地人們來說，歐洲與世界上許多其它地區的貿易聯系都同樣重要。當然，這種關系是具有高度剝削性的。殖民地所遭受的重創在世界上多數地區留下了深深的傷疤。
盡管如此，從當代的視角來看，這仍不是真正的全球性經濟。這里所講的非全球性并不僅僅是指世界上某些地區尚未涉及。而是說，盡管大半個地球已牽涉其中，但不同的殖民體制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如法蘭西帝國和大英帝國。例如，大英帝國鼓勵英聯邦與其自治領地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但限制了大英帝國與外界的貿易。
隨著這種殖民體制在二戰期間及戰后的崩潰。一種新的體系自布雷頓森林會議時開始創建起來，集中的體現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現已發展為世貿組織）的產生。歐洲殖民勢力到二戰結束時已變得十分虛弱，以致于無法阻止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也不得不撤銷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跨帝國貿易的限制。
然而，這種新體制仍不是全球性經濟。這并不是指世界被劃分為兩大完全分離的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而是指這種新體制在本質上仍是國家間的。盡管國家間貿易受到極大鼓勵，但所有那些包括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內的國家仍幻想這種貿易存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每個國家仍擁有其自身的國民經濟。
由于許多人認為國際貿易的動蕩導致了或至少加劇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于是他們創建了一些組織以減少經濟蕭條再度發生的可能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國家解決他們無力支付所需進口的暫時財政問題；關貿總協定則是為了不必要的貿易障礙能被逐漸取消提供一定空間；世界銀行則致力于歐洲重建及新近獨立的前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遺憾的是，戰后十余年間這些組織中沒有一個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歐洲重建更多地依賴于美國馬歇爾計劃而不是世界銀行。發展中國家多依靠從前殖民勢力那里得來的投資、貸款和撥款來發展，而不是國際金融機構。至于關稅和貿易事務則是由各個國家根據自身利益而不是國際協議來決定的。
另一方面，世界銀行開始采取了一些經證實從長遠看確有重要意義的行動，根據其章程，世界銀行不得干涉其所提供貸款的國家的內部事務。然而，它卻開始和受其援助的國家政府一起制訂經濟計劃，并在這些國家內建立一些可能由其直接撥款和資助的基本設施。世界銀行的目標是通過針對高收益而還款有保障的工程，向政府或政府資助的機構貸款，以促進國民經濟獲得改善。
在這段時間中國家的發展多有賴于政府掌管的工程和政府控制的行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一種混合型經濟。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進口行業中獲益，同時尋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當然，大多數國家確實提高了他們的人均收入，國際貿易有所發展，但進程緩慢。在大多數國家，貧窮狀況并未得到顯著改觀。此外，很多貸款顯然無法從貸款投資可能帶來的收益中獲得償還。一方面是由于計劃不夠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腐敗和將貸款全挪用于軍事目的。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1970年，如果以同一利率持續貸款，以前貸款的償還額會超出后續的新貸款額，因此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外流。影響經濟發展的進程。針對這種情況，由羅伯特•M領導下的世界銀行采取了措施加強其借貸業務。
然而實際危機的嚴重性超乎預料。這是由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石油輸入國，而石油輸出國際組織(OPEC)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因此，他們的進口成本也明顯增加，加劇了這些國家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石油富產國的新財富又流入熱衷于發放貸款的歐美銀行。猛然間由商業銀行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貸款超過了政府貸款和國際銀行的貸款。這樣，由于商業銀行關注的僅僅是如何獲取更多的利潤，而不是這些貸款國家的發展，于是對各國經濟的密切監控便大大減少。
二、經濟全球化的起源
本世紀后期，石油價格再度抬高，美國大幅提升利率，使得這一時期的借貸突然變得困難。商業銀行意識到他們的貸款并不如他們所想的那么安全，于是停止借貸業務。由于貸款償還曾依賴于新貸款，這導致了一場危機。危機的焦點是墨西哥威脅拒絕償還貸款。在這一時刻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以在其創建中未展現的方式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給貸款者施壓以使其對貸款的支付做出承諾，另一方面，在強迫墨西哥政府改變政策以確保貸款償還能力情況下增加對其借貸。這些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作為援助條件的變革被稱作結構調整政策(SAPs)。
這些對墨西哥的要求使得全球性經濟代替了國際經濟。規范這些變革的政策體現了由美國財政部發起，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P)和世界銀行一致通過的“華盛頓意見”。這個意見的內容是從此應當由跨國集團(TNCS)的投資替代政府的和政府間組織的撥款來引導發展。這種變化的出現是以發展中國家自身能吸引潛在投資者為前提，這需要大范圍地改變一度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經濟，需要廢除那些要求商業機構集體所有的法律以及任何推崇地區貿易的法律，這就必然要求實現商業機構的私有化，以使這些機構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其他競爭者競爭。所以，關稅和其它貿易障礙必須被廢除或者至少被大大削減。
顯然，進口行業無法在這種新體制下生存。新的口號是出口引導型的發展。每個國家出口本國高效生產的產品。在許多非工業化國家里，這種作法使自然資源，特別是林業資源得到了迅速開發。
低工資報酬和不怎么受政府規定的限制通常是對跨國集團投資的主要刺激。競相吸引所需投資的各國政府面臨降低本已很低的工資報酬同時又要盡可能保護工人免遭剝削和環境不受污染的壓力。盡管低報酬和很少受政府限制是吸引投資者的主要方面，但僅靠著兩點不能保證投資的安全。還必須要有穩定的政府、公共秩序和一定教育水平。此外，交通和通訊的基本設施也是必需的。總之，投資傾向集中于世界的幾個地區而不是均勻分布。種種這些因素已使得中國的一些地區特別是南部沿海地區，在爭取投資努力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
由墨西哥開始的結構調整現在已在世界上大多數工業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中實行，它的影響是要打破商品與服務在國家間自由流動的障礙。或許，最重要的是世界金融結合。金錢在瞬間由一個國家流入另一個國家。有時是買賣貨幣的行為，有時是股票和債券。更多的錢是用于這些金錢的轉移而不是用于對生產設備的投資或是對物品和服務的實際消費。
結構調整的一個目的是使國家有能力償還債務，而在這方面，僅取得了部分的成效。雖然主要的拒付債務行為，如來自墨西哥的威脅，已被避免了。但是，負債的總體水平仍在繼續上升。在許多國家，償還負擔嚴重限制丁發展，在一些最貧窮的國家中，這一問題十分嚴重，以致于現在普遍一致的認為必須作出一些讓步措施。
但是，結構調整政策已證實是實現華盛頓意見基本目標——實現單一世界市場的趨勢的極為有效的方法。關貿總協定作出了一系列協議強烈支持實現單一世界市場這一趨勢，尤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最終努力中。現在這項工作已被WTO取代。在世界某些地區，地區性協議的影響更為深遠。對此歐共體最為典型。但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也在消除國界的趨勢中表現得比關貿總協定更為明顯。經協議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在這方面走得更遠。現在，國家界限是資本、商品及服務流通的次要障礙。它僅在勞務流通方面表現出明顯的限制作用。
如前所述，全球化進程與私有化進程相伴而生。理想境界是跨國集團自由的在任何國家購買和經商。還適用于，例如在過去是典型公共所有或至少是公共管理的公用事業和交通系統。現在的目標是私有公司間的競爭代替政府干預。
因此，全球化應削弱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角色。確實，政府的作用已被削弱到要由世界銀行在幾年前舉行會議來決定政府到底應保留哪些責任。但從根本上講市場仍需要政府來支持。市場需要受過教育的工人，因此，政府有責任保證教育的實施；市場需要安全的公共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司法機構和軍事力量；市場需要運輸的基本設施，因此，政府應當提供公路鐵路和港口。當然，政府還要負責照顧那些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群體。
全球化的影響在一些國家引起極大熱情而在另一些國家引起極大怨憤。對于跨國集團來說，全球化已帶來了巨大的利潤。世界生產總值迅速提高，然而部分地區卻一直在越變越窮，如非洲環撒哈拉沙漠地區。在大多數國家中，那些較富有的和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則已從中獲益。在另一方面，工人、農民和失業者則失去了社會地位和收入。幾乎所有國家中的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國家間的貧富差距也在拉大。
近20年的發展所出現的另一焦點問題是跨國集團的規模和實力。如果分別根據國民生產總值和銷售狀況將國家和跨國公司列在一張表中，常常表現出在最大的經濟實體中有一半多是跨國公司。既然金錢就是權力，特別是在這么多國家已被取消授權的世界中，則意味著權力集中在那些的追求持股人利潤為職業目標的人的手中，那些資本家階層之外的人們的結局則值得擔憂了。
三、支撐全球化的經濟政策
經濟理論是在民族主義被當然地視為經濟活動背景的大環境下發展的。亞當•斯密在論及國家時闡述了什么樣的國家改革會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他堅持認為投資者會熱衷于在其國內經營。當然，這并不排除國際貿易，但他所揭示的貿易是在雙方都清楚自己會從貿易中獲益的國家間進行的。
然而，由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也支持全球化，包括現在出現的私有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理論反映出大市場優于小市場并且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會做得更好。
首先，經濟學家就市場規模方面提出兩點。一個是規模經濟的存在。在最初階段，亞當•斯密指明一個農夫需要一顆鐵釘而自己做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時間。如果十二個工人每人重復做某項特定的工作，他們在一天內能生產許多顆鐵釘。當然，單個農場家庭不需要這么多顆鐵釘，甚至一個村莊也不用了。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消化這些產品。
但經濟學家還發現一個大到可以支持一個制造商的市場，仍不足以獲得工業化的社會效益。如果市場中僅有一家鐵釘制造商，那么這個制造商的唯一競爭者將是其銷售對象，僅為其制造幾個鐵釘也要花費很多時間。制造者可以隨意定高價，而且缺乏提高效率和質量的動力。競爭是市場的關鍵所在。因此，市場必須具有足夠的規模來消耗幾個制造者的產量，甚至這不夠。盡管這里所說的小型的勞動密集型的工廠遠比個體生產者的效率高，而當他們運用礦物燃料能源并擴大生產規模時會變得更加高效，規模經濟隨著技術進步而逐步出現。我們需要一個足夠大的市場去吸收幾個更大廠家的產量。盡管古典經濟學家是為了支持國家性市場取代地區性市場而指出這一點的。這條論據在支持全世界性市場取代國家性市場方面同樣有效。
經濟學家們也發現政府努力控制市場對有限時間和資源的有效利用。在中世紀及直至現代，人們都知道商品有一個公平價格，該價格不僅應當滿足生產者過上好生活的合理需求，還要滿足購買者的需求。公共政權注意到這一點時，價格便建立了。
經濟學家又發現由市場決定價格更為適宜。即賣家應當把他們的產品盡可能高價的售出，而買家則應以盡可能便宜的價格購入。只要同樣的產品有幾個賣家，購買者就能使他們之間互相競爭直至價格達到人人都愿意購買的最低價，這就迫使生產者去尋找更有效的生產方式以致能夠將產品以低于競爭者的價格出售，并增加市場份額。生產者又發現生產一種新型的或改進的產品可以帶給他們至少是暫時性的優勢，他們可以在競爭者壓回原價之前就該種市場需求的商品以更高的價格出售。
同時，市場價格使得生產者對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十分敏感。他不想生產消費者不感興趣的產品，這種刺激就是為滿足實際消費需求，結果更多資源流入所需物品的生產過程中，但當生產受到官僚控制時，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和對改善服務的刺激，導致了對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質疑。然而，歷經很長一段時間，大多數經濟學家認識到，現存的自然壟斷必須受到公眾控制。也就是說，如果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難以實現，那么最好由公眾掌握這種壟斷權而不是將其操縱在私人勢力手中。比如，可以假設一個國家僅需要一個郵件遞送系統。對于大多數基礎設施來說也一樣，對于是否需要多套運輸系統看法各異，但至少，高速公路是在公眾付費的基礎上廣泛建立并運作的。
今天競爭已被引入曾一度被認為是自然壟斷的領域中。例如，私人企業現在在一些以前由郵局獨占的功能領域與之競爭，并十分成功。原則上競爭可以發生在其所有的功能領域中，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加利福尼亞，立法團體幾乎一致同意一項法案即將競爭引入電力供給領域。如果那樣州政府的管制將被大大削弱。結果雖然失敗了，但這種想法并未消失，一旦正確地實施自由競爭將會提高效率降低價格。只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存在，市場定價必定優于官僚政府定價的信念就依然堅定。
對私有化的認可不僅使多個國家采取行動使經濟活動更多受制于市場規律，同時也通過結構詞整政策和國際協議強化了這—要求。
四、潛在的設想
筆者已闡述了更廣闊的市場和私有化會產生更高的效率，同時，高效率又會促進經濟發展。要闡述這一點，就要提到“生產率”。理論上講，生產力指系列生產過程中任何因素，即資本、勞動力或者自然資源。但實際上生產率主要同勞動力有關即勞動生產力會使資本增值。當在特定勞動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多服務時勞動就變得更具多產性。在引自亞當•斯密的例子中，小型制釘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因為每周每天釘的生產量大大提高的緣故。
顯然如果相同數量的人持續工作相同的時間，那么在他們提高了每小時的產量時，國家總產量就會增加，經濟學家們認為市場會確保這種情況的準確發生。不幸的是，工業社會存在一種在勞動力需求十分明顯的前工業社會很少見的失業現象。但經濟學家認為將由需要較少勞動者的生產方式增加的資本投資到別處，就會產生新的就業機會。只要失業勞動力的百分比不大，經濟學家則通常認為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這阻止了工人們提出有礙于資本積累和再投資的過分要求。經濟學家們指出歐洲、北美和亞洲四虎的工業化結果已說明遵循市場規律運行的工業化大幅度提高生活標準。他們希望在各地都產生同樣的效果，并相信市場是實現這種效果的最佳手段。
這里特別強調兩個可行性設想。首先，發展的首要目標是經濟的整體發展，其次，要獲得發展，首要的生產效率是勞動生產率，你或許同意這些假設，但應當說明他們也會受到質疑，這種質疑暗示著許多現存的反全球化運動。
關于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最好方面除整個經濟增長外還存在其它的觀點。歷史上，公平被認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經濟理論以及提高財富的目標，對公平整體的或甚至是在產品和服務的公平分配上都不關注。實際上，經濟發展帶來的增值財富僅集中于相對較少的人手中。經濟學家有時認為當把社會發展得足夠富有時就會輪到那些現在貧窮的群體享受增值財富帶來的益處。但是在被他們引為成功例子的國家中，窮人的生活提高主要受益于政府行為和工會，從該理論角度看二種情況都不受支持。這種理論或許是正確的，但這一點遠未被歷史證實。
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應當提高的假設同樣受到質疑。當勞動力較少原材料多且污染不受限制時，則有助于集中提高勞動生產率。這項工作是通過利用礦物燃料能量來實現的。上一世紀，對燃料選擇已改為石油。可現在，許多人認為就全球而言，勞動力是豐富的。失業和待業仍是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原材料越來越少，污染也受到了限制，一些經濟全球化評論家認為我們現在應當考慮的正是對這些資源的合理運用，例如，在農業方面，集中增加對機器的利用從而取代人力勞動，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角度看，人力勞動不再是明智的選擇。
正如對窮人的憂慮的回答是財富總會輪到他們，因此，經濟學家又對資源問題的回答標準是市場會刺激技術發展以彌補缺陷，這在過去是有據可查的。例如當某些金屬變得缺乏時，人們發明了塑料來發揮金屬的功能。當土地喪失了肥力，化學肥料為食物生產提供了所需的養料。
一些經濟學家認識到污染嚴重問題更難解決。還有一些認為當人們變得更愿意為清新的空氣支付費用時，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稅收，就會產生市場動力去減輕污染。對于特別棘手的全球變暖問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及早制止更為有效。因為我們在全球變暖問題相當嚴重時才采取的措施的話，會減緩經濟的發展。
如果問為什么沒有幾個經濟學家愿意更認真地考慮公平或者考慮自然保護問題，答案可以在以下兩個更深層次的假設中找到，這些是對人類和自然的理解。目前已被納入首要經濟思想的整體結構中，如果反對這些設想，一方面就有很好的理由質疑一心一意致力于經濟發展的作法，另一方面質疑對環境的漠不關心。那就意味著，會對以其現存形式繼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愿望有所疑慮。
五、人類經濟學
經濟理論是基于對人類的一種特殊觀點。經濟學家們都知道人文經濟學是從人類社會的整個過程中抽象出來的產物。這正如人類政治學、人類宗教學等。研究市場交易中的人類行為與政治活動或宗教活動中的人類行為相區別的原則是正確的。
經濟學家發現人們在購買時，始終如一地尋求盡可能獲得更大便宜，在銷售時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出售。需要工作時，總想要得到最好的工作，把薪水作為主要考慮的內容。需要雇傭幫手時，總想以盡可能低的傭金聘用他們，經濟學家從所有其他人類的秉性中抽象出這一點，并將其歸因于人類經濟學，他們將人類經濟學描述為致力于個人的經濟目的。
;當然，如果說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遵循這一規范是不準確的。首先，在家庭內部幾乎不發生經濟交易。經濟學家們清楚這一點，通常把家庭而不是個人作為經濟單位。但家庭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從某種角度來說，家庭并不是始終扮演純粹自給自足的角色。人們提供大量貨幣，其中許多是出于提高總產品的關心或滿足于其他人的特殊需求。經濟學家們沒有很好地對這些活動加以說明。但是當所有條件具備了，當有關人群確如經濟學家們所視那般被評價時，市場中許多人類行為就能夠被描述和預言了。
人類經濟學也被理解為有無厭的需求。一些早期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的目的是生產充足的物品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時，經濟發展也會穩步增長。然而，整個經濟界否定了這一觀點。他們斷定人類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這并不意味著對特定物品的渴望不會被滿足。而是指，舊的愿望獲得滿足時新的愿望會不斷出現。在對人類經濟行為的理解中顯然存在一個對事實的衡量。五十年前能使我滿足的東西不再能滿足我。例如，人們現在想要的是更快的通訊，更便利的交通和家里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家具。
人類經濟學首先給金錢和金錢所能購買的東西估價。人們為金錢而工作，尋求他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經濟學家并不注意工作質量。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一個人更換了工作，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新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薪金。如果某人自愿地接受低收入，人們會對此感到驚訝。即使—個人并不需要增加薪水時，他也會把這份薪水視為成功的標志和完成了他沒有這筆薪水就不能完成的工作的機會。金錢實際上是一個主要決定因素。基于這種目的人類經濟學顯然是一種有用的抽象理論，特別是對經濟運作方式的分析。然而這并不完全是真的，當該理論轉化時，也就是說，將它視為完全真實而作為政策提出時，這種曲解就會產生嚴重的危險。
談到不知滿足，我們并非簡單的視其為每時每刻都存在的事實。實際上，在一些傳統社會中，這一點并不明顯，至少作為人類事務中一個主要因素并不明顯。其實在今天，經濟學家們有時擔心消費者并不會充分地購買。為了確保讓個人無止境地維持高水平地支付帳單，我們創建了一種體系，即當舊的愿望得到滿足時使其產生新的愿望。新設計使得具有優良功能的商品變得過時。人們可能再也無法購買到所需的部件去修理它們。款式一年年、一批批地變換，以致于未買到新式服裝的人很快被時尚所淘汰。廣告業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說服人們去渴望新事物。
從描述性用途到規范性用途的轉變也是在將人類經濟學觀點考慮為貪求無厭的條件下出現的。經濟學家們把這種自私的行為描述為“合理的”。他們認為合理行為創造更多財富，不僅是針對采取這種行為的人群也是就全社會而言的。由于集體在經濟思想中沒有地位，這種“合理”行為對集體侵蝕的事實就被忽視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在合同關系中只存在個體。為了維護集體而放棄個人所得是不合理的。他們在假設個體是純粹地自私的前提下所主張的政策逐步地破壞著依賴于非合同性人際關系的集體。
該理論的規范性應用也體現在對人類能力更有價值的工作種類的破壞。在傳統社會，有制造各種所需物品的專家。制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鞋匠致力于制造一雙鞋的整個過程，通常是遵循特定顧客的要求。工作中存在一種自豪和滿足，即使他在工廠會攢更多的錢，但他會發現工作滿足感的喪失遠遠超過收入的增加。
然而，一旦建立了制鞋廠，大多數鞋匠則別無選擇。鞋廠生產的鞋的價格大大低于鞋匠為維持生計必須出售的價格。一些鞋匠可以依靠修補鞋廠制造的鞋維持生計，但大多數則不得不成為一部分雇傭勞動力。
此外，我們的目的是指出經濟學家們對于我們大多數人通常在經濟交易中表現所進行的描述已成為一種規范，并不想這樣行為的人被迫這樣做。當人們依照人類經濟學的方式行為時，為了創造更大的財富，集體生活的價值和創造性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壞了。
現在，正在被侵蝕的集體已經包括各個獨立的國家。據亞當•斯密1776年所著，他的目標是增加國家財富，理所當然地把國內化的集體視為經濟活動的背景。但像這樣的經濟理論并沒有為集體留下空間。這表明大規模的市場會很好運作。的確，越大越好。這就把規模經濟連同對整個過程至關重要的大公司間的競爭一并囊括其中，這對于經濟學家們來說十分重要。國家界限于是就成為提高經濟效益的障礙。于是，目前被廣泛認可的目標便是全球性經濟。
六、二元主義
構成經濟理論的第二條規則是人與自然的二元主義。二元主義傾向是整個西方傳統的特征。這種傾向由于受到新教的影響而更加強烈并在啟蒙運動思潮中系統化。對于系統經濟學家，特別是對于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新德育學校教育而言，唯一認可的價值是人類獲得滿足的價值。經認真考慮的自我滿足唯一形式是那種源于對所渴望之物的占有或消費的形式。經濟學家鼓勵經濟的有序化直至人類滿意為止。
這個唯一可歸屬于非人類世界的價值觀是起促進作用的。它可用于滿足人類需求。它的價值是某人打算支付的價格，并被看作是一件商品。
考慮到世界標準啟蒙運動觀點由人類主體和非人類客體組成，這種人與商品的二元主義看上去是適當的。這是基于非人類世界對于市場來說是可利用的，因此市場力量能為之定價的觀點。可經濟學家們認為這并不完全正確。例如，人們對未被破壞的土地進行評估，可該土地并沒有拿到市場上去賣。然而，經濟學家認為土地是否進入市場并不重要。他們能夠通過詢問人們要保護這塊地愿意支付的價格，再乘以愿意付款的人數來估計市場價格。
考慮到非人類的動物時，人們便不加什么疑慮地適用二元主義。一只牛在市場上賣什么價就值什么價，貓也是一樣。貓的價值可能因人類的憐憫之情而增加，但仍可能以其主人愿意將其賣出的價格出售。被完全忽略的是牛或貓本身的價值，即其滿足生存所需的東西。
自然界的商品化以其它方式表現出來。在傳統社會，許多東西是共有的。的確，自然環境被看作是人類居住環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財產。在那種情況下，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可利用它們——森林、河流，有時還包括牧場。
但是，對于許多新自由經濟學家來說，這種情況并不合理。既然這些物品有價值，他們應當被私有化和定價，這樣那些利用它們的人就要對這種使用支付費用。他們認為私有化確保了對資源的最高效或最經濟的利用。
當然，私有化使那些處于購買地位的人獲得好處，而同時使窮人受損。今天，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磋商的一個主題是水的私有化。二元主義的發展方向是一切物品商品化（私有化政策也體現了確保基于滿足窮人的目標而增加財富的首要性）。
自然資源價值，貶至個體現在愿意在市場中支付的價格，這已成為十分嚴重的問題。現在人們已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資源匱乏，認識到市場價格甚至對于人類商品的有用價值也難以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例如，只要地下有巨大的油井，油價就會由石油輸出國根據開采量政策來決定。市場上石袖有可能保持充足到臨近石油實際耗竭的時刻。確實，如果石油輸出國組織不基于某種長期的考慮而控制生產，市場力量就很可能導致那種結果。對于人類社會石油實際價值遠比市場價格要高。這部分差額會在人們被迫要將石油瞬間轉變為其它形式的能量時得到支付，如果石油是按該種情況被定價，情況就要好得多，但市場無法完成這種定價。只有在能反映長期憂患的政治秩序優先于經濟秩序時才會實現這種定價。
這里要指出的是經濟學家建立價值所依賴的市場是缺乏想象力的。人類有能力基于對事物的長遠考慮做出理性的判斷。如果通過政治途徑運用集體智慧，就會在市場價格反映需求之前發現它們。這并非直接向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提出挑戰。但確實表現出經濟學家對自然界的漠視使得他們僅在他們從工業經濟研究中得出的分類中來探討自然界。這種不能保持對自然界顯著特征的關注是經濟理論的極大失敗。
更明顯地，經濟學家的二元主義使他們成為一群對地球退化極為漠不關心的人。當然，有人可以找到避免這種退化的經濟因素。但是拯救自然環境的斗爭從不是那些將自然視為商品的人們倡導的，而是那些將自然視為有其自身價值并且與人類緊密相聯系的人們。經濟學家會提出目前出現的技術發展在以石油為基礎的經濟向節約經濟類型的轉換中起輔助作用。但這些發展的原因已不再是市場信號。石油價格仍然低廉。這些原因是人們實際上知道市場價格不會對存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和我們現在需要準備的問題進行預告。結果是人們越多地將決定權交給市場，將來我們要遭遇的危機就會越嚴重。
結論
從前面的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筆者是反對在經濟全球化現存形式下所進行的種種假設。當然，這種批判主要不是針對經濟學家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意識到經濟學作為一門學術性科目是從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組成的完整混合體中抽象出來的。他們自信他們所抽象出的理論及通過對其研究得出的結論對于許多人類行為是有益的，特別是在工業社會中。
然而，當政治秩序領導者決定將源于經濟學家抽象理論的改革列為重點時，問題就出現了。因為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忽視了政治理論家關心的公平價值，社會學家關心的社會價值，心理學家關心的人類滿足的價值和生態學家關注的生態系統的價值。如果經濟學家應當負什么責任的話，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提醒政策制定者，他們的建議是基于抽象理論而不是現實社會，而這恰恰正是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領導者應當知曉的。
關鍵詞:法律行為;事實行為;無因性;善意取得;公示公信
一、物權行為理論及其原則
物權行為的概念公認為德國歷史法學派代表人物薩維尼最早提出,他在柏林大學講學時提出,以履行買賣契約或其他轉移所有權為目的而踐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種單純的事實行為,而構成了一個特別的以轉移所有權為目的的“物的契約”。薩維尼為了將交付從債權行為中抽離出來,特別賦予其以獨立的意思表示(即以物權變動為直接內容的“物的合意”),這就成為物權行為概念和理論的演繹基礎。從法律技術上看,創制物權行為概念的實際目的在于使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相分離,尤其是在法律效力上相分離,因此便發展出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理論,這些理論與公示公信制度一道構成了物權行為理論的三大原則:
1.分離原則。根據薩維尼的主張,債權行為的效力在于使當事人承擔債法上的權利和義務,并不能發生物權的變動,而要發生物權變動,必須另有一個以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為目的的法律行為,即物權行為。因此,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各有其獨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它們是兩個分離的、不同的法律行為。
2.形式主義原則。因為物權具有排他性,若無可以使公眾知悉物權變動的外部征象,易造成對第三人的損害,并損及交易安全,因此必須在立法上確定以登記作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公示方式,以交付作為動產物權變動的公示方式。由此又發展出公信原則:“凡信賴物權變動的外部征象,認為有其物權存在而有所作為者,即使該征象與真實權利存在不符,法律對于信賴該征象的人亦加以保護”。（李湘如編著:《物權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
3.無因性原則。物權行為的無因性是指債權行為(原因行為)的無效或撤銷不能導致物權行為(結果行為)的當然無效,所有權的受讓人仍保留標的物的所有權,而出讓人則喪失所有權返還請求權,只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二、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的界定
自物權行為理論被1896年德國民法典采納以來,迄今已歷時百余年,但是該理論在各國法學界所引起的激烈批判和爭議至今仍然尚未止息。這些爭論大都局限于對其現實功效的評判,而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物權行為是一種法律行為。事實果真如此嗎?筆者認為,對此不宜妄下結論,惟有深入探討法律行為的若干重要問題之后,才能對此作出回答。
法律行為概念的創設曾被視為德國民法學最輝煌的成就,但同時它又是一個極端抽象、難以理解的概念。從法制史上看,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行為概念便是在有約束力的意思表示無須靠即時交付來保障,并在時空上與后者相分離時才得以真正形成的。從德國民法學者對法律行為概念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19世紀的多數德國學者認為,法律行為就是意思表示行為。盡管后來的德國學者原則上承認,意思表示僅僅是法律行為中某種更為基本的要素,具體的法律行為還可能包括其他事實要素,但是在理論上學者們從不否認:法律行為之本質乃意思表示。即使是現代德國民法學者,他們對于法律行為概念的表述也僅有用語上的改變而無實質性的變化,其目的僅在于強調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間具有包容關系。德國學者拉倫茲(Larenz)就認為,“法律行為是一項或幾項行為,它們中至少有一項是旨在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愿表示”。盡管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不再同義使用,但是法律行為的本質是意思表示這一點卻是無可否認的。也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法律行為和事實行為的根本分野。行為是指有意識的活動,任何行為都具有主觀意思和客觀活動兩個要素。法律行為的核心在于主觀原因,客觀行為的核心要素卻在于客觀活動,這一實質性區別決定了兩者在特征上的一系列的差異:
第一,兩者發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不同。法律行為依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發生法律效果,這一法律效果源自法律行為對行為人意思自治的容認,即法律對法律行為產生的意思后果只能給予合法性評價,而非在內容上的事先假設和規定。與此相反,事實行為僅僅取決于法律規定,當事人實施行為并不具有追求某種法律效果的意圖。或者說,這種意圖的有無并不影響法律效果的發生,而只要符合一定的規定便能產生法律效果。
第二,法律行為只能產生法律效果,事實行為卻能同時產生法律效果和事實效果。如,簽訂買賣合同是一種法律行為,它的法律后果是出賣人承擔交付標的物義務而買受人承擔支付價款的義務,但是事實效果——買受人成為標的物的所有人,出賣人成為價款的所有人——卻并不隨之發生。而拾得遺失物作為一種事實行為,其法律效果和事實效果是同時發生的,拾得人依法律規定取得該物的所有權是法律效果,拾得人對拾得物的實際占有則是事實效果。由此可見,法律行為的效力實際上來自法律的擬制,而事實行為的法律效果則以其事實效果為基礎。
第三,法律行為是從事實行為中分離出來的,它離開事實行為則無獨立的意義。從前述的法律行為概念產生的歷程可以得知,法律行為產生的基礎是設定權利義務的意思表示行為與履行義務的行為相分離,但分離只是針對“分步進行”而言,法律行為并不能離開事實行為而單獨起作用,因為法律行為不發生事實效果,它所設定的權利義務只能通過事實行為才能得到切實的履行。因此不需要履行的行為不可能是法律行為。
第四,從事實構成來看,事實行為必須具有法定的構成要件,如此才能體現其客觀性和法定性的特征。各國民法對事實行為一般作出詳盡而直接的規定,內容涉及行為的主客觀構成要件、持續狀態及其產生的后果。事實行為的各構成要件有機聯系,不相獨立,惟有符合全部法律規定的行為才構成這一類的事實行為。而法律行為實質在于意思表示,從一定意義上說不存在事實構成問題,因為法律不可能對其意思表示作出具體的規定,而只能抽象概括其意思表示的合法范圍。
第五,法律行為的主觀意思和客觀活動在內容上并不一致,再以買賣合同為例,合同當事人的主觀意思是互易貨物和價款,在客觀活動上卻表現為談判和簽訂文書;事實行為的主觀意思與客觀活動在內容上則是概括一致的,一致才能構成相應的行為。在即時交易這種事實行為中,當事人的主觀意思和客觀活動都是指向交付貨物和價款,不存在“表里不一”的現象。
從這些比較可以看出,事實行為的核心在于客觀活動,其主觀意思并無決定意義,僅僅影響事實行為的法律意義;與此相反,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其必備因素和核心要件,其客觀活動的意義主要在于承載或傳達其主觀意思,并使法律行為成為一種獨立的行為,因為任何行為都必須具備主觀意思和客觀活動兩個要件。相對于客觀存在的事實行為而言,單純以在當事人之間設定權利義務為目的的法律行為更接近于一種思想行為。因此它在本質上是法律虛擬的行為。
法律行為的產生具有重大意義,它是一種行為,同時又是一種作為行為的法律,它對當事人而言就是活的法律。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揭示法律行為的價值;第一,法律行為具有在當事人之間創設權利義務的功能,因而是法律實施的重要手段。由于實體法不可能窮盡現實所有的情況,而且無法適應社會的快速變化,法律為彌補這種缺陷,只好通過在法定的范圍內賦予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以法律效力而成為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實質調整手段。這樣法律行為就將抽象的、客觀的權利義務落實為具體的、主觀的、可實現的權利義務,從而彌補了實體法體系不確定性的缺陷。第二,法律行為是法律形成的一個必經階段。考察法律規范產生的一般歷程可發現,人們在從事個別行為的過程中逐漸抽象出為眾人所認可的通用規則,并賦予其一定的強制力——這便是法律。其中法律行為對于形成法律的作用不容忽視。在民商法領域,人們正是從簽訂合同等法律行為中抽象出廣泛適用的普遍性規范,而這些法律規范又構成一系列民商法律的基礎。在行政法領域這一點也表現得非常明顯,通常總是先有具體的行政行為存在,再在客觀化普遍化之后上升為行政立法,最終形成法律。此外,盡管我國不承認判例法,但誰也不能否認,判決這種法律行為能為修改和制定法律積累經驗。因為判決能檢驗法律在現實適用中的漏洞和不足,具有典型意義的判決更能直接為未來法律的修訂提供指導作用。簡而言之,法律行為的價值在于能在當事人之間創設新的權利義務關系,并在此過程中形成潛在的、新的法律。
以上論證有助于理解物權行為的性質歸屬問題。在筆者看來,物權行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價值等諸方面均與法律行為不符,絕無理由將物權行為歸入法律行為的范疇。首先,物權行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為。任何一種行為都必然具備主觀意思和客觀活動兩個要素,因此本文并不否認物權行為中存在意思表示。但如果把物權行為定義為轉移物權的合意,那么它只是某種行為的構成要素,尚不能構成獨立的行為;既非行為,也就談不上是什么“法律行為”了。如果將物權行為定義為物權合意和交付或登記相結合的行為,那么我們可以看到這更符合事實行為而非法律行為的特征。因為物權行為中的意思表示是法定的,當事人不能以意思自治為由法律規定,該意思表示的作用在于限定交付或登記的意義,因而僅被當作整個行為的構成要件之一,同時物權行為中意思表示的內容還受到債權行為中意思表示的嚴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設定超出債權合意范圍之外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物權行為中的意思表示因素完全不具備法律行為中意思表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將兩者混為一談將損害法律行為概念的準確性。
其次,物權行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規定,這與法律行為的本質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為調整方式本來就是作為法定主義方式的對立面而存在的。眾所周知的物權法基本原則之一就是物權法定原則,即物權只能依照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類型設定或轉移。對此即使是支持物權行為理論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依此原則,民事權利主體達成設立或轉移一項物權的協議時,不可以依照法律行為自由的原則,——實質上即締約自由原則,按自己的意思選定的形式和內容設定或轉移權利,而只能按法定的形式設定或轉移權利”。1這充分說明了,如果將物權行為歸入法律行為之一類,必將導致物權法定原則與法律行為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因為物權法定原則的本義就是要排除當事人通過意思自治更改物權法律關系的效力,這是物權行為理論的支持者也無法否認的。
最后,從價值上看,物權行為并不具備在當事人之間設立權利義務關系的功能。因為根據物權法定原則,法律對物權變動的權利義務應作出明確而直接的規定,絕不存在引進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調整的余地。
由此可見,物權變動行為實為一種事實行為,若要將其定義為法律行為則必然要片面夸大、扭曲物權變動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引起物權法定原則與法律行為制度根本性的沖突。物權變動行為也不具備在當事人之間創設權利義務關系的效力,就其本質而言不符合法律行為的核心精神。從理論上說,創設物權行為這么一個與“法律行為”有種屬關系的概念,只能導致法律行為概念本身的混亂,并在法律行為規則(如意思表示推定規則)的適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權行為概念雖然眩惑了不少聰明人的眼睛,但卻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三、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
僅僅證明物權行為概念在理論上的謬誤尚不足以全盤否定物權行為理論,因為相當一部分學者推崇物權行為理論的原因不在于物權行為概念在法理上的價值,而在于物權行為無因性對交易安全的保護機能。可以說,物權行為理論的實踐意義即在于其無因性原則,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在實踐的層面上了解物權行為是否有存在的價值。
就事實而言,任何有意義的法律行為都必然存在原因,而法律確認其有因或無因則體現了立法政策對該行為效力獨立性的不同立場。因此“物權行為有因或無因,不僅是邏輯的關系,而且是一項由價值判斷及利益衡量來決定的立法政策問題”。2德國民法典立法者正是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慮,而將原因從物權行為中抽離,使物權行為無因化。然而立法意圖與真正的法律適用畢竟存在著距離,無因性的應有功能能否順利在法律實踐中實現并不存在顯而易見的答案,而有待于更深層次的探討。
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最為人所稱道的功能,即是“物權交易的安全保護機能”,而正是這項機能決定了該理論有根本的存在價值。依據物權變動的無因構成,物權行為的效力不受原因行為瑕疵的影響,交易得以進行得安全、迅速、無后顧之憂。但在善意取得制度出現并獲得制定法之確立后,物權行為無因性的交易保護功能便絕大部分為此制度所吸收。只是因“重大過失”而發現第一受讓人取得原因有瑕疵而取得動產的人(第二受讓人)可基于無因構成而獲得保護;同時從對第一受讓人的調查范圍減少、交易容易化上考慮,善意取得制度不可彌補無因性構成的功能,因為善意取得之成立,以對前述取得原因之調查為必要。1贊成無因性的學者因此認為,第二受讓人盡管有重大過失,但在無因性原則的保護下仍能取得動產所有權,且不負任何債法上的責任,這一點確實保護了交易完全。但是德國學者Heck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交易之際應避免這樣的重大過失,這正好是交易法原則的應有之義和基本要求,違反這種原則的基本要求來談謀求動產交易的安全已完全沒有必要。2而在公示公信原則獲得普遍承認和確立的今天,物權交易的簡單、快捷和安全的理想可籍此而輕易達到。即使確實存在非依無因性不能保護的領域,只要仔細考慮便可發現,這是無因性保護的不當擴大。最典型的莫過于第二受讓人基于惡意(針對不動產而言)或基于重大過失(針對動產)不能受公信原則保護的場合。首先考察不動產場合,由于惡意第二受讓人的行為在多數場合均構成侵權行為,因此其負有損害賠償義務,根據德國民法典應返還標的物,這樣無因性的不當擴大因受到相關法律的限制而仍不能保護第二受讓人。3至于動產場合,前文已論及此種情況的悖理之處,在此不再重復。物權行為無因性的最后一項功能是減輕舉證責任。
從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進入德國民法典的歷史背景來考察,該理論是肩負摒棄不動產之實質審查主義的歷史使命才于法律制度上確立來的。因為無因性理論使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在效力上相分離,于是不動產登記的審查范圍就可僅限于物權變動本身,登記程序得以客觀化和簡便化,登記官員對私法交易的過分介入也被排除了。由此可見,在德國民法史上,物權行為無因性正是為了用來排除登記實質審查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弊病才獲得制定法之確立。4實際上,物權變動之客觀化、明確化及隨之而來的舉證責任之減輕,嚴格而言系來自物權變動之公示方式——登記或交付所具有的功能,而不是來源于物權變動的無因構成。而物權行為無因性為登記實質主義奠定理論基礎之后,已經可以功成身退,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獨立發揮減輕舉證責任的作用。
經由以上考察可以發現,物權行為無因性的諸多“應有功能”與其“實有功能”之間產生了極大的分離,其“應有功能”絕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殘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護的合理范圍,甚至有鼓勵不誠實交易的傾向,因此有違民法的根本宗旨。鑒于物權行為無因性的嚴重缺點,德國司法判例及學說理論不得不限制其適用范圍,從而引發了“無因性的相對化”之趨勢。依筆者觀之,“無因性的相對化”實與取消無因性無異。例如“共同瑕疵說”提出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得因共同的瑕疵而致無效或撤銷;“條件關聯說”則主張當事人得以其意思表示物權行為之效力系于債權契約之存在,如果原因行為非合法有效,則物權行為不能成立。這兩種學說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將物權行為的效力系于原因行為,在原因行為無效或被撤銷時,物權行為也隨之無效或被撤銷。因此無因性的相對化實際上反映了取消無因性的趨勢,這也是由無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決定的。
(一)生產率與出口行為關于生產率與企業出口的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Melitz(2003)、MelitzandOttaviano(2008)、Bernardetal(2003)，這些學者主要是構建了一系列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基于異質性生產率的企業出口行為。Melitz(2003)在Krugman(1980)壟斷競爭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生產率異質性和固定成本，其中，行業的固定進入成本(fe)、出口固定成本(fex)和生產率(φ)都是外生決定的，生產率服從一個隨機分布函數。該模型研究了從封閉經濟到開放經濟的均衡狀態，并進一步求解了貿易自由化加深時市場均衡的各項重要指得出的主要結論有:國際貿易的深化提高了行業的進入門檻和出口門檻，只有生產率更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出口市場并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和銷售利潤，生產率次之的企業雖然能夠出口并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但是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利潤會受損，生產率較差的企業只能在國內市場銷售，生產率最差的企業則會被迫退出市場。由此，Melitz指出，貿易可以通過資源在異質性企業之間的重新分配使行業平均生產率得到提高，而無需通過提高每個企業的生產率來實現。另外，貿易通過兩個途徑使一國的福利得到提升:行業平均生產率的提高和消費者偏好多樣性的滿足。Bernardetal(2003)的建模思想與Melitz大體相同，只是對生產率所服從的隨機分布有不同的解釋。Bernard假設異質性企業的生產率由Frechet分布隨機決定，而且廠商的加成率會隨著消費者需求價格彈性變化而變化。Jean(2002)假設不同企業的邊際成本采用離散的方式，由低到高進行單調遞增的序列排列。AsplundandNocke(2006)假設異質性企業的生產率服從馬爾科夫過程。StephenJ.Redding(2010)將異質性企業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相結合，分析了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對比較優勢、市場規模、總量貿易和貿易福利的影響，并研究了貿易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Redding指出，盡管大量的研究表明企業生產率對貿易自由化有內生的反應，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和企業異質性的來源依然缺乏足夠的研究。
(二)出口固定成本與出口行為在異質性企業模型中，開始考慮固定成本的異質性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突破，這將使異質性企業理論更加貼近現實，并具有更高的解釋能力。RobertsandTybout(1997)提到了出口固定成本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他們認為出口固定成本主要包括企業對國外市場的探索成本、對外國消費者需求信息的搜集成本、與國外消費者建立聯系渠道的成本以及本國商品為適應國際標準而做出的調整和修正成本。這些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對企業進入國際市場設置了一定的障礙，因為企業要有能力在出口前克服一次性的固定成本。這種固定成本通常與企業本身的規模有關，即不同規模的企業具有不同的出口固定成本，另外，具有較多出口經驗的企業相比于新出口企業面臨較小的出口固定成本。在此基礎上，SuzanneThorns-bury(2012)提出，企業的出口成本還包括合規成本，即企業為符合市場準入規制所要花費的成本。他認為企業在出口之前，需要支付必要的信息成本來減少或消除合規成本的不確定性。研究發現當存在不確定的合規成本和非零的信息成本時，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在平均利潤和生產率方面的差異會縮小。HegeMedin(2003)構建了一個壟斷競爭的國際貿易模型，考察存在固定貿易成本的情況下，一個大國和一個小國的企業出口行為。他指出，在一個規模報酬遞增的部門，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并存，而且較大的出口市場可以使出口商獲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一個小國相比于一個大國出口比例更高，而且小國的規模經濟部門比大國更開放，盡管它們面臨著不利的國內市場。HegeMedin指出小國出口企業獲利多，出口動機強烈，容易實現信息外溢，使其整體的出口固定成本變小。JanG.Jorgensen(2008)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建模方面有了突破性發展。他展示了一個簡化的異質性企業模型，并假設對稱的兩個國家之間發生產業內貿易，產業內各個企業面臨不同的出口固定成本。研究發現:在異質性固定成本的假設下，存在正的雙邊關稅可以使福利最大化，即較小的雙邊關稅可以提高兩國福利水平。JanG.Jorgensen的突破性貢獻在于對冰山成本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冰山成本的假設意味著單個企業內部的邊際生產成本不變，在企業之間則是生產率越高的企業，單位商品的出口運輸成本越低，這一結論并沒有事實依據。如果說貿易自由化可以視為運輸技術提高的結果，那么運輸技術的改善會對福利產生正的影響，JanG.Jorgensen引入了關稅模型，旨在區分關稅自由化效應和運輸技術效應對福利的影響。另外，他還將企業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與異質性邊際成本相結合，并指出企業的出口決策依賴于沉沒成本和預期的利潤流。ShonM.Ferguson(2012)側重于考察通過改變產品研發的固定投入成本來相互競爭的企業的出口行為。研究發現，由于研發密集度較大而產生的規模經濟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企業的研發投入占總成本的比重越大，越容易成為出口商;研發密集型的產業對貿易成本的敏感度較低。GaoB，TvedeM.(2013)則真正將出口固定成本異質化并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模型來解釋只出口企業(export－onlyfirms)存在的合理性。他們認為只出口企業在國際貿易中是存在的，這類企業往往面臨較低的生產率和較低的出口固定成本。當一國從封閉轉向開放時，面臨高出口固定成本的低生產率企業被迫退出市場，而面臨低出口固定成本的低生產率企業則有機會在國外市場存活。這一觀點與LuisCastro(2012)相似。因此，在GaoB，TvedeM.(2013)中，當生產率和出口固定成本同時異質化后，國際貿易使得三種類型企業同時存在:只出口企業、只內銷企業和同時服務于國內國外市場的企業。顯然，這種假設可以為現實的經濟活動提供更好的解釋，同時也更具有說服力。他們還進一步深入地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假設下，貿易所引致的產業內資源重新配置的情況更為復雜，對產業總體生產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影響并不確定，具體情況需要視出口固定成本的分布而定。
二、生產率、出口固定成本與企業出口行為的實證研究
在一系列的理論拓展模型誕生之后，學界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接下來就針對生產率、出口固定成本對企業出口決策的影響方面進行文獻的梳理和主要結論的陳述。
(一)生產率與企業出口學術界存在兩種假說，解釋了為什么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更有效率。第一種假說認為，由于存在額外的出口成本，更有效率的企業會產生出口自選擇效應，因為出口固定成本為生產率較低的企業設置了貿易障礙，使其無法出口。第二種假說是“出口中學”效應，即參與國際貿易可以使出口商擁有更多的信息來源。例如，來自國際買家和競爭者的知識信息外溢有助于提高出口企業的績效;出口市場的激烈競爭會促使出口企業更快地進步和創新，以求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這兩種假說闡釋了生產率和企業出口之間的內在因果關系以及相互影響機制。JoachimWagner(2007)用10年的微觀企業數據來檢驗出口和生產率之間的相互關系，實證結果表明:總體來說，出口企業確實比非出口企業擁有更高的生產率，盡管出口行為未必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同時，JoachimWagner還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疑問:如果高生產率企業通過自選擇進入國際市場，那么這種高生產率是由外生的隨機因素決定的，還是企業有意識的進行出口戰略計劃的結果。AndrewB.Bernard(2007)采納美國進出口企業的交易數據闡述了一種典型化事實，即在多種產業內部，相比于非出口企業，出口企業擁有更大的生產規模，更高的生產效率，更密集的資本和技術，以及支付更高的工資。同時，他還指出進出口雖然是少數企業的行為，但這些少數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卻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地位。RonnyThomas(2012)利用1990－2009年間印度CMIE制造業企業數據對“自選擇”與“出口中學”兩種假說進行實證檢驗。文章報告了1990－1999年期間通過自選擇進入出口市場的企業行為，研究發現隨著生產率的提高，企業將繼續參與出動且出口密度會進一步加強，2000－2009年期間，這些企業出現了明顯的出口中學效應。JoachimWagner(2013)選擇德國四位數產業的企業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生產率分布中處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企業里，出口商比非出口商有更高的生產率，但很多在生產率分布中處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企業也都是出口商，但這些低生產率的出口商并不是所謂的邊際出口商。
(二)貿易成本與企業出口關于出口固定成本和企業出口行為方面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出口固定成本的構成及其對企業出口的影響或其靜態比較分析、出口固定成本隨時間的動態變化而引起的企業出口決策的變化、企業之間的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與出口行為的交互變化。AndrewB.Bernard(2006)研究了美國制造企業的出口行為是如何隨著貿易成本的變化而變化的，展示了貿易成本和出口行為的動態演變過程。Bernard收集了美國1977到2001年間的企業數據，采納行業層面的關稅和運輸費率作為貿易成本的指標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從行業層面來看，當貿易成本的降低幅度較大時，該行業會呈現出明顯的生產率增長;從企業層面看，貿易成本下降時，低生產率企業更容易退出市場，高生產率的非出口企業可能開始出口，而在位出口企業則會擴大生產規模;從企業內部來看，貿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提高單個出口企業的生產率。Arkolakis(2010)發展了一種新的出口成本理論，將營銷成本引入了產品差異的模型中。該模型指出，當企業可以贏得國外消費者并獲利時就會選擇進入出口市場，但同時需要支付遞增的邊際營銷成本，即每多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這被稱之為市場滲透成本。CostasArkolakis將模型中的關鍵變量與eaton，kortum，kramarz在法國的企業數據進行校對，并成功預測出:由于市場滲透成本的存在，大部分企業不會選擇出口，即使是選擇在特定市場出口的企業，也只會出口其生產總量的一小部分。顯然，這一結論與Melitz模型相悖。GeorgeAlessandria(2012)首次應用GE動態異質性企業模型對美國1987－2007年間的出口增長進行實證數量分析，在冰山成本下降的前提下，該模型能夠很好的擬合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因此，作者指出，1987年以來美國的出口增長并沒有什么令人費解的地方，與Yi(2003)的觀點正好相反。另外，文章還比較分析了兩種模型(僅有出口固定成本的模型和引入出口沉沒成本的模型)的解釋力度，結果表明后者能夠更好地擬合現實中貿易增長的非線性動態變化。MarcJ.Melitz，StephenJ.Redding(2013)考察了異質性企業如何通過出口選擇行為影響貿易福利。文章引入了一個同質性企業模型和一個異質性企業模型，并給定了除生產率之外其他相同的結構變量，分析結果表明，相比于同質性企業模型，異質性企業模型中貿易成本減少所帶來的貿易福利更大。這說明同質性企業模型缺乏一種額外的調整邊際，即異質性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的內生選擇。
(三)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生產率與企業出口關注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和生產率共同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的相關文獻比較少，最新的研究主要是LuisCastro，BenLi，KeithE.MaskusandYiqingXie(2012)對智利的企業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LuisCastro(2012)指出企業異質性體現在諸多方面，生產率的差異只是其中一方面，其他方面還包括企業的設計能力、營銷分配能力和創新能力等等，而這些非生產率的異質性往往會影響到企業所面臨的出口固定成本。如果將生產率看作是企業出口的變動成本，那么企業的出口決策將依賴于兩個因素:出口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由于行業和地區的差異，不同企業所面臨的出口固定成本不盡相同，從直覺上來講，出口固定成本與生產率之間也會存在一些相關關系。因此，研究生產率和出口固定成本聯合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是很有現實意義的。這一研究結果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釋“生產率悖論”，根據Melitz的結論，高生產率企業才能克服出口固定成本而進入國際市場，低生產率企業被迫退出市場，實證結果卻發現，有些低生產率企業也會出口，較高生產率的企業反而不出口。針對這一悖論，LuisCastro(2012)的研究可以消除一部分困惑，即高生產率企業往往會面臨高出口固定成本，那么生產率不夠高的一些企業很可能難以克服較高的出口成本而未能成功出口，生產率低的一些企業可能會克服較低的出口固定成本而成功進入國際市場。用LuisCastro的研究成果來講，就是異質性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會使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的生產率分布存在重疊區域。Davies，RonaldB(2012)應用105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企業數據檢驗了直接出口商、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梯度，采用回歸分析和傾向得分匹配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直接出口商比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更高，然而只有回歸分析支持間接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生產率排名相近。另外，研究還發現與來源國相關的固定貿易成本是導致這三種類型的企業生產率差異的潛在原因之一，而且該類貿易成本只與直接出口商的生產率溢價產生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與目的國相關的貿易成本則不適用于這一結論。
三、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