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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研究漢語語法學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作為語言學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的問題。綜觀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意見是不一致的，概括起來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這門學問，甚至連語法學的觀念也沒有，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后，中國才開始有漢語語法學。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可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自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的語法研究有自身的特點，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學中的重要內容，那么就該承認虛詞的研究具有語法學的性質。

第四種意見認為：作為描寫和研究不同語言的語法學，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當以元代盧以緯《語助》問世為標志。

不難看出，第一種意見認為漢語語法學是1898年誕生的，誕生的標志是《馬氏文通》的問世；在《馬氏文通》問世之前，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純粹是從西方引進的。很明顯，這種意見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存在的事實，即使是《馬氏文通》問世以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也不是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意見不但與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不符，而且于邏輯事理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關于漢語語法學史的史實，后面將有說明。這里著重分析一下這種意見的自相矛盾之處。首先，既然以《馬氏文通》為代表的語法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么它就沒有資格稱為漢語語法學，只能叫做中國的西方語法學。語言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引進包括語法學在內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必須在本民族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西方語法學絕不可能在本民族語法學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馬氏文通》問世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那么就不能不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或問世時就存在漢語語法學或漢語語法學的萌芽這樣的事實，可是，持第一種意見的學者卻斷然否定了這樣的事實。這就是第一種意見不能自圓其說的癥結所在。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就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從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而且語法學的誕生不以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為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來觀察問題的。持這種意見的學者不但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的萌芽，而且承認有語法學的存在。更為可貴的是沒有用西方語法學的相當成熟了的范本去評判漢語語法學的事實，也沒有把相當成熟了的漢語語法學的著作《馬氏文通》作為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這種意見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明確肯定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也就是說，沒有在漢語語法學的萌芽和漢語語法學的誕生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

第三種意見也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上來觀察問題的，但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了一步。這種意見肯定了漢語語法研究是同漢語語法的基本特點相適應的。漢語語法是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的，語序和虛詞是十分重要的語法手段，因此，漢語語法研究自然就把重點放在句法特別是虛詞方面。這樣，虛詞的研究當然就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重要內容。就這點而言，漢語語法學與西方語法學有顯著區別。持這種意見的學者，理所當然地就肯定元代盧以緯的《語助》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文言虛詞的語法專著。但不足的是也沒有明確指出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

第四種意見從各民族語言的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認為漢語語法學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種特色是由漢語語法的民族特色決定的。因此，持這種意見的學者把《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劃分為兩個階段，以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問世作為前后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并明確提出《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也就是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符合漢語語法學史實的。我們認為，判斷中國古代有沒有語法學，首先必須有一個最基本的觀察問題的出發點，其次還要有足以構成該學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條件。

我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應該從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出發，而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又確實是同漢語語法的特點密切相關的。呂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說過：漢語的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所以漢語的語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結構和虛字的用法兩部分，不過這兩部分不能完全分開，因為有些虛字是和句子結構有關系的。①我們認為呂、朱兩位先生的看法講出了漢語語法學的特色，勾勒出了漢語語法學的框架，是同印歐語法學有顯著區別的。我們還認為語法學科的成立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即語言結構規律本身；第二，這種研究應該是獨立的系統的，而不是順帶的零星片斷的；第三，這種研究要有為一定目的服務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著作作為標志，并且對當時和后世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如果用這些條件來衡量《語助》，應該說《語助》標志著中國古代語法學科的誕生，或者說《語助》已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盡管它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觀察《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我們就會發現先秦至唐宋時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的確還屬零星片斷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盧以緯的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系統的虛詞專著《語助》。這部著作收66組虛詞或跟虛詞有關的短語，共136個詞條，其中單音節詞68個，復合詞和短語68個。它有著獨特的研究路子，即從語氣角度對虛詞進行分類和綜合分析，重視虛詞與實詞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有針對性地區別虛詞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詞和短語的區別，通過虛詞的語法作用來分析句型句式等。②應該說，《語助》已不再是文字學、訓詁學的附庸，而是開創了獨立地對以虛詞為重要內容的漢語語法進行綜合研究的局面，構建了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漢語語法學的初步框架，并且對后世的《虛字說》（袁仁林）、《助字辨略》（劉淇）、《經傳釋詞》（王引之）乃至《馬氏文通》等語法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語助》的問世應該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

二在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問題，是根據什么標準去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如果運用的標準不同，那么對同一語法學現象就會有不同的評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如果運用的標準是不科學的，那么在評價某一或某些語法學現象時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相反，如果運用的標準是科學的，那么就會正確評價各種語法學現象，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

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應該說都是根據一定標準去評價史實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對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語法學這一具體問題，學者們之所以有不同意見，就是因為從不同標準出發觀察問題的結果。概括起來，學者們用來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的標準大致有三個：一個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的以西律中的標準；一個是用現代語法學觀點衡量古代語法學現象的以今律古的標準；一個是從漢語語法學史實出發，堅持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觀點的實事求是的標準。我們贊成第三個標準。

有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或者說《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他們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這是因為在他們的頭腦里早就裝著一個語法學范本，這個范本就是西方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的源于希臘和拉丁語法學的18世紀的傳統語法學體系。他們認為，在中國跟西方語法學范本最接近的語法著作是《馬氏文通》。于是，《馬氏文通》就成了中國有語法學的標志，在此之前中國當然就沒有語法學了。

不可否認，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語法是有共性的，語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現在都存在著詞有一定的類別和語句有一定的構造規則上。但是，這種共性又表現在具體語言的語法的個性之上。換句話說，各種具體語言的語法既有共同之處，又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漢語和印歐語都存在著詞的類別問題和語句構造問題。但是，漢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虛詞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歐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實詞由于有形態變化，因而在語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是以虛詞和句讀為重點的，而印歐語的語法研究是以實詞的形態變化和主謂二分的句子構造為重點的。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沒有把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統一起來去看問題，而是以西方語法學的特殊性否定了漢語語法學的特殊性。這怎么能得出正確結論呢？

另外一些學者也斷言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是用以今律古的標準衡量中國古代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其實，漢語語法學跟西方語法學一樣，都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過程，都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在這些學者中，有的并沒有全盤否定《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但是卻認為統統是漢語語法學萌芽，只有《馬氏文通》才是漢語語法學的初創的標志。

我們認為這種看法也沒有正確反映漢語語法學的實際。不錯，馬建忠在評價自己的著作時曾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④馬建忠所說的“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是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意思；“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與漢語語法進行比較的意思，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語法學。馬氏在序言里對我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是給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對《學記》中的“離經辨志”說，對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中關于字、句、章、篇的論述以及關于虛詞的分類說等，都推崇備至。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馬氏不可能對《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及漢語語法學發展史作出準確全面科學的評價。但是，這也足以說明《馬氏文通》不是純粹的舶來品，而是在漢語語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礎上，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當成熟的古漢語語法著作，已經不是什么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經相當成熟了的古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當作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是不妥當的。

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心目中的西方語法學本身，實際上是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比較成熟的發展過程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大約始于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一般認為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話錄《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語法學萌芽的代表作，它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語言起源和語言結構問題的。西方語法學的初創，當推被美國學者布龍菲爾德譽為“人類智慧的豐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經》。這部語法書大約形成于公元前4世紀，它是一部梵語語法書，用3996條經句概述了梵語的語音結構、詞語的構成及變化規則。值得注意的是，初創的西方語法學是包括語音學內容的，并不是純粹的語法學。同時，所謂語法學的內容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亞里斯塔克的學生特拉克斯對他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統的整理，他自己也發現了一些語法范疇，明確了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前置詞、副詞、連接詞等詞類的定義，因而被西方學者贊譽為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語法體系。其實，用我們今天的標準衡量，特拉克斯的語法體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沒有句法內容的。西方語法學的成熟，一般認為是以在18世紀形成的傳統語法學為標志的，它把語法學分為詞法和句法兩大部分，它的某些術語、概念、規則和理論一直在西方一些國家的語法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無論持以西律中還是持以今律古標準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都是用18世紀以來形成的相當成熟的西方語法學的范本來衡量《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

當然，各民族語言學中的語法學的萌芽、初創再到成熟，在時間上不會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至初創只經歷了大約一兩個世紀的時間，而從初創到成熟大約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紀，即戰國時代齊人公羊高口說流傳的《公羊傳》。可是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到初創的時間卻比西方語法學長得多，大約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語助》的問世，才標志著漢語語法學初創的開始。從初創到成熟大約又經歷了五百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走向成熟的標志就是1898年《馬氏文通》的問世。這里所說的語法學的初創，是語法學已經初具規模，已經獨立形成學科的意思。初創階段的語法學，應該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語言的語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質，但在一些方面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不完善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樣觀察和分析中外各種語言的語法學現象才比較客觀，才是對語法學史實的尊重。

以往，一些學者一提到《馬氏文通》就說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說它只能算是漢語語法學初創的標志。這樣評價《馬氏文通》實際上也是一種以今律古的表現。我們認為應該給《馬氏文通》以正確的評價，這涉及到正確把握漢語語法學發展脈絡的問題。我們很贊成王海先生的意見：“《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疇外，大多表現在個別問題上，如：個別詞類中小類的設立，個別句子成分的確定，個別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創新，則表現在整個體系上。《文通》體系既有宏觀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觀的深入開掘；既有普遍規律的闡述，又有專書特點的揭示，是一個相當完備、相當精深的古漢語語法體系。”⑤因此，我們認為把《馬氏文通》看作漢語語法學步入成熟階段的標志比較合適。這點可以從它問世以后的深遠影響得到證明。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語法論著跟它相比，無論是內容的廣度還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遜色。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可以從它那里學到許多東西。

總起來看，研究漢語語法學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應該尊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用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去分析評價語法學現象，從中理出作為漢語言學一個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發展脈絡，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研究漢語語法學史的學者都很關注元代盧以緯的《語助》，但是對它的評價卻是有分歧的。一種意見認為，《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是漢語語法學萌芽階段的語法著作。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的重要內容，那么就應該承認作為研究虛詞的我國的第一部專著《語助》具有語法學的性質。再一種意見認為《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虛詞專著，而且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因為它體現了漢語語法學的基本特色。

很明顯，前兩種意見都承認《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這種研究已不同于過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從大量文獻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門別類進行綜合研究。這兩種意見的不同之處是承認不承認《語助》的語法學性質。所謂語法學性質，就是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有語法學性質，就是具有語法學的根本屬性。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是研究并說明客觀存在的語言結構規律，包括語法單位的確定，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的分類，語法結構框架的構建等。第三種意見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一步，敏銳地從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看到了《語助》是體現了漢語語法特點并初步構建了漢語語法學框架的價值。正如何容所說：“考察一種語言有多少種性質不同的表意單位，和它們怎樣配合變化以表示出很繁復的意思，而予以系統的說明，這是文法學的任務。”⑥《語助》抓住了漢語語法的作為語言結構中的重要環節虛詞這個內容，特別重視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從虛詞角度切入并進而觸及到句子內部或句際間的語義結構關系以及詞類等問題。⑦因此，《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具有語法學性質的專著，而且也應該說它是一部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第三種意見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是符合實際的。

前面已經說過，要正確評價語言學發展史上的種種問題，絕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套歷史事實。學術界一般認為兩漢時期的《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和《釋名》等分別是中國古代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的奠基之作。這樣的評價，無疑是正確的，是唯物地歷史地辯證地觀察問題的結果。如果我們用當代的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著作去比附的話，那么《爾雅》等著作是相當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會發生懷疑它們究竟是不是某學科的奠基作的錯覺。對待《語助》也是一樣，也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們說《語助》是我國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還因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語法著作，而是有著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的。早在《語助》問世前，歷代學者就對虛詞和句讀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說虛詞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在漢代及其以前還是零星片斷的，是在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里所開展的順帶的研究。比如，漢代《爾雅》這部訓詁學著作的“釋詁、釋訓、釋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虛詞為研究對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實詞。《詩經》的毛亨傳、鄭玄箋，許慎的《說文解字》里就用過“詞”、“辭”、“語辭”或“語助”等術語指代虛詞。它們所研究的虛詞，大多相當于今天的助詞，有些則是副詞。虛詞的研究發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現了專論，開始從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逐步走上較為系統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在句中所處的位置為標準，把虛詞劃分為“發端”、“答刂句”和“送末”三個類別：“至于‘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則在《復杜溫夫書》中以在句中的作用為標準，把虛詞分為“疑詞”、“決詞”兩類：“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詞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⑨宋代的虛詞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發展到以所有的詞為研究對象，并明確采用“實字”（相當于名詞）、“虛字”（相當于名詞以外的詞）這樣的語法術語，把漢語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除了區分“實字”和“虛字”外，宋代學者還區分了“動字”（相當于動詞）和“靜字”（主要指名詞，也包括形容詞在內），“死字”（指實字，也指靜字）和“活字”（等于動字）等。

再說句（句子）讀（主要指短語和分句）等語法單位的研究。為了讀懂古代經書，早在漢代就產生了句讀之學的萌芽。漢代王充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雖然沒有給字、句、章、篇冠以語法單位的字樣，但是他卻實實在在地確立了這幾種單位，而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劉勰則進而論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軫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①1劉勰從漢語的最小單位“字”談起，一步步闡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組合過程，并且特別強調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聯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達意的。總之，他是從語言形式和語義內容統一的角度論述語法單位的。再后來，學者們又把句法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句和讀上。對句讀給予明確解釋的是唐代天臺沙門湛然，他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①2所謂語絕，也就是表達了一個完整意思；所謂語未絕，也就是還沒有表達一個完整意思。湛然的話，我們可理解為是在給句和讀下了明確的定義。到了元代，程端禮繼承并發揮了王充、劉勰和湛然等關于篇、章、句、字的理論觀點。他說：“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盡管程端禮對漢語的四種結構單位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是他畢竟明確勾勒出了四種結構單位法則從大到小的層層制約的關系。

《語助》正是在這種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下問世的。在它問世之前虛詞的研究實際上已支撐起了漢語詞法學的框架，句讀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撐起了漢語句法學的框架。《語助》則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雛形。

我們說《語助》是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漢語語法學雛形的。有兩層含義：一是它把以往漢語句法研究成果運用于虛詞的闡釋之中了，即把對虛詞的闡釋放在句法單位的句或讀當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漢語詞法特別是虛詞的研究成果繼承并更加系統起來了。比如，在解釋“也、矣、焉”時說“是句意結絕處”。①4在解釋“初、始、先是”時說“文字中著一‘初’字于句首自為一讀”。在解釋“而”時說“是句中轉折，帶此聲以成文見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轉說下意。句末有‘而’字，卻是詠歌之助聲，與‘兮’字相類”。又如，在解釋“者”時說“有‘者’前‘也’后，‘者’舉其說于前，‘也’釋其意于后以應之”，很明顯這是在聯系”……者……也”句式講述“者”、“也”的前后呼應關系。這雖然是在解釋虛詞，但是顯然是在運用以往關于句讀的研究成果。盧以緯對句和讀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虛詞放在句和讀的語境中去解釋的。《語助》對虛詞的論述不但是系統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語助》的作者把他所認定的文言“語助”（大體相當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兩個標準劃分了類別。按語義內容作者把“語助”分成66組，有的組只有一個詞，如“而”、“毋”、“惡”、“哉”等，有的組竟有9個詞語，如“何則、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礎上，作者又按語法功能對大多數“語助”標明了類別，有用術語“××之辭”標明的，有用術語“××聲”標明的。這是盧以緯的創造，至少盧以緯的分類意識是更加自覺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辭”（如“乎”、“已矣乎”），“自問之辭”（如“何則、何者”），“發語之辭”（如“粵”、“殆”），“嗟嘆之辭”（如“嗚呼、吁”；“噫、噫嘻”），“繼事之辭”（如“乃”），“禁止之辭”（如“毋”），“非然之辭”（如“豈”），“詠歌之助聲”（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聲”（如“止、忌、居、諸、且、思、斯”），“句絕之余聲”（如句末的“夫”、“歟”、“邪”），“語余聲（如“耳”）等。另外，作者對少數“語助”則是直接用語法功能的描寫來暗示其類別的，其中對某些連詞就是這樣處理的。如“雖然：承上文義，固是如此，又別發一段論文”；又如“然則、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還有用跟俗語相比較的方法暗示其類別的。如“未嘗：俗語‘未曾’之意”，暗示其屬于用來否定動作或性狀的副詞。盧以緯除了把“語助”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分為若干類別外，還對某些“語助”的用法進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為發語之端。有在句中者，與‘乎’相近。有在句末者，為句絕之余聲”。對虛詞用法辨析得如此細致入微，而且這種辨析跟句法的聯系又是如此緊密，都是大大超過歷代學者的。

《語助》不但對虛詞本身的研究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對虛詞和實詞作了比較嚴格的區分。比如，在解釋“庸、顧、殆”時說，“‘庸’訓常，訓用，‘顧’訓回視，然非語助，而有似語助者。”“殆，危也，也以‘殆’為發語辭者。”“聲隨語發，意不加重，且不訓本字義，此等字多有之，亦語助之類也。”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關于實字和虛字的研究成果解釋實詞和虛詞集于一身的三個詞條。不難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標準是科學的，所謂“訓××”的用法就是實詞，“不訓本字義”的用法就是虛詞，而且透露出許多虛詞是從實詞虛化而來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使用現成的“實字”和“虛字”這樣的術語，而是用“語助”這個術語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用“非語助”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詞。“語助”這個術語雖然在西晉杜預和唐宋時代孔穎達、陳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的虛詞，盧以緯還是第一個人。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是一種突破，反映了作者對實字和虛字的新的認識，為后人把動詞從虛字中分化出來奠定了基矗

《語助》的問世除了有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外，還有廣闊深厚的社會背景。元代是我國歷史上由蒙古貴族居統治地位的封建制國家，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由于蒙古貴族統治者缺少濃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識，“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觀上有利于各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出現了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多種語言文化交相輝映的局面。元代還是我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極盛時期，中外人士頻繁接觸與交流，因此在當時實行了蒙古語、漢語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語等語言并行并用的語言文字政策。柳詒徵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據至元詔書，則蒙古字未興之先，已以漢楷與畏吾兒字并用。蒙古字既頒之后，各國之字，仍副之而行，則蒙古未代宋之時，固亦通用漢文。”①5這就是說，在元代至元以后，實行的是多語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語為官方第一語言，漢語文和波斯語文等也是通用語文。

與此同時，元代統治者出于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還在中央設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賢院等機構，在其中都各置譯史之職，把漢文的經史典籍翻譯成蒙古文，便成了這些機構的一項經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據《元史·百官志》記載，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職責是譯寫一切文字，頒降璽書，以蒙古新字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還在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創設了各路提舉學校官，大力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同時在京師則設立蒙古國子學，選蒙、漢、色目百官子弟入學，用蒙古語、漢語、波斯語等語言作為教學語言。

這種特殊的社會情況，給語言研究，特別是漢語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形成了元代漢語研究的鮮明特點，即非常重視現實課題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韻學和語法學是成績卓著的兩個部門。元代的音韻研究一反以往沿襲《切韻》和《廣韻》的脫離實際語音的傳統方法，而是以當時活的漢語語音為研究對象，描寫并反映了當時漢語北方話的實際語音系統，編寫成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原音韻》。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國古代語言學史上的一部優秀著作。漢語、蒙古語和波斯語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和印歐語系，它們之間差別很大而密切接觸，這就給語法研究提出了許多現實課題。其中不僅學習漢文典籍要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即使是漢語與蒙古語、波斯語對譯，也必須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在這種情況下，語法研究必然要解脫文字學、訓詁學的束縛，走以語法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獨立的發展道路。這樣，盧以緯《語助》的問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無獨有偶，《語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諸于世的，這也許不光是時間的巧合，而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長孺在泰定元年給《語助》作序時所說的：“‘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昔人是言，為用字，不當律令發，惜概而弗詳。予友盧子允武以文誨人，患來學者抱猶彼苦，爰摭諸語助字釋而詳說之。見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謂，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對以往學者研究虛詞的狀況是不大滿意的，批評他們是“概而弗詳”；對以文誨人的盧允武則大加贊賞，對虛詞的研究做到了“釋而詳說之”，并且能使讀者眼界開闊，心領神會。胡長孺在序中還說到：造句為文不用虛詞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語直遂，巽與婉曲，闔癖變化，賓主抑揚，個中奧妙無窮”，這些都跟使用一兩個起關鍵作用的虛詞有關。胡序把虛詞在漢語語法中的重要作用講得非常透辟，對《語助》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語助》的問世標志著漢語語法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為這門學科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矗它對明清兩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特別是《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響。從元泰定元年問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許多次，其中目前能見到的有元代由胡長孺作序的《奚囊廣要叢書》本，明代萬歷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煥作序的《格致叢書》本（更名為《新刻助語辭》，并刪掉了胡長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釋助語辭補義》等。這部書還流傳到日本，“自寬永年間以《新刻助語辭》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為從幕府時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約250年間助字研究的核心，成為日本漢語語法這門學科的原動力。

第2篇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

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

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

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

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

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

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

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

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

能，這是為什么？

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

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

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

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

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

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

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

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

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

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

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

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

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

“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

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

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

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

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

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

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

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

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

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

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

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

”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

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

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

方面進行驗證。

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

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

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

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

一斑”的作用。

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

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

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

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

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

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

4．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

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

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

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

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

，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

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

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

（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

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這首詩背下來了。

4．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

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

（7）敵人打退了。

（8）我們打退了。

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

的主語理解成受事。

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

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

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

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

“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

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

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

）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5．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

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

如：

（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

不改變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

（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

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

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

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

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

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

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

（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

（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

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

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

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

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誰的孩子媽都愛。

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

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

（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

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

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

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

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

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

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

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

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

。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

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

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

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

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

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

（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

（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

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

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

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

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

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

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

．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

探索》

第3篇

現代漢語中常式句一般表達形式為：

（狀語）定語+主語+（狀語）謂語+（定語）賓語（補語）

我們可以把現代漢語的常式句作為“標準句式”拿來與文言文的句式進行比較，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古今句式的不同之處。從而識別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確理解和翻譯文言語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裝句”為例來談談這一方法在教學中的運用。

文言文的倒裝句，也叫“變式句”，就是句子的表達形式不同于現代漢語“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堯之為君也！”此句中“堯之為君也”是個主謂短語，意思為“堯作為君主”。“堯作為君主”怎樣呢？沒有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需要進一步陳述，說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詞，意為“偉大”，是要陳述，說明，形容某個對象的。這樣“堯之為君”與“大”構成主謂關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謂語后主語，不符合我們現代漢語通常的表達習慣，明顯屬于主謂倒裝。說話人為了強調謂語，把謂語前置了。學生有了這樣的認識，在理解翻譯時只需把主謂關系理順即可。

2、“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讓學生劃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發現：蚓（主語）+無（謂語）+爪牙（賓語）。主謂賓完整，“利”似乎多出來了。但依據詞類知識，“利”是形容詞，意思為“鋒利”，在句中應作定語或謂語，“什么鋒利呢？”，在句中該詞語修飾的對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鋒利的蚓（蚯蚓）”是講不通的，只能修飾“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語，應該在“爪牙”的前面。該句是把定語后置了，這是個定語后置句。翻譯時，學生只需把定語提放到中心語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李氏子蟠，……不拘于時，學于余”、“形似酒撙，飾以山龜鳥獸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藍”、“于余”、“以山龜鳥獸之形”都是“于（以）+名詞”構成的介賓短語（介詞結構），均置于謂語動詞的后面。用現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分析，它們處于謂語后面，既不能作賓語（介賓短語不能作賓語），也不能作補語，而現代漢語中介賓短語一般作狀語。實際上，三個介賓短語都修飾句中謂語作狀語，分別表示比較、對象、方式，屬狀語后置。翻譯時，學生只要把介賓短語提前，放置于謂語動詞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類句式是文言文中賓語前置的四種形式。不管哪一種形式的賓語前置，都可以用現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為名詞，是句子的陳述對象。“安”是疑問代詞，相當于“哪里”，“在”為介詞，表示處所。該句本來要表達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讓學生認識這一語言現象時，我們可以舉出一個相類的現代漢語常式句，如“你在哪里？”與“沛公安在”進行比較：“在哪里”與“安在”的意思一樣，但前者是“介詞+賓語（疑問代詞）”，后者是“賓語（疑問代詞）+介詞”，顯然后者把“賓語”前置了。同樣“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構成該句的每個詞的意思和現代漢語的意思一樣，學生容易理解。但學生對“古代的人不我欺騙”這種說話的方式卻大為疑惑，古人為什么要這樣說話呢？教者可舉一相類句式進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騙我”，“他”是主語，“欺騙”是謂語，“我”是賓語。兩相比較，學生會很容易發現“不我欺騙”是把賓語“我”放在了謂語動詞前面，是賓語前置。這是古人語言表達的習慣之一，是為了強調賓語。可見，利用現代漢語語法知識認識文言文的特殊句式，從而正確理解句意，快速翻譯句子，是一種既簡便又實用的方法。

二、把現代漢語的詞法與句法知識相結合，快速解讀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蘇軾《石鐘山記》一文第一段為例。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桴止響騰，余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理解這段文字時，教者可讓學生有意識地與現代漢語進行比較，并用現代漢語語法知識加以分析。這段文字絕大部分實詞含義和用法與現代漢語一致，只有“鼓”、“是”、“鳴”、“名”用法比較特殊。我們可以用詞法知識進行分析。“鼓”現代是名詞，而在“微風鼓浪”一句中，“鼓”處在主語和謂語之間，由名詞活用為動詞，陳述“微風”，支配賓語“浪”，意為“鼓動”。“是”現代是判斷詞，而在“是說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說”是偏正短語，是“之”指代的對象，作“疑”的賓語，“是說”應是名詞性偏正短語，“是”是代詞，限制“說”，意思是“這個”。“鳴”是動詞，“雖大風浪不能鳴也”一句中，“鳴”后省略代詞“之”。補充完整后的句子應是“雖大風浪不能鳴之（鐘磬）也”。按照現代漢語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該句主干為：浪鳴之。可以看出主語“浪”和賓語“之”之間產生了“主語使賓語怎樣”的意味，據此可以判斷“鳴”為動詞的使動用法，可理解為“使……鳴”。“名”，現代是名詞，在“而此獨以鐘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處在謂語位置，作謂語。但依據現代漢語的詞類知識名詞一般不作謂語，由此可推斷“名”是名詞活用為動詞，作謂語，意為“命名”。

同樣，用句法知識比較分析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數文言句式與現代漢語一致。而“得雙石于潭上”、“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兩句的表達習慣就與現代漢語不一樣。為了讓學生清楚地認識古漢語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現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加以分析。“得雙石于潭上”這個句子的主語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謂語是“得”，賓語是“雙石”，這三個詞按現代漢語常式句表達習慣組成一句話就是：“李渤得雙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個介賓短語，現代漢語中介賓短語一般作狀語修飾謂語。據此，“于潭上”應作“李渤得雙石”這個句子的狀語，這樣，該句的完整表達應是“李渤于潭上得雙石”，把這個句子與“得雙石于潭上”比較，學生自然可以發現原文句子介賓短語后置了，從而掌握狀語后置句式。“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為“到處都是這樣”，這是個缺少主語的句子，表達完整應該是：“（什么）到處都是這樣”。“什么”是該句陳述說明的對象，這個對象就是“石”，“石”后“鏗然有聲”似乎與“石”構成主謂關系，但這樣一來，原句就成為兩個句子，這兩個句子形成并列關系，表達兩層意思，即：“石（頭）鏗然有聲”、“石（頭）所在皆是”，這顯然不符合作者本來要表達的意思。那么“鏗然有聲”是不是作狀語呢？用句法知識分析可以看出，“鏗然有聲”是動詞性狀謂短語，一般作謂語。據此，“鏗然有聲”只有作“石”的定語，意為“鏗鏘作響的石頭”，是一個名詞性偏正短語，正好與后面的“所在皆是”構成主謂關系。這樣，學生就可以認識古漢語的定語后置句式。

第4篇

解釋蘊涵完全拋開表層形式，只憑對語句語義的理解而進行。運用解釋蘊涵可以作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語

義鑒別是對單個語句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可將語句區分為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語義比較

是對多個語句間的語義關系進行認定，可將語義關系區分為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關鍵詞】語義蘊涵虛指蘊涵解釋蘊涵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同義關系矛盾關系

對立關系

＊＊＊

運用現代語義理論對漢語語義進行分析是個新課題。

以語義場理論為代表的結構語義學派于30年代出現，是現代語義學興起的標志，但是無論德國的特里

爾（J·Trier）還是英國的烏爾曼（S·Ullmann），他們的語義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詞（或小于詞）一級上進

行。直到60年代卡茲（J·Katz）、福德（J·Fodor）創立“解釋語義學"和萊可夫（G·Lakoff）、麥考

萊（J·McCawley）創立“生成語義學"，現代語義學才開始了語句語義的全面研究。

現代語義理論引進我國始于80年代，近些年來已由“介紹"漸進到了“引用"，探索以現代語義學的

觀點和方法研究漢語，已現蓬勃態勢。特里爾的語義場及義素分析理論，已被引入漢語教材，成為了詞義理

論教學的一部分。

對漢語語句語義的探討則還遠遠不夠。

現代語義學的誕生是語言理論與邏輯理論“聯姻"的結果，對語詞語義、語句語義的解釋、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現代邏輯的方法和模型。“蘊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來對語句語義進行分析的一種邏輯方法

。

本文嘗試引鑒蘊涵理論，對漢語的語句語義進行探討分析。

一、語義蘊涵

對自然語言語義進行“蘊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邏輯蘊涵，邏輯蘊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論基礎上的。“

蘊涵，即‘p蘊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義是‘如果p不是假的，則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這就是邏輯上所稱的“實質蘊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題蘊涵一切真命題

，真命題為一切命題所蘊涵"這一“蘊涵怪論"。這里說的“真"、“假"并非語句所陳述的事實上的真假

，它與自然語言的語義并無直接聯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這種蘊涵理論當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來進行語義

分析。

“蘊涵"最基本、最簡單的關系是“p真必然q真"，避開抽象的純真值解釋，將“真"、“假"理解

為直觀的事實反映，即語句的具體內容，“蘊涵"也就可以應用于語義分析了。

為與邏輯學中的“實質蘊涵"相區別，擬將語義間的蘊涵關系稱為“語義蘊涵"。

語句是事實情況的反映，語句語義實際就是關于事物情況的各種“信息"。

“當語句‘p’在語義學上蘊涵語句‘q’時，語句‘p’所傳遞的信息包含著語句‘q’所傳遞的信

息。"［②］

這是對語義蘊涵最簡明的闡述。p的信息包含著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蘊涵關系自可成立。

設語句p為“王前是翻譯家"，語句q為“王前懂外語"，顯然，p的信息包含著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語句是真的，q語句必然也是真的，這就可以說，在語義上，語句p對語句q有蘊涵關系，或者說語句p

蘊涵語句q。

“一句陳述句的蘊涵命題就是離開任何語境可以從句子本身推理出來的那些命題；只要那個句子本身表

達一個真實的判斷，其蘊涵命題必定真實。"［③］

從這一闡述中，可以析出語義蘊涵應具有的條件：

（一）離開具體的語境，在同一個可能世界中進行討論，即排除語境因素，獨立分析語義，不涉及語用

問題。

（二）必須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關系。

為敘述方便，本文擬將語句p稱作“源語句"，將其所蘊涵的語句q稱作“蘊涵語句"。還要說明的是

，本文所稱的“語句"絕非語法意義的“句子"，它是語義單位，即語義學上所稱的“義句"，或者說是具

有邏輯意義的語句，即“命題"。文中所稱的“語詞"絕非語法意義的詞、詞組，它也是語義單位，即語義

學上所稱的“義位"、“義叢"，或者說是“概念"。

二、虛指蘊涵

虛指蘊涵是以語詞為操作對象的，即以一個不定指稱短語代替源語句中的各個成分，以形成多個蘊涵語

句。

“不定指稱短語"的結構為：“某＋屬"，即由任指代詞“某"附加于源語句中語詞的屬概念之上而形

成。

設源語句為S，蘊涵語句分別為S1、S2、S3、S4……

源語句S：校長獎勵了三好學生。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某人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實施）某行為于三好學生。

S3：校長獎勵了某些人。

為確保虛指蘊涵嚴格可靠，應遵從下列兩條規則：

（一）不改變源語句的表層結構。

以虛指方式導出的蘊涵語句直接來自源語句的表層結構，各個蘊涵語句一般都不改變原有的語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稱短語所“置換"。

如上例的S與S1、S2、S3的短語結構均為：

SNp＋Vp

VpV＋Np

（注：TG理論中“"表“重寫"，并非蘊涵符號。）

以樹形圖顯示則更明顯：

（附圖[圖]）

顯然，源語句與蘊涵語句具有著“同構"關系。

（二）進行置換的虛指短語必須與源語句成分的語義范圍同一。用于進行置換的短語是被限定的“屬"

，這里的“屬"，可以是一般意義上的“范疇"，如“人"、“物"、“行為"、“時間"、“地點"、“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長"的范疇。“屬"也可以是較為鄰近的“類"，比如采用“領導"、“學校

領導"也無不可。

無論“范疇"還是“類"，語義范圍都大于被置換語詞，以虛指語詞限定后范圍縮小，結果兩者語義相

等。如圖：

（附圖[圖]）“某人"與“校長"指稱范圍相同，只是“實"、“虛"之別而已。

蘊涵語句是有序的，其順序是依著源語句表層結構“語符列"的順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順序便是依據著主語、謂語、賓語在表層結構中的語符位置。

蘊涵語句的這種有序性，對確認一個語句的語義具有著重要意義，其間音位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個置換成分的順序予以側重，就會構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從而可以傳遞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問。

S1：誰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對三好學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長獎勵了誰？

由重音模式轉移所形成的語義各異的蘊涵語句，構成了源語句S的全部語義，而S在無語境、無重音模

式的情況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語義。

重音模式與語境因素密切相關，由于語義蘊涵遵從著“無語境"的條件，所以這不是本文要深入討論的

問題。

虛指蘊涵的操作機制是對語句的表層結構進行“改造"，實際只是一種“語法義蘊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語句語義，當然也就無法應用于深入的語義分析。

三、解釋蘊涵

解釋蘊涵則是拋開語句的表層形式，完全憑借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和解釋以形成蘊涵語句。

憑借理解對語義進行解釋，是分析自然語言的慣用方式，“所有關于自然語言的論證有效地證明，依賴

于未經訓練的語言直覺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賴于邏輯理論的程度。"［④］進行語義解釋尤其要依賴“未經訓

練的語言直覺"能力。

任一語句的語義都是可以進行理解、進行解釋的，語句語義與其語義的解釋是不同的，前者是復合總體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體"。

源語句S：王工程師是劉師傅女兒的未婚夫。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王工程師是男性。

S2：王工程師未婚。

S3：劉師傅已婚。

S4：劉師傅有個女兒。

S5：劉師傅女兒未婚。

S6：王工程師與劉師傅女兒已確定婚姻關系。

上列蘊涵語句是對S的語義進行分解的結果，進行這種分解的依據是純語義的，與表層結構無關，蘊涵

語句是完全憑借直覺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而形成。

源語句S分別蘊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蘊涵關系，可讀作“蘊涵"或“那么"。

這種蘊涵關系可以用側樹形圖表示：

（附圖[圖]）

S是S1、S2、S3、S4語義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語義的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對語句語義的解釋不是任意的，源語句與蘊涵語句之間必須存有“p真必然q真"的關系，為此，下列

操作規則是必不可少的：

（一）蘊涵語句是不超出源語句語義的范圍，就是說所傳遞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語句，如“劉師傅是男的

"、“劉師傅女兒20多歲"等就不是源語句的蘊涵語句。

（二）不能導出與源語句相背的語句，如“劉師傅未婚"、“王工程師不認識劉師傅的女兒"等。

虛指蘊涵與解釋蘊涵都是對語句語義進行分解，但兩者大不相同，茲以下表進行對比：

虛指蘊涵解釋蘊涵

操作依據語詞語義語句語義

語形結構不改變改變

操作方式置換解釋

蘊涵本源表層結構深層結構

蘊涵性質語法的語義的

蘊涵語義范圍相等縮小

蘊涵語句組合有序無序

蘊涵語句數量定量不定量

語句語義的研究絕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之上，還應該對語句的語義性質及語句語義間的關系

予以認定，在這方面解釋蘊涵是最為可行、最為有效的分析方法。

語義認定可從“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兩個方面分述。

四、語義鑒別

語義鑒別是對語句自身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

依據語句的語義性質區分，有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

1．單義句

一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相互獨立并可以組合成完整語義，此句為單義句。

“相互獨立"是指蘊涵語句之間不重復、不交叉。“可以組合成完整語義"是指不含有語義相抵的不可

組合情況。

源語句S：甲的1號賽車榮獲了本屆越野賽的冠軍。

可以蘊涵下列語句：

S1：甲是賽車手。

S2：甲駕的是1號車。

S3：曾舉行越野賽。

S4：甲參加了本屆越野賽。

S5：1號車榮獲了冠軍。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語義，相互獨立，它們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語句的語義，彼此可以進行組合

、還原成源語句的完整語義，因此源語句為單義句。

2．歧義句

一個語句同時蘊涵多組語句，其間含有“異己"語句而無法進行組合、還原，此句為歧義句。

源語句S：我們見到了剛剛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語句可以蘊涵A、B兩組不同的語句。

A組：

A—S1：小王有個哥哥。

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

A—S3：我們見到了哥哥。

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A、B兩組語句都是S所蘊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與B—

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是兩組之間的“異己"語句，由于兩者的存在，兩組不可重新進行組合、還原，

因此可說源語句S是個歧義句。

歧義句的語義有如下特征：任一個語句組（A或B組）中引入另一組所含異己語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會出現矛盾，反而能組合成更為完整、更為明確的語義。

如A組S2的否定式為“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試將其引入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新組成的這組語句，不但可以進行組合，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義現象。

同理，B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組是如此。

3．重復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同一的語句，此句為重復句。

源語句S：處女之作《淚痕》是小李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蘊涵語句：

S1：小李寫了一部《淚痕》。

S2：《淚痕》是處女之作。

S3：《淚痕》是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顯然，S2與S3的語義是同一的。

重復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語義同一的語詞所造成，如“處女之作"與“第一部作品"。

這里說的“同一"是指語義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語詞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語義未必同一。

源語句S：那個老運動員很老。

蘊涵語句：

S1：那是個運動員。

S2：他是老運動員。

S3：他很老。

這組蘊涵語句中，S2與S3都用了“老"這一語詞，但語義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時間久長，

S3中的“老"是年歲高邁，因此源語句S不為重復句。

4．矛盾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不可共存的語句，此句為矛盾句。

源語句S：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我國歷來是統一的，分裂只是暫時的。

蘊涵語句：

S1：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

S2：我國歷來是統一的。

S3：我國曾有過分裂。

顯然，S2（歷來是統一的）與S3（并非歷來是統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論"是一種特殊的矛盾句。此類語句包含有“預設語義"，“預設"的語義與“顯現"的語義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論"的矛盾語義是極其隱含的，運用解釋蘊涵進行分析可以將其揭示出來。

源語句S：真實的判斷是不存在的。

蘊涵語句：

S1：真實判斷不存在。

S2：存在著一個真實判斷（該判斷）。

S2是言者默認的預設語義，S1是語句所顯現的語義，兩者不可共存。

五、語義比較

通過對不同語句的語義進行對比分析，以認定它們之間的語義關系，為語義比較。

大量的語句都是各自獨立的，它們的語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這些語句可稱為“獨立句"，這里不予

討論。

語句間的語義關系區分，有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1．同義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完全相同，這兩個語句為同義關系。

同義關系所傳遞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語句：

A—S：中國隊又一次榮獲冠軍。

B—S：中國隊再次奪魁。

C—S：中國隊衛冕成功。

上列三個語句都蘊涵著下列語句：

S1：中國隊曾獲得第一。

S2：中國隊本次又獲第一。

此類同義關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義語詞，因此它們的表層結構也大都無異，這是“同構"的同義關系

。

同義關系大都不是同構的，比如由核心句經“移動轉換"而生成的轉換句，表層結構就是不同的。

源語句：

A—S：秦國滅了趙國。

B—S：秦國把趙國滅了。

C—S：趙國被秦國滅了。

蘊涵語句：

S1：秦國曾與趙國交戰。

S2：秦國勝利了。

S3：趙國失敗了。

S4：趙國已不存在。

由“省略轉換"生成的轉換句，不但表層結構縮減，語義也有所省略，蘊涵語句的語義有了差異，不能

認為是同義關系。

源語句：

A—S：趙國被秦國滅了。

B—S：趙國被滅了。

語句B—S并不蘊涵S1、S2兩個語義，信息量減少了，A—S與B—S不是同義關系。

2．矛盾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矛盾關系。

源語句：

A—S：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裝。

B—S：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而沒有褪色。

A—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B—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

A—S所蘊涵的S2與B—S所蘊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總量，即“是新款的"與“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這兩種情況外，別無其他情況。

矛盾關系語句之間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假。

（二）可以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真。矛盾關系語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別無其他情況，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為假，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真。

3．對立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對立關系。

源語句：

A—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中國產品。

B—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B—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與B—S所蘊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兩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即“是中國產品"

與“是韓國產品"只包含了信息總量中的部分信息。

對立關系語句有如下兩個特征：

（一）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真，可以推知“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假。

（二）不能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為真，對立關系語句所傳遞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這批

設備是中國產品"與“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還可以是其他國家產品），所以非此未必

為彼，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為假，就推不出“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真。

注釋：

①［英］羅素：《數理哲學導論》，轉引自［美］帕特里克·蘇佩斯《邏輯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頁。

②［日］末木剛博：《邏輯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頁。

③［英］尼爾·史密斯、［英］達埃德爾·威爾遜：《現代語言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

第5篇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結構是非自主的。人類基本的認知能力和來源于經驗的認知模型在語言中有廣泛的體現，因此，語言結構為研究基本的認知現象提供了重要線索，人類的認知規律也會影響語言結構的選擇。

圖形與背景是認知語言學中的重要概念，這兩個術語最早來自完形心理學中的形基知覺。圖形指某一認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點部分；背景即為突出圖形起襯托作用的部分。這一理論表明，當我們觀察外部世界時，都會形成一個認知場，這個認知場就是由圖形和背景兩部分構成。在認知語言學分析中，圖形與背景是認知運作和語義結構重要的和基本的特性。圖形就是所要描寫的對象，背景是其所處的環境。對圖形的選擇決定于注意的焦點、移動方向、觀察的方位等。圖形和背景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位置關系，對象的所處位置、顏色對比、動靜對比（易于移動的物體傾向于成為圖形，但是在大量移動的物體中靜止的物體又傾向于成為圖形）、大小對比等都是區分背景與圖形的因素，在一個認知場中，得到突顯的部分是圖形，沒有得到突顯的部分是背景，圖形與背景相比總是更容易識別，更容易引起注意，也更容易記憶，并且更容易建立起一定的意義來。①例如，“在的右邊。”和“在的左邊。”這兩句話雖然說的是同一個意思，但前一句中的“”是作為圖形出現的，因而受到重視，“”是作為背景出現的，在人們的感覺中被忽視了；第二句正好相反，充任圖形的是“”，充任背景的是“”。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同一對象會因為充任圖形而得到突顯，若充任背景則被忽視。

從圖形－背景論分析存現句

一、存現句的內涵

存現句作為漢語中一種特殊而重要的句式，傳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基本觀點：

從句意角度：呂叔湘最早從句義入手，指出“這一類有無句單純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稱為存在句。”②張靜認為存現句是表示主語有什么，在何處。或者只是敘述出現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無主句。③

從句式結構角度：認為這種句子是由“處所詞＋動詞（著）＋（數量詞）名詞”三部分構成。④

同時從句意和句型入手：以宋玉柱為代表，認為它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著什么東西或人的句子。⑤邢福義在《現代漢語》里說“存現句是表明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現或消失的句子”。⑥

我們從各家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的落腳點顯然是句子的語法結構，都是從句型、句義來下定義的。

二、圖形－背景論分析存現句

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從人類認識事物的認知模式角度來描述存現句存在的合理性。存現句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句末呈現焦點

在語言研究中，圖形－背景是一種認知結構或認知模型，圖形是所要描述的對象，認知上較突顯，背景是其環境，認知上不太突顯。就句法結構而言，在一個簡單的主謂賓句子里，主語是圖形在語言中的現實化，賓語是背景在語言中的現實化，謂詞是聯系的中間環節。圖形－背景理論為主謂順序的合理性提供了認知上的理論支持。轉、主于句末，方所詞語（時間詞語）位于句首的作用

存現句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結構上的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給人提供不同的意象和感覺。存現句中的主體名詞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它的位置在句末。

煙塵滾滾的場地上狂怒地蹦跳著一只斗牛。——一只斗牛狂怒地蹦跳在煙塵滾滾的場地上。

這組句子中，后一句式中主語的位置突出了“斗牛”對“蹦跳”，“兩條漢子”對“立”的支配作用，前一句式中“斗牛”和“兩條漢子”都是處于賓語的位置，就無法突出這種作用，但是卻強化了“斗牛”蹦跳時和“兩條漢子”立著時的狀態。

方所詞語（時間詞語）在一般主謂句中位于動詞之前或句末，存現句中的方所詞語（時間詞語）則必須放在句首，用圖形－背景理論來解釋，它就是充當了一個大的背景，位于句首更能起到展示大背景的作用，并能夠使讀者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這個背景上，然后再過渡到圖形。

河堤上扔著我的鐮刀和草筐。——我的鐮刀和草筐在河堤上扔著。

試比較例的前后兩個句式，后一句式中讀者的注意力焦點是由已知物“鐮刀和草筐”開始，然后擴展到環境“河堤”上，我們對環境認知的整體性以及關注的強度就會受到影響，前一句式則在我們認知尚處于空白狀態時將一個環境“河堤”充塞到我們的視野中，從而保證只有在這個較為穩定的環境被確立為整個認知的背景時，對“扔著鐮刀和草筐”這個對象的接受和理解才能順利進行。另外，句首的方所詞語（時間詞語）之后直接與動詞性詞語相接，沒有名詞性成分干擾對方所詞語、時間詞語的理解，更保證了對背景的心理注意。

在實際言語交際中，這兩種句式都是人們經常用到的，說話者究竟用哪一種，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據個人的主觀意圖而定，不過，在這里我們強調的是，當我們說某部分是圖形，另一部分是背景時，并不意味著背景不重要，只是說它不是焦點。但沒有背景是不行的，一方面，沒有背景句子不能滿足完形特征，另一方面，沒有背景

圖形也得不到烘托。

結語

總之，認知語言學在分析句法時告訴我們，語言結構是基于人們對世界的經驗，對語言的運用與我們怎樣感知周圍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關系。認知語言學對句法的分析不是試圖說明句法之間的轉換關系，也不是論證句法如何與客觀事物相對應，而是試圖闡明人們觀察和認識事物的方式決定語言的形式。存現句的作用就在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知上的框架，它首先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背景，然后將一個對象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引入，作為輪廓鮮明的圖形放置在背景下。作為一種特殊的句式，存現句通過主移到句末，成為句末焦點，句末圖形，從而引起讀者對其進一步的關注。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分析，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一種語言形式，不管它表面上看來特殊與否，在本質上都遵循了人類的認知規律，都反映了人類的認知結構和認知過程。

參考文獻：

[1]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2]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張靜主編．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4]雷濤．存在句的范圍、構成和分類[J]．北京：中國語文．1993．

[5]宋玉柱．語法論稿[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

[6]邢福義主編．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第6篇

對外漢語教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理解指多媒體漢語教學，如影視教學、電化教學、函授教學、個別教學、自學等。狹義的理解即課堂教學。盡管多媒體教學發展得很快，但目前課堂教學依然占據著中心位置。可以說，設立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國內高校，都以課堂教學為中心，課堂教學仍然是對外漢語教學的主要方式。“有關對外漢語教學的總體設計和構想、教學的原則都要靠課堂教學去落實；各種課型的教學目的和任務要靠課堂教學去達到和完成；對外漢語教學的總目標——培養學生具有聽、說、讀、寫諸項基本技能，從而達到能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也要通過課堂教學去實現。”既然課堂教學占有這么重要的位置，那么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對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語法教學也就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外國留學生在基礎漢語學習階段是從零開始的，為培養漢語方面的語言技能，必須進行大量的語言練習。這是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唯一途徑，也是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特點。或者說，學生的語言技能，單靠教師的講解是不夠的，學生自己也要勤學苦練。如果在課堂上忽略了這一特點，教師講得再多也無濟于事，有些教師甚至使用外語講課，這更是犯了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大忌”。教師應該把課堂時間盡量留給學生，讓學生大膽開口，多加練習，直至能夠流利運用為止。

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的影響，留學生在語言習得過程中遇到的難點與中國學生不盡相同。留學生的難點往往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或是容易被忽略的。教師要善于發現這些難點：一方面要精心備課。在備課中對“難點”做出初步預測估計；另一方面要在課堂上積極引導，發現“難點”。在課堂上可以采取由學生直接提問或教師在課堂練習中尋找的方式。例如，一個學生在讀課文時念道“馬飛，快地跑過來”，那么教師馬上就能知道，他不懂“飛快”一詞的含義，所以斷句斷錯了。這時教師示范朗讀就等于糾正了學生的錯誤，或者再領讀一下，效果會更好。

二、對外漢語教學的原則和方法

真正有經驗的教師上課是順其自然的，是“教無定法”的，即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教學方法。這里簡單談一談教學的一般原則和方法：

（一）了解學生的學習目的和心理，有的放矢地教學

一般情況下，一個班集體是由幾個國家的學生組成的。首先，教師要從總體上了解教學對象所在國家的概況，包括政治、歷史、文化、風俗等；其次，要了解每個人的學習目的、心理特征及其所掌握的漢語程度等。

據筆者統計，外國留學生來華情況有如下幾類：

1.外國公司派來的，來自日本、韓國的居多；

2.國家間互派的，以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居多；

3.對中國感興趣，以后想在中國工作的；

4.所學專業與中國文化有聯系的；

5.旅游、經商、消遣或者看朋友的。

因前四種情況來華的留學生學習目的比較明確，有學習動力。而“旅游、經商、消遣或者看朋友者”則只想學點兒口語，目的性不強。教師對他們既不能強迫學習，又不能放任自流，應該采取積極引導的教學方式。不管學生抱什么目的而來，只要走進我們的課堂，教師就有義務教好他們，讓他們學有所獲。他們都是成年人，自尊心都比較強，教師要盡量多引導啟發，少批評說教，鼓勵他們多開口說，還要讓學生都有同等的練習機會。

（二）增強課堂教學的趣味性

“寓教于樂”是中外教育學家總結出的一條教育原則。學生在愉悅中才能對學習產生興趣。提高課堂教學的趣味性，是任何課堂教學都需要的。此點對外國留學生尤為重要，多數外國留學生比較看重“自我”，如果他們覺得乏味，就會喪失學習漢語的積極性。所以教師應該引導他們在娛樂中學習。可是，在有限的漢語水平制約中，如何增強課堂教學的趣味性呢？有人曾提出把“腦筋急轉彎”引入到對外漢語的語法教學中來，以促進留學生對教學內容的形象理解和掌握，提高學生學習漢語的興趣和積極性，并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腦筋急轉彎”是作為一種益智類語言游戲出現的。巧妙運用漢語中語音、詞匯、語法以及文字、修辭等語言現象創作的“腦筋急轉彎”，能讓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漢語這種獨特的符號系統自身具有的美學功能。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我們也“腦筋轉了一下彎”，嘗試著把“腦筋急轉彎”這種語言游戲運用于對外漢語教學中，達到教師“潤物細無聲”，學生“輕松學漢語”的良好效果。具體做法是：把“腦筋急轉彎”當作一個“引子”，由它引入所要講的語言知識點，讓學生更形象地理解漢語語言現象。把它當作課堂教學中的一個調節劑，能活躍學生的思維，豐富學生的語言知識，提高學生學習漢語的興趣，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理解漢語中的一些語言現象。

在對外漢語教學的重要環節——語法教學中巧妙運用“腦筋急轉彎”，有利于學生理解所要講的語法點。外漢語教學中的語法教學，一直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但在語法教學各個階段的側重點和講解方法問題上，人們卻各持己見。但總的來說，必須堅持的原則是語法教學不宜過分強調，不能為了講語法而講語法，而是應該讓學生接觸語言事實。正如趙金銘所言：“與其講語法不如讓學生接觸有關的語言材料，這也許是掌握語法的最好途徑。”的確，課堂語法教學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教師的“腦筋”也要嘗試著“轉彎”，讓學生在“轉彎”中輕松學語法。這就需要教師進行點撥式教學和隨機教學，排除學生學語法的畏懼情緒。教師在講語法時可以嘗試加入“腦筋急轉彎”這種引子和調節劑，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下面我們來看具體教學方法中“腦筋急轉彎”的運用：

1.趨向補語的教學

趨向補語是留學生在漢語學習中普遍存在的一個難點問題，即對漢語趨向補語的掌握和運用問題。如何使學生掌握趨向補語的趨向意義和引申意義，正確地理解并加以運用，需要一個很好的“引子”。教師在講解趨向補語時可以舉這樣一個經典的例子：

（1）——一個人走在獨木橋上，當他走到橋中央的時候，抬頭一看，前面過來了一只狼，扭頭往后一看，身后站著一只老虎。可是這個人卻過去了。問：他怎么過去了？

——昏過去了。

這是典型的動趨結構，即“V+復合趨向補語”的用法,并且涉及趨向補語的另一個重要用法，即趨向補語“過去”的引申義。趨向補語“過去”有三個相關意義：單個詞的意思是，離開或經過說話人或敘述的對象所在地向另一個地點去；用在動詞后的一般用法。如：把球踢過去，把信封翻過去等；用在動詞后，表示失去原來正常的狀態，如：病人暈過去了。是利用“過去”的多義雙關的第三種用法。我們還可以引申到“過去”的婉辭用法：“死亡”。從而引出一個專題：“趨向補語的引申用法”，讓學生了解一個系統的趨向補語的用法。

2.“比”字句的教學

（2）——為什么青蛙能跳得比樹高？

——因為樹不會跳。

這兩句對話真實信息的語法結構應當是“青蛙跳得比樹跳得高”，而非“青蛙跳得比樹高”。前一個句子利用語音的歧義，通過省略把一個比較狀語從句結構變成了后一個句子中的補語結構。我們用這個“腦筋急轉彎”是為了引入“比字句”的結構和用法，讓學生了解不同的語法結構之間的關系。

搞好課堂教學是對外漢語教師的根本任務，而要創造一種輕松、活潑、生動、有序的課堂氛圍，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教學方法要靈活，也就是首先要具有搞活課堂氣氛的意識。這也是對外漢語教學學科的特殊性、教學對象的特殊性、漢語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文化差異的特殊性等因素對對外漢語教師的要求。呂叔湘先生在談到語文教學時就曾說過：“成功的教師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把課教活了。如果說一種教學法是一把鑰匙，那么在各種教學法上還有一把總鑰匙，它的名字叫做‘活’”。因此，教師備課和課堂操作要在“活”上下工夫。教師通過“腦筋急轉彎”這種靈活的形式，可以使學生了解到漢語中生動有趣的語言現象。對外漢語教師必須具有隨機應變的教學機智，做到“樂教”和“善教”，寓教于樂，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在對外漢語語法教學中運用“腦筋急轉彎”，需要教師在充分而合理地運用教學機制的基礎上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選材取例上要難度適中。由于對外漢語教學對象的特殊性，針對不同等級水平、不同學習階段的留學生，要考慮他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技能及其所達到的水平，選擇不同難度的“腦筋急轉彎”，內容上也要與他們的生活有聯系，這樣才能生動有趣。

第二，發“問”要巧。由于“腦筋急轉彎”主要由提問和回答兩部分構成，目的在于通過問答句來引入語言現象，這就需要教師特別注意敘述問題和答案的技巧和方式，正確地引導到所要講的語言點上，做到巧妙而又讓學生有所收獲。例如，引入趨向補語的方式，例（1)問“他怎么過去了?”要比“他怎么過去的?”更有提示作用。而有時候為了制作“腦筋急轉彎”而故意設置的語言障礙要在游戲之后給學生予以糾正，敘述正確而完整的表達方式。

（三）對漢語語法難點講解過程中語境理論的運用

關于對留學生漢語語法的教學，有人曾提出運用語境理論來進行對漢語語法難點的講解,希望以此來提高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語境，即語言環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語境即語言本身的環境，指語言結構中的上下文；廣義語境指使用語言時起制約作用的各種因素，包括言語交際活動中的主、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如使用語言者的身份、職業、修養、處境、心情等，客觀因素如交際的時間、地點、場合、對象等，也包括語言的社會環境，如時代、民族、地區、社會文化的特點。

目前的語法課教學，仍然偏重于講解語法學知識，片面、孤立地分析說明一些語法規則、結構等，沒有聯系具體的語言環境，忽視了語言的實際運用。其實，有些令教師和學生都感到棘手的語法難點，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1.關于“了”的用法

一般的對外漢語教材及相關的語法書都把“了”分為動態助詞“了1”(在動詞后)和語氣助詞“了2”(在句子后)，但留學生通常都不理解為什么有的句子中“了”在前而有的句子中“了”在后，因為有時候語氣助詞“了2”也是表示動作或行為的完成，如：

(3)我買到書了。

(4)我買了一本書。

例(3)中的“書”是特指，交際雙方以前談論過關于這本書的話題，因此，雙方有共享預設，說話者強調的是一件事情的完成。例(4)中“一本書”是個新信息，說話者著重說明的是動作的執行。聯系語境來說明，比起讓學生簡單地記住用“了1”與“了2”的語法規則要更為有效。

再比如：

(5)在韓國學習漢語一年了。

(6)開學以前，我想在我們班至少有兩個男同學，不料連一個人也沒有了。

(7)早上的空氣很涼快了。

(8)在西安過了三天了。

上述句子在一定的條件下都是成立的，但聯系到學生使用時的實際語言環境，便都成了病句。例(5)的說話人如果在韓國，這個句子沒問題，表示已經學了一年漢語，并且還要繼續學下去。但是說話人現在已經在中國，因此不能用“了2”，應改為“在韓國學習了一年漢語”。例(6)的說話人希望班里至少有兩個男生，但實際上一個也沒有，而按照字面解釋，好像是說本來至少有兩個，后來沒有了，因此，也不能用“了2”。例(7)的說話人如果在北京已生活了一段時間，體驗到氣候的變化，那這個句子是對的，實際上說話人剛來北京，所以也不能用表示變化的“了2”。例(8)句的說話人如果還在西安,句子可以成立，但如果已回到北京，那么也不能用表示繼續的“了2”。

留學生在學習“了”的用法時，最大的困惑是不知何時該用何時不該用。目前使用的對外漢語教材與語法書中，通常把句子當作最大的單位，沒有擴展到句群、段落，也就沒有講清用“了”與不用“了”的句子交叉使用的情況。

我們再看看下面的例子：

(9)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會后，自己便在路邊的石頭上坐了下來。他也在遠遠的一塊石頭上坐下，把槍橫擱在腿上，背向著我，好像沒我這個人似的。

(10)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我采訪了陳俊華和郝永云夫婦。與郝永云交談時，他們可愛的小女兒正在床邊玩耍。她不時地扭過頭來，好奇地睜著大眼瞅著我和她的媽媽。她顯然是出生于地震之后。將來,這個天真活潑的小東西會知道，這個世界上原本不會有她。因為，一場震災險些奪去她父母親的生命。那會兒，他們剛剛結婚。

(11)星期天上午，阿婆早早地弄好了飯，待一家人吃過飯，收拾完了，阿婆說要帶我去外邊走走。我們一起來到展覽館。展覽館里有許多字和畫，玻璃柜里還有雕塑和古董。阿婆什么也不看，只在那些字幅前面走來走去。阿婆看不懂字，連標簽上的價錢也看不懂。她不停地問我，這幅多少錢，那幅多少錢。那些字都很貴，最便宜的要三百元，最貴的要六百元。阿婆說，想不到真有這么貴的字，一幅字就是好幾千斤谷，難怪你爸爸要心疼哩。

上面三個例子都是以句群為單位的。在這些句群中,第一個句子與后面的句子是連貫的，并且后面的句子大多是描寫性的。因此，我們可以告訴學生，在敘述過去發生的事情時，第一個句子是強調事情的發生與完成，所以要用“了”，而描寫之后發生的動作時，往往不需再用“了”。在某一個具體語境中，這種交叉情況是一個連續體。

2．關于“是”的用法

現代漢語中，“是”表示肯定，有“的確、實在”義，需重讀，不能省略。如：

(12)昨天是冷，一點不假。

(13)他手藝是高明，做出來的東西就是不一樣。

再看下面幾個句子：

(14)溥儀的童年是比較開心。

(15)日語和漢語是在很多地方不一樣。

(16)寫信是不太好。

從語法形式上看，例句(12)(13)與(14)(15)(16)是一樣的，換句話說，例句(14)(15)(16)從語法上看沒有錯。但是，例句(12)(13)的交際雙方對于“昨天天氣冷”與“他手藝高明”有共識，也就是說，這兩個句子是有前提的，而聯系例句(14)(15)(16)的上下文,卻沒有共享預設，因此，這幾句中的“是”都不能用。

運用語境學的理論，能夠提高對外漢語教學的效果，培養學生運用語言的能力，而這也是語言教學的最終目的。

三、總結

對外漢語語法教學的目的在于教給留學生正確的漢語語法規則的輸入，使留學生能夠在交際過程中正確運用漢語語法，從而達到有效交流的效果。將“腦筋急轉彎”這種益智的語言游戲應用到對留學生漢語語法的教學過程中，不僅可以活躍課堂氣氛，而且能夠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使留學生快速掌握漢語語法。將語境理論應用到對留學生漢語語法的教學過程中，也能夠幫助留學生深入到特定的情境中了解并掌握漢語語法的具體使用方法。在教學實踐中，我們應該將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取長補短，以提高教學質量。

論文關鍵詞：漢語語法腦筋急轉彎語境理論

論文摘要：漢語語法一直是學習漢語的留學生感到頭痛的一大難題，所以，如何對留學生進行語法教學就成了理論界爭論的焦點。課堂教學是影響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素。本文結合課堂教學中“腦筋急轉彎”這一益智游戲與語境理論來探討對留學生漢語語法的教學，提倡將這兩種方法結合使用，以活躍課堂氣氛，提高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王未.語境理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J].江蘇社會科學，2000，（6）.

[2]趙金銘.教外國人漢語語法的一些原則問題[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4，（2）.

[3]張文元.激發興趣感在現代漢語教學中的運用[J].咸陽師專學報，1997，（5）.

第7篇

即觀察者是靜止的，時間迎面向觀察者移動過來。也就是我們常用的比喻時間像長河一樣流過我們的感覺。由于是時間在朝觀察者移動，顯然走在前面的時間將很快成為過去，未來則總是走在后面。所以就有了“先來在前，晚來在后”的感覺，才有了“前”對應“過去”，“后”對應“未來”的概念。這種概念類型在漢語中是非常常見的。如長江后浪推前浪、史無前例、前所未聞、后起之秀、后繼有人、瞻前顧后、懲前毖后、思前想后、前因后果、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等等。在這些例子中，前都代表“過去了的”，后代表“將來的”。

二、人動時靜型

即時間是靜止的，觀察者面向將來移動。也就是我們去擁抱未來的感覺。在這種模式中，很自然地，“前”對應的是“未來”，“后”對應的是“過去”。在漢語中，這樣的例子有前程、前景、前途等，都是用“前”來隱喻將來的時間。

三、視角的雙向性

在漢語中，關于“前”、“后”產生矛盾的例子還有一些，比如很典型的公交站點的問題。比如我們學校外公交站點叫做“四川大學站”，那么“四川大學前一站”到底是指還沒有到四川大學那一站還是已經過了四川大學的那一站呢?為什么會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呢?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我們視角的不同，即視角的雙向性。我們在表述“前”與“后”兩種方位時，往往會有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面向未來”，一種即“面向過去”。這在漢語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當我們面向未來的時候，未來在前，過去在后，我們這樣表述:向前走，莫后退;前不著村，后不著地。而當我們面向過去的時候，我們往往這樣使用前與后:上課前/后，春節前/后，一百年前/后。所以，現在我們回到“四川大學前一站”這個問題，若言談者面向未來，便是指的已經經過了川大的那一站;若其面向過去，則是指還沒有到達川大的那一站。所以我們可以說這與言談者的主觀視角有關。了解了我們在運用方位詞“前”、“后”來表示時間概念時出現矛盾的原因后，我們再來看一下在漢語中的一個總體使用情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對我們用“前”、“后”來表示時間概念的情況稍加留意，我們很容易發現，我們在上文中所說到的兩種不同的隱喻概念或者不同的視角，在漢語中的分布是不均勻的。我們明顯更傾向于“過去在前，未來在后”這種隱喻。除了上文中為說明“人靜時動”時所舉出的例子外，還有很多，如:前言不搭后語、前輩/后輩、前人/后人、以前/今后;前天/后天;大前天/大后天;前半天/后半天;前半場/后半場;前半夜/后半夜;開學以前/放假以后等等。而從“未來在前，過去在后”來看，我們則使用的較少，比如:前進、后退、我們要往前看，不能沉浸于過去等等，其數量明顯要少于第一類。

第8篇

論文摘要:漢語成語足漢語詞匯系統的特殊部分。中國文化在成語的生成和使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語修辭現象即根源于中國文化。本文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文化心理、審美情趣以及漢語與漢字的特點等多角度探討了成語、修辭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不少成語是語言中的活化石，它們大都來源于古代，貫用于古今，承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信息。漢語成語數量大、內容豐富、使用普遍，反映了漢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時，成語的產生與使用也是漢族人民修辭活動的一部分。本文試圖從文化背景角度對成語與修辭作些探討。

1成語與修辭密切相關

成語與修辭密切相關，有三層含義:

1.1成語是修辭活動的產物

《周易》說:“修辭立其誠”。修辭立其誠，主要體現在語言交際雙方要有“合作精神”。語言交際雙方都有雙向溝通情感和信息的良好愿望，組織或調整自己的話語，把交際活動進行下去。這就要求語言表達要有表現力和說服力。于是人們常常采用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即修辭技巧的運用。這些修辭技巧有的十分精妙準確，為后代人們一再模仿沿用，久而久之，就出現一批具有特殊含義的詞語、詞組或句子。成語就是其中沿用至今、具有特殊含義的固定詞組。

1.2運用成語本身就是一種修辭現象

人們在進行語言交際時，為達到良好的交際效果，常常選用一些富于表現力的句式或語言材料。成語是一種既富于表現力又簡潔通用的“語言材料”，所以被人們普遍使用。因此，從廣義上說，“運用成語”也是一種修辭方式。

1.3成語是多種修辭方式運用的成果

成語的生成、構造或使用牽涉到許多修辭方式，系統研究成語，可以發現許多修辭方式的影子。例如，如魚得水(比喻)，移風易俗(對偶)，國破家亡(互文)，磨刀霍霍(摹狀)，白山黑水(借代)，而立之年(割裂)，千鈞一發(夸張)，阮囊羞澀(用典)，老死溝壑(委婉)，瓜字初分(隱語)，逃(桃)之夭夭(雙關)，關門大吉(反語)。

研究修辭方式在成語中的運用，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

2成語修辭的文化機制

2.1務實精神與具象思維

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的發達，鑄定了中國文化具體務實的傳統。章太炎所說的“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于有生，語絕于無驗”較準確地刻畫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重實際而默玄想”的民族性格}z}。這也影到了中國人的說話方式，簡潔具體，有理有據。這個“理據”往往指的是生活事實的驗證和古圣先賢的經典論述。

這種具象思維，使人們在言語活動中，遇到稍微抽象的東西，就把它具體化。漢語成語多用比喻、摹狀，就是這種具體化的反映。“危如累卵”(比喻)讓人頭腦中浮現出“許多雞蛋壘在一塊兒，隨時可能崩塌”的畫面。“磨刀霍霍”(摹狀)使人仿佛看到奮力磨刀的樣子，聽到磨刀的聲音。

這種具象思維，也使人們想把自己的論述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中國人素來“崇古”，古圣先賢的語言、古人的事跡，都被時間賦予了經典的地位。于是人們說話作文，總喜歡引經據典。許多成語既是人們引經據典的成果，也是后人經常引用的“經典”。如“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論語》)，“阮囊羞澀”(古人事跡)。

2.2喜新求異、含蓄委婉的文化心理

古人在具體務實的基本精神的基礎上，又有追求遣詞造句的新穎奇特的心理。韓愈在《答李詡書》中提出“惟陳言之務去”，主張語言運用力求獨創、新穎。可見，喜新求異是漢語修辭活動的一個傳統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中國人以含而不露為美，喜歡含蓄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這兩方面都要求語言交際時“換一種說法”。古代的文人雅士，說話作文時追求“雅言”、“美辭”，創造出許多打破常規的表達方式，促使一些修辭方式的產生和推廣。我們可以在許多成語中看到這些修辭方式的運用。

例如，說“貧困、沒錢”平淡無奇，就用典故“阮囊羞澀”(用典);用“白山黑水”代“東北”，用“蒼山洱海”代“云南”(借代);截取孔子的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的“而立”、“不惑”造出成語“而立之年”、“年屆不惑”等(割裂);“瓜字初分”舊指女子十六歲，就是拆“瓜”為“二”“八”、蘊“二八一十六”之意(隱語)。儒家文化講“禮”，“尊人抑己”，許多成語都有這種色彩。如“客人來了”，說“大駕光臨”，自家因此“蓬草增輝”。“自己死了”謙稱“老死溝壑，’(委婉)。另外中國人也不乏幽默的細胞，“逃跑”說成“逃(桃)之夭夭”;“不得不關門停業”說成“關門大吉”(反語)。夸張修辭格直接創造了非現實的詭異畫面，如“氣吞山河”、“天翻地覆”。

2.3均衡對稱的審美情趣

均衡是美學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漢族人民修辭活動中的一種審美情趣。中國傳統思維有一種樸素的辯證觀，即以二元對待的觀點來看待、分析事物，重視事物的關聯、對立及其變化。故在語言表達時，常用字數相等、結構相似的語詞表達相同、相反或相關的意思。成語中運用對偶、互文、雙關、借代，就是這種均衡對稱的審美情趣的體現。成語內部語素對偶、互文，前后對照，互相補充，相輔相成。成語字面意思與實際意思，通過雙關、借代巧妙聯系，有虛實映襯之美。

漢語成語多采用“四字格”，就是因為“四字格”四個字兩兩相對，完全符合均衡對稱的審美要求。

2.4漢語與漢字的結構特點

漢字是表意文字體系。漢字形音義的特點是成語修辭的基礎。方塊漢字，有立體感;字字分寫，形式整齊;元音輔音相間，音節分明、洪亮，有節奏感，容易形成“四字一組”的成語。四個字兩兩相對，非常適合對偶、互文。漢語中同音詞大量存在，有利于構造諧音雙關。漢字字字分寫，可以隨意截取，重新組合，適合用典、借代、割裂等辭格的運用。漢字形體由有意義的部件“拼裝”而成，可以通過“析字”構造隱語。

第9篇

饒勤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現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一文，以《馬氏文通》為始將發表的有關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著作論文進行概述。論文將這些擬聲詞研究分為三個階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認為前兩階段“擬聲詞經歷了從附屬于其他詞類到獨立列為一類的過程”，第三階段以熙《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孟琮《北京話的擬聲詞》和馬慶株《擬聲詞研究》等三篇論文為代表，開拓了將漢語擬聲詞放在語音系統中進行分析的視角。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現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現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的時候，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第一個音節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均與原單音節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現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的頻率進行統計比較，并聯系人類發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分為主音節和次音節（包括襯飾音節、衍生音節、前綴音節和后綴音節等），并運用主音節和次音節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選的規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計數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可見，將不同方言中擬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

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展的動態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與音節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配合規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3.類型學研究。漢語從古代開始就存在著各種方言，千年來各方言自身變化不斷，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類型各異。漢語方言的豐富性，不僅數量上而且類型上也為漢語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語言材料。從類型學的角度研究擬聲詞，是對漢語擬聲詞認識的總結。

方言擬聲詞的調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開，但已初步總結出一些類型，包括：各種沒有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重疊式（常式和變式；單音節、雙音節和多音節）、詞綴式（前綴、后綴和鑲嵌詞綴等）、分音詞等。可見，除了字詞上的格式外，我們更應將語音和詞匯化引入，從微觀的動態中進行研究。

隨著方言擬聲詞調查的廣泛展開和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的擬聲詞結構將被逐漸揭示出來，這就為語言類型比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種類型學的研究角度研究應該成為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方向。這對進一步揭示和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價值。

［論文關鍵詞］方言；擬聲詞；構詞法；詞匯化；語音韻律。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從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三大方面：構詞法、詞匯化及語音韻律對近幾十年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進行歸納與評述，揭示歷史研究、語音研究及類型學研究對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性。

注釋：

①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第21頁，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論漢語的大音節結構”，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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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石毓智：“論漢語的大音節結構”，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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