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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科學的發展觀,已經深入到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森林資源和林業發展的重要性和目前的嚴峻狀況,要求我們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深入到林業建設的制度、政策、法律等各個層面,構建一套全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律體系,從而實現對森林資源的保護和林業的可持續發展。
1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及其涵義
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系統地闡述了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并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即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這一定義因具有最概括意義而被廣泛接受,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得到認可。可持續發展是對傳統價值觀和發展觀的挑戰與變革。其內涵反映在以下5個方面:①可持續發展強調生態與經濟的整體性。②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經濟與生態效益的綜合性。③可持續發展強調資源利用的高效性。④可持續發展強調體制與法制建設的必要性。⑤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的公平性。
2林業的定義及主要特點
林業的定義可概括為林業是人類對森林資源的全面保護、全面利用、全面發展的經營活動,是以森林的多功能來滿足經濟、社會需求,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公益性事業和基礎產業。
為了正確地理解林業,還需要進一步了解林業的特點,以掌握林業發展的客觀規律。林業的主要特點有如下幾點:生產周期的復雜性;勞動過程的特殊性;初期培育森林的經濟依賴性;生產經營活動的風險性;生產經營成果的多樣性;林業效益是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
3可持續林業的含義及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1可持續林業的含義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已有研究成果,可持續林業的概念可歸納為:可持續林業是對森林生態系統在確保其生產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態系統的物種和生態多樣性不受損害前提下的林業實踐活動。它是通過綜合開發、培育和利用森林,以發揮其多種功能,從而保護土壤、空氣和水的質量,以及森林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既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木質、非木質林產品和良好生態環境服務功能的需要,又不損害未來社會滿足其需要的林業。
3.2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2.1依靠科技發展林業。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證資源與環境的發展力,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依靠科技來發展經濟,改變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在林業發展上,實施科技興林,不斷提高林業建設的科技含量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3.2.2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林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調整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產業的發展,是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物質保證。要采取“以二促一帶三”的策略,調整生產力布局,淘汰落后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推動產業重組,解決林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調整林產品結構,大力發展精深加工、發展優勢產品,努力開拓木材林產品的新用途,延伸產業鏈,增加附加值,解決林產品結構不合理和產品缺乏競爭力的問題。調整企業布局和資產結構,實施大集團、大公司發展戰略,共同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市場,提高企業專業化程度和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市場的競爭力。
3.2.3注重林業生態、經濟效益綜合評價。林業的生態效益是指林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生態方面的正面影響。人們普遍認識到,森林兼具有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等三種效益,且經濟效益往往最先受到關注,但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情況下,生態價值遠遠大于其經濟價值。而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有著密切的聯系,林業的生態效益可以創造經濟效益。這些年來,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各地在實踐中采取了很大的成效。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①林農結合式;②造林規模化;③造林多樣化。
4建立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法律機制
4.1我國法律中關于林業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體現我們目前關于林業的單行法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及其事實條例。在這一立法宗旨中,充分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目的。在總則中,第5條規定“林業建設實行以營林為基礎,普遍護林,大力造林,采育結合,永續利用的方針。”第11條規定“植樹造林、保護森林,是公民應盡的義務。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全民義務植樹,開展植樹造林活動。”這些規定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反映了我國法律對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和關注。4.2對我國現存林業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國已經設立的林業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嚴密性存在缺陷,在立法思路、立法原則、履行程序、實現方式、法律責任等方面的制度內容上有遺漏、空白、不明確之處。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補充和完善:①重新確立林業立法思路;②立法原則的創新;③在執法方面,一是必須實行森林采伐限額管理,控制森林資源過量消耗,健全管理機制,加大管理力度。二是必須認真加強林地管理,防止有林地逆轉,實行林地用途管制和總量控制制度,嚴懲毀林開墾和亂占林地的違法犯罪行為。三是必須認真執行憑證運輸木材制度,嚴格對木材經營加工單位的監督管理。四是必須堅持依法治林,將森林資源保護管理置于法律、法規的約束之中。加強基層執法隊伍的建設,實現森林資源保護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④在法律責任方面,應建立健全法律責任制度。
參考文獻
[1]蔡守秋等著.可持續發展與環境資源法制建設[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2]金瑞林.環境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3]薛建輝.森林生態學[M].中國林業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原田尚彥著,于敏,譯.環境法[M].法律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5]陳泉生.環境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論文摘要：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科學的發展觀,已經深入到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森林資源和林業發展的重要性和目前的嚴峻狀況,要求我們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深入到林業建設的制度、政策、法律等各個層面,構建一套全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律體系,從而實現對森林資源的保護和林業的可持續發展。
1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及其涵義
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系統地闡述了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并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即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這一定義因具有最概括意義而被廣泛接受,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得到認可。可持續發展是對傳統價值觀和發展觀的挑戰與變革。其內涵反映在以下5個方面:①可持續發展強調生態與經濟的整體性。②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經濟與生態效益的綜合性。③可持續發展強調資源利用的高效性。④可持續發展強調體制與法制建設的必要性。⑤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的公平性。
2林業的定義及主要特點
林業的定義可概括為林業是人類對森林資源的全面保護、全面利用、全面發展的經營活動,是以森林的多功能來滿足經濟、社會需求,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公益性事業和基礎產業。
為了正確地理解林業,還需要進一步了解林業的特點,以掌握林業發展的客觀規律。林業的主要特點有如下幾點:生產周期的復雜性;勞動過程的特殊性;初期培育森林的經濟依賴性;生產經營活動的風險性;生產經營成果的多樣性;林業效益是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
3可持續林業的含義及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1可持續林業的含義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已有研究成果,可持續林業的概念可歸納為:可持續林業是對森林生態系統在確保其生產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態系統的物種和生態多樣性不受損害前提下的林業實踐活動。它是通過綜合開發、培育和利用森林,以發揮其多種功能,從而保護土壤、空氣和水的質量,以及森林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既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木質、非木質林產品和良好生態環境服務功能的需要,又不損害未來社會滿足其需要的林業。
3.2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2.1依靠科技發展林業。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證資源與環境的發展力,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依靠科技來發展經濟,改變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在林業發展上,實施科技興林,不斷提高林業建設的科技含量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3.2.2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林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調整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產業的發展,是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物質保證。要采取“以二促一帶三”的策略,調整生產力布局,淘汰落后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推動產業重組,解決林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調整林產品結構,大力發展精深加工、發展優勢產品,努力開拓木材林產品的新用途,延伸產業鏈,增加附加值,解決林產品結構不合理和產品缺乏競爭力的問題。調整企業布局和資產結構,實施大集團、大公司發展戰略,共同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市場,提高企業專業化程度和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市場的競爭力。
3.2.3注重林業生態、經濟效益綜合評價。林業的生態效益是指林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生態方面的正面影響。人們普遍認識到,森林兼具有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等三種效益,且經濟效益往往最先受到關注,但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情況下,生態價值遠遠大于其經濟價值。而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有著密切的聯系,林業的生態效益可以創造經濟效益。這些年來,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各地在實踐中采取了很大的成效。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①林農結合式;②造林規模化;③造林多樣化。
4建立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法律機制
4.1我國法律中關于林業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體現我們目前關于林業的單行法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及其事實條例。在這一立法宗旨中,充分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目的。在總則中,第5條規定“林業建設實行以營林為基礎,普遍護林,大力造林,采育結合,永續利用的方針。”第11條規定“植樹造林、保護森林,是公民應盡的義務。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全民義務植樹,開展植樹造林活動。”這些規定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反映了我國法律對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和關注。4.2對我國現存林業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國已經設立的林業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嚴密性存在缺陷,在立法思路、立法原則、履行程序、實現方式、法律責任等方面的制度內容上有遺漏、空白、不明確之處。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補充和完善:①重新確立林業立法思路;②立法原則的創新;③在執法方面,一是必須實行森林采伐限額管理,控制森林資源過量消耗,健全管理機制,加大管理力度。二是必須認真加強林地管理,防止有林地逆轉,實行林地用途管制和總量控制制度,嚴懲毀林開墾和亂占林地的違法犯罪行為。三是必須認真執行憑證運輸木材制度,嚴格對木材經營加工單位的監督管理。四是必須堅持依法治林,將森林資源保護管理置于法律、法規的約束之中。加強基層執法隊伍的建設,實現森林資源保護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④在法律責任方面,應建立健全法律責任制度。
參考文獻
[1]蔡守秋等著.可持續發展與環境資源法制建設[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2]金瑞林.環境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3]薛建輝.森林生態學[M].中國林業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原田尚彥著,于敏,譯.環境法[M].法律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5]陳泉生.環境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論文摘要：隨著師范格局的大規模調整，如何實現教師教育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凸現出來。本文從教育質童、師資隊伍、學校規模三個方面論述了教師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教育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教師教育的格局正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三級師范向二級師范過渡的進程加快，部分地區已開始了由二級師范向一級師范的跨越。這種變化是我國教師教育改革的必然趨勢，更是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提高的顯著標志。據研究，當經濟和教育發展到以下兩個標準時，就會產生高等師范取代中等師范的趨勢:一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到人均GNP700美元左右，二是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我國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超過了第一個標準，第二個標準也基本達到。在這種背景下，師范辦學層次的提高，教師教育格局的調整，既符合我國教育發展的現實，也符合世界教師教育發展的規律。但隨著師范格局的大規模調整，如何實現教師教育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又凸現出來。下面，筆者從教育質量、師資隊伍、學校規模三個方面試述教師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一、教育質且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教師教育格局的調整，影響教育質量的可持續發展的因素之一是各高校對師資培養的規格缺乏統一的標準。以本科小學教育專業為例，自1998年南京師范大學曉莊學院首次開辦該專業以來，全國培養本科小學教育專業師資的高等師范院校已近20所，但各校至今對該專業的培養規格還未達成一致性的認識，所開課程更是五花八門。這種局面從長遠看，必定嚴重影響師資培養的質量，影響教師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對此，教育主管部門應以社會或大學對課程學術水平的認定為基礎具體明確教師教育培養的人才規格，重新確定各級學位標準。各高校也應大力提高綜合化核心課程的質量，充實專業主干課程的內容，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提高學生的職業技能和創新精神。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我國高等師范原有的教育課程設置比例就已偏低，門類偏少，加之高等教師教育課程的實施成效造成了培養師資的職業素養的貧乏。因此，實現師資培養教育質量的可持續發展，還應注重增加教育類課程的比例，豐富教育課程的內容，使教育科學這一體現師范性的課程在教師教育中受關注的程度得到較大的改善，最終給予其應有的地位。
隨著教師教育格局的調整，除師范院校外，一些綜合性大學也承擔了培養基礎教育師資的任務。處理學術性和師范性的關系就構成了影響教師教育質量的重要問題。學術性和師范性的解決方式決定著教師的知識結構和技能結構，決定著教師的專業化水平。在綜合性大學，學生的學術性得到了強化，但其師范性卻由于辦學經驗的因素遭到削弱。處理好學術性與師范性的關系，關鍵是要解決師資培養過程中學術專業培訓和教育專業培訓的順序安排和結合方式的問題。在我國基礎教育師資需求的矛盾基本緩和的前提下，可以采取高師與綜合性大學合作培養教師的方式，即由高師統籌，由高師和大學共同培訓，在高師從事一般文化學科和教育學科的學習并組織教育實習，在大學從事專業學科的教學和研究活動，這樣培養出的師資必定能夠滿足現代社會對教師職業的專業化水平的要求。當然，在我國一些綜合性大學中包含了由原來的師范院校構成的教育學院(師范學院)，還有一些大學成立了“虛擬”的教育學院，這就要充分發揮教育學院的作用，做好師資培養的協調工作，統一組織各類教師技能的培訓，統籌安排各類教育實踐活動，把原有的師范院校重視師范性的傳統發揚光大。
隨著教師教育格局的調整，高等師范院校的規模擴大了，于是擴大招生規模就成了提高辦學效益的重要途徑。而在擴招的過程中，教育質量卻在不知不覺中下降。近幾年，由于高校持續擴招，也由于師范專業有限的吸引力，除少數重點高師和重點大學師范專業外，師范院校的錄取分數線在同一批次的院校中逐年下降。更為嚴重的是，一些進人師范專業的學生在校期間長期為補考、淘汰警告所困。大學生學業質量的下降也是一個國家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正如美國高質量教育委員會的報告《國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中所提出的“教育目前正被越來越嚴重的成績平庸的狀況所侵蝕，它威脅著國家的前途”①。師范院校無限制的擴招和生源質量的下降，其后果是嚴重的，它不僅會造成過度教育，使大量的師范畢業生缺乏足夠的就業崗位，也會使未來教師的質量下降。因此，師范院校的招生盡管己告別了“計劃經濟”時代，但要實現教師教育的可持續發展，也必須遵從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在充分市場調研和科學的就業預測的基礎上，確定招生專業和招生規模。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讓最優秀的青年進人師范院校、進人未來教師的職業，這是實現師范院校教育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二、師資隊伍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教師教育格局的調整和培養對象層次的提高，原有的師資己不適應高層次的教師隊伍建設的要求，師資隊伍必須實現可持續發展。
師資隊伍的可持續發展首先取決于原有師范院校教師隊伍規格層次的提升。師范院校的教師有著其獨特的優勢:熱愛教師教育工作，對教師教育的各項工作有著相當的理解與關心;熟悉基礎教育，有著較強的對基礎教育各科教學指導能力。這種優勢也是辦好高層次的教師教育所必須的因素。提升原有師資的規格層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人手:以課程建設為切人口，以學科科研為先導，帶動和促進教師科研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鼓勵并創造條件讓教師參加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鼓勵青年教師在崗位上提升學歷;大膽任用中青年教師，讓他們成為教學、科研的骨干。同時，對那些職稱、學歷及教學水平等方面難以適應高層次教師教育的教師，也應根據他們自身的優勢，充實到基礎教育等相應的崗位，不僅解決基礎教育暫時的短缺，還可以避免教育資源的隱性浪費。
僅僅依靠原有師資的重組與提高，期望在短期內組建能勝任培養基礎教育師資的高校教師群體是不太現實的。因此，必須在“內培”的基礎上，做好“外引”工作。在引進人才的過程中，要創造良好條件，吸引其他崗位學者到大學任教，不僅僅要以優厚的待遇吸引人，還要以真摯的感情凝聚人，以事業的發展激勵人。在人才引進上，不僅要制定完善、優惠的政策，還應根據學科建設和學校發展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對于引進的人才，不能將他們視為裝點門面的“花瓶”，而要將他們的高職稱、高學歷轉化為教學優勢和科研優勢，進而帶動教師群體的整體發展。
三、學校規模的可持續發展
實現學校規模的可持續發展，關鍵是要放眼未來，合理規劃，處理好過渡與發展的問題。首先要充分利用和妥善處理現有的教學資源，使其發揮最大的功效。對于因師范格局調整已不再適用的資產，應妥善處置，既可用以改善基礎教育的辦學條件，也可支援欠發達地區的教師教育。在此過程中，要避免校產資源的人為“貶值”和流失。最重要的是，調整后的教師教育，應充分考慮其規模的合理性和布局的超前性，使其同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基礎教育發展的規模、速度相適應。如前所述，教師教育終將納入高等教育的體系，那些不能形成規模效應或不能進一步發展的師范院校，只能是發展時期的過渡產物，應盡可能地提高其現有資源的利用率，避免過度投資和不必要的二次浪費。而那些最具發展潛力的高等師范院校，在新一輪發展中，則應從宏觀和長遠利益出發，避免短期行為，這也是減少未來重復投資的重要舉措。
師范格局的調整為我國教師教育帶來的不僅是機遇，更多的是挑戰，只有處理好在前進和發展中的各類問題，才能實現教師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其龍、陳永明:(教師教育課程的國際比較》，教育年2月。科學出版社2002
【摘要題】農業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正文】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其特殊的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具有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像中國這樣長期困擾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持久因素。
雖然中國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讓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豐衣足食，被世人譽為“世界經濟史上持續發展的一樁奇跡”。但是，中國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張、生態環境的加劇惡化等卻使未來農業發展面臨多重危機。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1號國情報告所得出的這一極富挑戰性的結論，喚起了人們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問題——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深思。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提出了震驚世界的“中國糧食”，更引起了中國乃至世界對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研究的廣為關注。
中國究竟應選擇怎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構成了中國如何邁向21世紀的主要研究熱點問題之一。
一、戰略觀點（注：根據研究者所提出見解的學科側重或學科傾向，大致將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概括為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并不是嚴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學科研究領域進行區分。）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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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經費的有限性
在我國，很多的科技館是靠國家的經費保障其長久運營的，而經費的來源具有單一性導致其經費處于匱乏和緊張的狀態，導致很多工作無法順利開展。正是由于經費出現緊張，科技館在日后的發展過程中則需要思考兩個問題：
（1）如何利用這有限的財力，來為科技館增加新的展品，如何維護現有的展品；
（2）如何利用這部分經費向公眾開展科普活動。目前，很多的科技館已經開始實行免費對公眾開放的措施，那么此時經費的來源就需要依靠國家有限的財政撥款來支撐。在這種情況下，科技館就需要進一步研究觀眾的需求，以其為導向，增加科技館的觀眾數量，以此來爭取政府可以撥出更多的經費，實現自身新的發展。
1.2公共管理中“顧客導向”原則的存在
以顧客的需求為導向，最早是出現在公共管理的領域當中，早在20世紀70年代，在一些先進的西方國家中，管理者便將“顧客導向”的原則引入到了公共管理的領域。管理者在對政府日常工作進行改革的時候，更多地引入了企業的發展模式，和企業的生存理念。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政府同企業一樣，同樣需要為公眾提供一些“產品”，只是政府所提供的產品更多的是服務，服務是否能夠得到公眾的歡迎，則由政府的服務是否以顧客的需求為導向來決定。這一項原則很快在世界廣泛傳播，目前美國、英國兩個國家的政府將這一原則落實的最為具體。可見，將“顧客導向”的原則引入到公共管理領域，有利于工作機構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為顧客提供更好的服務。在科技館觀眾就是科技館的顧客,是科技館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保證。因此，科技館要以顧客為導向,更多地考慮公眾需求,注意顧客偏好,重視展教方式的趣味性、啟發性、互動性和科普教育營銷方式的創新化、多樣化。
2科技館可持續發展的具體措施
由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觀眾的支持是科技館長久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在科技館的發展過程中，要時刻關注觀眾的需求，要了解不同群體對科技的喜好，在展廳的布置，內容的設計方面都需要具有針對性。在展教方法的選擇上需要進一步的創新，使展教內容要能夠多種多樣，具有新穎性，能夠吸引更多的觀眾前來科技館。在科普活動的安排方面，需要事先做好調查研究，了解不同文化背景、年齡階段的人們對科普知識的了解，分別開展宣傳活動，提高科技館的知名度。具體有如下的一些做法。
2.1展品需要跟隨時代的潮流
展品是觀眾與科學技術接觸的最直接的平臺，它自身具有較強的互動性特征，能夠使觀眾通過參與體會到先進的科學技術，在娛樂中獲取更多的科學知識。可以說，每一個科技館都離不開展品，展品是其重要的內容，因此保證展品具有較高的科技含量，是順利向觀眾普及科技知識的前提，也是科技館長久發展的關鍵所在。但是我國目前很多的科技館展品存在的老舊現象，展項設計無法跟上時展的潮流，大部分科技館的展品大致相同，缺乏創新性、趣味性，互動能力比較差，導致很多觀眾不愿意來科技館。究其原因，是由于專門開發的展品制作公司不了解科技館的觀眾需求，創新性不強，而多數科技館又缺少專門的研發人才和研發經費，導致了展品更新率較低，缺乏創新力。因此，科技館需要在展品的研發方面要加大創新力度，不斷完善，增強自身的展品研發水平，為觀眾提供最新的科技展品。
2.2創新展教內容的方式
科技館要吸引更多的觀眾來參觀體驗，就需要不定期地開展一些展教活動。但是，很多科技館的工作人員，對科學技術的了解不多，也沒有接受過專門的培訓，因此無法起到向觀眾普及科學知識的作用，在展廳就是看看展品、做做觀眾引導員，觀眾只能靠展品旁邊的說明書來了解每一個產品，只能說是一知半解，很多觀眾就會對科技館失去興趣。上述現象在我國很多的科技館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需要進行方式方法的創新。科技館可以根據各類展項，了解觀眾的需求，掌握他們最希望獲取哪一方面的知識，探索和創新展教方式。比如可以有針對性的專題，聘請專家來科技館，結合觀眾的日常生活會遇到的科技點，來解釋每一個展品的原理，以及在日常生活當中的運用。同時，也可以根據年齡的不同，將展廳分為幾個部分，讓觀眾能夠有針對性地去學習。
2.3校園科普活動的推行
用觀眾的視角來分析科技館的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在根據不同群體的需求，來合理設計科技館展品的同時，也要適當地擴大我們的觀眾范圍，將服務的內容和方式進行創新，不斷研發一些新的項目來吸引更多的群體。科技館的存在主要是針對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群體來普及一些科技知識，因此應當重點針對這一部分的觀眾來設計科技館的發展模式。在內容的設計方面，需要具有主題針對性，運用科技館內現有的各種資源，舉辦定期的展覽、科學知識的競賽、播放科學知識的視頻等等，結合青少年的心智，運用各種各樣的教學手法，來激發青少年對科技的興趣，在體驗過程中，增長科學知識，提高科學文化素質。與此同時，科技館也應當加強與各個學校之間的相互合作，讓科普知識能夠進入到校園當中。比如在學校安置一個專門的科普展廳，結合學校科學課程開發展品，讓孩子在課余時間里能夠體驗這些展品，加深科學知識的學習；也可以定期舉辦一些“科技知識校園行”活動，將科技館搬進學校中，讓孩子學到更多的科學知識。
2.4服務理念的轉變
科技館一般都是政府撥款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也是有事業編制的，還有一種“鐵飯碗”的思想，在工作中服務意識不強，對觀眾缺乏主動服務、熱情服務的精神。因此，科技館要可持續發展，必須轉變工作人員在服務上的老觀念。科技館可以參照企業里的一些獎懲措施，根據工作人員對工作的熱情、服務的態度、服務的質量進行適當的獎勵和懲罰，激發工作人員轉變服務觀念，增強服務意識，提高為觀眾服務的能力。
3結束語
論文摘要：作為我國西部的農業大省，實現甘肅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本文根據農業經濟和生態產業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甘肅農業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并從農業資金投入、發展節水農業及特色農業等方面給出了甘肅農業持續發展的建議。
一、甘肅省農業發展取得的成績
（一）農產品產量總體增加
2006年，甘肅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到561.4億元，占總地區生產總值（2276.7億元）的24.67%，糧食產量808.1萬噸。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重要進展，農業基礎地位繼續加強，2006年糧食產量達到808.05萬噸；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達到2134.05元，與2000年相比增幅高達49.3%；同時城鎮化水平達到30%；財政收入增長高于經濟增長。
（二）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逐步優化，外向型農業發展加快
“十五”期間，甘肅省引進、示范、推廣新品種新技術4000多項次，示范推廣面積超過133.3多萬HM，良種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建設了一批具有區域特色和競爭優勢的農產品出口基地，累計出品4.4億美元，促進全省農民增加收入35億多元，人均達193.65元。目前，基本形成了以蘋果汁、干酷素、瓜籽、制種、腸衣、番茄醬、雜豆、苦杏仁等特色農產品為主的出品格局，農產品出口98個品種，遠銷74個國家和地區。
（三）農業產業化經營步伐明顯加快
全省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達到2476個,其中產業化龍頭企業達到1319家,增長11.1％，帶動農戶162萬戶；農產品年加工能力達到1047萬噸；積極發展訂單農業，訂單面積達880萬畝，增長3.5%；強化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示范引導，建立示范點41個；制定了合作組織工商登記和財務管理辦法，推進了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規范化建設；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到4233個，帶動農戶121萬戶，分別增長7.8％和24.7％；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快速發展，帶動農村二、三產業實現較快的發展。
二、甘肅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盡管甘肅農業發展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由于甘肅農業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業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還較為突出。
（一）農業發展資金短缺，農業投資不足
甘肅省財政收入相對其他省份較少，且農業綜合開發支出相比其他省份更顯不足。2006年甘肅省財政總收入為1，412，152億元，地方財政支出為5，285，946萬元，地方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為188，778萬元，占地方財政支出的3.57%，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財政收入少嚴重制約了財政對農業的持力度，無資金支持農業的發展。
（二）粗放經營，機械化程度低，土地產出率低
甘肅省大部分地區干旱少雨,水資源貧乏,而天然降水的利用率不到10%；許多地方灌溉又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滲漏和流失嚴重,灌溉水的利用率不到40%；由于栽培技術不配套,土壤水分的利用率不到70%。
（三）總體資源配置不均衡，利用率不高
首先，水資源總量缺乏是甘肅農村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其次，資源利用低效率現象普遍存在。2003年,全省有農村勞動力資源1050.49萬人,實際利用760.75萬人,占72.4%。甘肅省目前化肥畝施用量已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有效利用率只有30%,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0個百分點。在種子的使用上,大部分地區超量播種20%左右,造成很大浪費。甘肅省有豐富的農作物秸稈資源,是發展畜牧業的一大優勢,但目前的飼用率不到20%。另外,在農產品的收獲、運輸、儲藏、加工過程中也存在利用不高和嚴重浪費的現象。
三、政策建議
針對目前在甘肅農業整體發展中遇到的各種情況，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采取措施，積極應對。
（一）加快促進農村金融改革，增加低息農業貸款
高儲蓄率是我國大部分地區所共有的情況，長期以來郵政儲蓄只存不貸，積累了大量的存款，資金的閑置不僅增大了郵政局的機會成本，也忽視了農民對資金的需求。從2007年開始甘肅省郵政局告別了只存不貸的歷史，開始提供小額信貸。為使大量存款能得到有效利用，確實地做到服務農民，郵政局也應為農民提供低息貸款。因此，有必要將農業貸款與一般的商業和工業貸款區分開來。以較低的利率提供農業貸款，并將大量來自農業的存款返回農業才有助于農業的發展。
（二）加大農田水利建設投資，發展節水灌溉
解決甘肅農業發展的難題之一就是解決水的問題，因此發展農業首先要加強農建水利投資。應該積極利用當前所有的便利，加大農田水利建設，將水庫所囤積之水應用到生產實踐當中。“雨水積蓄利用工程”是近兩年甘肅省政府為解決農民飲水問題而開始實施的一項工程，目前已解決了隴中缺水的環縣、會寧、靖遠三縣，33個鄉（鎮）、20.9萬人的飲水困難。同時，引進先進的節水灌溉技術也是甘肅省應對水資源缺乏這一問題的另一重要解決途徑。
（三）結合地域差別，發展特色農業
甘肅省整體農業生產地域差別較大。河西走廊灌溉農業區，是該省的商品糧基地、制種基地和高原夏菜基地；隴中、隴東旱作農業區，是該省乃至全國重要的洋芋、中藥材、小雜糧、羊羔肉及肉牛生產基地；隴南地區是該省重要的特色農業基地；甘南及河西牧區是該省乃至全國重要的牛羊肉生產基地和細毛羊基地。針對以上優勢，政府應該積極扶持，加大資金以及技術投入，引進先進的管理模式，盡快樹立本土特色農業品牌，擴大產品的知名度，積極拓展國內外市場，以便提升整個農業的整體競爭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層次分析法
一、礦區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礦區可持續發展系統的目標
建立評價指標體系是評價工作開展的先決條件。無論哪種評價的進行必然以存在一定的目標為前提。為此，在指標體系設計前，對礦區可持續開發的總體目標作出基本描述。
(1)資源：①資源開采適度②資源開采和利用效率高、效益好。
(2)環境：①環境污染程度低，污染治理措施得力；②生態系統破壞程度低，生態系統自然性、穩定性好。
(3)經濟：①經濟健康發展②經濟效益好：資源利用率、資金利用率、勞動生產率高。
(4)社會：①公平分配，適度消費，生活水平高；②限制人口發展在可持續發展水平上，注重人口素質的提高。
(5)智力支持：加大智力投資，加快技術進步。
礦區資源可持續發展評價從礦產資源的基本屬性出發，以量化的標準對礦區五大子系統展發水平及其協調性進行衡量，以此來判斷礦區可持續開發所追求的諸多目標的實現程度，為礦區資源可持續發展提供數據支持。
2.礦區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對礦區系統演化規律認識的基礎上，遵從礦區資源的開發實際和總目標要求，結合礦區實際情況，確定以下指標體系。
目標層包括總目標層D及亞目標層D1及D2。D是根據亞目標及準則層各項指標經過處理后得出的定量指標，用以反應可持續發展程度。
準則層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環境保護、資源開發利用的水平及四者相互協調的水平，分別以P1、P2、P3、P4及P5來表示。其定量范圍也界定于0-1之間。當運用該值計算礦區持續發展程度D時，還要經過權的處理。
指標層包括的19項指標，分別用以表達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環境保護水平、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及四者相互協調水平。
標志經濟發展水平重要指標是資金利稅率u1及職工人均收入u2。考慮到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調整產業、產品結構、產品的附加值，因而將綜合開發及多種經營產值比重u3列入指標體系。還考慮到煤礦百萬噸死亡率u4是標志煤礦發展水平的特有指標，也列入指標體系。
社會發展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又能促進經濟發展，二者相互制約又相輔相成。社會發展包括眾多內容，具有概括性、代表性的指標由職工子弟入學率u5、職工平均受教育程度u6、人均住房面積u7、職工子弟待業率u8等四項指標。環境保護是礦區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礦區環境保護保護應以不損害礦區的發展、不危害人體健康為目標。因此，選取的指標為：塌陷土地復墾率u9、大氣質量u10、水質量u11和矸石利用率u12。
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是礦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根據目前礦區實際情況，為調解煤炭資源的耗竭率及合理利用資源，將采區回采率u13、原煤入洗率u14、儲采比u15列入指標體系。
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環境保護及資源開發利用的相互協調，是礦區可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因此選定社會發展投入、環保投入、資源開發利用投入增長率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值來反映協調水平，分別稱之為經濟社會協調系數u16、經濟環境協調系數u17及經濟資源協調系數u18。
目前國際上一般用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來表示環境發展的協調水平，80年達國家水平為1%-2%，發展中國家水平為0.5%-1%。為此設定該值超過1%將有利于可持續發展，小于1%將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因此將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u19；列入指標體系。
可持續發展程度是由多指標確定的，各項指標的屬性不同、重要程度不同，存在著不可公度性。應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
二、AHP層次分析法
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多目標、多準則的決策方法。為使函數能夠真實反映客觀實際，關鍵在于依靠專家經驗確定相當于1到0的各項指標值。分別對19項指標進行隸屬函數及各項指標的隸屬度的確定。以u1為例：u1：資金利稅率目前經濟發展好的煤炭企業，其資金利稅率為16％～20％。設：理想值1相當于20％；最差值0相當于0。R1=1當u1≥20R1=（u1-0）/(20-0)當0將隸屬度及權重系數數據代入評價矩陣，計算得出可持續發展程度評價值，該值范圍為0-1具體表示為：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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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蔣承菘主編:礦業城市與可持續發展文集．冶金工業出版社，1998:143-279.
1.1金谷生產歷史
金鄉谷子種植歷史悠久，史稱金谷。1932年，全縣種植9333hm2，每667m2產94kg，總產1300萬kg。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全縣種植面積均在6500hm2左右，總產量1120萬kg左右，僅次于小麥、高粱、大豆。1960年后面積逐漸減少。1983年種植268hm2，平均每667m2產262kg。1990年種植601hm2，平均每667m2產284kg。金鄉谷子在1990年以前主要是麥茬夏谷，1990年金鄉縣成為著名的大蒜之鄉后，谷子種植多為蒜茬夏谷，并且由1970年以前的春谷為主，發展為蒜茬夏谷占主導地位，春谷僅有少量種植。
1.2金谷發展現狀
1996年馬廟鎮被國家農業部命名為“中國金谷之鄉”后，1997-2001年連續5年在馬坡中心區實施千畝金谷優質高產開發項目，進行統一品種種植，統一技術指導，統一病蟲防治，統一收購加工，統一包裝銷售，激發了群眾種植金谷的積極性。2010年馬廟鎮政府又申辦了“馬廟金谷”地理標志。以馬坡為中心的金谷種植，現已形成方圓1000hm2的種植面積。而且，金谷種植方式也大大改進，由原來的用人畜力播種耬播種改為機械播種，降低了勞動強度。并且成立了多家金谷合作社，合作社采取了企業+基地+技術指導+農戶參與的管理模式。馬坡金谷米被國家認定為綠色A級產品，按照綠色產品種植標準進行種植。盡管金谷生產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但在生產中仍存在不少問題。
2金谷生產存在的問題
2.1品種混雜退化，產量和品質降低
目前金谷的栽培品種有菠菜根、竹桿青、旱八斗、拔谷等，這些品種雖然品質優，商品性也較好，但產量較低。單產沒有突破性進展，仍在4500kg/hm2左右徘徊。農戶大多自己留種，只有少部分是商業品種。由于長期自己留種，不注意進行提純復壯，加之個別農戶在收打中不實行單收單打，導致種子純度不夠、生長能力減弱、優勢不強，加上多年的重茬連作，并且隨著現在種植密度、施肥量的增加，谷子的病蟲害種類逐漸增多，程度加重，而導致金谷產量和品質均有所降低。
2.2生產方式落后，有待于引進新技術
金谷生產雖然歷史悠久，但栽培技術沒有新的突破。谷子播種以人工和半機械化為主，谷子間苗、收獲和脫粒幾乎都是人工進行。雖然金鄉縣成立了金谷合作社，但目前金鄉的谷子生產大多仍屬小農經濟種植模式，管理較為粗放，由于大多是蒜茬夏谷，前茬大蒜施肥量較大，谷子就施肥較少，基本不施土雜肥和有機肥，一些先進實用技術得不到及時推廣應用。另外由于谷子是小雜糧作物，科研力量投入較少，只能進行少量的簡單試驗，許多科學研究工作尚處于空白狀態，對谷子進行開發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遠遠不夠。
2.3谷子種植效益較低，無法進行規模發展
與當地主栽作物棉花相比，目前金鄉的谷子播種面積較小，僅限于馬廟及周邊地區。雖然小米有較高的營養價值，其保健作用也為人們所認識，但由于種植效益低，用途單一，銷量較小，主要用來熬湯，因此無法進行規模發展。加之隨著農村勞力的轉移，谷子這一相對需要勞力較多的產業始終不受人們重視，農民投入生產的熱情不高。
2.4產品缺乏深加工，附加值低
目前金鄉縣農民谷子專業合作社有26家，但只有圣豐源和永源商貿2個加工企業，且加工能力弱小，僅限于簡單的小米加工，在谷子精深加工方面幾乎是空白。還主要停留在簡單的谷子脫殼成小米的初級階段，只是在包裝大小及與其他小雜糧搭配上有點變化，產品附加值低。綜合利用差，科技含量低，應該說加工業還處于低層次、低水平的加工，生產的產業化水平還較低。
3金谷可持續發展對策
3.1對現有金谷品種進行提純復壯和品種改良
目前金谷的栽培品種多為地方品種和一些傳統農家種，由于連年種植，農戶在收打時不注意單打單收，也沒有進行提純復壯，造成了某些品種混雜退化，病蟲害嚴重，極大地影響了金谷的品質和生產效益。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谷子品質和產量的要求越來越高，這就需要科研工作者根據生產實際和市場需求，對現有金谷品種進行提純復壯，以確保種子的純正度；對原有品種進行改良，并引進一些優良谷種，結合當地的自然生態、生產、栽培條件，培育一些適合當地種植的高產、穩產、抗病蟲害品種。
3.2進行新技術研究與示范
適宜的栽培技術是發揮優良品種種性的保證，通過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將有很大的增產潛力。由于谷子是小雜糧作物，經濟效益較低，科研投入力量相對較少。已有資料表明，目前在金谷的栽培技術方面僅進行了精量播種和種植密度的初步研究，谷子的病蟲害綜合防治、平衡施肥、機械化收獲等方面的試驗研究都有待進一步開展，通過這些試驗研究形成金谷的配套栽培技術，建立金谷標準化種植試驗示范區，實行標準化生產，以保持金谷的優良品種種性和品質。
3.3發揮原產地優勢，突出品牌特色
金鄉縣馬廟鎮是金谷的發源地，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馬坡金谷既然被稱為貢米，就應該充分挖掘自身的品牌文化特性，將其歷史和文化價值附加在自己的小米品牌價值中，樹立差異化的品牌形象，全力打造“馬坡金谷”品牌。目前金鄉縣成立了多家農民合作社，采用公司+基地+技術指導+農戶參與的管理方式，推廣標準化生產技術，帶領農戶科學種植金谷。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谷子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這就需要種植一些特色谷子，如富硒小米、有機小米、富含維生素、礦物質的保健類型小米等等。
3.4建立綠色金谷生產基地，擴大種植面積
“金谷小米”作為全國聞名的“名、優、特”產品有著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為了保證“金谷小米”的質量和產品安全，應建立高標準、高效益的綠色金谷生產基地。從金谷的播種、管理、一直到收割全程按照生產技術操作規程，并對產地環境進行檢測評估，對產品質量進行檢驗檢測，實現產品的可追溯性，切實做到產品安全、優質。為了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求，還應進一步開拓市場，擴大種植面積。
3.5開發小米深加工產品，延長產業鏈
關鍵詞：生態倫理觀環境法可持續發展
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價值觀念主要有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和可持續發展三種，呈現一種嬗變的過程。倫理觀為環境立法提供倫理基礎；環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應當體現某種倫理觀。
一、以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對自然的統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張以人類的價值尺度來解釋和處理整個世界。這種倫理觀認為只有人作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內在的價值，其他存在物僅具有工具價值，它們存在于人類倫理關懷和道德共同體的范圍外。在這種倫理價值的支配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也僅側重于人的權利。對于環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論和“二元”論。目的“一元”論即環境法的目的以保護人體健康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論即認為環境法的目的應該是雙重的，其一是保障人體健康；其二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的一元論’的環境法立法是一種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產物。”其實質是一切以人為中心，一切從人的利益出發、為人的利益服務。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價值，也有利益，它們按照自然生態規律生存和發展，非人生命體和自然界都是可以獲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權利的，應該把人道主義的關懷對象擴大到對非人生命體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論”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同作為環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誰優先的問題，如果以經濟發展優先，那么環境將得不到保護，如果以保護環境優先，又何必多此一舉，在環境保護之后加上經濟發展的目的。從本質上看，“目的二元論”的環境立法體現的也仍然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共同錯誤在于割裂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環境立法上表現為對環境權與健康權保障不充分。在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追求生活質量和美好環境，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環境立法目的已經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二、以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環境危機促使人類對自己的行為模式以及生產、生活和消費的方式產生了懷疑。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的環境學家們對人類中心主義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開始探討“生態中心主義”的理念。生態中心主義是指主張自然客體具有自身價值，應和人類具有同等的存在和發展權利，把“價值的焦點定向于自然客體和過程”的一種環境倫理學。生態中心主義把人類道德關懷和權利主體的范圍擴展至整個生態系統，是基于對人類所面臨的現實環境危機的憂思，是對人類中心主義以及近代以來征服自然理性意識的合理性的一種質疑。“生態中心主義強調每一系統都對整體的健康存在起著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義上評價物種的價值。”彌補了“人類中心主義”只關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缺陷，把人類關心的領域擴展至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在處理現實世界中兩大重要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時)，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忽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生態中心主義反映到立法上則表現為環境立法的終極目標。環境學家汪勁認為，環境立法的終極目標，是人類對自然事物關系認識的一種抽象的價值觀念與價值判斷，是人類通過立法所擬達到的一種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標。終極目標主要考慮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的是生態利益。這種理想目標與社會現實相去甚遠，因而在環境立法目的上表現出一種超前性。生態中心主義看似理想，但卻很難在實踐中真正落實。以生態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環境立法對人與人之間的現實關系重視不夠，這種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不強。
三、以可持續發展倫理觀為基礎的環境立法
可持續發展觀源于人類對長期以來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詰問和反思。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動態的發展。《我們共同的未來》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威脅的發展。”而且，我們現在對“可持續發展”作出了的正確詮釋：“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之一，將在我國得到全面貫徹和落實。超級秘書網
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在處理發展問題時應遵循以下三項原則：第一，可持續性，使人類社會發展具有一種長久維持的過程及狀態，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原則。這一原則一般被描述為生態持續性、經濟持續性和社會持續性三個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強調人類需求和欲望的滿足是發展的主要目標，應給所有人平等的機會，實現他們過較好生活的愿望。這里的公平具有兩層含義：即同代人之間的橫向公平及代際之間的縱向公平。第三，系統性，即把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個以人為中心，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系統，系統內自然、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聯系的。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資源的承載能力，環境的自凈能力，經濟的增長能力，社會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調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種能力建設的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一發展觀所追求的是人類之間的融洽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包括生態可持續性、經濟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標體系。它不僅包括經濟的、社會的，也包括生態環境的；不僅包括物質的、技術層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價值層面的。可持續發展倫理觀與人類中心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可持續發展倫理觀承認其他生物、物種、自然和生態系統具有內在價值。與生態中心主義相比的進步意義在于強調了人的主體地位，在對待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上，可持續發展倫理觀指出了隱藏在人與自然之間對立的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導致當今生態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這更是對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的揚棄。
可持續發展倫理觀對環境法學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可持續發展觀把環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類在同大自然融合過程中得出的珍貴經驗，是維護整體生態利益、實現環境正義、構建和諧生態系統的理論升華。
參考文獻：
[1]汪勁.中國環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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