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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2篇

一

關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諸多分析框架，對于兩者之間的雙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還是相互促進這一問題，一直未形成統一的觀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從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兩國家、兩要素和兩產品的分析框架出發，假定：(1)X國是資本要素豐富的國家，Y國是勞動力要素豐富的國家；(2)在國際貿易中，兩國以各自的比較優勢生產相應的產品，X國將集中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a,Y國將集中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b;(3)X、Y兩國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兩國間自由流動，X國將出口a產品，從Y國進口b產品；Y國則出口b產品，并從X國進口a產品。在實現了貿易平衡的狀態下，X、Y兩國的資本和勞動力的要素報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資本跨國流動的必要。然而，當兩國之間存在著關稅壁壘、產業壁壘等可阻止自由貿易的障礙時，情況就不一樣了。假定Y國現在對來自于X國的進口商品a征收高關稅，這勢必提高X國的a商品在Y國的價格，并刺激Y國a商品生產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伴隨而來的必然是生產a商品所需的、原來在Y國就相對稀缺的資本要素的國內需求量的擴大，進而推動Y國的資本要素價格的上升，并提高Y國的資本要素報酬率。在Y國資本要素高利潤回報的吸引下，X國的資本勢必通過直接或間接投資等方式流入Y國，從而進一步擴大了Y國a商品的生產規模。整體上資本要素的流動并沒有增加a商品的總產量，只不過是以Y國國內產量的增加，替代了X國出口量的減少。在Y國對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Y國從X國進口的a商品的數量勢必下降，亦即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果最終取代了國際貿易。由此，芒德爾得出的結論是，在存在國際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按特定方式實施跨國直接投資，那么這種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對芒德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K.Koyimo)教授。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島清發表了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大量論著，他強調了國際分工原則的重要作用，認為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國際貿易，也能解釋國際直接投資，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可以統一在國際分工原則的基礎上。與芒德爾不同，小島清把傳統模型中勞動和資本要素用勞動和經營資源來替代，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已不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在此基礎上，結合日本的經驗，小島清認為，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同時投資國可以集中精力創造和開發出新的技術和比較優勢，從而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促進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統計數據不全及統計方法的缺陷，芒德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研究結果表明，戰后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增加，并沒有阻礙國際貿易的發展；實證資料顯示，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雙快速發展。李普西和韋斯(LipseyandWeiss)依據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統計數據，研究了美國跨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所設立的子公司的生產和出口行為。他們選取了一系列樣本商品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些子公司的相應產品的年產量，與美國同年向這些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類似商品的出口總量呈顯著正相關；進一步研究還發現，這種正相關廣泛存在于美國近60%的產業部門中。也就是說，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胡弗鮑爾(Hufbauer)等人重點研究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情況，他們將美國1980、1985和199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與出口總量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總量與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一直保持著正相關關系。

然而，統計分析并不等于理論分析，要真正弄清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是替代還是促進作用，顯然必須在理論上澄清“促進”與“替代”的含義。筆者認為，所謂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是指由于國際貿易的進行，帶來本產品及相關產品、產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增加，而原來的國際貿易并不減少；所謂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來進行國際貿易的產品引起國際直接投資的進行，而原產品的國際貿易不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應該與原國際貿易額正相關。反之，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是指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進行，產生了新的國際貿易，而原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減少；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替代作用，是指進行的國際直接投資導致了該產品國際貿易的產生，而原國際直接投資不再進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礎上，更為重要的是進一步剖析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為此，必須從微觀分析入手，通過建立恰當的代數模型而加以驗證。

二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雙向作用機制，就邏輯而言，適合于進行微觀分析。因為這兩者本身是同一企業面對不同外在環境而進行的兩種選擇，兩者統一的基礎在于企業的理性決策。因此，決策分析構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環節。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向作用的微觀分析，即是考察一個企業在擴大海外市場時，面對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兩種選擇，作何取舍的問題。設a、b兩國組成一個生產—消費體系，a為本國，b為外國。為簡化分析，進一步假設：(1)只有一種產品，且只在一國生產、在兩國平均消費，無論在哪國生產，其生產總量Q不變；(2)Q的生產函數是勞動量L的一元線性函數，即：Q=AL，其中A為勞動效率，兩國的勞動效率相同；(3)成本函數P為勞動力價格S乘以勞動量L，即：P=SL，若在b國生產，則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凈成本F。

對于模型Ⅰ，我們可以分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第一，Q在a國生產，出口至b國。此時，該產品的生產總量為：Q=AL；其價格為：P[,1]=S[,a]L；對外貿易量則為：X=0.5Q，由a國出口至b國；生產該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C[,1]=P[,1]/Q=S[,a]/A(1)

第二，Q在b國生產，出現直接投資。此時，該產品的生產總量為：Q=AL；其價格為：P[,2]=S[,b]L+F；對外貿易量則為：X=0.5Q，由b國出口至a國；生產該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C[,2]=P[,2]/Q=S[,b]/A+F/(AL)(2)

比較(1)式與(2)式，若C[,1]＞C[,2]，則出現直接投資。即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必須：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將L=Q/A=2X/A代入，則得出對外直接投資條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貿易數量越大，工資差額越大，勞動效率越低，對外投資凈成本越小，則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在后三個條件不變情況下，國際貿易額越大，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地分析，假設直接投資條件滿足，Q在b國生產，則國際直接投資額為：

P=S[,b]L+F=2XS[,b]/A+F(4)

(4)式中，國際貿易額X出現在直接投資額P表達式的分子上，這說明國際貿易與隨后出現的國際直接投資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進行直接投資后，原來由a國到b國的出口消失，被a國對b國的直接投資所代替，這表明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具有替代作用。此時，由于假設(1)的存在，發生b國對a國的出口0.5Q，但若放寬這一假設，這一貿易量不一定出現。

2.模型Ⅱ

假設：(1)某一最終產品G的生產需投入中間產品M、勞動力Lg、總部服務Ng和運輸費用Tg;(2)中間產品M的生產需投入勞動力Lm、總部服務Nm和運輸費用Tm;(3)共有a、b、c三國，企業總部設在a國；(4)最終產品的世界總需求為G，產品在三國均分。

在初始階段t[,o]時，設M、G只在a國生產，此時僅有對外貿易，國際貿易量為：由a國至b國以及至c國的各1/3G。因沒有直接投資，故不需總部服務，所以：Nga=Nma=0

在t[,1]時，設有直接投資，且a、b、c三國生產M的成本函數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設Pmb＜Pma,Pmb＜Pmc，則M在b國生產。另外，a、b、c三國生產G的成本函數分別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設Pgc＜Pga,Pgc＜Pgb，則G在c國生產。這樣，G的生產函數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時國際貿易量分別有：Nma（由a國出口至b國）；Nga（由a國出口至c國）；Mb（由b國出口至c國）；1/3G（由c國出口至a國）；1/3G（由c國出口至b國）。與t[,0]時比較，創造的國際貿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總部服務出口和中間產品出口。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具有促進作用。

由直接投資所建立的子公司又會直接帶動a國資本品、中間產品、服務的出口，帶動相配套產業新的貿易與投資，實現生產的垂直一體化與水平一體化，把b、c兩國的生產納入國際生產與營銷體系，改變b、c兩國的生產結構，擴大b、c兩國的對外貿易，并通過與b、c兩國其他企業的非股權聯系（如分包等）發揮溢出效應，提高b、c兩國其他企業的對外貿易，提高a國與b、c兩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二）模型驗證設想

關于模型的進一步驗證，可有下列方法：

1.根據模型Ⅰ，對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來說，具有較大出口額X的國家，應有較大國際直接投資接受額P。即應有：Ri∝Pi,i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國家。

2.根據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之間，生產成本取決于工資率S，而較小S的國家應有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接受額P。即Si負相關于Pi,i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國家。

3.根據模型Ⅰ，較小的直接投資凈成本F，將導致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額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國家之間，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國家之間，國際直接投資額越大。

4.根據模型Ⅰ，較小的勞動生產率A，將導致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額P。即在勞動生產率越小的產品上，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

5.企業研發費用R可看作總部服務出口N的指標，由于企業研發費用R與產品的復雜程度有關，亦可用作衡量中間產品量M的指標。根據模型Ⅱ，較大的總部服務與較大的中間產品應產生較大的貿易量X。應有：Ri∝Xi,i則為世界各時期。

以上推論，經初步定性驗證，符合得較好。

三

從以上兩個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籠統地說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是促進還是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對原產品的國際貿易是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又對新的國際貿易（中間產品、總部服務等貿易）形成促進關系，這就是雙方相互作用的動力機制。因此，正如許多實證研究所顯示，兩者雙雙表現為正相關的高增長；而且正是由于這種機制，貿易結構（包括進出口結構與進口、出口的內部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以上兩個模型中的企業在現實中的對應者顯然是跨國公司。這表明在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向作用使得世界經濟聯系更趨緊密的過程中，跨國公司處于中心地位。跨國公司一體化的國際生產、營銷網絡，使之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生產與貿易的核心。跨國公司垂直與水平一體化日益將全球生產與貿易推向新的高度，通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兩種方式，使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增強，推動著地區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可以預見的是，跨國公司理論將為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構造一個可行的微觀進路。

從世界范圍看，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發展及其全球一體化生產營銷體系的建立，極大地增加了國際間產品、技術和服務的流動，突出表現在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由貿易發展帶來的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打破了這些國家在投資、技術、生產與營銷等方面的“瓶頸”，從而使這些國家優勢產品大規模生產與出口成為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國際生產是聯系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紐帶，即國際直接投資的擴大必然帶來國際生產的發展，而國際生產的發展又必然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因此，隨著跨國公司一體化國際生產的發展，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將更緊密地結合在一

第3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成了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利用1983～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數據，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貿易效應進行重新檢驗，并與同一時期世界主要對外直接投資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進行橫向比較。

一、模型介紹及數據來源

格蘭杰因果檢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步驟：首先，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法檢驗時間變量的平穩性。其

次，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變量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向。對于變量的滯后期，一般從0～3期內選擇，并根據使AIC和SC最小的原則來選擇變量的滯后期。

為進一步檢驗模型的準確性，確定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在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后，還要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Stock證明，對存在協整關系的時間序列，最小二乘回歸（OLS）的估計量不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穩時間序列0lLS估計量的收斂速度，因此可以直接使用傳統的OLS方法。對FDI和出口貿易變量進行OLS回歸，模型如下：

LNEXt＝C＋atLNFDIt+?滋t（1）

考察式（1）的回歸殘差?滋t是否平穩，如果回歸殘差平穩，說明存在協整關系，該方程描述了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

為更好地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本文選取了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以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對它們1983～2006年共23年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互作用關系進行比較分析。其中，各國出口數據均來自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對外經濟貿易年鑒》相關各期，其他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網站及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

二、實證檢驗

在變量選取上，用FDI表示各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用EX表示各國出口額。為研究方便，對以上時間序列分別取自然對數。首先對各變量的對數形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各國的LNFDI和LNEX的原值在5%的水平上都不顯著，取一階差分后，除英國的EXUK和中國的LNFDICH在1%的水平顯著，德國的EXGE、法國的LNFDIFR以及中國的EXCH在10%的水平上顯著外，其他變量都在5%的檢驗水平下顯著，即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因此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I（1）。

筆者曾對這六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在進行因果檢驗之前，首先通過VAR模型確定變量的滯后期數，選擇使AIC和SC最小的滯后期數使模型達到最優效果。因果檢驗結果表明，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在存在2期的最后滯后期下，并無相互因果關系；日本同美國的情況相似，在滯后3期的情況下，FDI和出口之間也沒有表現出因果關系；德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5%的檢驗水平上是出口貿易變化的格蘭杰原因，而出口卻不是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二者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英國的情況與德國基本相同；法國的結果則與德國和英國相反，在滯后1期的情況下，法國的出口對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了單向的因果關系；對中國的分析結果顯示，在滯后1期的情況下，其“對外直接投資不是引起出口貿易變化的原因”的零假設不能被拒絕，而其“出口貿易不是引起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的零假設被拒絕，說明中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而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并無顯著影響。

為進一步考察模型的準確性，確定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下面對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除日本和美國的單位根無法通過10%檢驗水平的平穩性檢驗外，其他四國OLS方程的單位根均能通過10%的檢驗水平。說明美國和日本在樣本期內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不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德國、英國、法國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著長期的穩定關系。

三、檢驗結果分析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說明，各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均呈現出不同的相互關系。其中，德國和英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明顯的出口促進作用，而其他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均無顯著影響；中國和法國的出口增長導致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日本和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雖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表現出對出口的顯著促進作用。

對于日本的檢驗結果與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所認為的邊際產業的對外投資有利于擴大國內出口相悖，筆者認為主要是與其不同的投資階段有關。邊際產業理論所描述的情況，屬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當時日本相對于美國來說，還屬于發展中國家，其對外投資的目標以為國內產業發展和出口提供能源以及轉移邊際產業、實現產業的升級為重心。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日本國內經濟的發展及其產業結構的變化，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區域及目標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對1983～2006年的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檢驗中，結果與邊際產業理論相悖。

德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明顯的出口促進作用，其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制造業上，由于其投資行業以汽車制造、化工業、電器和機械制造為主，這些都屬于后向關聯度較高的行業，它們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創造東道國對國內大型機器、設備和零部件的需求，從而表現出較高的出口創造作用。德國在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99.7%。

而對中國的實證結果表明，雖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表現出對出口的顯著促進作用。對于這種情況，作者認為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數量少，還未能充分顯示其出口效應。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分析，我國現在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二階段，其特征表現為：區位優勢增加，直接投資流入增加，但所有權優勢增加有限，直接投資流出很少。雖然近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但在世界對外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僅有1.15%左右，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而我國僅為1∶0.09。此外，與我國每年高達幾千億的對外出口額相比，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更是顯得微不足道。

2、我國對外投資企業規模小、競爭力差，難以拉動相關產業的出口。我國對外投資主體以中小企業為主，大型跨國公司極少。在2004年按國外資產排名世界前100家非金融跨國公司中，中國的跨國公司僅有一家――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且其排名位于94位。對外投資企業的規模小，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強，從而導致這些企業的國際投資經營活動對國內相關配套產業的出口拉動力較低。

3、投資產業地區結構不合理。從地區結構上看，過分偏重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而忽視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偏重利用東道國市場的低成本優勢，忽視對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學習，這使得國內各產業缺乏核心競爭力，不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從而使我國一直處于國際產業鏈條中的低端環節，而資源開發行業和初級加工制造業技術含量低、操作簡單，它們的直接投資對國內相關機械、技術的出口拉動作用不大，從而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拉動效應較低。

四、政策建議

首先，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支持力度。政府應建立和完善政策促進體系，加大在財稅、金融、外匯等方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規范的宏觀管理體系，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大規模發展，做好充分準備。

其次，完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重點投資于后向關聯度強的行業，實行最終產品的國際生產，從而有效地拉動中間產品及初級產品的出口，同時順應國內產業結構化趨勢，適當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

第4篇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國際間接投資；融合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國經濟快速飛速發展，產業資本跨國流動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種與傳統的資本流動形式截然不同的特點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在投資的過程中直接投資是通過全部或者部分國外企業的進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過間接方式對國外企業進行經營和管理。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從資本發展的過程中看，其形式也不盡相同，直接投資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再局限于單純的貨幣形態的投資方式，而逐步的轉向為其他各種方式的貨幣投資方法，其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方式在國際上也在日益應用，逐步的進行轉移化。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隨著當前社會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其在投資應用的過程中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方式進行了綜合的處理與分析，其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嚴格的區分，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的時候在投資控制的過程中對其接線的劃分很難。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①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②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③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④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

(3)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

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帶來的啟示

1.引進外資需要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往往和間接投資是相伴相隨的，對金融資本流入的限制也會阻礙直接投資的進入，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限制國內企業向外商發行或出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也變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資的流入。

2.兩者的融合趨勢，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發展，也對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金融中介的穿針引線，它們的緊密結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購、兼并、各種資產的證券化、相關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專業服務才能順利而高效地進行。同時，在這種條件下生產企業對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僅要能夠提供從資金融通到投資顧問的全方位金融服務，而且要能夠在全世界開展業務提供服務，為跨國公司的國際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第5篇

[關鍵詞]貿易投資一體化　國際直接投資　國際貿易

一、遭遇反傾銷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我國當前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屢屢遭到國外反傾銷調查。自1979年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國已遭受反傾銷訴訟511起，給中國出口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從目前看，對我國發起反傾銷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2/5，但近幾年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增長明顯，成為另一支需要重點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過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遭遇反傾銷的基本狀況：

項目（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合計 對華案件數目（起）（1） 20 43 33 28 41 43 53 17 278 國際案件數目（起）（2） 157 224 243 254 355 288 347 111 1979 占有比例（3）=（1） （2） 13% 19% 14% 11% 12% 15% 15% 15% 14% 中國出口額（億美元）（4） 1488 1511 1828 1837 1949 2492 2661 3256 17022 世界出口額（百億美元）（5） 5160 5390 5576 5492 5703 6431 6176 6424 46352 占有比例（6）=（4） （5） 2.9% 2.8% 3.3% 3.3% 3.4% 3.9% 4.3% 5.1% 3.7%

另據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目前約有4000多種商品遭受過反傾銷的調查。越來越多的反傾銷使得我國部分主要出口產品市場不斷萎縮，相關產業效益下滑，企業停產，工人下崗失業，國外反傾銷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毫不夸張地說，面對國外頻繁實施的反傾銷，中國已經無路可退，必須奮起應對。

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規避反傾銷壁壘

面對國外對華反傾銷不斷增長的勢頭，我國的出口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加強聯合，多管齊下，采取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等措施進行積極的應對，同時還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試圖通過加大對相關國家的直接投資，到相關國家內進行投資設廠等方式繞過反傾銷壁壘，推進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為此，有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了一些已經取得成功的個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傾銷訴訟所達成的“有序市場安排”和“自動出口限制”協議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國企業改變了向美國出口打字機、彩電、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國當地去生產。Barrell和Pain（1997）也發現，日本1981～1991年間對歐盟和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漸增多的反傾銷訴訟的影響。1991年，韓國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揭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貿易聯系比較密切，如開拓市場和回避進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著20世紀日本和韓國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事實上，在不斷面臨國外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手段的壓力下，我國一些企業也已經轉而采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例如我國彩電廠商到土耳其設立生產基地，不但帶動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為避開歐盟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成功進入歐洲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如TCL公司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國境內設廠生產各種型號的彩電整機，利用原產地規則有效地繞過貿易壁壘，其效果更為顯然。

三、中國進一步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分析思考

第6篇

跨國公司的雛形最早出現在16世紀，成長于19世紀70年代后。跨國公司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角之一，是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力量，現已成為世界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內容、表現和主要推動力。

以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形成影響著國際經濟的發展。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是以企業國際化經營為基礎的，兩者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企業的國際化，是一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基礎。隨著我國企業國際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走出去”。

因此，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影響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一些好的理論更能供我們借鑒并幫助我們更好的發展。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鄧寧提出的。根據此理論，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這三個基本因素綜合決定的，跨國企業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的不同組合，決定了它所從事的國際經濟活動的方式。各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是不同的，這決定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國家的直接投資輸出與輸入的流量，也決定了各國在國際生產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從以下方面吸取經驗：利用所有權優勢，發展對外投資。通過十二個五年計劃的發展與調整，我國已經形成較為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在一些主要資源開發領域已具備較強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能力，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堅強的后盾。在資金上，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已經位居世界第一，雄厚的外匯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了資金來源和保障。在管理上，我國的不少企業在境外較長期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摸索總結出優越的管理技術經驗，對生產經營活動實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為企業效益的提高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國際聲望上，中國政府用實際行動在國際上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形象，贏得了世界各國的贊譽。加強內部優勢，增強企業效益。我國現已出現了一批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企業，這些企業具有使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一些企業在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時，盡量使其內部化。但有些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也存在著問題，表現最明顯的就是缺乏對技術、商標等無形資產的保護。因此，為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應在國內外有關部門申請專利保護，使其不受侵犯。重視區位優勢，選準投資區域。現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可以先從東道國區位優勢入手，選擇基礎因素、經濟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以謀求最快的發展。

（二）邊際生產擴張理論

日本學者小島清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研究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稱其為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其基本主張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比較優勢理論比較適合新興工業化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但它否定了壟斷因素在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回避了發達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維護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后果。為了使比較優勢理論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投資行為影響更深，我們應該：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演化，在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地促進國內服務業的發展，為參與國際服務貿易奠定良好的經濟基礎。奉行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國內產業結構演進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生產者服務。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區位優勢理論

這是艾莎德教授提出的，該理論是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它不僅解釋了投資者到國外投資的原因，還對投資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較好的回答。現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可以先從東道國區位優勢入手，選擇基礎因素、經濟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并在區位選擇決策上遵循以下原則：盡可能的了解和掌握更多目標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對各種因素進行比較和分析。明確企業的投資目的和投資方向，正確認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具有的競爭優勢，結合東道國區位優勢進行進一步的篩選。將東道國區位優勢與企業自身優勢進行有機的結合，分析所有掌握的信息，綜合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其他方面的戰略，做出最后的選擇。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必須從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來考察國際直接投資變化及其規律。發展中國家要利用和發揮已有優勢，并創造和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國際競爭中。

第7篇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三十年來我國對外投資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整體上還處于年增加規模100億美元以下的較低水平。近年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穩步增長,但眾所期望的投資卻一直未曾出現。

2008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達到了330億美元,下半年由于全球經濟收縮,2008年全年凈流出也達到了535億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國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24億美元,但第二季度,當季投資高達87億美元,同比增長37.6%,環比增長182%。目前有一批大項目正在協商中,全年對外投資的總體形勢仍然樂觀。據此可以說,中國對外投資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屢創新高,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經濟現象。

盡管近年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很快,但是與對外投資大國(如美國、日本等)之間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年流出量不到這些國家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差距達數百億美元;外向存量差距千億甚至萬億美元。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落后于老牌發達國家,在存量上也不及新加坡、巴西等國。這個現實一方面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全球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存在巨大增長空間。

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

我國國際收支長期處于“雙順差”狀態。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的絕對值和占總順差比重呈增加趨勢,并且與國際收支總順差、外匯儲備同方向增加。2008年,經常項目順差4261億美元;國際收支總順差4451億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1300億美元,國際收支總順差1859億美元。我國經常項目順差主要來源于貿易順差,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雖然不是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但卻成為一些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借口。

資本項目順差雖然從絕對額看呈現波動的趨勢,但所占總順差比例逐年下降,2008年資本項目順差占總順差的比例是4%。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有望在近年出現扭轉,首先實現資本項目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巨額的“雙順差”,我國國際儲備也逐年增長。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顯示,中國依然保持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格局,外匯儲備更達到21316億美元的天文數字。此時釋放一定量的外匯儲備,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是十分明智的。加快對外直接投資能夠相對有效的降低中國外匯儲備風險,降低資本項目順差,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同時,人民幣的強勢和外匯儲備的充足也有效的支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充足的外匯儲備也為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堅實的外匯供應基礎。

三、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1.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改善國際收支更可行更有效的途徑。我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貿易順差會一直存在,要改變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結構,就需要從資本項目入手。2008年,我國國際收支之所以改善(順差縮小),資本項目順差縮小的作用不可忽視。2007 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為189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是735億美元;2008年對外直接投資55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94%,資本項目順差190億美元,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對資本項目順差的影響巨大,資本項目對我國國際收支的作用正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而日益凸顯。由于全球經濟收縮,當前許多國家正面臨嚴重的資金缺乏,形成了對外來資本的深度需求,而且各國政府對外資的一些限制也有所放松,這給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帶來了機會,此外,人民幣的強勢也會促使中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預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未來增長速度會加快,可能慢慢成為減輕資本項目順差壓力的重要因素。

2. 對外直接投資及其貿易效應對經常項目的影響。我國作為世界貿易大國,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是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而言,尤其是貨物的進出口,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影響: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建立生產型和貿易型子公司,可以有效的規避東道國的貿易壁壘。通過“走出去”直接到國外投資,可以繞開一國或區域集團的貿易保護。而通過在東道國建立生產銷售網絡,在維持對原有國外市場的同時,還有助于擴大中國產品向新的出口市場的滲透,或在建立生產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過程中,還能帶動我國產品設備、材料的出口。另一方面,資源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多是為了解決中國國內稀缺資源的供求矛盾,但勢必帶來中國進口增加。但是,即使中國沒有進行這種投資,對一些國內缺乏資源的進口也是剛性的。

3.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通過改變貿易結構改善國際收支。我國經常項目順差主要來源于貨物貿易順差,而服務貿易從1982年至今卻一直都是逆差,可見我國的貿易結構很不合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的貿易結構。如2007年,中國工商銀行收購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可謂一箭多雕。首先是為我國企業在非洲尋求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其次是改變了我國對南非的貿易結構,由產品出口逐漸轉向技術和服務的出口,不僅如此,這宗大額的收購也緩和了南非因為長期對我國貿易逆差的不滿。

第8篇

一、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理論研究

企業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獲得迅速發展是20世紀中后期全球經濟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論研究的比較反映出實踐中存在的差異。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是從發達國家的視角出發進行研究，如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都闡述了在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降低營運成本是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獨特動機。其中，壟斷優勢理論以結構性市場的非完全性和企業的特定優勢為前提，認為市場非完全性是企業獲得壟斷優勢的根源，壟斷優勢是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內部化理論以Coase的產權理論為基礎，將制度分析推廣到國際范疇，認為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尋求交易費用的節約是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決定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應論則從寡頭之間的博弈行為來分析跨國公司之間的交叉直接投資行為；Caves提出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相互關系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短期巨大波動主要與匯率變化有關，強幣國的資本化率要高于弱幣國。因此，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強貨幣國家具有較高資本化優勢的廠商將向弱貨幣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以上理論較多關注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視了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Kogut提出了多國網絡理論假設，著重分析了企業通過跨國經營網絡所提供的營運彈性而產生的相對于東道國企業較多的優勢；Buckley和Casson指出，彈性不僅是公司戰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區位優勢的主要因素。根據多國網絡假設理論，國際化涉入效果的評估是通過衡量企業持有的具有價值的實質選擇權的組合；Doukas&Travlos主張，這些選擇權只能由跨國公司取得并運用，卻不能被投資人取得并買賣。因此公司的價值應該增加以反映這些選擇價值權的增加。由于這些實質選擇權數目的增加，跨國公司的價值應該隨著更高的國際化水平而增加。

從有關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理論的發展來看，內部化理論和多國網絡理論得到了國外諸多學者和文獻的支持。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興起，研究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成果也逐漸豐富和完善起來。

美國經濟學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Wells認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在市場容量比較小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取得規模優勢，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主要競爭優勢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與母國市場特征密切相關的低生產成本及低價策略；二是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因此，即使是技術、規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技術引進、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等技術再生途徑參與國際直接投資。此外該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保護出口市場也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點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英國經濟學家SanjayaLall進一步指出，盡管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規模小、標準化和勞動密集型，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所以本質上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小規模生產條件、相似市場需求與相同收入水平國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優勢，這些優勢不僅可以帶動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甚至通過對成熟技術的創新還可以促進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

二、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理論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伴隨著戰后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步伐發展起來的，隨著企業國際直接投資方式的不斷深入與多樣化發展，諸多學者陸續對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和研究。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美國學者VernonRaymond創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該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Vernon認為，當產品特性基本趨于穩定，生產成本趨于下降時，從國內生產、國內消費進一步擴展至國內生產、海外消費，最終發展到國外生產、國外消費是有利可圖的。因此，企業生產地點的選擇會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發展有所變化，尤其是后兩個階段中國際直接投資將取代國際貿易成為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必然結果，從而繞開貿易壁壘，充分利用東道國當地相對較低的生產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產品創新——接近市場——通過競爭降低成本”三位一體的跨國投資模式，進一步完善了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這一模式修正了傳統國際投資理論，驗證了發達國家企業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對生產運作本土化戰略、產品差異與本土化改造及在東道國建立研發基地等從理論上進行了論證和歸納，探討了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國投資模式。

日本一橋大學小島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實踐為研究對象，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從而有利于利用東道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繼續原來的出口導向型生產，并進一步促進投資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小島清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雁行模式理論有密切的聯系。后者說明了在一個由發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組成的地區中，較先進的國家如何通過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日本學者山田榮作在比較美國和日本企業全球化過程時，依據Vernon學說把美國的企業全球化過程具體劃分為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在發展中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以及在發展中的外國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四個階段。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后，理論界有關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研究逐漸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約翰·鄧寧提出和發展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這被看作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與OLI范式兩個方面。具體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即直接投資輸出減直接投資輸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規律，其間將經歷四至五個階段。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只接受較少的國際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間，對外直接投資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凈對外直接投資呈負數增長。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在這一階段，本國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量仍然大于其對外直接投資，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時國家OLI范式中的優勢明顯，其凈對外直接投資必然呈正數增長，并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第五階段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仍然大于零，但絕對值已經開始下降。與前四個階段相比，第五個階段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程度大大減弱，而更多地取決于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鄧寧指出，發展中國家從第二或第三階段開始，可以從本身的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出發，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Cantwell和Tolentino進一步從微觀形態研究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并提出技術累積——技術改變理論，從技術累積角度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行為，從而把對外投資動態化和階段化。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是一國生產、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方面具備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其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累積增長相關聯，即隨著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穩定提高和擴大，其國際直接投資流出不僅總量增長，而且速度加快、時間提前。同時，Cantwell和Tolentino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首先是在周邊國家利用種族聯系進行直接投資；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為獲得更為復雜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

小澤輝智的動態比較優勢投資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對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國際直接投資三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為了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發展中國家應從純吸引外資轉變為向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單純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國際直接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該理論不僅強調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以不同模式參與跨國投資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體的選擇原則和實現步驟，進一步豐富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比較

綜上所述，國外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一般會因母國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兩種視角。以20世紀80年代為分界線，之前的理論更多的關注發達國家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之后的視角則逐漸延伸并適用到發展中國家。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比較

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在投資動機方面更為關注全球市場與比較優勢，對此，國內學者趙景華認為，跨國公司依其動機不同可劃分為市場開拓型、生產基地型、資源獲取型、知識提取型、風險規避型和利潤重心型六種不同類型。馮雁秋也把國際直接投資分為優勢型FDI和學習型FDI兩類。優勢型FDI是以發揮相對競爭優勢、轉移邊際產業、促進國內產業調整為目的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國際企業。學習型境外投資是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企業。

（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比較

從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來看，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與OLI范式兩個方面。發達國家多處于第四或第五個階段，國際直接投資增長迅速，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較為普遍。發展中國家盡管從第二或第三個階段進行基于OLI范式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其凈直接投資仍為0或負數。對此，國內學者劉紅忠、高敏雪和李穎俊、儲小俊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統計數據，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趨勢分析和模型分析，驗證了中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階段而非按GDP對應的第三發展階段，并指出中國企業目前應該大力發展國際直接投資。

此外，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進行跨國投資，并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逐漸實現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因此其投資區位的發展順序往往與發達國家呈相反的態勢。

四、對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啟示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時間較晚，深度和廣度也相差甚遠。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一）加快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

近幾年來，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發展很快，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流量最大的國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國際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簡稱存量）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

可見，單就總量而言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凈額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如果考慮到GDP因素，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著顯著差距。2006年，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這與我國的經濟大國地位并不相稱。因此，進一步加快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該領域的重點。

（二）識別并利用多國網絡的營運彈性

根據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市場的不完全性能夠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多的系統化優勢，因此對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的關注能夠顯著降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時，中國企業必須重視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這種營運彈性主要包括：通過不同國家間的資源轉移、決定某些生產要素的輸入來源以及利潤分配的地點，而在不同的部門間或具有市場不完全性的國家間產生的套利能力。從2005年開始，中國對拉美地區的直接投資開始超過亞洲地區其他國家，躍居第一，占流量總額的52.6%，投資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就能說明這一問題。另一方面，2006年我國企業90%的非金融類投資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從區域分布看過于集中，不利于更為廣泛的利用全球區位優勢，也限制了通過多國網絡營運彈性來獲利的能力。

（三）選擇穩健的國際直接投資運營策略

第9篇

熊彼特認為，發展并非來自外部， 而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而“創新”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經濟體系”。即創新是企業尋求新技術的一種嘗試，對經濟發展意義重大。

發達國際的國際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有溢出效應，使東道國技術水平得以提高，結合國內研究與發展活動可以提高一國創新能力。技術外溢的途徑主要有示范-模仿效應、競爭效應和聯系效應。七十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在比較優勢的原理上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他通過對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得出對外直投應從本國有比較劣勢而東道國有潛在優勢的產業開始。而自從MacDougall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應問題，許多學者對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分析。Globerman對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對墨西哥的研究都證明了FDI溢出效應存在。同時也有一些研究認為FDI對東道國的技術進步效應不明顯，如Harris與Robinson。關于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沈坤榮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FDI能夠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而潘文卿對我國西部地區的研究表明外資還未產生正溢出效應，甚至產生了不太顯著的負面溢出效應。

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理論方面發展并不完善，英國經濟學家拉奧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英國學者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用以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Kogut 和 Chang 運用實證分析，得出日本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美國的技術的結論。趙偉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進步引起的要素生產率變化有著比較明顯的影響。劉凱敏、朱鐘棣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TFP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技術進步是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主要原因。

雖然很對學者都對國際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進行了研究，但是關于國際直接投資于我國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的研究較少，也很少同時研究IFDI與OFDI對創新能力的影響。

二、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

根據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可以將創新看做一種生產函數，因而可將創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創新能力，K表示R&D的資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員投入，A表示影響創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因而設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國內專利申請受理數；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資，由于其以美元計價，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由于其以美元計價，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

（二）模型估計及結果分析

1、平穩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在進行模型估計前要先進性平穩性分析。本文采用單位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階單整的。

2、模型估計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對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估計發現lnOFDI不顯著，將其去掉后，結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檢驗值 （9.4778） （4.3182）（13.9139）

調整R2=0.995788

3、協整檢驗

經過單位根檢驗，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五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因而他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通過協整檢驗發現原模型的殘差項平穩，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表二：回歸方程（1）的殘差序列的ADF檢驗

4、格蘭杰因果檢驗

協整分析證明了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確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還無法確定時間序列數據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本文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來確定其因果關系。

表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經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R&D經費投入、R&D研究人員人數以及IFDI都是我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格蘭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

通過本文對國際直接投資與一國創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國際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獲取先進技術，通過與本國研究與發展活動結合，有助于提高本國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