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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從產生到現在已有360多年的歷史。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繁榮發展，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進入一個生產力迅速發展，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黃金時期”。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方面都出現了令人矚目的新變化。
一、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產生至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它的產生、發展和滅亡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辯證運動的必然結果。它的發展主要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本的原始積累期，這個時期經歷的時間較長，或者稱工場手工業時期。第二個階段是自由競爭時期，這個時期，商品生產者的自由競爭、資本的競爭已經非常普遍，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于信息科技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主義逐步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第三個階段是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從20世紀初開始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從而完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
二、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內容
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是指自二戰結束以來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方方面面的變化。
（一）生產力方面的變化
從戰后到70年代，西方國家發生了以原子和電子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把人類帶入了原子和電子時代。在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動下，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和國際關系不僅沒有停滯，反而發生了深刻變化，集中表現為傳統的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新技術革命，不僅大大提高了原有生產部門的技術水平，而且催生了高分子合成工業等許多新的生產部門。
首先，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結構出現了向信息化、服務化和高科技化轉變的趨勢。社會生產力加速發展，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國民財富迅猛增長，雖有短期的動蕩和危機出現，但經濟保持了較長時期的相對穩定發展，出現了新的質的飛躍。第一、第二產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一產業即農業比重不斷縮小，就業人數不斷減少。從第二產業中崛起了新興的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群，并逐步成為主導性產業。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在不斷地增加。工人階級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其次，在就業結構中，體力勞動人數銳減，工業勞動人數增長緩慢，甚至有所下降，從事服務業的人數大增，腦力勞動者比例攀升，素質顯著提高，藍領工人不斷減少，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工人增加。勞動工具由于電的發明和電力的廣泛應用，蒸汽機由內燃機、電動機替代。勞動手段自動化程度提高。工業社會，勞動的一般手段是機器，機器是人體力的延伸和擴大，信息社會，在原有的機器體系即動力機、傳動機和工具機之外增加了一個新的控制機，不僅代替了人的體力，而且成為人的腦力的充分延伸的擴展，人類勞動的能力和范圍得到大大提高。勞動對象不斷擴大，主要是由于人工合成材料的問世，新能源和新材料不斷的開發利用，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對象的物質范圍。
（二）生產關系方面的變化
首先，在所有制關系上，“有形之手”即政府調劑和干預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出現了所謂資本社會化的趨勢，建立和發展一定比重的國有經濟，企業股權分散化，鼓勵職工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或把股票直接以獎金的形式發給職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私人占有對生產力發展的制約。
其次，勞資關系有所緩和，采取多種形式改善勞資關系，緩和階級矛盾，比如：允許部分工人參加企業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勞動者的某些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勞資雙方的對立，推動了勞資雙方的合作。
最后，在分配關系上，在按資分配的前提下對收入分配政策進行調整。推行雇員持股計劃，實行社會福利政策，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失業救濟、老年退休金、醫療補助、勞動保護、殘廢津貼、兒童福利等多項內容，加大了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
（三）上層建筑方面的變化
第一，在社會管理領域，國家法制比較完備，管理機制比較成熟。實現了政治制度與法制的有效結合。政治權力集中化的趨勢加強，國家通過憲法和法律，使國家權力的構成、權力結構中各權力主體的關系和活動，官員的任免、提升、獎勵和監督等都納入法制化的軌道。第二，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職能增強。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需求，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矛盾的調節作用也越發突出，普遍建立了宏觀經濟調節機制，建立社會性保障體系。采用財政調節、稅收調節和貨幣政策等手段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調節。第三，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進一步擴大。公民通過個人的政治行為對國家政治產生影響。
（四）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的變化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動、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化，以及生產力水平與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都發生了很多新的變化。
1.當代資產階級的變化。資產階級仍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和統治階級。工業時期的資本家，以個人或家族資本家為代表，擁有巨大的生產性或非生產性資產，形成的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這樣傳統的家族資本家也還有，但已日趨縮小。經理資本家及以巨額股息、利息為生的食利者階層等幾個新的階層人數增加、作用上升。家族資本家對企業控制方式的變化，逐漸由直接控制過渡到間接控制。由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股份制公司和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勢在必行且日趨擴大，大部分資本家通過雇用經理和專家來管理企業，促進了經理階層出現。
2.當代無產階級的變化。變化主要表現在：工人階級構成日趨復雜化、多層次化。戰后工人階級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工人絕對數量增加迅速。工人階級的內部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工人階級的科學文化素質大大提高，勞動者隊伍出現了知識化、腦力化、白領化、多層次化的新趨勢。第三產業工人已占主體地位；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工資收入增加，生活明顯改善；勞動時間縮短；不少人成為股票的擁有者；勞動者通過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等途徑獲得幫助。
3.中間階級的變化。中間階級是指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處于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社會集團，他們不擁有傳統意義上的資本、財產，卻以股票等形式占有少量生產資料，以知識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剩余價值的生產，以付出自己勞動而獲取較豐富的收入。二戰以后，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第三產業的興起，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一個新的龐大的中間階級，如中小經理、科學研究人員、高級工程師、投資銀行家等，他們雖然與經理階層不同，沒有大量的股票和豐厚收入，但是他們有少量的股票、財產，收入較豐厚，所得遠遠高出工人階級。
三、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及實質
（一）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
由于分析的視角和側重點不同，強調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為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生產力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它總是不斷地向前發展。二戰以后特別是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后，以信息技術、航天技術、新能源技術為核心的信息產業飛速發展，人類開始進入信息化時代，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生產力發生了質的飛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結構更加現代化和高級化。他們認為，這次科技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來調整生產關系和社會矛盾。第二種觀點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通過“國家干預”，對資本主義延緩衰老起了關鍵性作用。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也就是采用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機制兩者并用的階段，國家調整生產關系，調節宏觀經濟，在這種機制運行過程中，國家對生產和經濟的干預在相當程度上推動并決定著其他變化的性質，而且這種結合擴大了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穩定；另外在經濟領域，國家的干預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分配領域，通過稅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機制，一定程度上調節了收入分配不公，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在政治領域，通過發展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使社會不滿在平時有所發泄，不至于積攢到矛盾總爆發的程度，實際上起到了政治“減壓閥”的作用。第三種觀點是資本主義自我調節。這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在發展生產力的時候仍然具有很強大的生命力，具有較強的社會適應性和發展潛能，這才是資本主義世界出現新變化的內在動因。在資本主義的統治下，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有一定的緩和，盡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術發展使其仍有很強的生命力和發展潛力。
（二）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質
雖然可以從不同方面提示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種種原因，但是只有用科學的方法才能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科學地分析當前我們容易迷惑的新問題。
1.當代資本主主義新變化沒有改變資本主義本質。二戰之后，資本主義進行了新的調節，作為資本主義自行揚棄的過程，它為社會結構的產生準備了更加成熟的物質條件，但只是在其制度范圍內的調整，它沒有也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也不能消除資本主義存在的固有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改變資本主義最終為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命運。
2.要正確看待資本主義所有制的變化。在所有制關系上，出現了所謂資本社會化也就是私人資本向社會資本轉化，即股份資本、國有資本和國際資本。鼓勵職工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或把股票直接以獎金的形式發給職工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私人占有對生產力發展的制約。事實上，普遍的職工持股數量比較少，所以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性質，也絕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家。它只是成為資本主義約束、麻痹工人階級的一種手段。所以，股權的分散化不但沒有改變私有制的性質，反而強化了私有制。可見，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占有，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更隱蔽、更巧妙的剝削和統治方法。
3.社會福利制度沒有改變工人受剝削的地位。二戰結束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福利制度與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措施，是為防止階級矛盾的激化而做出的妥協和讓步，它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資對立，也沒有改變工人階級被剝削和奴役的雇傭地位。福利制度是防止社會低收者因社會分配不公而對資產階級長遠利益的破壞提出的，并不是把富人的收入轉移給窮人，只是勞動者剩余價值一部分的轉化形式，也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會分配不均的情況，特別是使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它同樣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當然談不上剝削制度的改變。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徐崇溫.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3］李琮.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1998.1.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自我揚棄；部分質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20世紀末以來，在歐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代科技與信息化迅速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開始從工業經濟步入知識經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呈現出了許多重要的新特點。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特點，說明它已經發生了某些階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質變，它正處在向更加高級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非爆發式轉變的過程中。時代的發展和實踐的需要，要求我們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觀點與方法為指導，實事求是地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對其作出合乎實際的理論解釋，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學觀點，實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
一、應當擯棄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錯誤方法與觀點
實踐經驗充分證明，如何認識和對待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首要問題。傳統社會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沒有正確解決這一重要問題而招致了嚴重的挫折。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們理應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正確地認識資本主義特別是當代資本主義。許多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新變化進行了科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同時，在學術界也存在著一種值得注意的觀點，即認為無論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怎樣的新變化，都完全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沒有改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對立的基本態勢。徐崇溫先生(2005)發表的《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的幾個界限》一文(載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簡稱為徐文)，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徐文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沒有而且也絕不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界限，沒有而且也絕不可能向社會主義和平發展。筆者認為，徐文觀點存在許多紕漏之處。對此，筆者要在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方法、態度及其基本觀點等方面同徐文作者進行商榷。
首先，從其內容來看，徐文觀點包括這樣三個具體論點：一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是資本主義本質的改變，而只是資本主義統治與剝削的手段、形式和斗爭策略的改變。二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具有了社會主義特征，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具有趨同性。三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很顯然，這些論點的實質在于仍然堅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社會形態“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論，堅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根本對立論，堅持“滅資興社”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革命飛躍論。這些論點，盡管其表面上是以理論為依據的，但實際上則是無視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際情況、無視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密切聯系的客觀現實，教條主義地照搬創始人某些業已過時的具體結論的結果，因而是脫離實際的理論觀點。就其實質來說，這些論點仍然是斯大林為代表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在當前新形勢下的翻版．是以往長期存在的固有觀念的變種。因此，這些論點是難以看作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科學觀點的。
其次，從其根據來看，徐文觀點的提出有這樣三個主要論據：一是主觀目的決定論。徐文指出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中所采取的各種新措施的主觀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與發展，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決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二是客觀效果有限論。徐文指出當代資本主義采取新措施的結果，只是緩和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與社會矛盾，而沒有也不可能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三是和平演變論。徐文強調當代資本主義并沒有改變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只是改變了斗爭策略，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完全排斥和根本對立的基本格局。很顯然，這些論據是主觀化和絕對化的觀點。根據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資產階級自己不想或不愿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樣的自我揚棄措施，都絕不會改變其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地，最終導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是戈爾巴喬夫及其錯誤思想和路線。這是典型的“唯意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用資產階級的主觀動機來論證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必然結果，完全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歷史發展變化根本原因和客觀趨勢的科學原理；用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和政治背叛來說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也完全違背了人民創造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
根據徐文作者的分析，資本主義要么是實現根本質變，要么只是形式變化而絕不發生任何性質變化；當代資本主義制度要么保持不變、踏步不前，要么飛躍突變、一步到位。這是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觀點，而完全違背了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從量變經由部分質變而到根本質變的科學原理。毫無疑問，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確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確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質變。但這絕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絲毫沒有引起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性質的變化。當代資本主義沒有實現總體上的根本質變不等于它沒有發生局部性和階段性的部分質變。徐文在否認當代資本主義根本質變的同時，也武斷地否定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引起部分質變的可能性，這顯然不是科學的方法與觀點。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 表現 實質
資本主義從產生到現在已有360多年的歷史。當代資本主義,是指以二戰結束為起點,處在國家壟斷階段上的資本主義。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方面都出現了令人矚目的新變化。我們今天所面對的資本主義,既與馬克思、恩格斯所剖析過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有所不同,也與
20世紀初列寧所精辟論述過私人壟斷的資本主義有所不同。
一、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主要表現
1、生產力方面
20世紀中期以后,西方出現了以信息技術、原子能技術等為標志的新科技革命。新技術革命,不僅大大提高了原有生產部門的技術水平,而且還催生了高分子合成工業等許多新的生產部門。產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第一產業的比重已經不到3%;第二產業的比重在不斷下降,大多保持在30%-40%之間;而第三產業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美國則高達72%,信息產業在發達國家迅猛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正在由傳統的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
2、生產關系方面
首先,資本占有形式日益社會化。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仍然是私有制,但資本社會化的程度在不斷提高。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各國通過推行股權分散化、鼓勵職工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或把股票直接以獎金的形式發給職工等形式促進了股權分散化。1952年美國持股者只占本國總人口的4%,1980年達到13%,2000年則達到46.5%。法人持股上升,個人持股下降,即持股法人化。戰前,公司股權主要由個人或家族控制;戰后,法人掌握的股票份額迅速增加。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法人持股比例已占上市股份的70%;1994年,美國的機構持股比率已達到55%。資本社會化還表現國家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上。二戰結束后,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適應生產社會化的要求,紛紛搞起了國有經濟。西歐各國在郵政、電訊、電力、煤氣、鐵路、航空、采煤等國民經濟的命脈行業上基本都實行了國有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查資料,20世紀70年代中期,包括美國在內的70多個國家中,國家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本投資中所占比重平均為16.5%,不包括美國在內的50多個國家中,國有經濟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為9.5%。
其次,勞資關系有所緩和。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堅持不損害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多種形式改善勞資關系,緩和階級矛盾。緩和勞資關系的一種做法是集體談判制度。1944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費城宣言》中曾明確提出,要將“切實承認集體談判的權利和在不斷提高生產率的情況下勞資雙方的合作”作為努力目標。從此,集體談判制度便在西方資本主義各國普遍推開了。集體談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勞動者的某些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勞資雙方的對立,推動了勞資雙方的對話與合作。緩和勞資關系的另一種做法是共同決定制度,允許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一制度最先在西德推行,隨后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普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共體各國普遍實行共同決定制度,規定企業必須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參加董事會,否則即屬違法;德國企業是監事會領導制,監事會中工人代表約占1/2到1/3。法國工人通過“企業委員會”參與管理,企業委員會有權了解企業的地位、資本、生產和經營情況、利潤收益情況,對利潤分配提出建議。美國、瑞典、挪威等國的情況也相似。在企業管理上,改變以物為對象的觀念,實行“人本管理”,注重企業文化建設。管理手段從主要依靠規章、制度、紀律條文等有形力量為主向同時強調依靠情感、思想、作風、精神等無形因素來實行管理轉化。
再次,在分配關系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堅持以剝削為特征的按資分配的前提下對收入分配政策進行調整。20世紀30年代以前,對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國家沒有實質性干預。戰后,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這兩個渠道,全面介入收入分配。在企業層次的初次分配上,資本家必須遵守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制,必須與工會組織談判決定涉及工人權益的事情。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企業中開始實行“利潤分享制”,即勞資雙方共享利潤的制度。法國規定100人以上的企業必須實行利潤分享制度。日本的公司制企業通常把利潤按一定比率分給股東后,將其剩余部分以工資外的附加形式分給企業全體職工,包括與個人勞動貢獻掛鉤的獎金、退職金、職工住宅、保健設施、旅游度假等等附加利,讓員工一定程度上分享了企業的廣義的利潤。這種利潤的分享,把企業職工的利益與企業的經營效益、企業的長期發展聯系在一起。在再分配問題上,國家通過各種渠道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強化以稅收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例如很長時間里,公司所得稅率在許多國家都在50%左右;美國中等水平家庭收入者的納稅負擔,約占其工資收入的1/5到1/4;目前,西方國家每年通過稅收能夠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大約在1/3以上,其中歐盟國家已接近50%。另一個就是推行社會福利制度,戰后“社會福利制度”在西方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最終形成并獲得了廣泛的發展。社會福利制度包括失業救濟、老年退休金、醫療補助、勞動保護、殘廢津貼、兒童福利等多項內容。戰后,各國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增長極快,已成為政府開支的最大項目。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已從戰前的10%增加到40%-50%,國家對社會保障項目的開支一般已占到政府公共開支的60%左右和國內生產總值的2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30%。
3、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日益復雜化
雖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仍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階級,但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動、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化以及生產力水平與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都發生了很多新的變化。具體表現在:資產階級組成更為復雜化和多層次化。傳統的資本家即家族資本家雖然仍然存在,戰后又形成了高級經理階層、高級專家官員階層以及以巨額股息、利息為生的食利者階層等幾個新的階層。工人階級表現為擴大化與多層次化。戰后工人階級的人數在不斷增加。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工薪勞動者的絕對數在發達國家上升。同時工人的相對數也在增長,非農業工人占勞動力的比重從戰前的二分之一增加到70年代的四分之三,現在更高。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內部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工人階級的科學文化素質大大提高,勞動者隊伍出現了知識化、腦力化、白領化、多層次化的新趨勢。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數量也大幅度下降,在多數發達國家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到30%。相反,第三產業從業者和產值連年增加,在總量中已上升到60%-70%。另外,從事各種腦力勞動的辦公室工作人員,即“白領工人”,包括專業人員、技術人員、行政和管理人員等,數量明顯增加,成為工人階級的多數。美國“白領工人”在就業總數中所占的比重從1950年的36.7%上升到1980年的52.1%,同期藍領工人的比重則由41.2%下降到31.7%。除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以外還有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或中間階層。除了小業主、小商販、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等傳統的中間階層外。出現了以技術專家階層、中小經理階層、政府中的中下層公務員、大學教授、醫院的醫生、獨立營業的律師、會計師、美容師、服裝設計師、報社記者為代表的新中間階層。當達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的變化,必然會對作為傳統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與革命性形成挑戰。
4、上層建筑方面
在堅持資產階級統治不變的情況下,對上層建筑的一些重要環節進行了調整。主要表現在:第一,實現了政治制度的法制化。資產階級國家通過憲法和法律,把國家權利的構成、權利結構中各權利主體的關系和活動,官員的任免、提升、獎勵和監督等,都納入法制化的軌道。第二,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進一步擴大,在消除選舉的種族、性別歧視并實現較為完整意義上的普選制的基礎上,公民權利相對地得到擴大。第三,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職能大大增強,對經濟和社會各領域活動的滲透空前增強,國家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公共事務。第四,意識形態中左翼與右翼的分歧逐漸減弱,資產階級政黨黨綱的差別也日趨縮小,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雖然未變,但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卻更加鮮明。
二、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質
當代資本主義與當年創始人所面對的資本主義相比,發生了許多巨大變化。當代資本主義在根本性質未變的前提下進行著自我否定,不斷為未來社會創造條件。正確認識這一點,是我們把握當代資本主義歷史走向的關鍵。
1、當代資本主義不斷進行著自我否定,為未來社會創造條件
之所以得出以上結論是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傳統資本主義,它是通過不斷地自我否定、日益生長社會主義因素并向社會主義漸進發展的新型的資本主義。從生產力方面來看,現代信息化、自動化的生產力已經代替了機械化、電氣化的生產力,從而為未來社會創造發達的生產力基礎。在資本占有形式上,資本從早期的單個私人資本發展到私人股份資本、法人股份資本,再到國家壟斷資本,加速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這種自我揚棄。集體談判制度、共同決定制度、更加人性化的管理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職工參與管理的是社會主義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級表現形式。最低工資制、“利潤分享制”和社會福利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人的收入,提高了群眾的生活水平。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出現了復雜化,社會成員的流動性增加了。政治制度的法制化、民主形式進一步擴大等提高了人民群眾政治權利和地位。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擴展,加強了世界的普遍交往,為將來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實現創造著條件。
2、當代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依然未變
雖然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一些新變化,但當代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依然未改。第一,當代資本主義依然以私人占有制為基礎。雖然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現今資本主義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依然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由大壟斷資本集團占統治地位、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結構;資本占有形式的社會化,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第二,當代資本主義依然存在著貧富兩極分化的狀況。雖然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工人工資增長速度大大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反映了資產階級對工人剝削程度的剩余價值率大幅度提高,工人所得在其創造的財富總額中比重越來越小。據統計,美國物質生產部門的剩余價值率在1950年前后大約是230%左右,進入80年代后,已提高到330%以上,日本的剩余價值率更高,現在已經在450%以上。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兩極差距拉大的趨向還在日益加劇。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現象進一步發展。以最發達的美國為例,1999年美國20%高收入的人同其他人的稅后收入差距達到了頂峰。美國《商業周刊》對工人和首席執行官的收入評估結果表明,1990年兩者的差距是84倍,1995年為140倍,1998年達到326倍,1999年則高達416倍。工人失業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從來就存在的社會現象。二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失業問題日趨嚴重。據統計,OECD25個成員國失業者總數已從1990年的2400萬增加到1995年底的3300萬,平均失業率高達8%,由于失業問題的嚴重,饑餓貧困化是目前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又一社會問題。根據美國國會“饑餓中心”估計,每年約有3000萬人食品不足,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饑餓狀態。德國約有85萬人無家可歸,法國則有30萬人住在紙板箱里。這些人由于生活貧困無著落而自卑自賤、自暴自棄、愚昧無知、道德墮落,甚至引發嚴重的城市暴亂。第三,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在現階段,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目前仍在發展。由于這個基本矛盾的存在,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仍然周期性發作,并且還有以新形式出現蔓延的勢頭,近年來頻頻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明證。第四,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沒有變。以美國為例,二戰以后歷屆總統、副總統及其政府、國會重要成員的背后無不存在壟斷財團的支持,而且有些人本身就是巨富家族的成員。第五,分析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必須全面地分析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當今世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和地區有100多個,但二戰后顯著發展的只有20多個,占10%多,真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寥寥無幾。聯合國最近公布的48個最不發達國家中,除老撾外,其他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經濟困難、政局動蕩、外債累累、糧食短缺,人民生活困苦,許多國家人均日生活費不足1美元。目前,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而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莫桑比克人均GDP僅80美元,人均每天0.2美元,是瑞士的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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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技革命；當代資本主義；歷史命運
中圖分類號：F1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2-0067-02
一、科技革命概述
科技革命是指由科學的新發現和嶄新的科學基本概念與理論的確立而導致的科學知識體系的根本變革。它是人類認識領域的革命，是科學理論的根本改造和科學思維方式的變革，從而把科學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并提出了種種新興認識客觀世界的原則。科技革命往往是社會變革的先驅，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到目前為止，人類歷史上共發生了四次科技革命。18世紀70年代至19世紀中葉，在歐洲首先是英國發生了以蒸汽機的廣泛應用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人類從手工時代進入了蒸汽時代，實現了生產機械化，亦稱“蒸汽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產生使資本主義社會完成了工廠手工業向自有資本主義的過渡，實現了資本主義的“第一次飛躍”。19世紀末，以德國、美國為中心發生了以電力技術的廣泛應用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人類從蒸汽時代進入了電氣時代，實現了生產的電氣化，又稱“電氣革命”。20世紀40―50年代，始于美國的以電子技術的廣泛應用為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類從電氣時代進入了電子時代，生產實現了自動化又稱“電子革命”。20世紀70年代以來，開始了以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為標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又稱“信息革命”，它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延續，目前還處于興起階段。而后這三次科技革命完成了資本主義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讓資本主義實現了它的“兩次飛躍”。并且由于科技革命的影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經濟結構都產生了重大變化，生產關系有了重大調整，從而推動資本主義不斷發展。
二、科技革命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深遠影響
（一）科技革命促進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資本主義在幾百年的發展進程中，曾經歷過一個較長的準備時期，即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接著才過渡到自由競爭階段。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壟斷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又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標志著資本的社會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總的來看，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以來的半個多世紀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盡管經濟發展不是曲折的，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的高速增長是空前的，科技革命是推動生產力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與前兩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響更為廣泛也更為深刻，它使整個世界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活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在20世界80年代末之后，高科技和信息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開始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使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構成和產業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突出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并且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而第一、二產業的產值雖也在不斷增長，但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卻呈下降的趨勢。在工業總產值中，傳統工業部門的產值所占比重下降，新興工業部門的產值所占比重上升，尤其是高技術產業的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加。
（二）科技革命促進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新變化
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科學技術進步不僅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同樣也促進了生產關系的變革。由于科技革命的影響，出現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國際化、中產階級隊伍擴大、勞資關系緩和等一系列新現象。西方國家一步步由一般的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并且進一步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壟斷資本通過參與和宏觀調控等多種形式，加強對國家經濟和政治事務的控制，并且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際壟斷同盟的發展，壟斷資本更加國際化；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股份公司的發展以及管理機構的科技化階層化，中產階層的隊伍在擴大，并且日益成為發展和穩定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重要力量；現代科技革命的發展導致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勞動保險和社會福利的進一步改善，緩和了勞資關系和社會矛盾。在此期間資本主義國家推行了一系列相關政策，例如，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推行“福利國家”的政策，緩和了社會各方矛盾，保證了發展經濟所需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利用“凱恩斯主義”的膨脹性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公共開支，加速了經濟的增長；通過經濟預測和計劃以及相應的政策措施，調節了經濟運行過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這些政策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發生了新變化。
（三）科技革命使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更加多元化和復雜化
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還存在，階級對抗也仍然存在，但階級對話與合作已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常見現象。自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企業開始注意改善勞資關系，開始實行勞資合作。例如，美國近些年來，有些企業吸收職工進入董事會，參與企業管理，鼓勵工人參與管理企業事務；而西歐國家勞資之間實行勞資談判，簽訂勞資協定和勞資合同等。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國家中，勞資之間的關系并不表現為對立，而是通過協商、談判和合作的形式表現出來。
受到科技革命的影響，工人階級內部發生了變化，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者增加，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者相對減少；新興工業的勞動者增加，傳統工業的勞動者減少，腦力勞動者增加；體力勞動者減少，工人階級的科學文化素質也有明顯提高。而傳統的家族資本家雖仍繼續存在但比重降低，不再是資產階級中的單一組成部分或占絕對優勢的組成部分。在新科技革命的影響下，生產的社會化程度提高，經營管理的自動化、信息化、電子化，使董事長、經理、經紀人這類職務的職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大量涌現。他們掌握著大公司的決策權和經營管理權，出任政府高級職位，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等，在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種多元化趨勢是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重要特點。
三、科技革命不能改變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歷史命運
（一）科技革命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
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也是支撐整個資本主義根基，決定著資本主義的本質。從目的上來看，資本主義科技革命的發生是資本主義推動自身鞏固和發展的一種手段，而其所推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也僅限于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一方面，資本主義科技革命的開展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但另一方面，資本作為資本家發財的工具和剝削無產階級的手段本性仍未改變。生產資料仍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仍處于沒有或者極少生產資料的現狀仍未轉變，而且從未改變過。財富作為生產資料的主要來源，也是資本的物質基礎和表現形式，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財富的占有情況就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生產資料和資本的占有情況。雖然，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形式上采取了允許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增加社會福利等緩和階級矛盾的舉措，但是實質上社會生產資料仍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作為被剝削者的無產階級仍然沒有真正受益。資本主義私有制繼續存在，也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并未消除。同時，經濟危機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直接產物，自從1825年資本主義社會第一次爆發以來至今仍以每隔8至10年的頻率出現。而且爆發周期也在不斷縮短，破壞性也越來越大，波及范圍也越來越大，涉及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科技革命的開展并未消滅這種帶有剝削性，對抗性的私有制，也并未改變工人階級終結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體現了資本主義終將走向滅亡的趨勢。
（二）科技革命的開展不僅拉大國內貧富差距，也加劇了世界范圍內的兩極分化
資本主義兩極分化根本來看是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不僅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物質根源，也是貧富兩極分化的最終原因。隨著科技革命的不斷開展，資本主義本身具有的剝削性和不平等性也得以快速拉大，兩極分化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顯得尤為突出。當前，兩極分化這主要表現在多個方面，而收入差別則表現最甚。雖然勞動者的實際生活狀況較以往來說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比起資本家收入水平來講，其收入仍然相差巨大。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資本主義貧富兩極分化仍在不斷擴大，并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資本主義不斷地將本國的價值觀，商品及生產向全球擴展的同時，也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帶向全球，造成全球兩極分化更加嚴重的趨勢。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兩極分化的不斷加劇，都推動了兩大階級之間的斗爭的快速升級，毫無疑問，科技革命的開展也推動著資本主義走向終結。
（三）科技革命使得生態環境更加惡化，推動著資本主義走向滅亡
資本主義科技革命的發展在使資本主義現代工業創造巨大生產力的同時，也造成了人類與生態環境關系的惡化。生態危機已成為資本主義謀求發展的巨大難題。這不僅反映著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激化，同時也動搖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制度基礎。顯然，生態問題的產生與資本主義那種以損害環境為代價的生產方式分不開的。資本家為了賺取最大的剩余價值，一方面在生產環節，資本家不惜破壞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通過各種手段肆意向自然界掠奪資源，造成土地荒漠化和物種銳減等惡果，而在生產中又排放出大量的有工業廢物嚴重危害環境。另一方面，在商品流通環節，資本家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或者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往往不斷擴大自身生產規模，而忽略群眾需求和其消費能力的有限性，造成生產的無限擴大與群眾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生產相對過剩，造成資源浪費，由于供過于求，大量商品的銷毀嚴重危及環境和生態安全，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可以說，科技革命在當代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為目的的調整和變革，推動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延緩資本主義滅亡的周期，但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造成的生態和環境危機不斷惡化，也必將成為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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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當代資本主義 金融經濟危機 應對措施
【中圖分類號】F014.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國爆發了次級抵押貸款危機，臨危之初，各方不以為意，認為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再一次觸底。而當這次危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垮了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旗下的兩只對沖基金，美國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證券等金融機構亦宣布出現巨額虧損，雷曼兄弟等投資銀行轟然倒閉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時，經濟學家們才意識到，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對此次經濟危機，我們不禁反思：第一，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魔咒真的無法打破嗎？為什么無法打破呢？第二，資本主義自誕生發展至21世紀，為何危機的規模不減，反而更加來勢洶洶，如同風暴海嘯一般肆虐呢？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陣痛的由來與表現
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界定有兩種：廣義來說，當代資本主義是指“二戰”結束后的資本主義；而狹義上則指20世紀70年代初戰后繁榮結束后的資本主義，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種界定。
《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描述、批駁生動形象而一針見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剝削勞動、列強掠奪弱國就是資本主義的源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不外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矛盾帶來的生產過剩、資本家剝削剩余價值導致大眾貧困、資本家追逐利潤造成的商品價格偏離價值規律等。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漲等危機的爆發原因均是如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金融危機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發。
總體而言，戰后繁榮結束后的資本主義有三大新變化：即新自由主義化、金融深化、全球經濟虛擬化，顯而易見，這三大變化導致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經濟出現停滯的趨勢、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頻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地位被動搖等一系列危機。作為典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2008年金融危機是接近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漲等危機性質的系統性危機，其規模之大、牽涉之廣、影響之深都堪稱歷史之最。既然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仍無法避免，我們不妨從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變化著手，來探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陣痛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義化。1980年是資本主義新舊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大重要的變化，即自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推行至2007年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來。顧名思義，經濟自由主義意味著政府應該置身于經濟領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預經濟發展問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為：清除商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在全球經濟內自由流動的障礙；政府不再扮演引導和調控經濟的角色；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私有化；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向累退的稅收政策轉變；從勞資合作轉變為在政府幫助下的資本單方統治；以自由放任的競爭模式代替大企業間合作式競爭模式。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化，一方面為經濟增長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機構缺乏足夠的制約，而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也印證了，相比于新自由主義的積極作用，其缺點與不足的破壞性影響更加深重一些。
我們之所以稱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化為“新自由主義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曾出現過經濟的自由主義化。回顧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化，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美國的金融部門基本上沒有監管，從而出現了過度投機和大量的金融欺詐。金融系統內的危機傳染力迅速而強大，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盤，銀行系統在幾年后亦隨之崩潰。銀行系統的崩潰很快便傳遞到實體經濟，隨著大蕭條的發生，人們普遍認識到：沒有監管的、過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蕭條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經濟自由主義化有些敬而遠之了。20世紀40年代后期，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完成了構建，其特點在于：在多個國家乃至世界體系內進行積極的政府經濟調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勞資合作，并在大企業間實行合作競爭模式。由于政府角色顯著變化而形成的歷史性突破，戰后體制往往被稱為“調控的資本主義”，或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積極作用一直持續到1973年。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滯漲”的現象，通貨膨脹、經濟停滯與高失業使得人們對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由于其主要特征類似于大蕭條前的“自由市場”版本的資本主義，因此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即本文指出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變化之一。
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主義化進程也是一波三折，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人們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漸漸淡忘，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期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政黨等競爭對手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也漸漸消退。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自由主義化卷土重來，為2008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見，實體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模式內的可持續發展前景并不明朗。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共識已經終結：“在西方過去30年來一直處于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金融化是其發展的一大特征；而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隨著金融化的加深，我們亦將這一變化稱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義為資本主義經濟重心從生產到金融的長時間的轉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第二，與GDP相比，債務越來越多，美國金融化的鮮明特點就是債務規模擴大；第三，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作為資本主義長期趨勢的金融化，受到過戰后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的制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開始重構時得到松綁，而新自由主義化實現以后，就給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金融資產種類的增多，提高了經濟效率，從而為金融化提供了理論支持。阿羅和德布魯（1954）認為金融資產是對未來可能現金流的索取權，所以可以針對預期的經濟狀態提前改進資源配置，從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資選擇。弗里德曼（1953）則認為由于價格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當價格偏離正常水平時，投機者有利可圖，進入市場，買入或賣出，價格會恢復到市場所決定的正常價格，因而弗里德曼認為投機行為是穩定因素，從而打消了人們對金融投資行為的顧慮。
通過金融市場的運行、公司行為（債務融資、非金融公司新股發行等行為）以及經濟政策的推動，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進展迅速。1957年美國制造業占GDP的27%，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只占13%。到2008年，情況反轉，制造業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比重升至20%。資本主義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部門的重要性，將收入從實體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但也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薪資停滯現象的出現。通過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可知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不利影響還是很大的，其在宏觀上導致實體經濟增長放緩，金融脆弱性加劇，并激化了分配問題，使得金融化可持續性遭到質疑。
此外，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化有了互聯網助力，互聯網金融出現，資本虛擬化嚴重，各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復雜，大眾廣泛投資，經濟實力欠佳的不惜背負債務去參與，因而又產生了債務驅動型的消費與投資。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為模式仍缺乏社會責任。金融膨脹雖然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也會產生更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馬格多夫和斯威齊（1988）認為如果出現金融全球化，不可能進行全球金融監管，因而遲早會停滯的生產基礎上的金融上層建筑的爆炸，可能導致規模相當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崩潰。而且很不幸，他們的預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種債務、次貸循環往復、層層疊加，經濟泡沫泛濫，最終導致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
資本虛擬深化與全球經濟虛擬化。資本虛擬化是指在較為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與實體資本相對應的虛擬資本的出現，且其種類不斷演化，數量不斷膨脹，并與個別實體資本逐漸脫離關系的過程和趨勢。由此可知，資本具有“雙重”形式，一是真實資本，即工廠庫存、設備以及生產出來的產品，二是虛擬資本，即真實所有權憑證所產生的金融所有權結構，如金融市場上出現的股票、債券、期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屬于虛擬資本的范疇。資本虛擬化是社會信用制度發展的結果，其前提是貨幣的虛擬化，即貨幣逐步擺脫了自身具有的價值，向完全虛擬化的價值符號的趨勢發展的過程。初級形態虛擬貨幣的典型代表為商業票據和銀行券，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設立本國的中央銀行，統一發行的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法定貨幣（即法幣）的出現是貨幣虛擬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在貨幣虛擬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資本虛擬化，離不開社會信用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股票、債券和金融期貨等虛擬資本的產生和膨脹必須以完善的社會信用制度的存在為基礎。基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信用關系的股票、債券等，在銀行信用的介入和證券市場的發展的推動下，呈現出相對獨立的運動規律，甚至成為另一種獨立收入的源泉，虛擬資本最終得以形成。
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得貨幣的虛擬化進程在全世界范圍內展開，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則使得貨幣最終與黃金脫離聯系，成為完全虛擬化的貨幣形式。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隨著信用制度的高度發展，世界各國金融化自由進程推動了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規模創新，加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助力，引起了虛擬資產的高速膨脹，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資本虛擬深化現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創新和互聯網金融帶來的交易方式的變革，使得整個金融市場更加撲朔迷離，在看似光鮮亮麗的繁榮外表下，實則暗藏著巨大風險，危機四伏。
馬克思認為，只要經濟活動的目的是在金融領域內的“虛擬資本”增值，而不是真實資本在生產領域的積累，就是純粹的投機形式。而在經濟新自由主義大背景下，這種投機行為很容易導致虛擬資本膨脹，而虛擬資本的大規模發展和膨脹正是全球經濟虛擬化的基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就是由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貸款抵押債券這兩種虛擬資本所引發。這些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貸款抵押債券就是資本虛擬深化的典型產物，通過復雜的證券化技術，一筆資產可以有雙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筆資金也可以有兩種甚至更多的運動過程，它們具有資本的形式，卻可能沒有資本的內容，但它們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資本。
因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虛擬資本與實際資本有著本質的區別――虛擬資本本身不具有價值。在金融動蕩時期，它們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實際資產價值數倍的價格，也可能大幅貶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輪金融危機，就是由于參與虛擬經濟部門的投資具有低門檻、低成本以及高流動性等特征，導致大量貨幣流向虛擬經濟部門，從而造成社會整體經濟普遍繁榮的假象，貸款抵押債券等虛擬資本規模亦急劇膨脹，價格不斷攀升，并放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市場的繁榮表象刺激了人們對虛擬經濟的投資，虛擬資本價格不斷膨脹而形成經濟泡沫。由于大量資金被投入到投機易，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出現萎縮，當兩個部門的投資比例失調超過一定限度，人們對資本市場的預期會發生逆轉，實體經濟資金鏈條也會出現問題，因此虛擬資本價格迅猛下跌，導致金融產品、衍生品價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見，虛擬資本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一是虛擬資本的存在和發展使得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約束大大緩解；二是資本虛擬化促進銀行資本本身的虛擬化；三是資本虛擬化引發“泡沫經濟”等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新問題。
金融經濟危機發生以后，全球經濟虛擬化依然不會與實體經濟相脫離，起始于虛擬資本的金融經濟危機，也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很大影響。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初期，首當其沖的是虛擬經濟部門，大量金融機構虧損甚至倒閉，從而導致金融從業人員的大量失業，貨幣流通和信用機制遭到嚴重破壞，人們對整個金融系統的信心被摧毀。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擬部門的危害向企業等實體經濟部門及全世界蔓延，從而對整個國家和全球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以至于現在全球經濟仍恢復乏力。
中美如何面對經濟陣痛
美國的應對策略。次貸危機爆發后，由于全球經濟金融系統緊密相連，金融虛擬經濟衰退很快傳遞到實體經濟，并迅速從美國波及到全球的資本主義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為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美國作為此次危機的最初爆發國，經濟環境受其破壞也是最為嚴重的，因而其應對危機的策略也至關重要。美國救市的特點如下：
第一，美國采取的是嚴格意義上的救市行動，直接給金融市場注血――向大型金融機構注入大量現金。資產的大幅貶值導致金融機構的自身價值大幅縮水，金融機構獲取充足流動性以兌現其諾言，滿足客戶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變賣資產。如果金融機構不得不以減價出售的方式處理其資產，導致的結果是存款人獲得一個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機構同時賣出資產，拋售壓力會進一步壓低價格，迫使金融機構釋放更多資產，由此可能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為了盡快遏制住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美國政府不得不給金融市場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
第二，美國過度依賴債務。眾所周知，美國采取的是“卯吃寅糧”的債務依賴型體制，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債務的增長速度更是快得驚人：2008年，美國國債上限是10.61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70%；2009年，美國國債上限為12.10萬億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況更加惡化，美國債務上限達到了14.29萬億美元，而美國當年的GDP僅為14.62萬億美元，債務占GDP總額的98%。凱西研究所董事長凱西表示支持美國違約，理由是如果不違約，美國未來好幾代人都需要不斷償還當下美國人欠下的債務。而一旦美國通過美元大幅貶值或是其他方式進行違約，如此龐大的債務規模仍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危機。
第三，美國QE（貨幣量化寬松）政策轉嫁危機，使得全球經濟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寬松政策，量化是指擴大貨幣發行量，寬松是指減少銀行的資金壓力。在QE政策下，美國向市場投放了大量貨幣，同時也籌集了大量的鑄幣稅。此外，量化寬松政策還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從而使得美國外債大幅度縮水，支持了政府擴大財政支出，但同時也引起了全球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量化寬松政策除了通過全球物價上漲和美國債務價值縮水對全球經濟產生直接影響外，還會通過進出口貿易對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產生間接影響。因而，雖然量化寬松政策對美國經濟復蘇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但同時也對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經濟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中國的應對策略。在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中，西方世界風雨飄搖，很多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紛紛倒閉，而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型金融機構均沒有遭到流動性沖擊，在2011年，中國GDP還超過了日本，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而，在應對本輪金融經濟危機時，中國采取的不是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救市行動，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并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只是受其影響。所以，中國采取的應對策略也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大相徑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進行應對的主要手段。
其一，與美國不同，中國并沒有給金融市場注血，而是給實體經濟注血――制定了四萬億投資計劃，通過政府投資刺激內需。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通過外貿出口的傳導影響到中國的實體經濟，即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減少導致中國外貿出口的銳減，致使中國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貿出口型產業遭到重創。一些出口型工廠破產，農民工失業。為了盡快遏制住由外需的進一步惡化所導致的需求減少，中國政府出臺政策給實體經濟注血，增加內需以阻止一些工廠的破產。四萬億的投資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對“三農”的補貼以及對地方和民間的投資，同時輔以產業結構的調整，強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國的實體經濟。
其二，中國減持美國國債以降低損失風險。近年來，中國相繼購買了四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間接地支持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同時也給了美國在利率上“動手腳”的機會，這雖然讓中國如鯁在喉，但也讓中國利劍在手。由于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而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中方為了防止其長期性經濟衰退并抵制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中國已連續多年減持美國國債。2014年，中國先一次性減持2500億美元國債，同年9月，又拋售了800億美元國債，此后也一直在拋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國共拋售了美國國債1萬多億美元，仍為美國國債最大的債權國。
其三，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調整和升級。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因為美國金融創新中出現的虛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詐，以及美國的低儲蓄率和過度消費造成的。保全金融機構，最穩妥的方式是從金融監管領域著手進行，而直接進行大量的注資，治標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機構長期發展的。因而，中國金融市場發展戰略的調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國的金融改革要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要從深度、效率、可獲得性與穩定性這四個維度來衡量金融發展。一方面，金融業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強金融監管，實現我國金融風險整體可控，使我國金融體系禁得起經濟周期性變化與結構性變化的雙重考驗。
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陣痛還能治愈嗎
通過上文面對經濟陣痛的中美政策比較，可知我國并未發生金融經濟危機，且中國防御危機的政策更加明智穩妥，這首先要歸功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未曾出現金融失控現象；在抵御經濟危機的政策上，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國致力于對本國實體經濟的支持，實行供給側改革，未對其他國家、全球經濟產生負外部性，更顯大國風范。而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變化――新自由主義化、金融深化與全球經濟虛擬深化，又一次將資本主義世界帶入經濟陣痛的深淵，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市政策何時能明顯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見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這表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的舊體制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需要進行重大調整，建立新體制，而在新舊體制之間，將是一個較長的、充滿不確定性和巨大動蕩的時期。或許，當資本主義制度被徹底改變之日，就是它的經濟陣痛治愈之時。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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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失業問題的重要性
不同的經濟學派對失業的關注程度及解決方案具有明顯的差別。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簡單地把工資作為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及其供求的調節機制，認為在經濟中不存在非自愿失業，若有失業存在就是因為工人要求的工資過高了，因此，把降低工資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辦法；凱恩斯承認了非自愿失業的存在，認為經濟即使處于均衡狀態也可能產生失業問題，他把失業作為經濟生活中一個難解的重要議題加以研究，其由《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命名的代表作把首個關鍵字定為失業就是最好的證明；相比而言，古典自由主義者則不大看重失業的危害，反而認為官方統計的失業數據高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們認為很多被政府認定的失業者實際上在“地下經濟”中是有工作的。
當代美國經濟學承襲了凱恩斯經濟分析的傳統，把失業作為宏觀經濟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加以研究。從某種角度而言，其宏觀經濟學就是圍繞著失業問題展開的。本文將主要以當代美國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第3版)》為基礎，介紹他們對資本主義失業問題的研究。
二、資本主義失業的荒誕、浪費、痛苦及其程度的嚴重性
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失業是與機器設備的閑置以及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時并存的事實。它與我們平常的經驗完全不符。在正常情況下，如果我們需要一個書架，而且有工具、木材和時間，我們就可以動手為自己做一個書架。我們在組織自己的生產活動時，不會在仍然有閑置工具、閑置人員和未滿足需求的時候停止工作。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因為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而不是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它會在需求尚未得到滿足、設備依舊閑置而勞動力失業的情況下停下來。
這一荒誕事實所造成的，首先是資源的巨大浪費。2001年，美國有25％的工業生產能力處于閑置狀態，因而少生產了1.2萬億美元的商品。若把這些商品平均分配給當年美國的2.85億男性、女性和孩子，每人將多得4211美元的商品。而同時，美國每天有674萬失業人口在尋找工作。
其次，失業給失業者的生活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痛苦。它不但是薪水的喪失和生活的困難，而且有著遠大于收入喪失的心理成本。它使失業者失去了作為勞動者的尊嚴、失去了別人的尊重甚至社會的認同感。
第三，失業的痛苦不僅是那些事實上正處在失業狀態的人所承受的，即使是從未失業過的工人，也不得不擔心將來某天自己也可能失業。而且一旦失業，就難再找到與目前崗位匹配的工作。失業像揮之不去的陰影，籠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給整個社會帶來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第四，就失業的嚴重程度而言，政府公布的數據往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估計不足。以美國勞工統計局2004年6月搜集并出版的美國5月份就業和失業的估計值為例，公布的失業率為5.6％，但報告同時指出，除了現有失業人口之外，還有160萬“接近屬于”勞動力的人口，其中的1／3屬于“灰心工人”，另外2／3在過去的12個月中找過工作但在調查前的4周里沒找。以及470萬因“經濟原因”而非自愿兼職的工人。若把它們都算作失業工人。失業率則會分別上升到6.6％和9.7％。
三、失業并非不可避免：來自理論與實踐的可能性
(一)財政政策可用來提供工作崗位
依據凱恩斯宏觀經濟總供求分析，失業是消費者和企業支出不足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可以增加開支以減少失業。手段是不僅支出其稅收收入，而且通過出售政府債券、向公眾借債來進行赤字支出。在就業乘數給定的情況下，要想創造出一定的工作崗位數，在理論上可以直接計算出政府需要增加的支出數。例如，按照這本書的假設，在不考慮對外貿易的情況下，如果每小時勞動的凈產出是25美元，人們的收入花在消費品上的比例是0.95，每小時工資為15美元，那么，就業乘數將是0.093。這意味著，若想增加93000個工作小時的工作崗位，只需要政府增加1000000美元的開支就行了。
(二)建立充分的失業保險制度可增進人們的安全感、減輕因失業帶來的生活困難
即使工作崗位不充分，不能使每個人都有一份工作，也有必要建立一套制度，使人們在失業時能彌補工資上的損失，減輕生活困難并增加安全感。就像人們應對火災、暴風雨、爆炸、交通事故等而建立的保險制度一樣，失業保險制度應該是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雖然許多國家確實有這種形式的保險制度，但保障的程度卻是不夠的。以美國為例，平均說來，付給美國工人的補助只是他們工資損失的一半，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失業者能得到補助。這是因為在保險制度中有嚴格的資格審查和償付期限。在美國的很多州，只有在同一個雇主那里工作至少一年以上，被解雇的工人才有資格獲得失業補助。即使具備資格，一個人也只能得到六個月的補助。2003年底，美國有超過800萬的失業者，卻只有300萬人得到了失業補助。
關鍵詞：模塊化生產網絡；網絡經濟；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
模塊化生產網絡是繼跨國公司內部網絡(企業集團)、虛擬企業(項目小組)、戰略聯盟、中小企業網絡(企業集群)等網絡組織之后，新近引起廣泛關注的網絡化生產組織方式。縱觀歷史，從手工工場到機器大工業，從福特制到精益生產，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的每一次變遷都有其背后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新的生產組織方式都是資本為了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繼續追求利潤最大化，促進資本積累所塑造的。模塊化生產網絡也不例外。它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它如何能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中有利于資本追逐利潤，從而成為新型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本文試圖從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特征和生產方式的演變視角對以上問題作一簡要分析。
一、網絡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的新形態
資本主義生產經歷了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和福特制之后，逐漸步入工業時代與后工業時代的交界區。以信息通訊技術(ICT)為中心的技術革命，正在加速再構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孕育著一種嶄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網絡經濟。網絡經濟誕生之前的福特制資本主義積累體系，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和技術體系的資本積累過程，是基于以下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以生產機械化、自動化和標準化形成的流水線作業及其相應的工作組織，通過大規模生產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勞資之間由集體談判所形成的工資增長與生產率聯系機制誘發了大規模消費，促進了大規模生產的進一步發展。資本家之間的壟斷競爭使生產建立在對未來計劃的基礎之上。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政策與福利國家制度，不斷熨平經濟周期和維持有效需求，調節著大規模生產與大規模消費的良性循環。美國支配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積累的順利進行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
然而，在醞釀著“大轉變”的20世紀70年代，福特主義和凱恩斯主義越來越沒有能力遏制資本主義固有的各種矛盾了。西歐和日本的國內市場已經飽和，為它們的剩余產品尋找去向的歷程不得不開始；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貨幣體系的崩潰裹挾著兩次石油危機，造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全面滯脹的困窘。20世紀70年代是信息科技誕生的時期，同時也是資本主義演進的分水嶺，各國公司紛紛采取措施以應對滯脹時期利潤率的下降。其增加利潤的主要方法包括：降低生產成本(從降低勞動力成本開始)、提高生產力、拓展市場、加速資本周轉。ICT不僅順應了資本壓縮時空、拓展市場的需要，而且也是其它三種增加利潤的方法的技術支撐。
按照劃分經濟形態的二重依據，從生產的角度看，ICT為改變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提供了技術基礎。勞動力成本較高的發達國家企業比較多地利用數控技術、計算機輔助設計和制造，與少量的多技能工人結合來實行定制生產。同時，發達國家企業還廣泛借助信息技術下的分包供應商網絡來處理大量非核心業務。企業內部生產鏈條的模塊化分解與重組導致生產過程的片斷化以及這些片斷在全球尺度空間再配置。產品生產過程的不同工序和區段，被拆散到不同國家進行，形成以產品系統的工序、區段、模塊為對象的國際分工體系。一系列企業圍繞一種最終產品系統而建立起生產過程的組織間網絡。
從交換的角度看，經濟網絡與計算機網絡的對接使交換的深度和廣度呈指數增強。恩格斯把生產和交換視作經濟曲線的橫坐標與縱坐標，橫坐標與縱坐標通俗地講就是“一橫一豎一點”，若干個“一橫一豎一點”、經緯交錯便形成了經濟網絡。計算機網絡是自主計算機(autonomous computer)的互聯集合，自主計算機的概念排除了主從關系，如果一臺計算機可以強制地啟動、停止或控制另一臺計算機，這些計算機就不是自主的。一臺主控機和多臺從屬機的系統不能稱為網絡。自主計算機與經濟活動主體的活性相呼應，計算機網絡十分契合經濟網絡的本質。計算機網絡和經濟網絡對接之后，經濟主體之間的交互開始前所未有地深化和廣化，這反過來又促進網絡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光纖技術(使信息傳播速度達到每秒鐘30萬公里)、數字化技術(信息壓縮和解壓)的突飛猛進，形成以微電子技術為基礎、以PC機為終端、以光纖光纜為主干、以數字化技術為載體的技術網絡。技術網絡與經濟網絡就這樣螺旋式地相互推進，因此，“網絡”既是支撐“市場關系”(從而整個交換關系)的技術基礎，又是市場關系(從而整個交換關系)的嶄新形式。
網絡結構所內含的網絡效應和多態均衡、路徑依賴和鎖定導致當代經濟系統高度的速變和不確定性，消費模式向多樣化的轉變增加了跨國公司固定資本投資的折舊風險，建立在標準化產品、長周期生產基礎上的生產模式不再具有優勢。資本主義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走向靈活積累體制，靈活積累從市場、消費、生產等多個方面重塑資本主義經濟圖景。企業調動一切能夠引致需求的技巧，從事差異化、多樣性的小批量生產，從產品種類的“長尾”中挖掘新的市場。全球產業結構的垂直分工體系則逐漸從全功能的剛性結構向“外包”代工的網狀結構演變。世界電子工業的壟斷組織及其全球管理體制是這種資本國際積累新形式的典型，它的興起在技術上得益于垂直一體化分工體系中工藝過程數字編碼的模塊化生產，在經濟上取決于國家及國際組織對知識產權和專利使用權保護下非股權控制的有效性。
經濟停滯常態化是當代資本主義典型特征
記 者：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這一典型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體現得并不典型，您如何看待這一情況？
何自力：傳統的經濟危機表現為生產相對過剩引發的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具有明顯的周期性，19世紀時大都以10年為一個周期，20世紀前半期則演變為5年左右一個周期。經濟危機的周期通常包括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四個階段，一次危機經歷四個階段后會進入一個新的危機周期，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遂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典型特征。
從邏輯上講，如果經濟危機可以永遠周期性地發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每發生一次經濟危機，都可以期待其會走出蕭條，經過復蘇而走向繁榮，資本主義經濟可以在危機與繁榮的循環交替中永遠存在下去。事實證明這個邏輯并不存在。自上世紀70年代走上去工業化軌道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形態逐漸發生變化，這就是生產過剩性危機演變為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與之相伴的經濟波動和停滯失去了周期性，周期的各個階段的特征也越來越不明顯，經濟的持續停滯成為常態。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呈現常態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轉變的重要標志。深刻認識這一轉變的表現和成因，對于深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正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科學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的主要表現
記 者：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何自力：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停滯成為常態，其表現如下：
去工業化導致西方國家喪失物質生產能力。產業結構從早期的制造業占居支配地位發展到高度服務化，加工制造業趨于萎縮，大部分普通消費品、日用品、工業制成品等在西方國家已不生產，消費品需求主要靠進口來滿足，外貿赤字迅速擴大，產業競爭力嚴重衰竭。
福利制度難以為繼。隨著去工業化和經濟衰退的加劇，福利保障越來越缺乏足夠的財力做支撐，福利水平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高福利已名存實亡，勞資矛盾和沖突不斷激化，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政治動蕩不斷加劇。
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危機頻發。金融自由化使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資本憑借對資金供給的控制而支配實體經濟成為金融寡頭，通過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巧取豪奪，財富以驚人的速度膨脹，結果是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嚴重脫節，最終金融危機爆發，經濟陷入全面衰退。
服務業難以支撐經濟繁榮。制造業衰退，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緩慢，是目前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一國經濟的基石說到底是滿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質生產活動，孤立的服務業不可能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制造業萎縮了，服務業必然緊隨其后而萎縮，整個國家的經濟將迅速陷入衰退且不可逆轉。
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公共開支難以為繼。產業空心化和制造業衰落以及資本家逃稅行為，使政府通過增大公共開支來支持福利制度變得非常困難，被迫舉債以維持公共開支，結果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目前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在經濟持續衰退的背景下，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墜下。
經濟持續下行，復蘇和新的繁榮遙遙無期。金融危機期間，西方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挽救遭受重創的經濟，但成效甚微。目前西方國家投資疲弱，消費不振，出口乏力，通貨緊縮嚴重，經濟增速低迷。
失業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機導致嚴重失業，2013年9月美國的失業率為7.2%，青少年失業率為21%，黑人失業率12.9%，西語裔為9%。目前，歐元區17國失業率為10%以上。
中產階級分化，橄欖型階級結構轉變為金字塔型結構，階級對抗加劇。美國過去20年來的貧富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如今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社會近40%的財富，而底層80%的家庭只擁有全國16%的財富。隨著中產階級的沒落和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會仿佛回到了財富占有極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階級結構重新表現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集團的對立。
政治體制病入膏肓，政府運作效率十分低下，難以應對經濟和社會危機。西方政治哲學對政府的作用采取不信任的態度，政府僅僅被看作保護私人財產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守夜人”，否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必要調節和干預。在實踐中，當社會出現重大經濟或社會危機需要政府出面干預時，激烈的黨派紛爭嚴重限制了政府的干預能力，致使政府缺位和難以發揮作用，任憑危機不斷惡化。美國是典型例子。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具有客觀必然性
記 者：您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何自力：受幾個深層次因素的影響，工業資本主義衰落直至陷入停滯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有其必然性。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偏重市場調節，輕視必要的政府干預，這與其實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有密切關系。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私人資本在市場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私人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具有對抗性。私人資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利潤，它構成了私人資本從事所有經濟活動的唯一動機和目標，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特征，即資本利益至上。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私人資本最愿意接受的市場競爭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對任何限制和約束其謀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行為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拒絕承擔任何以犧牲私人資本利益為代價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反對政府基于維護社會利益而對私人資本利益進行的干預和調控。
當代資本主義是生產高度社會化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密切聯系，企業與社會高度融合，國內與國際聯為一體。但是，高度社會化的經濟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使得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具有不可調和性。例如在就業問題上，機器替代勞動與保持充分就業就是一個突出矛盾。對政府來講，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必須實現高水平的就業，而對私人資本來講，利潤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標，為此，私人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不斷用新的技術、新的機器代替工人，以期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做給資本家帶來了豐厚利潤，卻給社會帶來了失業人口不斷增大的問題。資產階級政府為制止失業人口不斷增大，需要對資本家用機器替代勞動的行為進行干預和限制，這必然遭到資本家的抵制。他們要么用手投票，通過選舉政治把自己的人推到國家立法機構，讓這些人維護自己的利益；要么用腳投票，將產業轉移到別的國家，最終將失業問題甩給政府。可見，只要私有制存在，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是得不到根本解決的，由此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經濟發展陷入停滯.
二是以權力制衡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力量強大而政府地位弱小，與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關系。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安排中，立法是基礎，司法是保證，行政只是立法和司法的從屬和執行機構。表面上看，社會各種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立法決策，決策過程顯示出民主性，但事實上，真正能夠影響決策的只是少數財力雄厚的利益集團，決策最終體現的是少數利益集團的意志和要求。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政府是行政機構，基本職能是落實議會批準和通過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由于政府行政職能受到立法機構的嚴格制約，而立法機構又控制在少數利益集團的手中，體現少數人的意志和要求，因此，政府在本質上只是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西方的多黨制與三權分立制度相適應，主要任務是隔幾年為政府機構選擇一個掌門人，哪個政黨能夠執掌政府權力，就看哪個政黨能夠代表大資本利益集團的意志和要求，或者看大資本利益集團支持哪個政黨，愿意為哪個政黨捐出巨額競選經費。西方國家最有勢力的利益集團既操縱議會的立法過程，又控制政府行政部門首腦的選舉，政治體制淪為利益集團的馴服工具。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中，私人資本利益集團占有社會資源，綁架公共權力，不允許政府過多干預和限制自己的權力。在這套制度中，不同黨派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私利在立法機構激烈爭斗，相互掣肘和拆臺，很難就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達成一致，決策效率極端低下，致使作為執行機構的政府難以有效發揮職能，很難及時應對、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和矛盾。
三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是流行于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發展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闡述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為代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宣揚個人高于社會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將個人自由視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反對公有制，極力主張全盤私有化；倡導經濟自由主義，迷信市場自行調節，斷言市場機制可以有效地實現資源配置；反對國家干預，認為國家干預只會扭曲資源配置，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大行其道，在該思潮的影響下，西方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強化市場調節，削弱國家干預的政策措施，遂使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向更加偏向市場主導的方向轉變。這種模式對私人資本的經濟行為缺乏有力約束，對宏觀經濟波動和失衡狀態缺乏有效調控，對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難以積極化解，導致經濟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一、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新自由主義模式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和社會關系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從相當程度上講，新自由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克服20世紀70年代初滯脹危機與全球化生存和發展戰略的現實選 擇，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化。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根本特點和表現形式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內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運動，推動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實現了國際壟斷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導致金融膨脹，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 步分離，從而為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所充分暴露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集中表現為該發展模式在經濟運行、經濟 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的不可持續性。
從經濟運行層面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實際上就是金融風險擴大與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國次貸危機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貸危機又是 美國秉承新自由主義原則、放寬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2003年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企業利潤采取減輕貸款前期負擔的辦法來吸引貸款客戶，放寬或實 際上取消了貸款標準，以便為購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貸款。大量信用記錄較差的低收入家庭進入房貸市場。而美國的銀行和債券評級機構則完全放棄監管責任。金融 衍生產品，特別是抵押債務證券化使次貸市場風險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越來越高，在創新過程中使債務鏈條不斷延長，導致市場風險向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 險轉化，進而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房地產行情變化也是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本世紀初，美聯儲為了推遲新經濟泡沫的破裂，連 續減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這種情況下，2006年初房地 產開始降溫，房價逐漸由升轉跌。許多靠過度借貸的購房者既無力償付房貸到期本息，又無法再融資。次貸市場違約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貸機構特別是與美國次貸市 場相關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產。據不完全統計，從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貸機構停業或破產，損失高達千億美元。英國、德國、 法國、瑞士、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50多家銀行、對沖基金等受到波及，損失上百億美元，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
從經濟結構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在美國首先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美國的金融市場中的次級貸款約為2萬億美元；普通房貸，約為 10億美元；企業債，包括企業之間各種債券，約為60萬億美元；各種金融衍生品，約為340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GDP將近14萬億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為1：29；其中的實物經濟與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68。有學者指出，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完全是人為的，是美國資本家階級、企業高級經理和 金融機構結成的利益集團為實現資本即股東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惡果。經濟結構的失衡導致美國的生產資本即非金融企業的資本積累逐步減少，因此，此次危機不僅 是管理危機，也是積累危機。與此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也不斷減少，因而出現了金融資本的高收益和大眾負債消費并存的矛盾現象。從國家層面來看， 生產資本積累危機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投資和進口貿易，為了支持對美國本土企業的需求，美國不得不擴大世界范圍的需求。這種巨大的需求本來會引起 嚴重通貨膨脹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種風險會按照外貿增長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美國依靠自己的經濟霸權和 金融霸權，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制造了世界范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國都要付出慘重代價。杜梅尼爾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機制早在危 機發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并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的持續性，而只能推遲危機的到來，此次危機就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 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沖擊。
從社會制度層面說，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筑，自然延續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 占有制度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相對過剩。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社會制度本身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 論》中明確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 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和商品供給出現無限增長的趨勢， 另一方面是資本剝削日益加重，廣大勞動者的貧困不斷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這種狀況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近二三十年 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貧富兩極分化使美國普通民眾不得不靠增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水平。如此發展 模式顯然難以持久。
二、凱恩斯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區分為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和萊茵模式的說法廣為接受。所謂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義主 導的美英模式，而萊茵模式則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歐洲模式。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兩者之間有對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點和聯系的方面。本質上講，凱 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無法解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凱恩斯主義承認，如果要利用全部現有生產資源就有必要進行國家干 預，這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觀點發生了矛盾：新古典學派的微觀經濟學認為，不受控制的價格機制，自由市場，足以生產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以及作為它們共同基礎的私有制經濟學決定了相互之間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補充。
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也有共同之處。為了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兩者都主張階級調和。所不同的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后的特殊 歷史條件下，兼顧了經濟的增長和工人的利益，同時培育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保護層“中產階級”。而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則無法維持這一局 面，在階級力量對比明顯地有利于大壟斷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只能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保全大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從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內在矛盾來看，現代 資本主義國家既不能實行純自由經營政策，也不能實行純政府干預政策。可能的情況是，在這一時期強調自由經營，在另一時期看重國家干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徹底改變之前，自由經營與國家干預這兩種思潮相互交替，會反復出現。不過，無論哪一種經濟思潮得勢，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失業、通貨膨脹等種種資 本主義的痼疾，而只能暫時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
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凱恩斯理論和政策同樣難以確保適用性：其一，凱恩斯主義只適用于封閉的經濟，即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受到國界限制的經濟，因 為凱恩斯的時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時代，而當今的危機則發生在開放的全球化時代；其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業率上升的情 況下，名義工資仍然是剛性的(這種剛性是由于工會的強大壓力造成的)，并不下降，這樣擴大消費需求才能增加就業，而如今工資已經按照消費物價的變動指數化 了，擴大消費需求，未必增加就業；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市場相互影響，勞動力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多變的情況，例如 現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快，生產要素價格變動大，金融市場變數多，僅僅靠擴大財政支出，并不能實現市場的平衡和充分就業；其四，凱恩斯危機面臨的問題是缺少 流動性，而當今危機面臨的問題是流動性過剩。此外，由于社會支出龐大，發達國家財政普遍偏緊，美國財政赤字尤甚(2009財政年度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0％)，有些歐盟國家也出現財政危機，擴大財政支出無異于使經濟雪上加霜。上述單是從經濟現象層面的分析，足見凱恩斯主義模式同樣無法挽救當代資本主義 經濟危機。
三、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與演化
資本主義雖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調節、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能力。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外在表現，因 此，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無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調整的動因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規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民反對資 本主義，特別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斗爭的壓力。有關調整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加強貨幣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監管。這次危機的突出表現是金融危機。而且這次金融危機又具有國際性和先發性的特點。因此，世界主要國家都 把整頓和恢復金融秩序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美國作為危機的策源地和中心國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了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 重要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其目標是把金融領域置于公共權力機構的監督之下。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所有的大金融機構：銀行、投資基金、保險公司等等都將受到美 聯儲的監管。此外，美國還計劃成立獨立于中央銀行的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負責評估威脅金融體系安全的風險并協調各個監管機構的行動。最后，美國還將成立一 個新的保障金融消費的機構負責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它將監管不動產和消費貸款的發放。2010年1月21日，奧巴馬又宣布了美國加強對華爾街大銀行 監管的新規定，限制銀行的規模和交易活動。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險、能夠從中央銀行獲得緊急援助資金的銀行擁有或投資私募基金、對沖基金以及從事自營交易。 此外還提出征收“金融危機責任費”等多項措施。很多西方學者對這些監管計劃能否真正實施持懷疑態度，理由是這些計劃損害了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它們會以捍 衛市場原則的名義加以反對，而那些靠各自財團支持的政客們遲早會做出妥協和讓步。
其次，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在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影響下，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經濟結構失衡，即所謂產業結構的空心化。有西方學者認 為，糾正這種失衡非常困難，因為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處于兩難之中。例如，美國正是通過國內的產業向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轉移受益。如果美國調整經濟結 構，回到本土生產，那將與金融壟斷資本主要通過全球化進行積累相沖突，并違背金融資本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調整，美國國內產業將進一步空心 化，那么美國國內的失業危機和貧富差距將愈演愈烈，最終導致美國國內反對大壟斷資本的政治危機更加嚴重，這也不符合大壟斷資本的利益。
再次，優化產業結構。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過市場的作用，推動企業并購，實現產業重組，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二是由國家指導和投資， 大力開展數字化、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環保、機器人等領域的科技革命，占領科學技術的制高點，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就目前情況來看，發達國家在科技革 命方面占有絕對優勢，資本主義仍然肩負著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使命。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一方面使大壟斷資產階級能夠獲得超額壟 斷利潤；另一方面，可使發達國家早日走出經濟危機。
最后，進行經濟政策的調整。新自由主義在主導世界經濟期間，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政策，包括宏觀微觀經濟政策、國內國際經濟政策、各專項 經濟政策等諸多方面。許多政策已經以法律和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其本質是保護資本的利益和損害勞動者的利益。它 們造成的嚴重后果是社會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目前，已經有西方學者對西方經濟政策調整的重點作了排序，依次為：國家作用的回歸、貨幣主權的回歸或中央銀行 地位的改革、放寬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或國際貿易政策的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稅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資本稅和巨富稅)等等。
綜上所述，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雙重作用下，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主導地位將遭到極大削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開始發生一系列重要轉變，盡管其演變方向還不確定，但很可能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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