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11 06:27:36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社區工作者思想匯報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大家好！
我叫孟。于2010年10月到社區任公共衛生師一職，不知不覺間已有1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期間內，我經歷了磨礪，在風雨中從稚嫩逐漸走向了成熟。
作為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第一腳踏進社會，沒有工作經驗，而社區作為基層，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廣泛、具體和復雜的。來到社區我給自己的定位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而是一位迫切的需要學習，需要鍛煉的基層工作者現在我將這段時間的工作和思想匯報如下：
第一、工作績效匯報
1、深入了解社區的基本情況。從10月份，舊堡辦事處組織社區進行全面的入戶調查，在社區書記主任以及社區協管員的幫助下，我全面了解了我社區的基本情況。我社區轄區面積東燒社區地處舊堡，行政隸屬于舊堡街道辦事處，社區轄內面積17萬平方米,人口5684人,社區內有職業介紹所1處,幼兒園1個,2個自行車場等.多年來，東燒社區堅持以服務廣大人民群眾，構建和諧社區為工作宗旨來開展社區的各項工作。在入戶過程中得到了一些熱心的居民的幫助，使得我的入戶困難降低了很多。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愛戴，使得我對工作的熱情更加高漲。我不僅利用上班時間入戶還利用中午休息時間，晚上下班以后的時間以及周六周日等居民空閑時間抓緊工作，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便率先完成了我所分配入戶的片區。
經過這次深入的細致的入戶調查我看到很多家庭十分貧困的居民，他們在生活上有著各種各樣的困難，看著他們艱難的生活，面對淳樸善良的居民，我處處留心，希望有機會能夠為他們做點實事，做點好事，讓他們的生活有所改善。
2、努力做好本職工作。作為一名公共衛生師要對社區的居民進行六位一體的工作，其具體工作內容是：組織協調轄區內居民進行健康體檢及健康狀況調查，建立和管理健康檔案；針對社區主要健康狀況和問題，制訂和實施社區衛生工作計劃，開展預防、保健、醫療、康復、健康教育和計劃生育技術指導等六位一體的服務；掌握區內人口基本健康狀況，及時督促服務臺對象按規范要求接受孕產婦、兒童系統管理等；開展社區衛生服務信息的收集、整理、上報工作，及時收集、報告責任區內突發公共事件、死亡及傳染病等；協助開展食品、公共、職業衛生，托幼機構、飲水衛生檢查及管理；協同上級醫專家開展形式多樣的義診、健康咨詢等活動。我到社區后還負責雙擁工作和應急工作建立了2010年的資料檔案，每月定期將資料整理歸檔，保持了資料的連續性和完整性。我努力將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做精，做細。
3、積極參加集體活動。舊堡辦事處舉辦了我的城市記憶征文的集體活動。通過這次活動我深深的體會到了這個集體的團結和向上。
4、堅決服從組織安排。我堅定信念，堅信組織的正確領導，克服困難，努力工作。看著社區潔凈的街道，越來越美麗的市容市貌，我感到尤為的欣慰。我們的工作成效顯著，深得民心。居民的出行變的更加順暢，生活少了很多的煩惱。
5、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處處留心，希望能夠為人民做點實事，做點好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一名社區工作者的義務和責任。我將永遠保持為人民服務的熱情。
6、努力做好宣傳員。從上崗培訓時的第一課我便了解到社區是連接政府和居民的橋梁和紐帶。作為一名新時期大學生社區工作者，有責任履行好這一義務。
我一方面，以社區板報為陣地，及時更新板報，向居民宣傳黨和人民政府在基層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計劃生育、科學發展觀、甲型H1N1流感的預防等等內容。
另一方面，我還積極的走到群眾中去，通過傳單、文件的發放和現場解說向居民群眾宣傳黨和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社區公共衛生知識。
第二、思想情況匯報
1、堅定信念，做出成績。剛到社區基層工作，面對陌生的工作環境，我感到擔子重，壓力大，我保持一個堅定的信念，相信上級組織和本級政府的正確領導。基層工作是復雜而又富有挑戰性的，環境苦，條件差。吃閉門羹,受到冷言冷語是很常見的事情，作為社區干部，我們不能把他們當“外人”，必須把他們當成朋友、親人，必須要把群眾的事當成自己的事，用真心去為他們著想，去為他們排憂解難，才能贏得居民群眾的尊重和信任。只要我們踏踏實實做好老百姓期盼的每一件事，努力為他們營造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幸福的和諧環境，即使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也能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業績。
2、認清形勢，增強責任感。社區群體較為復雜，加強社區工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關系到科學發展觀的落實。作為一名社區工作者應當認清現狀，認清社區的形勢，切實加強責任感，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廣大群眾的支持下，全心全意用知識、青春和熱情服務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百姓，為社區的和諧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3、不怕苦，不怕難，不怕累。到基層任職，工作、生活條件相對較差，更需要我們大學生社區工作者到基層發揮作用，改變面貌，樹立不怕苦的精神，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直接與居民群眾打交道，處于各種矛盾的交織點，上級的各項方針政策都需要基層干部去貫徹、去落實，因此說基層工作最具體，基層干部很難當。這就要求我們在工作中掌握基層工作經驗，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有機地結合起來，維護好和實現好廣大居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促進社區的和諧發展和社會全面的進步。
一、夯實工作基礎
1、我街道總接收129名矯正對象，已成功解矯101人，現在冊28人，全年重新犯罪率為零。今年新入矯14人，已解矯9人。根據黨政領導、綜合牽頭、社會參與、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的工作思路，我們認真抓責任落實，建立一套工作機制，保障了社區矯正工作的正常運行。一是11個社區居委會都成立矯正工作站，由社區調解員負責完成社區工作任務。二是民警、社區主任、調解員及法律工作者、五老人員共組成39人的社區矯正工作志愿者隊伍，促使矯正對象認罪服法，悔過自新。
2、充分利用社區矯正工作信息平臺，利用社區信息平臺及時將矯正對象信息輸入平臺，做到“三清”“一迅速”，即人頭清、監改類別清、矯正時間清，談心家訪，聯系迅速。通過網絡平臺有效掌握矯正對象的行蹤和思想動態，提高了矯正工作的綜合能力，有效的控制了重新犯罪率。
3、在長達半年的上海世博會期間，我們做好矯正對象跟蹤管理工作和請銷假工作，多次與矯正對象聯系、走訪，做到與每個矯正對象月月見面，確保世博會期間無一例違法亂紀現象發生。
二、因人施矯，抓好六環節
突出重點，抓好六個環節，一是抓好談話環節，了解矯正對象心理狀態，消除他們心理負擔和思想顧慮。二是抓宣傳環節，按市區統一程序，準時通知矯正對象，由司法所所長告知監督人，簽訂幫教協議。三是抓好走訪工作，掌握矯正對象本人和家庭情況，有針對性的制定方案，確保矯正成效。四是抓好教育環節，組織矯正對象進行矯正知識和矯正須知考試。五是抓好公益勞動環節，對公益勞動表現定期講評，作為司法獎懲依據。六是抓好請假審批環節，對外出務工經商的矯正對象，司法所報請上級給予批準，由司法所進行外出前思想教育，并提出行為要求和每周電話匯報及思想匯報活動，工作情況。
三、探索四個結合，豐富教育形式
1、 在思想教育方面我們開動腦筋，想辦法，改進和豐富教育矯正手段和形式;一是個別教育與家長監督緊密相結合，家長是青少年矯正對象第一責任人，讓家長監督和配合，提高了效率。二是專職教育與兼職教育相結合，矯正工作者作為專職矯正人員，對矯正過程進行統籌規劃，制定矯正個案，確定階段矯正目標。志愿者及調解員則根據矯正辦的安排，參與矯正工作，在一些專業領域提供兼職服務，形成層層管理確保不漏管。三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時，我們還注重心理健康教育，消除矯正對象不健康心理傾向，促進其心理盡快回歸社會，如矯正對象柳某入矯談話中還存在一種想法，認為法院當初判決的較重，認為自己不是盜竊行為在朋友家發生突發性的行為，我們和她講你的本質是好的，你不論在犯罪前，還是在監獄服刑時的表現較好，而且還獲得4次減刑，減了五年九個月。通過談話我們了解到她心理還有一種愛面子思想，不想在登記表上填寫判決內容。針對這種現象我們對她進行心理疏導：希望你在假釋期間放下包袱，對自己的犯罪行為真心悔改，努力學習些法律知識，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多參加社區公益活動，多與志愿者交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四是課堂教育與互動教育相結合，組織矯正對象每月集中學習相關法律、法規知識，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如去雨花臺憑吊烈士，去紀念館、勝利紀念館等地方進行愛過主義教育。開展社會公益活動，通過社會的認同增強其社會責任感，與看守所監獄服刑人員座談，提高其遵紀守法和自覺接受矯正意思。
四、加強心理矯治力度
在如何讓最大限度的減少社區矯正對象重新犯罪方面，我們堅持監管、矯正并舉的矯正方法，針對有些矯正對象具有沖動好斗的性格特征，及具有自卑消沉的心理，重點采取了多幫一的矯正方式，個別談心及好友提示交談來調整他們的心理狀態，使他們正面看待社會事務，從而走上正常的社會軌道。例如：矯正對象葉某是未成年人，又是流動人口，由于其父母沒有什么文化，每天忙于工作，疏于管教，平時管教方式簡單、粗暴。造成孩子逆反心理相當嚴重，有事從不和家人講，自入矯之后，我們從心理疏導入手，告訴他其父母也不容易，打工收入不高，要租房還要培養你上學，吃了不少苦，你應該好好改造，來報答父母才對，我們幫其樹立自新意識，要對父母負責，要自尊自信。在公益勞動時表現積極，我們發現其閃光點，及時給予表揚促其質變。
五、主動想方設法幫困解難
摘 要:附條件不制度是近年來頗具爭議的一項司法改革創舉,該制度已納入《刑事訴訟法》修改的范疇。在基層檢察實踐的基礎上,對試行附條件不案件的情況、效果、問題進行總結和剖析,提出完善附條件不制度的立法建議。
關鍵詞:附條件不少年犯罪實證研究
附條件不〔1〕,是指檢察機關對某些符合條件的案件,考慮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狀況、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設立一定的考驗期,期滿后根據考察情況,對其作出不或決定的一項制度。海淀區檢察院從2004年開始展開對該項制度的研究,大體上經歷了理論探討、專家論證、制定規則、實踐試點幾個階段。本文通過對海淀區檢察院近兩年試行附條件不制度的具體案件進行研究,力圖從實證角度再認識附條件不制度,對其提出完善建議。
一、附條件不制度實踐運行情況
2008年,海淀區檢察院實施附條件不制度進入實踐試行階段,近兩年時間里,適用附條件不制度的案件有11件15人。
(一)附條件不的適用主體和條件
1. 適用主體
根據2004年制訂的《實施附條件不制度細則》(下稱《實施細則》) ,該項制度預期適用的主體是未成年人。但試點附條件不制度的11件案件15人中,在適用主體上有所突破,即不局限于未成年人, 15人中有11人為未成年人, 4人為成年人。2. 適用條件《實施細則》規定的適用條件是: (1)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2)犯罪情節較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3)犯罪后有悔改表現,不致再繼續危害社會; (4)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 (5)具備較好的幫教條件。試點的11件案件,均符合上述條件。具體情形如下:從涉嫌罪名看,盜竊案4件6人,尋釁滋事案4件7人,搶奪案1件1人,案1件1人;從犯罪主體看,均為男性,其中未成年人11人,成年人4人;從犯罪嫌疑人的職業看,有9人為在校生, 2人無業。
需要說明的是, 11件案件均不宜立即作相對不,原因主要有:犯罪嫌疑人交待的部分犯罪事實尚需調查(即使核實該起事實仍屬情節較輕) ;犯罪嫌疑人對盜竊罪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作不合理辯解尚需教育;犯罪嫌疑人既非在校學生亦無固定工作尚需考察;犯罪數額較大不宜直接作相對不等。
(二)附條件不所附條件
條件一詞來源于民法,是指“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作為決定法律行為效力的附款”。〔2 〕附條件不所附條件即檢察機關的幫教考察措施。在考察期內,犯罪嫌疑人有義務接受檢察機關的幫教考察。考察期滿后,檢察機關根據犯罪嫌疑人的表現做出或者不的決定。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案組(簡稱未檢組)〔3 〕的成立為分界點,海淀區檢察院的幫教考察舉措在機構、形式和內容上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
1. 四方幫教委員會模式(2004—2008年)
《實施細則》規定:“檢察機關對決定附條件不的犯罪嫌疑人,應定期進行幫教和考察。”同時制定的《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幫教細則》(下稱《幫教細則》)規定:“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共青團北京市海淀區委員會、北京市海淀區婦女聯合會共同設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幫教委員會(以下簡稱幫教委員會) ,負責落實具體的幫教工作。幫教委員會由各方指派專人,共五人組成。”
在幫教委員會中,四方部門各司其職。團委負責選任青年志愿者或者社區工作者對被附條件不人進行一對一的輔導工作,包括心理輔導,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等內容,青年志愿者或社區工作者負責聯系并督促被附條件不人每月至少參加一次社區公益勞動。婦聯負責每月組織被附條件不人的家長參加一次“家長學校”,同時對被附條件不人的家長進行單獨訪談。被附條件不人戶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負責每月通過走訪街道辦事處、居委會、與被附條件不人談心等多種途經,了解、核實被附條件不人在考驗期間的表現。各方在考察期后均向檢察機關遞交考察報告,由檢察機關形成綜合考察報告,提交幫教委員會通過,并作為最終處理的依據。
2. 檢察機關牽頭負責模式(2008年至今)
2007年初,海淀區檢察院在公訴一處設立專門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案組,將本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歸口辦理。未檢組的成立,對試行附條件不制度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在妥善處理案件的基礎上,未檢組創新多項工作機制和幫教手段,如特別告權、分案、辦案引入心理輔導、開設家長課堂等,嘗試由檢察機關牽頭,跨部門合作聯合幫教模式,針對犯罪嫌疑人的不同特點和案件的具體情況,在附條件不所附條件及幫教手段方面,遵循基本程序與特別方式相結合的原則。
(1)基本程序召開幫教座談會。檢察官宣布附條件不考察決定,征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長、相關單位如學校、社區的意見。如果同意,則要求犯罪嫌疑人簽訂保證書,保證在考察期內接受檢察機關規定的各項幫教工作,要求家長、相關單位簽訂擔保書,保證按照規定開展各項幫教活動、進行監督。具體案件中,承擔幫教工作的主體有所不同:犯罪嫌疑人為在校生的,一般由學校和家長共同承擔幫教工作;犯罪嫌疑人有工作單位的,一般由工作單位和家長共同承擔幫教工作;犯罪嫌疑人無業的,則由社區和家長共同承擔幫教工作。如涉嫌搶奪的齊某是無業人員,檢察官邀請其所在社區的人大代表參加幫教會,參與幫教活動。
定期提交思想匯報。犯罪嫌疑人定期向檢察機關提交書面思想匯報,匯報近期的思想和生活情況。__犯罪嫌疑人為未成年人的,其家長定期向檢察機關匯報幫助教育情況。一般每月匯報一次。
接受專家心理輔導。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多源于心理問題,如不能正確對待挫折,不能有效管理情緒等;案發之后,未成年人普遍受到心理傷害。海淀區檢察院創設辦案引入心理輔導制度,邀請心理專家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一對一的心理輔導,必要時亦對家長進行心理輔導。如任某、王某尋釁滋事案,任某小時父母離婚,后父親去世,跟隨繼母生活,遭遇多重打擊的任某不思學業走入歧途;王某父親管教極嚴,案發后父子關系緊張。檢察官會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對嫌疑人及家長進行心理測試、箱庭療法,幫助建立正常的親子關系,樹立生活的信心。
(2)特別方式
家長課堂。家長是孩子的第一責任人。研究表明,家庭結構缺損、家庭教育失職、家庭不良行為,使家庭不能或不完全能給予子女起碼的情感滿足和必要的正常社會化教育,由此導致家庭中的青少年心理發展出現障礙、社會規范的內化產生偏離,這是直接或間接促成其性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進而使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4 〕海淀區檢察院創設“家長課堂”,聘請教育、心理專家為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長講授親子關系、青春期生理和心理、挫折之后信心重建等知識。檢察官事先下發“家長課堂調查表”,了解家長希望學習的知識,聘請專家有針對性制定課堂內容,采用講解與互動相結合的方式授課。課后家長填表反饋課堂效果。
參加公益活動。幫教單位除日常監管外,還組織考察對象參加公益活動。具體做法各有不同:有的學校組織參加抗震救災捐款儀式、唱響奧運歌詠比賽等,用時政教育犯罪嫌疑人;有的學校組織參加衛生大掃除、藍球比賽等;有的社區組織參加社區文明宣傳等。
(三)附條件不考察結果
《實施細則》規定,附條件不考察期為1個月至6個月。在試行的11件案件中,考察期為2個月至6個月不等。考察期滿后一周內,各方出具幫教材料,如學校說明考察內容及嫌疑人表現,心理專家出具心理矯治報告,檢察機關匯總作為處理案件的依據。
試行考察的15人中,除1人因認罪悔罪表現差被、2人尚在考察期之外,其余12人全部作相對不處理。附條件不考察制度,挽救了一些犯罪嫌疑人,使其避免貼著罪犯標簽生活,專業的幫教考察,使其重新融入社會開始新生活。如涉嫌尋釁滋事的犯罪嫌疑人王某,經過心理輔導、家長課堂之后,王某及父親都認識到溝通和鼓勵的重要,父親表示會繼續鼓勵兒子高考,兒子更加理解父親。又如幾名涉嫌尋釁滋事的成年大學生,家長整日嘆氣流淚,孩子也自覺抬不起頭,無法面對生活,通過專家引導,家長和學生都重新樹立信心,學生已恢復學業,家長亦學會幫助子女走出困境的方法。至今12名被不人均未再次出現不良行為。
二、附條件不制度的實踐效果及存在問題
(一)附條件不制度的實踐效果
1. 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使其更易回歸社會
未成年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其原有心理水平較低,在外在不良因素的作用和誘惑下,加上自身進行了一些違反道德和法紀的活動,獲得了體驗,逐步形成消極心理因素———不良的需要、興趣和世界觀,而走上犯罪道路。但消極因素并不能排除未成年犯罪人身上仍存在積極因素,只不過積極因素處于相對的劣勢,被消極因素掩蓋而已。檢察機關只要善于從未成年人消極的行為表現中,發現和培養這樣或那樣處于劣勢的積極因素或隱藏著的“閃光點”,并利用積極因素克服消極因素。這樣,未成年人就可__能逐步得到改造。〔5 〕
附條件不制度正是看到了未成年犯身上具有的積極因素,通過專家和檢察官的幫助教育,使其對自己的行為有更深刻的認識,對今后的人生有更好的規劃,不僅免于犯罪前科,而且更易回歸社會。試行附條件不的15人都通過考察教育,表現出良好的認罪悔罪態度,重新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涉嫌尋釁滋事的陳某寫道:“我現在又能上課學習了,這才是屬于我的生活,我會一步一個腳印走好人生的路,不再讓父母失望。”涉嫌搶奪的崔某,已高中畢業考入軍校繼續學業。
2. 更好地化解矛盾糾紛,重建和諧社會關系
2000年第十屆聯合國預防犯罪與罪犯待遇大會通過了《關于犯罪與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的維也納宣言》,明確提出恢復性司法的概念。恢復性司法強調消除仇恨,化解矛盾,使當事方都能夠不因犯罪和被害而影響融入社會重新生活和工作,建立公正、負責、講道德和有效率的刑事司法系統,真正促進經濟及社會發展和人民安全。
附條件不制度通過附加條件幫教考察,促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達成和解,更好地保護雙方權益,有利于化解矛盾糾紛,構建和諧社會。試行的11件案件雙方當事人都達成和解,被害人遭受的損害通過賠償、道歉等方式得以彌補,破壞的社會關系得到修復。
3. 真正實施區別對待,充分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明確要求。2006年最高檢工作報告明確指出:“堅持區別對待,該嚴則嚴,對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過失犯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當寬則寬”。最高檢在《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見》中又指出:“檢察機關在批捕、等各項工作中,都要根據案件情況,做到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適度”。
附條件不制度在試行過程中,對那些犯罪情節較輕、主觀惡性不大、不致再繼續危害社會、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進行幫教考察,使其認罪悔罪,積極賠償,取得諒解,實踐中多做出不決定,體現了寬嚴相濟中“寬”的一面。但對不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堅決不適用附條件不制度,對在考察期間心存僥幸、不思悔過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訴,體現了寬嚴相濟中“嚴”的一面。如崔某、許某搶奪案,許某在考察期內再犯盜竊罪,被提起公訴,而崔某能夠認罪悔過、積極賠償,后被作不處理。
(二)附條件不制度實踐面臨的問題
1. 附條件不制度的法律依據缺失
在該制度出現之初,附條件不制度的正當性即引起很大爭論。反對者認為,附條件不并無法律明確規定,是一種游離于刑事訴訟之外的“違法試驗〔6 〕。贊同者認為,附條件不制度是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應有之義〔7 〕。筆者認為,附條件不制度具有存在的法理依據和現實必要性,該制度進入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似已成定論。由于尚無明確規定,實務部門在作附條件不時畏手畏腳,影響該制度的探索與完善;另一方面,試行案件中的參與者對該制度不了解,對其合法性存有質疑,有違司法權威,降低了社會效果。
2. 附條件不與相對不難以區分
適用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相對不適用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而依據司法實踐,附條件不適用于可能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可見,附條件不與相對不都適用輕罪案件。但是具體個案應適用相對不還是適用附條件不,實__踐中難掌握。如竇某盜竊案〔8 〕,有人認為竇某是未成年人,盜竊數額不到兩千元,可直接作相對不;有人認為竇某是無固定職業的未成年人,不對其考察幫教無法保證不的效果;也有人認為,直接作相對不,能使犯罪嫌疑人及早從訴訟中解脫出來,而附條件不需要一段時間的考察幫教,案件周期較長,對犯罪嫌疑人特別是未成年人并不公平,不利于訴訟效率的實現。實踐中,檢察官對諸多像竇某這樣的案件存有困惑與疑問。附條件不和相對不的區別適用,無論在理論探討還是制度構建上,都有待推進。
3. 附條件不的主體范圍亟待確定
關于附條件不的主體范圍,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附條件不只能適用于未成年人〔9 〕,這是一種嚴格限定的主張;第二種觀點認為,附條件不作為刑事訴訟中的一項制度不應該有主體的限制,應該適用于所有人〔10〕,這是一種廣泛適用的主張;第三種觀點認為,附條件不制度主體不局限于未成年人,也不宜范圍過大〔11〕,這是一種折中說。《實施細則》采第一種觀點,實踐中的試行案件支持了第三種觀點。
4. 附條件不所附條件如何把握
在附條件不考察期內,設定一定條件,一方面給犯罪嫌疑人施加一定壓力,督促其改過自新,另一方面有利于檢察機關通過條件完成情況判定犯罪嫌疑人悔罪表現。但一般應附加哪些條件? 目前無統一標準,實踐中亦難把握。有學者提出下列條件: (1)書面悔過; ( 2)向被害人道歉; ( 3)對被害人損失作出賠償或補償; (4)向指定的公益團體支付一定數額的財物; (5)提供一定時間的公益勞動等。〔12〕11件試行案件中所附條件是:定期提交思想匯報;接受考察幫教(心理輔導、家長課堂、公益勞動等) 。可見,學界和實務界對附條件不所附條件在大體趨同的基礎上仍存差異,應盡快確立所附條件的整體范圍和統一標準。
5. 尚無專門的考察幫教機關
在試點過程中,考察幫教工作多為檢察機關牽頭,通過協議形式聯合學校、社區等共同進行。檢察官事必親為牽扯大量精力,影響幫教效果和工作效率。缺乏專門幫教機關,對于在校學生案發后轉學的,就無法落實幫教。占未成年犯罪多數的外來人員,因與本地社會聯系不緊密,沒有類似學校、家庭、社區等良好的幫教機關,更是被排除在附條件不的范圍之外,有違《刑法》中的公平原則。
三、附條件不制度的建立完善
(一)適用主體寬泛化
附條件不制度最初僅適用于未成年人,實踐中擴大適用到成年人。試點實踐中發現,對成年人適用附條件不同樣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本文認為,附條件不的適用主體不宜限定過嚴,只要犯罪情節較輕、主觀惡性不大,有良好幫教條件,無論未成年還是成年,均可適用。
主張適用主體寬泛化,依據在于,附條件不得以產生的法理基礎和制度原意并不要求限定主體范圍。首先,附條件不制度是便宜主義的體現,賦予檢察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權。〔13〕附條件不盡量不將輕罪嫌疑人交付審判,而代之以教育性考察措施,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益。其次,附__條件不制度體現了刑罰經濟的思想。〔14〕刑罰經濟要求防止自由刑適用帶來的不必要損害,盡量采用非剝奪自由的制裁方法,因而提倡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附條件不對輕罪嫌疑人實行開放的幫教考察,避免將通過考察的人移送、判處監禁刑,迎合刑罰經濟思想的主張。最后,附條件不制度充分體現了我國現行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可見,是否適用附條件不并非取決于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特定主體身份,而為是否符合適用條件。對符合條件的成年人適用附條件不更能體現便宜主義、刑罰經濟思想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
(二)檢察官主導下的個別化條件附加
附條件不制度在設計上,應以檢察官為主導,各部門通力配合,針對具體案情,由檢察官選擇有區別地附加條件,最大限度的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嫌疑人。《刑事訴訟法》對考察條件不宜規定過細,同時還需要完善配套機制來保障所附條件的有效落實。
為何以檢察官為主導? 檢察官在辦理附條件不案件時,要調查犯罪嫌疑人一貫表現,聽取被害人意見,全面考量案件情節。不同案件的附加條件必然不同,只有檢察官最了解案情,最有權決定附加哪些條件。
為何要個別化附加條件? 犯罪具有多因性,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社會原因,附加條件全面、有針對性,才能切實達到預防再犯的目的。大多青少年犯罪后,本人亦受精神傷害,心理疏導很有必要;有的青少年家庭關系冷漠,家長課堂可助家長正確與子女溝通,營造和諧家庭;有的青少年缺乏責任心,參加公益活動有助于其增加責任感和社會認同感。
(三)考察期不宜過長,建立跟蹤回訪制度
考察必然需要時間。適用附條件不的案件事實簡單,情節較輕,故考察期限不宜過長。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對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12個月。從司法實踐和訴訟經濟考慮,認為考察期規定為2個月至6個月為宜,試點的11件案件的考察期均在這個時間段內。考察期滿作相對不決定后,應建立跟蹤回訪制度。
由于現實條件所限,海淀區檢察院目前并無跟蹤回訪機制〔15〕,無法及時反饋被不人適用幫教措施后是否表現良好、是否再次違法犯罪的信息,不能依此審視幫教考察工作的質量,發現問題,改進工作。本文認為,應盡快建立涉案未成年人信息檔案,建立跟蹤回訪制度。在一定時間后向青少年所在學校、社區了解其表現,發現不良行為及時矯治,對矯正后5年內的表現評估跟進。
(四)盡快整合社會力量,建立健全幫教組織
在附條件不幫教過程中,檢察機關的定位應為牽頭組織者,而非具體幫教機關。一方面檢察機關沒有權限,另一方面檢察官不具備專業知識。江浙的檢察機關通過和共建單位簽署協議,建立不同的幫教形式:對學生,交由共建學校幫教;對無業人員,交由共建企業幫教;對有職業者,交其單位幫教,是非常好的做法。海淀區檢察院四方幫教委員會模式亦是一種有益探索。
本文就建立健全幫教組織有兩點建議:其一,應爭取國家公權力支持。檢察機關聯合公安、司法、街道、教委、婦聯、團委等部門,建立多部門聯合幫教的長效機制。其二,應重視社會公共資源的支出。近年來我國出現不少關注青少年的團體,如南京的誠愛基地、北京的青蘋果之家,雖然與西方發達的社會團體相比,我國的此類團體在數目、規模、功能上相去甚遠,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類似團體將大量涌現,待條件成熟后,可交由這些團體系統組織策劃考察幫教工作。
(五)建立監督救濟機制
任何缺乏約束的制度都是不完善的。為防止附條件不決定權濫用,可考慮在立法上規定犯罪__嫌疑人、被害人的權利和公安機關的權利,在程序上對該制度起到制約作用。主要內容如下:
1. 犯罪嫌疑人的權利
人民檢察院在做出附條件不決定前,必須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未成年人,應當征詢其法定人的意見。有辯護律師的,要聽取律師的意見。人民檢察院在做出附條件不決定后,應當公開宣布,說明理由、所附條件、考察期限等,告知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并征詢其意見。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適用附條件不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或者不的決定。
2. 被害人的權利
有被害人的案件,應將上述情況同等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附條件不決定的,可以在收到附條件不決定后七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此外,應允許被害人參與考察,隨時向幫教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考察情況。
3. 公安機關的權利
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決定附條件不的,應將附條件不起決定書送達公安機關。公安機關認為嫌疑人、被害人的權利和公安機關的權利,在程序上對該制度起到制約作用。
主要內容如下:
1. 犯罪嫌疑人的權利
人民檢察院在做出附條件不決定前,必須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未成年人,應當征詢其法定人的意見。有辯護律師的,要聽取律師的意見。人民檢察院在做出附條件不決定后,應當公開宣布,說明理由、所附條件、考察期限等,告知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并征詢其意見。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適用附條件不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或者不的決定。
2. 被害人的權利
有被害人的案件,應將上述情況同等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附條件不決定的,可以在收到附條件不決定后七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此外,應允許被害人參與考察,隨時向幫教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考察情況。
3. 公安機關的權利
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決定附條件不的,應將附條件不起決定書送達公安機關。公安機關認為附條件不決定不當的,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 注：
〔1 〕 附條件不是我國實踐先行的一項司法改革創舉。從理論研究、實踐試點到制度設計,該制度一直伴隨著較大爭議,爭議的焦點之一是名稱問題。國內各地檢察機關在用詞上出現了緩予、暫緩、暫緩不、附條件不等不同稱謂。本文以附條件不為題,一是著眼點在于該項制度在刑事訴訟法中的地位設計,附條件不介于和相對不之間,在制度設計上應當屬于不的一項重要內容;二是考慮到盡管各地用詞不同,但該項制度的本質內容是一致的,學界對名稱問題的研究甚多,本文立足實證研究,走出概念的泥沼,探討該制度的構建完善之策。
〔2 〕梁慧星:《民法總論》[m ]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頁。
〔3 〕海淀區檢察院從2000年開始在公訴一處設立未檢組,負責辦理未成年人普通刑事案件,但由于公訴一處、二處案件類型的人為分流,此時未檢組并非辦理所有的有未成年人參與犯罪的案件。2007年初,根據最高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專門辦理制度的要求,未檢組仍舊設立在公訴一處,但負責辦理全院所有的有未成年人參與犯罪的案件,徹底實現了未成年案件專業化辦理。
〔4 〕王娟:《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環境因素及其矯正》[ j ] ,《理論導刊》2007年第8期。
〔5 〕羅大華、石起才:《青少年犯罪心理學》[m ]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 - 353頁。
〔6 〕沈春梅:《暫不不宜推行》[ j ] ,《人民檢察》2003年第5期。
〔7 〕張澤濤:《規范暫緩- 以美國緩制度為借鑒》[ j ] ,《中國刑事法雜志》2005年第3期。
〔8 〕竇某(男, 17歲,無業)伙同另外兩名未成年人盜竊一輛摩托車,價值1978元,在轉移贓物時被查獲。
〔9 〕謝雙:《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建立暫緩制度》[ j ] ,《天府新論》2006年第12期。
〔10〕洪道德:《改免予為暫緩》[ j ] ,《法學研究》1989年第2期。
〔11〕楊誠、單民:《中外刑事公訴制度》[m ]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頁。
〔12〕陳光中、張建偉:《附條件不:檢察裁量權的新發展》[ j ] ,《人民檢察》2006年第4期。
〔13〕王雪琴:《暫緩制度研究》[d ] ,山東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第7頁。
一、社區矯正的價值
對于民眾來說，社區矯正是一個全新的理念，是一個源于英美法系國家的舶來概念。社區矯正是20世紀西方國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聯合國預防與控制犯罪組織予以肯定與倡導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矯正罪犯的制度與方法。主要做法就是傾注全社會力量，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即所謂不需要監禁(指罪行比較稍微、不致危害社會)或不再需要繼續監禁(在獄中表現較好、已夠保釋條件、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它所采用的是開放型的、更注重改造效果的改造方式。這一改造方式，較之傳統刑罰執行模式，具有較大的社會優越性，社會價值明顯。
（一）以人為本價值取向明顯
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價值目標，也是現代刑法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以人為本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任何一個人都作為人來看待。罪犯也是人，也有其人格的尊嚴，也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對于犯罪人的關懷不再是一種恩惠，而是法制國家一項義務性的社會任務，是和諧社會的一項基本要求。
1、社區矯正體現了一種寬容精神。寬容是刑罰人道化的重要標志，房龍認為，無論是人類思想史，還是刑罰史，都是為寬容而斗爭的歷史。[1]對實施了行為的罪犯，國家和社會并不拋棄他們，而是給予他們重返社會的希望和機會，并且為罪犯的矯正營造寬容的社會氛圍，使矯正對象在寬容中感受人性關愛。而和諧的社會關系正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寬容上。
2、社區矯正體現了人性關愛的理念。罪犯盡管危害了社會，被判罪服刑，但他也有與正常人一樣的需求和情感，社區矯正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罪犯的需求和情感。一是社區矯正滿足了罪犯渴望自由的需求。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之一，也是其他方面的權利存在的基礎。在市場經濟社會，個人的獨立與自由是市場交換的基礎，個人自由具有空前的價值。這一點對罪犯也適用。社區矯正是在社區環境中對罪犯進行監管和矯治，罪犯并不脫離正常的社會生活，與監禁矯正相比，具有較大的自由度。二是社區矯正滿足了罪犯的情感寄托。罪犯假如被判刑入獄，就無法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導致家庭生活殘缺，婚姻關系名存實亡。而社區矯正使罪犯保持健全的家庭生活和穩定的婚姻關系，從而使其情感需求得到了滿足，促使罪犯更加珍惜家庭的溫馨，承擔起自己對家庭應負的責任。這反過來有利于維護罪犯的婚姻和家庭穩定，減少家庭矛盾，并能在生活上兼顧到家庭，提高他們對家庭的親和力，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從而加速罪犯的自我改造。
3、社區矯正以罪犯的復歸社會為終極目標。我國學者指出，行刑人道主義的最高層次是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發展，實現其作為人的價值。[2]以人格矯正為前提、罪犯復歸社會為目標的社區矯正制度，集中體現著行刑的人道價值。一是社區矯正的實施可以讓罪犯繼續保持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系，有利于塑造罪犯的“公民人格”。犯罪學的研究表明，犯罪人的家庭和社會資源，是幫助犯罪人改過自新的重要支持系統，是任何其它力量都不能取代的改造力量。二是社區矯正可以避免監禁矯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避免“監獄化”人格的出現。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Sykes指出監禁刑會給受刑人帶來五大痛苦：自由之剝奪、物質與接受服務之剝奪、異性關系之剝奪、自主性之喪失和安全感之剝奪。[3]這些痛苦對服刑犯的人格和自我價值感構成巨大的威脅，極易造成自律力萎縮、意志力喪失等“監獄化”人格現象。過度地使用懲罰手段，還可能會使犯罪人放棄改過遷善的機會。因此，罪犯的監獄化是同罪犯的再社會化相抵觸與背棄的過程，對罪犯人格的塑造和重返社會目標的實現起著阻滯作用。而在社區矯正的罪犯不會受到監獄環境的感染，健全的家庭生活，穩定的就業，正常的休閑活動，加上適度的社會監督，可以較好地矯正罪犯的人格，從而使罪犯順利地融入社會，實現再社會化的目標。
（二）效益價值突出
一是有利于為國家節約大量的財政資源。開展社區矯正，既有利于監獄集中人力、財力和物力矯正那些只有在監禁條件下才能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針對性地對那些不需要監禁的罪犯在社區中實施社會化教育，還可以防止嚴重犯罪分子與其他罪犯之間的交叉感染，提高對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資源，減少行刑的成本。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財政資源并不寬裕，用錢地方甚多，不應忽視行刑的經濟性，即在行刑中以最小的投入來獲得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會效益，使刑罰執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監禁刑的行刑成本要比非監禁刑的行刑成本高得多。根據2000年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監獄共超押罪犯24萬人，而關押改造一個罪犯的年費用也已達到7266元，這差不多相當于一個大學生一年的開銷。[4]目前，監獄擁擠問題非常嚴重，給監獄的治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帶來巨大的困難，致使有限的監獄經費入不敷出，包袱越背越重，遠遠不能滿足監獄建設和發展的正常需要，迫使監獄偏離自身的性質而過度地追求創收。這種現狀既造成國家財政資源的不合理使用，也降低了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質量。無疑，社區矯正將是有效緩解監獄壓力的重要途徑，是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的最有效辦法。
二是有利于解決服刑人員的經濟困難。一般來說，監獄往往只注重安全和秩序，服刑人員在獄中學到的在社會上生存所需的勞動技能非常有限，而且在刑罰強制的條件下，服刑人員被迫接受教育的效果通常是十分消極的。他們長期在高墻內生活，與外部世界相隔離，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獨立動手能力乃至謀生能力較差，這對其本人日后的生活和整個家庭都可能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由于實行社區矯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其盡可能多地接觸社會、了解社會，有利于他們早日融入社會。假如改造好了，則可以達到人性的復歸，學到有用的知識，培養勞動技能，打好生活基礎。通過社區矯正，可以使其在社會上從事正當的職業并獲得報酬，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并且能為家庭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解決家庭生活上的困難，增強家庭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
二、現階段社區矯正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社區矯正工作正處于試點摸索階段，從各地試點情況看，社區矯正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們對社區矯正熟悉上的偏差、相關法律滯后等因素，嚴重制約著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
（一）民眾對社區矯正難于認同
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中，“罪犯”就意味著“坐牢”(監禁)，認為只有把犯罪人關在監獄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擔心把犯罪人放在社會上不保險，輕易造成治理失控或者犯罪人會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認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卻仍然留在社會上就等于沒有受到刑罰處罰，或最起碼是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種觀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區矯正的實施過程中，一些群眾表現出過度的憂慮、懼怕，盡量避免與服刑人員接觸，這給社區矯正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二）適用的對象過少
我國長期以來都以執行監禁刑罰為主，非監禁刑罰為輔，對于非監禁刑罰的適用還處于非常薄弱的階段。目前適用社區矯正的情況包括三種刑罰和兩種刑罰執行措施。三種刑罰指管制、緩刑、剝奪政治權利，兩種刑罰執行措施指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然而在實踐中，對于管制刑的適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緩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等的適用對象和條件上規定得又過于抽象和苛刻，導致實踐中難以執行，適用的比率非常低。據統計，2000年全國各級法院被判處刑罰的罪犯總數為646431人，其中被判處管制的為7822人，占1.21%，判處緩刑的占15.85%。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罪犯予以假釋的適用率僅為1.63%，在2001年監外執行的罪犯占在押犯總數的比率僅為1.83%。[5]實踐中，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非常少，這就使社區矯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在這種情況之下，充分發揮社會資源，促使罪犯早日回歸社會，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樣化等一系列目標，都將難于達到。
（三）現行的法律規定滯后
在現行法律規定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現實社會的發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關緩刑、假釋的法律規定過于嚴格。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可見法律對緩刑適用規定上，沒有對緩刑的適用主體和行為條件予以明確規定。這就造成了司法機關在適用緩刑時，沒有確切的參考依據，從而在司法實踐中較少適用緩刑的刑罰。另外，緩刑適用對象的范圍為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緩刑的適用量，反映了刑罰執行制度上傾向于監禁刑罰，盡量減少適用非監禁刑罰的刑罰思想。立法及司法機關對于假釋的適用也同樣采用慎重的態度。如對于因殺人、爆炸、搶劫、****、綁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將無法通過假釋這一法律途徑盡早回歸社會。此外，在適用假釋時，“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危害社會”作為實質性條件，其實為軟性條件，缺乏考察、評定和檢驗的標準，造成實踐中不易操作。從而在決定假釋時，出于保障社會安全與穩定，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考慮，假釋決定機關將會采取盡量不適用假釋的做法，這樣就不用承擔失察等責任。
（四）社區矯正工作僅流于監控，矯正、教育及執行刑罰的嚴厲性不足
現行矯正制度包括了電話報到、思想匯報、談話教育、學習培訓、公益勞動、請銷假制度等，在理論上基本涵蓋了社區矯正的工作內容，但在具體實施中卻受到各種制約。由于場地、經費、人力資源嚴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顧慮，
集中學習培訓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公益勞動的時間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區矯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現為報到、談話及走訪，由此，矯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無法實現較高矯正水平的“教育”和“矯正”。
而且，社區矯正的本質是非監禁的刑罰執行活動，這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基礎。但在實踐中這種刑罰執行的性質經常被有意無意地淡化，存在著隨意性，偏離了法律的軌道。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現行法律法規的不健全，許多矯正規定尚以規定、細則、辦法的形式出現，沒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矯正部門在執行中存在束手束腳的現象。二是在矯正工作的對外宣傳中強調其人性化的一面較多，強調刑罰執行的嚴厲性的一面較少，使不了解社區矯正工作的受眾產生了片面的誤解。三是矯正工作開展前，緩刑、假釋罪犯在由公安機關監督執行時確實比較松散，在重新規范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碰到不理解和阻礙。四是部分社區服刑人員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種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區矯正工作權威性不足的問題，部分社區服刑人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響，也成為目前社區矯正工作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五）社區矯正組織不健全，社區矯正層面單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矯正網絡
根據我國現行刑事法律的規定，對于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適用社區矯正的罪犯，在其刑罰執行時均由公安機關代為治理。但是，由于公安機關本身肩負著維持社會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偵查等重大任務，在警力已經不足的情況下，還要對社區矯正人員予以監管改造，就顯得力不從心。實踐中公安機關僅做到對文件和檔案材料上的把關和落實，對于社區矯正的教育轉化、心理矯正、監督治理等重要工作內容就處于落空狀態。而且，目前在試點過程中，社區矯正工作在吸納社會志愿者、組建專業心理矯治隊伍、社區力量幫教方面尚處于構思起步階段。這樣在工作中就極易因沒有統一的社區矯正機構和配套的社區矯正體制而出現互相推諉和責任不到位的情況。此外，社區矯正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專業矯正人員少，也直接影響了社區矯正制度作用的發揮。
三、完善社區矯正工作的對策
（一）擴大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
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涉及到把什么樣的罪犯放到社區中執行刑罰的問題。從有利于社會穩定，增添社會和諧因素的角度考慮，筆者認為，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及范圍至少應包括四類:一是未成年犯。對于犯罪的、必須處以刑罰的未成年人，應該優先考慮使用社區矯正刑，尤其是對于那些罪行較輕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輕罪犯。對于罪行較輕的、社會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等可以使用社區矯正刑。具體范圍可以考慮將原《刑法》所規定的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增加使用社區矯正刑的刑罰方式。三是過失犯。過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實施的，其主觀惡性程度一般不會太大，將他們放在社會上服刑改造，一般不會再危害社會。使用社區矯正刑這一刑罰方式，更有利于他們的改過自新。四是老、弱、病、殘、孕犯。各國刑法一般都認為，刑事責任因其責任能力的減弱而有所減輕，應當或者可以從寬處罰;同時還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決非報復，而非凡預防重于一般預防，裁量刑罰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適當考慮一般預防的需要。作為犯罪者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較小，因而其承擔刑事責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細化緩刑、假釋的適用條件
我國刑法規定的緩刑、假釋適用的實質性條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該規定過于原則，彈性過大，未提供具體的評判標準，不利于緩刑、假釋的準確適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法官和監獄在緩刑和假釋適用上傾向于保守立場，從而影響了緩刑、假釋的適用率。為此，應對“悔罪表現”進一步細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歸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罪行，主動檢舉、揭發他人的犯罪事實，采取積極措施避免或減少犯罪造成的損失，積極退贓，積極對受害人進行民事賠償等，都可視為悔罪的具體表現。或者將假釋的實質性條件修改為：在服刑期間認罪悔罪、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學習和勞動、一貫表現良好的，或者年老體弱、喪失作案能力的等等，從而為緩刑和假釋的適用提供一個可操作性的實質要件。另外，從促進犯罪人改過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會化橋梁這一目標出發，我國刑事立法應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對執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慮適用法定假釋，即對于在監獄執行了大部分時間的刑罰以后，由法律規定予以附重要任務的釋放。
為了保證緩刑、假釋的適用效果，還有必要建立我國的罪犯判決前的人格調查制度，即對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貫表現、家庭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以對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進行系統的評估，從而通過這種猜測評估來確定是否能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和假釋。緩刑、假釋等社區刑罰的適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猜測水平的限制，而提高猜測結果的準確性又有賴于建立科學的人格調查制度。當然，由于社區矯正是將罪犯放在開放的社區執行刑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給社會治安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因此，在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的同時，必須審慎進行，切不可盲目適用，以避免出現社區矯正的濫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義務性的規定
為了避免社區矯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現管制刑遭遇“滅頂”的風險，對社區矯正應該注重通過一些禁止性或義務性的規定去落實對服刑人員的改造。如英國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進行無償的從40小時到240小時不等的社區工作即“社區服務”，或者要求服刑人員在宵禁期間不得進入某一特定的場所，或要求其在晚間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6]。我國的社區矯正也可以考慮增加對服刑人員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規定，如在一定條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場所或與特定人員來往，以減少犯罪誘發因素。同時可增設一些義務性規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賠償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損失、參加職業教育或職業培訓、積極承擔家庭撫養費用等等。這樣，不僅使刑罰的力度加大，同時還可以強化社會正義感，贏得公眾對社區矯正工作的認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體的社區矯正網絡
罪犯的矯正離不開社區，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必須以社區力量為依托。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建立起廣泛吸納社區人力、物力資源的立體社區矯正網絡。社區矯正網絡從結構上可以分為三級，第一級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執行主體，具體包括政法委統一領導，司法局組織實施，法院、檢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監獄治理局等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司法所具體執行的一整套矯正執行機關，這些機構是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主體。第二級是為矯正工作提供專業協助的機構和個人，包括為矯正對象提供職業培訓、心理咨詢和矯正等方面的專業協助。他們不是矯正機關的組成部分，但通過協議的方式與矯正機關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第三級是具有社會責任感自愿為社區矯正工作提供無償服務的社區志愿者。只有組建起這三級組織，才能形成一個強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區矯正網絡。要在第一級組織高效運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二、三級組織的作用。要非凡注重培育村級組織，充分發揮社區居委會、居民小組在監控服刑人員行動上的便利作用，為司法所將工作重心從監控轉向教育和矯正提供條件。
通過組建矯正網絡，實現地區資源共享，實現政府主導下的矯正機關與專業機構、人員的合作關系，由專業機構提供服務，矯正機關按勞付酬，實現共生和雙贏的局面。
（五）改進矯正方式，豐富教育手段
改進現階段矯正手段單一、效果不顯著的現狀，做到四個結合。一是個別教育與分類集體教育相結合，既堅持針對服刑人員的個性心理特征開展個別教育，又針對同一犯罪類型服刑人員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開展多種形式的集體教育，如進行相關法律知識學習、社會實踐等，以節約資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專職教育與兼職教育相結合，矯正工作者作為執行主體，是專職矯正人員，對矯正全過程進行統籌規劃，制定矯正方案，確定階段矯正目標；兼職是指與矯正機關達成合作關系的專業機構、社區組織和社會志愿者階段性地參與矯正工作，在一些專業領域提供服務，在專業矯正隊伍沒有完全形成體系前，彌補其專業領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相結合，在堅持法規、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時，盡快建立起從接收到解矯前階段全面的心理輔導和診療機制，包括開展心理健康講座、定期進行心理測試、進行一對一的心理咨詢和矯正，開展各種形式的輔助治療等，盡快消除服刑人員的犯罪心理，矯正各種不健康的心理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歸社會。四是課堂式教育與互動式教育相結合，在矯正工作者采取主動的談話教育、課堂教育之外，開展形式多樣的互動教育，使服刑人員參與進來，通過直觀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組織管制、緩刑犯參觀監獄、未成年人管教所，與監獄服刑人員座談，使其感受法律的威嚴，加強服刑意識、規范意識。開展社會公益活動，通過他人的肯定和認同增強服刑人員的社會責任感。
（六）暢通渠道，加強協作
加強溝通協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矯正機關對罪犯實施矯正的判決或裁定參與意見。以假釋為例，社區矯正組織通過調查罪犯服刑期間表現、走訪罪犯家庭和社區、與罪犯面談等方式，形成對該名罪犯是否適于社區矯正的意見，在監獄向法院提交假釋建議書的同時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礎上最終作出假釋裁定。這樣，矯正組織在矯正前就對罪犯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隨著矯正工作的深入開展，矯正機關還可在對管制、緩刑類服刑人員判決前向法院提交參考意見。這樣的優點是：作為法院和監獄，只能根據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作出判決或裁定，而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罪犯的成長背景、家庭環境、社區意見等進行調查走訪，而矯正機關可利用基層矯正網絡進行比較全面的調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適合社區矯正的結論，為法院正確地判決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保證適合的服刑人員進入社區，提高社區矯正質量。二是在矯正過程中各司法所與監獄建立協作關系。如針對目前各區縣普遍反映的剝權類服刑人員難以治理的問題，可在矯正責任人與罪犯原服刑監獄干警間建立直接聯系，矯正工作者可從監獄干警處直接獲取許多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經驗，對于重點服刑人員的治理可起到較大的幫助作用。此外，提高矯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養一個成熟的社區等都是開展社區矯正必不可少的條件。
（七）加強社區矯正的正面宣傳，打消人民群眾的顧慮對于人民群眾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要注重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正面宣傳，從思想觀念上，消除人民群眾對這一刑罰執行方式的顧慮。在宣傳時，可以向群眾講清楚社區矯正的對象是經過司法部門按照嚴格的標準予以篩選和鑒別，已經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區矯正組織的嚴密監控下執行刑罰的。假如服刑人員在社區矯正過程中，有違反社區矯正制度的行為，如危害小區居民的生活秩序、脫逃等情況，那么就要執行監禁矯正的刑罰措施。當然，在宣傳時，應當實事求是，不宜夸大宣傳，要切合實際，以人民群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結束語
開展社區矯正，是民主與法制建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方式，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社區矯正的本質就在于對犯罪人進行治理、修復，為犯罪人架起再社會化的橋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質量的好壞，他們走向社會之后是否真正認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關系到社會及公眾的安全，進而影響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進程。因此，我們應該正確熟悉社區矯正在矯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進矯正制度，不斷改革完善社區矯正制度，使社區矯正在中國產生強大的生命力。
注釋：
[1]劉保民，張慶斌，《監獄行刑人道化問題研究》，載《犯罪與改造研究》，2004，（2）：49-54。
[2]陳士涵，《人格改造論》（下卷）北京：學林出版社，2001。
[3]周國強，《國外社區矯正的理論基礎及其發展評估》，載于《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47-52。
[4]曹云飛，武玉紅，楊一寧，《試論我國的社區矯正》，載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5卷第3期。
